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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犧牲 文 / 老捨

    言語是奇怪的東西。拿差別說,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些特殊的詞彙。只有某人才用某幾個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這整個的人,你決不能瞭解這幾個字。我認識毛先生還是三年前的事。我們倆初次見面的光景,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不懂他的話,所以十分注意地聽他自己解釋,因而附帶地也記住了當時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話,可不是因為他不會說國語。他的國語就是經國語推行委員會考試也得公公道道的給八十分。我聽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話寫一篇小說,極精美的印出來,我一定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註解。

    那正是個晴美的秋天,樹葉剛有些黃的;蝴蝶們還和不少的秋花遊戲著。這是那種特別的天氣:在屋裡吧,作不下工去,外邊好像有點什麼向你招手;出來吧,也並沒什麼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覺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這麼進退兩難,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飛到那藍色的空中去;繼而一想,飛到那裡又幹什麼呢?立起來,又坐下,好多次了,正像外邊的小蝴蝶那樣飛起去又落下來。秋光把人與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樣好了。

    最後,我決定出去看個朋友,彷彿看朋友到底象回事,而可以原諒自己似的。來到街上,我還沒有決定去找哪個朋友。天氣給了我個建議。這樣晴爽的天,當然是到空曠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學去找老梅,因為大學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園。

    從樓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裡呢:他屋子的窗戶都開著,窗台上還曬著兩條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聲,他登時探出頭來,頭髮在陽光下閃出個白圈兒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連蹦帶跳地上了樓。不僅是他的屋子,樓上各處的門與窗都開著呢,一塊塊的陽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覺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門口迎接我。他蹋拉著鞋片,穿著短衣,看著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沒有功課。

    「好天氣?!」我們倆不約而同的問出來,同時也都帶出讚美的意思。

    屋裡敢情還另有一位人呢,我不認識。

    老梅的手在我與那位的中間一拉線,我們立刻鄭重地帶出笑容,而後彼此點頭,牙都露出點來,預備問「貴姓」。可是老梅都替我們說了:「——君;毛博士。」我們又彼此滋了滋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著窗,斜向屋門立著;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不是他們倆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這位博士,我想。

    一邊和老梅閒扯,我一邊端詳這位博士。這個人有點特別。他「全份武裝」地穿著洋服,該怎樣的就全怎樣,例如手絹是在胸袋裡掖著,領帶上別著個針,表鏈在背心的下部橫著,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像穿過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顯然是曾經換過掌兒。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像是為誰許下了願,發誓洋裝三年似的;手絹必放在這兒,領帶的針必別在那兒,都是一種責任,一種宗教上的條律。他不使人覺到穿西服的洋味兒,而令人聯想到孝子扶杖披麻的那股勉強勁兒。

    他的臉斜對著屋門,原來門旁的牆上有一面不小的鏡子,他是照鏡子玩呢。他的臉是兩頭翹,中間窪,像個元寶筐兒,鼻子好像是睡搖籃呢。眼睛因地勢的關係——在元寶翅的溜坡上——也顯著很深,像兩個小圓槽,槽底上有點黑水;下巴往起翹著,因而下齒特別的向外,彷彿老和上齒頂得你出不來我進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說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可又不怎麼帶勁。脖子上安著那個元寶腦袋,腦袋上很負責地長著一大堆黑頭髮,過度負責地梳得光滑。

    他照著鏡子,照得有來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賞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別。他是背著陽光,所以臉的中部有點黑暗,因為那塊十分的低窪。一看這點窪而暗的地方,我就趕緊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陰了天。這位博士把那麼晴好的天氣都帶累得使人懷疑它了。這個人彆扭。

    他似乎沒心聽我們倆說什麼,同時他又捨不得走開;非常地無聊,因為無聊所以特別注意他自己。他讓我想到:這個人的穿洋服與生活著都是一種責任。

    我不記得我們是正說什麼呢,他忽然轉過臉來,低窪的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兒,彷彿向心裡找點什麼。及至眼又睜開,他的嘴剛要笑就又改變了計劃,改為微聲歎了口氣,大概是表示他並沒在心中找到什麼。他的心裡也許完全是空的。「怎樣,博士?」老梅的口氣帶出來他確是對博士有點不敬重。

    博士似乎沒感覺到這個。利用歎氣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噗!」彷彿天氣很熱似的。「犧牲太大了!」他說,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腳伸出很遠去。

    「哈佛的博士,受這個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開心呢。

    「真哪!」博士的語聲差不多是顫著:「真哪!一個人不該受這個罪!沒有女朋友,沒有電影看,」他停了會兒,好像再也想不起他還需要什麼——使我當時很納悶,於是總而言之來了一句:「什麼也沒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樣窪,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淚來;他千真萬確地是很難過。

    「要是在美國?」老梅又幫了一句腔。

    「真哪!哪怕是在上海呢:電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電影,大概他心裡沒什麼了。我想。我試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戲好啊,倒可以看看。」他楞了半天才回答出來:「聽外國朋友說,中國戲野蠻!」

