正文 漢學研究所 文 / 季羨林
章用一家走了，1937年到了，我的交換期滿了，是我應該回國的時候了。然而，國內「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我的家鄉山東濟南就被日軍佔領，我斷了退路，就同漢學研究所發生了關係。
這個所的歷史，我不清楚，我從來也沒有想去研究過。漢學雖然也屬於東方學的範疇，但並不在高斯－韋伯樓東方研究所內，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一座大樓裡面。樓前有一個大草坪，蓋滿綠草，有許多株參天的古橡樹。整個建築顯得古穆堂皇，頗有一點氣派。一進樓門，有極其寬敞高大的過廳，樓梯也是極寬極高，是用木頭建成的。這裡不見什麼人，但是打掃得也是油光珵亮。研究所在二樓，有七八間大房子，一間所長辦公室，一間課堂，其餘全是藏書室和閱覽室。這裡藏書之富頗令我吃驚。在這幾間大房子裡，書架從地板一直高達天花板，全整整齊齊地排滿了書，中國書和日本出版的漢籍，佔絕大多數，也有幾架西文書。裡面頗有一些珍貴的古本，我記得有幾種明版的小說，即使放在國內圖書館中，也得算做善本書。其中是否有海內孤本，因為我對此道並非行家裡手，不敢亂說。這些書是怎樣到哥廷根來的，我也沒有打聽。可能有一些是在中國的傳教士帶回去的。
所長是古斯塔夫·哈隆(GustavHaloun)教授，是蘇台德人，在感情上與其說他是德國人，毋寧說他是捷克人。他反對法西斯，自是意內事。我到哥廷根後不久，章用就帶我來看過哈隆。在過去二年內，我們有一些來往，但不很密切。我交換期滿的消息，傳到了他的耳朵裡，他主動跟我談這個問題，問我願意不願意留下。我已是有家歸不得，正愁沒有辦法。他的建議自然使我喜出望外，於是交換期一滿，我立即受命為漢文講師。原來我到漢學研究所來是做客，現在我也算是這裡的主人了。
哈隆教授為人親切和藹，比我約長二十多歲。我到研究所後，我仍然是梵文研究所的博士生，我仍然天天到高斯－韋伯樓去學習，我的據點仍然在梵文研究所。但是，既然當了講師，就有授課的任務，授課地點就在漢學研究所內，我到這裡來的機會就多了起來，同哈隆和他夫人見面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我們終於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也可以說是忘年交吧。哈隆雖然不會說中國話，但漢學的基礎是十分雄厚的。他對中國古代文獻，比如《老子》、《莊子》之類，是有很高的造詣的。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戲，講起來頭頭是道，頗有一些極其精闢的見解。他對古代西域史地鑽研很深，他的名作《月氏考》，蜚聲國際士林。他非常關心圖書室的建設。聞名歐洲的哥廷根大學圖書館，不收藏漢文典籍，所有的漢文書都集中在漢學研究所內。購買漢文書籍的錢好像也由他來支配。我曾經替他寫過不少的信，給中國北平琉璃廠和隆福寺的許多舊書店，訂購中國古籍。中國古籍也確實源源不斷地越過千山萬水，寄到研究所內。我曾特別從國內訂購虎皮宣，給這些線裝書寫好書籤，貼在上面。結果是整架的藍封套上都貼上了黃色小條，黃藍相映，閃出了異樣的光芒，給這個研究所增添了無量光彩。
因為哈隆教授在國際漢學界廣有名聲，他同許多國家的權威漢學家都有來往。又由於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藏書豐富，所以招徠了不少外國漢學家來這裡看書。我個人在漢學研究所藏書室裡就見到了一些世界知名的漢學家。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Waley)，他以翻譯中國古典詩歌蜚聲世界。他翻譯的唐詩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國詩選》。這一部《詩選》有點像中國的《唐詩三百首》之類的選本，被選入的詩都是久有定評的不朽名作。韋利翻譯的中國唐詩，居然能置身其間，其價值概可想見了，韋利在英國文學界的地位也一清二楚了。
我在這裡還見到了德國漢學家奧托·馮·梅興－黑爾芬(OttovonMnchen－Helfen)。他正在研究明朝的制漆工藝。有一天，他拿著一部本所的藏書，讓我幫他翻譯幾段。我忘記了書名，只記得紙張印刷都異常古老，白色的宣紙已經變成了淡黃色，說不定就是明版書。我對制漆工藝毫無通解，勉強幫他翻譯了一點，自己也不甚了了。但他卻連連點頭。他因為鑽研已久，精於此道，所以一看就明白了。從那一次見面後，再沒有見到他過。後來我在一本英國雜誌上見到他的名字。此公大概久已移居新大陸，成了美籍德人了。
可能就在「七·七事變」後一兩年內，哈隆有一天突然告訴我，他要離開德國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教授了。他在德國多年鬱鬱不得志，大學顯然也不重視他，我從沒有見到他同什麼人來往過。他每天一大早同夫人從家中來到研究所。夫人做點針線活，或看點閒書。他則伏案苦讀，就這樣一直到深夜才攜手回家。在寂寞淒清中，夫婦倆相濡以沫，過的幾乎是形單影隻的生活。看到這情景，我心裡充滿了同情。臨行前，我同田德望在市政府地下餐廳為他餞行。他以極其低沉的聲調告訴我們，他在哥廷根這麼多年，真正的朋友只有我們兩個中國人!淚光在他眼裡閃動。我此時似乎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他被迫去國，丟下他慘淡經營的圖書室，心裡是什麼滋味，難道還不值得我一灑同情之淚嗎?後來，他從英國來信，約我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教。我回信應允。可是等到我於1946年回國後，親老，家貧，子幼。我不忍心再離開他們了。我回信說明了情況，哈隆回信，表示理解。我再沒有能見到他。他在好多年以前已經去世，歲數也不會太大。一直到現在，我每想到我這位真正的朋友，心內就悲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