    我們都沒了話。我有點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議去洗澡;城裡新開了一家澡堂,據說設備得很不錯。我本是約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聲,他既是在這兒,況且又那麼寂寞。

    博士搖了搖頭:「危險哪!」

    我又糊塗了;一向在外邊洗澡,還沒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裡多麼髒!」他似乎很害怕。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國,只有上海。

    「此地與上海不同,」我給他解釋了這麼些。

    「可是中國還有哪裡比上海更文明?」他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順眼——嘴差點碰到腦門,鼻子完全陷進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國?」老梅是有點故意開玩笑。「真哪!」博士又鄭重起來:「美國家家有澡盆,美國的旅館間間房子有澡盆!要洗,嘩——一放水:涼的熱的,隨意對;要換一盆,嘩——把陳水放了,從新換一盆,嘩——」他一氣說完,每個「嘩」字都帶著些吐沫星,好像他的嘴就是美國的自來水龍頭。最後他找補了一小句:「中國人髒得很!」

    老梅乘博士「嘩嘩」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博士先走出去,說了一聲,「再見哪」。說得非常地難聽,好像心裡滿蓄著眼淚似的。他是捨不得我們,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國」澡堂去,無論是多麼乾淨!

    等到我們下了樓,走到院中,我看見博士在一個樓窗裡面望著我們呢。陽光斜射在他的頭上,鼻子的影兒給臉上印了一小塊黑;他的上身前後地微動,那個小黑塊也忽長忽短地動。我們快走到校門了,我回了回頭,他還在那兒立著;獨自和陽光反抗呢,彷彿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裡,老梅有幾次要提說毛博士,我都沒接碴兒。他對博士有點不敬,我不願意被他的意見給我對那個人的印象染上什麼顏色,雖然毛博士給我的印象並不甚好。我還不大明白他,我只覺得他像個半生不熟的什麼東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在美國長大的:不完全像中國人,也不完全像外國人。他好像是沒有根兒。我的觀察不見得正確,可是不希望老梅來幫忙;我願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覺得他彆扭;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龍生九種,種種各別」的那種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個機會。老梅托我給代課。老梅是這麼個人:誰也不知道他怎樣佈置的,每學期中他總得請上至少兩三個禮拜的假。這一回是,據他說,因為他的大侄子被瘋狗咬了,非回家幾天不可。

    老梅把鑰匙交給了我,我雖不在他那兒睡,可是在那裡休息和預備功課。

    過了兩天,我覺出來,我並不能在那兒休息和預備功課。只要我一到那兒,毛博士就像毛兒似的飛了來。這個人寂寞。有時候他的眼角還帶著點淚,彷彿是正在屋裡哭,聽見我到了,趕緊跑過來,連淚也沒顧得擦。因此,我老給他個笑臉,雖然他不叫我安安頓頓地休息會兒。

    雖然是菊花時節了,可是北方的秋晴還不至於使健康的人長吁短歎地悲秋。毛博士可還是那麼憂鬱。我一看見他,就得望望天色。他彷彿會自己製造一種苦雨淒風的境界,能把屋裡的陽光給趕了出去。

    幾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語了。他有這個好處:他能滿不理會別人怎麼向他發楞。誰愛發楞誰發楞,他說他的。他不管言語本是要彼此傳達心意的;跟他談話,我得設想著:我是個留聲機,他也是個留聲機;說就是了,不用管誰明白誰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開玩笑呢,誰能和個留聲機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樣吧,我總想治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該這樣。

    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與聽戲。出去走走總該行了。「怎能一個人走呢?真!」博士又歎了口氣。

    「一個人怎就不能走呢?」我問。

    「你總得享受享受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沒這麼糊塗過。

    「一個人去走!」他的眼睛,雖然那麼窪,冒出些火來。「我陪著你,那麼?」

    「你又不是女人,」他歎了口長氣。

    我這才明白過來。

    過了半天,他又找補了一句:「中國人太髒,街上也沒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轉了彎。「找朋友吃小館去,打網球去;或是獨自看點小說,練練字……」我把銷磨光陰的辦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責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義的事兒。

    他的回答倒還一致,一句話抄百宗:沒有女人,什麼也不能幹。

    「那麼,找女人去好啦!」我看準陣式,總攻擊了。「那不是什麼難事。」

    「可是犧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糊塗炮。

    「嗯?」也好,我倒有機會練習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陣。

    「你得給她買東西吧?你得請她看電影,吃飯吧?」他好像是審我呢。

    我心裡說:「我管你呢!」

    「當然得買,當然得請。這是美國規矩,必定要這樣。可是中國人窮啊;我,哈佛的博士,才一個月拿二百塊洋錢——我得要求加薪!——哪裡省得出這一筆費用?」他顯然是說開了頭,我很注意地聽。「要是花了這麼一筆錢,就順當地訂婚、結婚,也倒好嘍,雖然訂婚要花許多錢,還能不買倆金戒指麼?金價這麼貴!結婚要花許多錢,蜜月必須到別處玩去,美國的規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鋼絲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發是必要的,鋼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國地毯還好,連美國人也喜愛它!這得用幾多錢?這還是順當的話,假如你花了許多錢買東西,請看電影,她不要你呢?錢不是空花了?美國常有這種事呀,可是美國人富哇。拿哈佛說,男女的交際,單講吃冰激凌的錢,中國人也花不起!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沒有往下說,大概是把話頭忘了;也許是被「中國」氣迷糊了。

    我對這個人沒辦法。他只好苦悶他的吧。

    在老梅回來以前,我天天聽到些美國的規矩,與中國的野蠻。還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還有許多中國人,這就把上海的地位低降了一大些。對於上海,他有點害怕:野雞、強盜、殺人放火的事,什麼危險都有,都是因為有中國人——而不是因為有租界。他眼中的中國人,完全和美國電影中的一樣。「你必須用美國的精神作事,必須用美國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談到高興的時候——還算好,他能因為談講美國而偶爾地笑一笑——老這樣囑咐我。什麼是美國精神呢?他不能簡單地告訴我。他得慢慢地講述事實,例如家中必須有澡盆,出門必坐汽車,到處有電影園,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裡的溫度在七十以上,女人們好看,客廳必有地毯……我把這些事都串在一處,還是不大明白美國精神。

    老梅回來了,我覺得有點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氣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來,我不能天天見他了。這也不能怨老梅。本來嗎,咬他的侄子的狗並不是瘋的,他還能不回來嗎?

    把功課教到哪裡交待明白了,我約老梅去吃飯。就手兒請上毛博士。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國」式的交際呢,還是他捨不得錢。

    他不去。可是善意地辭謝:「我們年青的人應當省點錢,何必出去吃飯呢,我們將來必須有個小家庭,像美國那樣的。鋼絲床、澡盆、電爐,」說到這兒,他似乎看出一個理想的小樂園:一對兒現代的亞當夏娃在電燈下低語。「沙發,兩人讀著《結婚的愛》,那是真正的快樂,真哪!現在得省著點……」

    我沒等他說完,扯著他就走。對於不肯花錢,是他有他的計劃與目的,假如他的話是可信的;好了,我看看他享受一頓可口的飯不享受。

    到了飯館,我才明白了,他真不能享受!他不點菜,他不懂中國菜。「美國也有很多中國飯鋪,真哪。可是,中國菜到底是不衛生的。上海好,吃西餐是方便的。約上女朋友吃吃西餐,倒那個!」

    我真有心告訴他,把他的姓改為「毛爾」或「毛利司」,豈不很那個?可是沒好意思。我和老梅要了菜。

    菜來了,毛博士吃得確不帶勁。他的窪臉上好像要滴下水來,時時的向著桌上發楞。老梅又開玩笑了:「要是有兩三個女朋友,博士?」

    博士忽然地醒過來:「一男一女;人多了是不行的。真哪。

    在自己的小家庭裡,兩個人燉一隻雞吃吃,真愜意!」「也永遠不請客?」老梅是能板著臉裝傻的。

    「美國人不像中國人這樣亂交朋友,中國人太好交朋友了,太不懂愛惜時間,不行的!」毛博士指著臉子教訓老梅。

    我和老梅都沒掛氣;這位博士確是真誠,他真不喜歡中國人的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國,最大的犧牲,可是沒法兒改善。他只能厭惡中國人,而想用全力組織個美國式的小家庭,給生命與中國增點光。自然,我不能相信美國精神就像是他所形容的那樣,但是他所看見的那些,他都虔誠地信奉,澡盆和沙發是他的神。我也想到,設若他在美國就像他在中國這樣,大概他也是沒看見什麼。可是他的確看見了美國的電影園,的確看見了中國人不乾淨,那就沒法辦了。

    因此,我更對他注意了。我決不會治好他的苦悶,也不想分這份神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

    雖然不給老梅代課了,可還不斷找他去,因此也常常看到毛博士。有時候老梅不在,我便到毛博士屋裡坐坐。

    博士的屋裡沒有多少東西。一張小床,旁邊放著一大一小兩個鐵箱。一張小桌,鋪著雪白的桌布,擺著點文具,都是美國貨。兩把椅子,一張為坐人,一張永遠坐著架打字機。另有一張搖椅,放著個為賣給洋人的團龍繡枕。他沒事兒便在這張椅上搖,大概是想把光陰搖得無可奈何了,也許能快一點使他達到那個目的。窗台上放著幾本洋書。牆上有一面哈佛的班旗,幾張在美國照的像片。屋裡最帶中國味的東西便是毛博士自己,雖然他也許不願這麼承認。

    到他屋裡去過不是一次了,始終沒看見他擺過一盆鮮花,或是貼上一張風景畫或照片。有時候他在校園裡偷折一朵小花,那只為插在他的洋服上。這個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創造一個人為的,美國式的,暖潔的小家庭。我可以想到,設若這個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實現了,他必定放著窗簾,就是外面的天色變成紫的,或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他也沒那麼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與他那點美國精神,宇宙一切並不存在。

    在事實上也證明了這個。我們的談話限於金錢、洋服、女人、結婚、美國電影。有時候我提到政治,社會的情形、文藝,和其他的我偶爾想起或哄動一時的事,他都不接碴兒。不過,設若這些事與美國有關係,他還肯敷衍幾句,可是他另有個說法。比如談到美國政治,他便告訴我一件事實:美國某議員結婚的時候,新夫婦怎樣的坐著汽車到某禮拜堂,有多少巡警去維持秩序,因為教堂外觀者如山如海!對別的事也是如此,他心目中的政治、美術、和無論什麼,都是結婚與中產階級文化的光華方面的附屬物。至於中國,中國還有政治、藝術、社會問題等等?他最恨中國電影;中國電影不好,當然其他的一切也不好。對中國電影最不滿意的地方便是男女不摟緊了熱吻。

    幾年的哈佛生活,使他得到那點美國精神,這我明白。我不明白的是:難道他不是生在中國?他的家庭不是中國的?他沒在中國——在上美國以前——至少活了二十來歲?為什麼這樣不明白不關心中國呢?

    我試探多少次了,他的家中情形如何,求學與作事的經驗……哼!他的嘴比石頭子兒還結實!這就奇怪了,他永遠趕著別人來閒扯,可是他又不肯說自己的事!

    和他交往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點來:這位博士並不像我所想的那麼簡單。即使他是簡單,他的簡單必是另一種。他必是有一種什麼宗教性的戒律,使他簡單而又深密。

    他既不放鬆了嘴,我只好從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問到他個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臉。他不回答我的問題,可是他的臉並沒完全閒著。他一定不是個壞人,他的臉出賣了他自己。他的深密沒能完全勝過他的簡單,可是他必須要深密。或者這就是毛博士之所以為毛博士了;要不然,還有什麼活頭呢。人必須有點什麼抓得住自己的東西。有的人把這點東西永遠放在嘴邊上,有的人把它永遠埋在心裡頭。辦法不同,立意是一個樣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國精神與理想的小家庭是掛在嘴邊上的,可是在這後面,必是在這「後面」才有真的他。

    他的臉,在我試問他的時候,好像特別的窪了。從那最窪的地方發出一點黑晦,慢慢地佈滿了全臉,像片霧影。他的眼,本來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時便更往深處去了,彷彿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遠擠著的牙輕輕咬那麼幾下,耳根有點動,似乎是把心中的事嚴嚴地關住,唯恐走了一點風。然後,他的眼忽然發出些光,臉上那層黑影漸漸地捲起,都捲入頭髮裡去。「真哪!」他不定說什麼呢,與我所問的沒有萬分之一的關係。他勝利了,過了半天還用眼角撩我幾下。只設想他一生下來便是美國博士,雖然是簡截的辦法,但是太不成話。問是問不出來,只好等著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張椅上搖著玩,而一點別的不幹。

    光陰會把人事篩出來。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見著老梅,我當然希望也見到那位苦悶的象徵。可是博士並沒露面。

    我向外邊一歪頭「那位呢?」

    「一個多星期沒露面了,」老梅說。

    「怎麼了?」

    「據別人說,他要辭職,我也知道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曉得,他不和別人談私事。」

    「別人都怎說來?」我確是很熱心的打聽。

    「他們說,他和學校訂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幾年?」

    「我們都沒合同,學校只給我們一年的聘書。」「怎麼單單他有呢?」

    「美國精神,不訂合同他不幹。」

    整象毛博士!

    老梅接著說:「他們說,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雖然學校是中國人辦的。博士大概對中國文字不十分信任。他們說,合同訂得是三年之內兩方面誰也不能辭誰,不得要求加薪,也不准減薪。雙方簽字,美國精神。可是,幹了一年——這不是快到暑假了嗎——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假後就不來了。」

    「嘔,」我的腦子轉了個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時候是美國精神,不守合同的時候便是中國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於刻薄。

    可是他這句話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來。老梅也許是順口地這麼一說,可是正說到我的心坎上。「學校呢?」我問。「據他們說,學校拒絕了他的請求;當然,有合同嘛。」「他呢?」

    「誰知道!他自己的事不對別人講。就是跟學校有什麼交涉,他也永遠是寫信,他有打字機。」

    「學校不給他增薪,他能不幹了嗎?」

    「沒告訴你嗎,沒人知道!」老梅似乎有點看不起我。「他不幹,是他自己失了信用;可是我准知道,學校也不會拿著合同跟他打官司,誰有工夫鬧閒氣。」

    「你也不知道他要求增薪的理由?嘔,我是糊塗蟲!」我自動地撤銷這一句,可是又從另一方面提出一句來:「似乎應當有人去勸勸他!」

    「你去吧;沒我!」老梅又笑了。「請他吃飯,不吃;喝酒,不喝;問他什麼,不說;他要說的,別人聽著沒味兒;這麼個人,誰有法兒像個朋友似的去勸告呢?」

    「你可也不能說,這位先生不是很有趣的?」

    「那要憑怎麼看了。病理學家看瘋人都很有趣。」老梅的語氣不對,我聽著。想了想,我問他:「老梅,博士得罪了你吧?我知道你一向對他不敬,可是——」他笑了。「耳朵還不離,有你的!近來真有點討厭他了。一天到晚,女人女人女人,誰那麼愛聽!」

    「這還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又給了他一句。我深知道老梅的為人:他不輕易佩服誰;可是誰要是真得罪了他,他也不輕易的對別人講論。原先他對博士不敬,並無多少含意,所以倒肯隨便的談論;此刻,博士必是真得罪了他,他所以不願說了。不過,經我這麼一問,他也沒了辦法。「告訴你吧,」他很勉強地一笑:「有一天,博士問我,梅先生,你也是教授?我就說了,學校這麼請的我,我也沒法。可是,他說,你並不是美國的博士?我說,我不是;美國博士值幾個子兒一枚?我問他。他沒說什麼,可是臉完全綠了。這還不要緊,從那天起,他好像死記上了我。他甚至寫信質問校長:梅先生沒有博士學位,怎麼和有博士學位的——而且是美國的——掙一樣多的薪水呢?我不曉得他從哪裡探問出我的薪金數目。」

    「校長也不好,不應當讓你看那封信。」

    「校長才不那麼糊塗;博士把那封信也給了我一封,沒簽名。他大概是不屑與我為伍。」老梅笑得更不自然了。青年都是自傲的。

    「哼,這還許就是他要求加薪的理由呢!」我這麼猜。「不知道。咱們說點別的?」

    辭別了老梅,我打算在暑假放學之前至少見博士一面,也許能夠打聽出點什麼來。湊巧,我在街上遇見了他。他走得很急。眉毛擰著,臉窪得像個羹匙。不像是走道呢,他似乎是想把一肚子怨氣趕出去。

    「哪兒去,博士?」我叫住了他。

    「上郵局去,」他說,掏出手絹——不是胸袋掖著的那塊——擦了擦汗。

    「快暑假了,到哪裡去休息?」

    「真哪!聽說青島很好玩,像外國。也許去玩玩。不過——」

    我准知道他要說什麼,所以沒等「不過」的下回分解說出來,便又問:「暑假後還回來嗎?」

    「不一定。」或者因為我問得太急,所以他稍微說走了嘴:不一定自然含有不回來的意思。他馬上覺到這個,改了口:「不一定到青島去。」假裝沒聽見我所問的。「一定到上海去的。痛快地看幾次電影;在北方作事,犧牲太大了,沒好電影看!上學校來玩啊,省得寂寞!」話還沒說利落,他走開了,一邁步就露出要跑的趨勢。

    我不曉得他那個「省得寂寞」是指著誰說的。至於他的去留,只好等暑假後再看吧。

    剛一考完,博士就走了,可是沒把東西都帶去。據老梅的猜測:博士必是到別處去謀事,成功呢便用中國精神硬不回來,不管合同上定的是幾年。找不到事呢就回來,表現他的美國精神。事實似乎與這個猜測相合:博士支走了三個月的薪水。我們雖不願往壞處揣度人,可是他的舉動確是令人不能完全往好處想。薪水拿到手裡究竟是牢靠些,他只信任他自己,因為他常使別人不信任他。

    過了暑假,我又去給老梅代課。這回請假的原因,大概連老梅自己也不准知道,他並沒告訴我嘛。好在他准有我這麼個替工,有原因沒有的也沒多大關係了。

    毛博士回來了。

    誰都覺得這麼回來是怪不得勁的,除了博士自己。他很高興。設若他的苦悶使人不表同情,他的笑臉看起來也有點多餘。他是打算用笑表示心中的快活,可是那張臉不給他作勁。他一張嘴便像要打哈欠,直到我看清他的眼中沒有淚,才醒悟過來;他原來是笑呢。這樣的笑,笑不笑沒多大關係。他緊這麼笑,鬧得我有點發毛咕。

    「上青島去了嗎?」我招呼他。他正在門口立著。「沒有。青島沒有生命,真哪!」他笑了。

    「啊?」

    「進來,給你件寶貝看!」

    我,傻子似的,跟他進去。

    屋裡和從前一樣,就是床上多了一個蚊帳。他一伸手從蚊帳裡拿出個東西,遮在身後:「猜!」

    我沒這個興趣。

    「你說是南方女人,還是北方女人好?」他的手還在背後。我永遠不回答這樣的問題。

    他看我沒意思回答,把手拿到前面來,遞給我一張像片。而後肩並肩的擠著我,臉上的笑紋好像真要往我臉上走似的;沒說什麼;他的嘴也不知是怎麼弄的,直唧唧的響。

    女人的像片。拿像片斷定人的美醜是最容易上當的,我不願說這個女人長得怎麼樣。就它能給我看到的,不過是年紀不大,頭髮燙得很複雜而曲折,小臉,圓下頦,大眼睛。不難看,總而言之。

    「定了婚,博士?」我笑著問。

    博士笑得眉眼都沒了准地方,可是沒出聲。

    我又看了看像片,心中不由得怪難過的。自然,我不能代她斷定什麼;不過,我倘若是個女子……「犧牲太大了!」博士好容易才說出話來:「可是值得的,真哪!現在的女人多麼精,才二十一歲,什麼都懂,彷彿在美國留過學!頭一次我們看完電影,她無論怎說也得回家,精呀!第二次看電影,還不許我拉她的手,多麼精!電影票都是我打的!最後的一次看電影才准我吻了她一下,真哪!花多少錢也值得,沒空花了;我臨來,她送我到車站,給我買來的水果!花點錢,值得,她永遠是我的;打野雞不行呀,花多少錢也不行,而且有危險的!從今天起,我要省錢了。」我插進去一句:「你一向花錢還算多嗎?」

    「哎喲!」元寶底上的眼睛居然努出來了。「怎麼不費錢!一個人,吃飯,洗衣服。哪樣不花錢!兩個人也不過花這麼多,飯自己作,衣服自己洗。夫婦必定要互助呀。」「那麼,何必格外省錢呢?」

    「鋼絲床要的吧?澡盆要的吧?沙發要的吧?鋼琴要的吧?結婚要花錢的吧?蜜月要花錢的吧?家庭是家庭喲!」他想了想:「結婚請牧師也得送錢的!」

    「幹嗎請牧師?」

    「鄭重;美國的體面人都請牧師證婚,真哪!」他又想了想:路費!她是上海的;兩個人從上海到這裡坐二等車!中國是要不得的,三等車沒法坐的!你算算一共要幾多錢?你算算看!」他的嘴咕弄著,手指也輕輕地掐,顯然是算這筆賬呢。大概是一時算不清,他皺了皺眉。緊跟著又笑了:「多少錢也得花的!假如你買個五千元的鑽石,不是為戴上給人看麼?一個南方美人,來到北方,我的,能不光榮些麼?真哪,她是上海最美的女子;這還不值得犧牲麼?一個人總得犧牲的!」

    我始終還是不明白什麼是犧牲。

    替老梅代了一個多月的課,我的耳朵裡整天嗡嗡著上海、結婚、犧牲、光榮、鋼絲床……有時候我編講義都把這些編進去,而得從新改過;他已把我弄糊塗了。我真盼老梅早些回來,讓我去清靜兩天吧。觀察人性是有意思的事,不過人要象年糕那樣粘,把我的心都粘住,我也有受不了的時候。

    老梅還有五六天就回來了。正在這個時候,博士又出了新花樣。他好像一篇富於技巧的文章,正在使人要生厭的時候,來幾句漂亮的。

    他的喜勁過去了。除了上課以外,他總在屋裡拍拉拍拉的打字。拍拉過一陣,門開了,溜著牆根,像條小魚似的,他下樓去送信。照直去,照直回來;在屋裡咚咚地走。走著走著,歎一口氣,聲音很大,彷彿要把樓歎倒了,以便同歸於盡似的。歎過氣以後,他找我來了,臉上帶著點頂慘淡的笑。「噗!」他一進門先吹口氣,好像屋中儘是塵土。然後,「你們真美呀,沒有傷心的事!」

    他的話老有這麼種別緻的風格,使人沒法答碴兒。好在他會自動的給解釋:「沒法子活下去,真哪!哭也沒用,光陰是不著急的!恨不能飛到上海去!」

    「一天寫幾封信?」我問了句。

    「一百封也是沒用的!我已經告訴她,我要自殺了!這樣不是生活,不是!」博士連連搖頭。

    「好在到年假才還不到三個月。」我安慰著他,「不是年假裡結婚嗎?」

    他沒有回答,在屋裡走著。待了半天:「就是明天結婚,今天也是難過的!」

    我正在找些話說,他忽然像忘了些什麼重要的事,一閃似的便跑出去。剛進到他的屋中,拍拉,拍拉,拍,打字機又響起來。

    老梅回來了。我在年假前始終沒找他去。在新年後,他給我轉來一張喜帖。用英文印的。我很替毛博士高興,目的達到了,以後總該在生命的別方面努力了。

    年假後兩三個星期了,我去找老梅。談了幾句便又談到毛博士。

    「博士怎樣?」我問,「看見博士太太沒有?」「誰也沒看見她;他是除了上課不出來,連開教務會議也不到。」

    「咱倆看看去?」

    老梅搖了頭:「人家不見,同事中有碰過釘子的了。」

    這個,引動了我的好奇心。沒告訴老梅,我自己要去探險。

    毛博士住著五間小平房,院牆是三面矮矮的密松。遠遠的,我看見院中立著個女的,細條身材,穿著件黑袍,臉朝著陽光。她一動也不動,手直垂著,連蓬鬆的頭髮好像都鑲在晴冷的空中。我慢慢地走,她始終不動。院門是兩株較高的松樹,夾著一個綠短棚子。我走到這個小門前了,與她對了臉。她像嚇了一跳,看了我一眼,急忙轉身進去了。在這極短的時間內,我得了個極清楚的印象:她的臉色青白,兩個大眼睛象迷失了的羊的那樣悲鬱,頭髮很多很黑,和下邊的長黑袍聯成一段哀怨。她走得極輕快,好像把一片陽光忽然全留在屋子外邊。我沒去叫門,慢慢地走回來了。我的心中冷了一下,然後覺得茫然地不自在。到如今我還記得這個黑衣女。

    大概多數的男人對於女性是特別顯著俠義的。我差不多成了她的義務偵探了。博士是否帶她常出去玩玩,譬如看看電影?他的床是否鋼絲的?澡盆?沙發?當他跟我閒扯這些的時候,我覺得他毫無男子氣。可是由看見她以後,這些無聊的事都在我心中佔了重要的地位;自然,這些東西的價值是由她得來的。我鑽天覓縫地探聽,甚至於賄賂毛家的僕人——他們用著一個女僕。我所探聽到的是他們沒出去過,沒有鋼絲床與沙發。他們吃過一回雞,天天不到九點鐘就睡覺……

    我似乎明白些毛博士了。凡是他口中說的——除了他真需要個女人——全是他視為作不到的;所以作不到的原因是他愛錢。他夢想要作個美國人;及至來到錢上,他把中國固有的夫為妻綱又搬出來了。他是個自私自利而好摹仿的猴子。設若他沒上過美國,他一定不會這麼樣,他至少在人情上帶出點中國氣來。他上過美國,覺著他為中國當個國民是非常冤屈的事。他可以依著自己的方便,在所謂的美國精神裝飾下,作出一切。結婚,大概只有早睡覺的意思。

    我沒敢和老梅提說這個,怕他恥笑我;說真的,我實在替那個黑衣女抱不平。可是,我不敢對他說;他的想像是往往不易往厚道裡走的。

    春假了,由老梅那裡我聽來許多人的消息:有的上山去玩,有的到別處去逛,我聽不到博士夫婦的。學校裡那麼多人,好像沒人注意他們倆——按一般的道理說,新夫婦是最使人注意的。

    我決定去看看他們。

    校園裡的垂柳已經綠得很有個樣兒了。丁香花可是才吐出顏色來。教員們,有的沒去旅行,差不多都在院中種花呢。到了博士的房子左近,他正在院中站著。他還是全份武裝地穿著洋服,雖然是在假期裡。陽光不易到的地方,還是他的臉的中部。隔著松牆我招呼了他一聲:「沒到別處玩玩去,博士?」

    「哪裡也沒有這裡好,」他的眼撩了遠處一下。「美國人不是講究旅行麼?」我一邊說一邊往門那裡湊。

    他沒回答我。看著我,他直往後退,顯出不歡迎我進去的神氣。我老著臉,一勁地前進。他退到屋門,我也離那兒不遠了。他笑得極不自然了,牙咬了兩下,他說了話:「她病了,改天再招待你呀。」

    「好吧,」我也笑了笑。

    「改天來——」他沒說完下半截便進去了。

    我出了門,校園中的春天似乎忽然逃走了。我非常不痛快。

    又過了十幾天,我給博士一個信兒,請他夫婦吃飯。我算計著他們大概可以來;他不交朋友,她總不會也願永遠囚在家中吧?

    到了日期,博士一個人來了。他的眼邊很紅,像是剛揉了半天的。臉的中部特別顯著窪,頭上的筋都跳著。

    「怎啦,博士?」我好在沒請別人,正好和他談談。

    「婦人,婦人都是壞的!都不懂事!都該殺的!」「和太太吵了嘴?」我問。

    「結婚是一種犧牲,真哪!你待她天好,她不懂,不懂!」博士的淚落下來了。

    「到底怎回事?」

    博士抽答了半天,才說出三個字來:「她跑了!」他把腦門放在手掌上,哭起來。

    我沒想安慰他。說我幸災樂禍也可以,我確是很高興,替她高興。

    待了半天,博士抬起頭來,沒顧得擦淚,看著我說:「犧牲太大了!叫我,真!怎樣再見人呢?!我是哈佛的博士,我是大學的教授!她一點不給我想想!婦人!」「她為什麼走了呢?」我假裝皺上眉。

    「不曉得。」博士淨了下鼻子。「凡是我以為對的,該辦的,我都辦了。」

    「比如說?」

    「儲金,保險,下課就來家陪她,早睡覺,多了,多了!是我見到的,我都辦了;她不瞭解,她不欣賞!每逢上課去,我必吻一下,還要怎樣呢?你說!」

    我沒的可說,他自己接了下去。他是真憋急了,在學校裡他沒一個朋友。「婦女是不明白男人的!定婚,結婚,已經花了多少錢,難道她不曉得?結婚必須男女兩方面都要犧牲的。我已經犧牲了那麼多,她犧牲了什麼?到如今,跑了,跑了!」博士立起來,手插在褲袋裡,眉毛擰著:「跑了!」「怎辦呢?」我隨便問了句。

    「沒女人我是活不下去的!」他並沒看我,眼看著他的領帶。「活不了!」

    「找她去?」

    「當然!她是我的!跑到天邊,沒我,她是個『黑』人!她是我的,那個小家庭是我的,她必得老跟著我!」他又坐下了,又用手托住腦門。

    「假如她和你離婚呢?」

    「憑什麼呢?難道她不知道我愛她嗎?不知道那些錢都是為她花了嗎?就沒一點良心嗎?離婚?我沒有過錯!」「那是真的。」我自己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氣好像消了些,舐了舐嘴唇,歎了口氣:「真哪,我一見她臉上有些發白,第二天就多給她一個雞子兒吃!我算盡到了心!」他又不言語了,呆呆的看著皮鞋尖。

    「你知道她上哪兒了?」

    博士搖了搖頭。又坐了會兒,他要走。我留他吃飯,他又搖頭:「我回去,也許她還回來。我要是她,我一定回來。她大概是要回來的。我回去看看。我永遠愛她,不管她待我怎樣。」他的淚又要落下來,勉強地笑了笑,抓起帽子就往外走。

    這時候,我有點可憐他了。從一種意義上說,他的確是個犧牲者——可是不能怨她。

    過了兩天,我找他去,他沒拒絕我進去。

    屋裡安設得很簡單,除了他原有的那份傢俱,只添上了兩把籐椅,一張長桌,桌上擺著他那幾本洋書。這是書房兼客廳;西邊有個小門,通到另一間去,掛著個洋花布單簾子。窗上都擋著綠布簾,光線不十分足。地板上鋪著一領厚花蓆子。屋裡的氣味很像個歐化了的日本家庭,可是沒有那些靈巧的小裝飾。

    我坐在籐椅上,他還坐那把搖椅,臉對著花布簾子。我們倆當然沒有別的可談。他先說了話:「我想她會回來,到如今竟自沒消息,好狠心!」說著,他忽然一挺身,像是要立起來,可是極失望地又縮下身去。原來這個花布簾被一股風吹得微微一動。

    這個人已經有點中了病!我心中很難過了。可是,我一想結婚剛三個多月,她就逃走,想必她是真受不住了;想必她也看出來,這個人是無希望改造的。三個月的監獄生活是滿可以使人鋌而走險的。況且,夫婦的生活,有時候能使人一天也受不住的——由這種生活而起的厭惡比毒藥還厲害。我由博士的氣色和早睡的習慣已猜到一點,現在我要由他口中證實了。我和他談一些嚴肅的話之後便換換方向,談些不便給多於兩個人聽的。他也很喜歡談這個,雖然更使他傷心。

    他把這種事叫「愛」。他很「愛」她。他還有個理論:「因為我們用腦子,所以我們懂得怎樣『愛』,下等人不懂!」

    我心裡說,「要不然她怎麼會跑了呢!」

    他告訴我許多這種經驗,可是臨完更使他悲傷——沒有女人是活不下去的!我去了幾次,慢慢地算是明白了他一點:對於女人,他只管「愛」,而結婚與家庭設備的花費是「愛」的代價。這個代價假如輕一點,「博士」會給增補上所欠的份量。「一個美國博士,你曉得,在女人心中是占份量的。」他說,附帶著告訴我:「你想要個美的,大學畢業的,年青的,品行端正的女人,先去得個博士,真哪!」

    他的氣色一天不如一天了。對那個花布簾,他越發注意了;說著說著話,他能忽然立起來,走過去,掀一掀它。而後回來,坐下,不言語好大半天。他的臉比綠窗綠得暗一些。

    可是他始終沒要找她去,雖然嘴裡常這麼說。我以為即使他怕花了錢而找不到她,也應當走一走,或至少是請幾天假。為什麼他不躲幾天,而照常的上課,雖然是帶著眼淚?後來我才明白:他要大家同情他,因為他的說法是這樣:「嫁給任何人,就屬於任何人,況且嫁的是博士?從博士懷中逃走,不要臉,沒有人味!」他不能親自追她去。但是他需要她,他要「愛」。他希望她回來,因為他不能白花了那些錢。這個,尊嚴與「愛」,犧牲與恥辱,使他進退兩難,啼笑皆非,一天不定掀多少次那個花布簾。他甚至於後悔沒娶個美國女人了,中國女人是不懂事,不懂美國精神的!

    木槿花一開,就快放暑假了。毛博士已經幾天沒有出屋子。據老梅說,博士前幾天還上課,可是在課堂上只講他自己的事,所以學校請他休息幾天。

    我又去看他,他還穿著洋服在椅子上搖呢,可是臉已不像樣兒了,最窪的那一部分已經像陷進去的坑,眼睛不大愛動了,可是他還在那兒坐著。我勸他到醫院去,他搖頭:「她回來,我就好了;她不回來,我有什麼法兒呢?」他很堅決,似乎他的命不是自己的。「再說,」他喘了半天氣才說出來:「我已經天天喝牛肉湯;不是我要喝,是為等著她;犧牲,她跑了我還得為她犧牲!」

    我實在找不到話說了。這個人幾乎是可佩服的了。待了半天,他的眼忽然亮了,抓住椅子扶手,直起胸來,耳朵側著,「聽!她回來了!是她!」他要立起來,可是只弄得椅子前後的搖了幾下,他起不來。

    外邊並沒有人。他倒了下去,閉上了眼,還喘著說:「她——也——許——明天來。她是——我——的!」暑假中,學校給他家裡打了電報,來了人,把他接回去。以後,沒有人得到過他的信。有的人說,到現在他還在瘋人院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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