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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貴族的與平民的 文 / 周作人

    關於文藝上貴族的與平民的精神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人討論過,大都以為平民的最好,貴族的是全壞的。我自己以前也是這樣想,現在卻覺得有點懷疑。變動而相連續的文藝,是否可以這樣截然的劃分;或者拿來代表一時代的趨勢,未嘗不可,但是可以這樣顯然的判出優劣麼?我想這不免有點不妥,因為我們離開了實際的社會問題,只就文藝上說,貴族的與乎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現,不能指定誰是誰非,正如規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與自由的特殊的傳奇精神,雖似相反而實並存,沒有消滅的時候。

    人家說近代文學是平民的,十丸世紀以前的文學是貴族的,雖然也是事實,但未免有點皮相。在文藝不能維持生活的時代,固然只有那些貴族或中產階級才能去弄文學,但是推上去到了古代,卻見文藝的初期又是平民的了。我們看見史詩的歌詠神人英雄的事跡,容易誤解以為「歌功頌德」,是貴族文學的濫觴,其實他正是平民的文學的真鼎呢。所以拿了社會階級上的貴族與平民這兩個稱號,照著本義移用到文學上來,想劃分兩種階級的作品,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的文學》一篇文裡,用普遍與真摯兩個條件,去做區分平民的與貴族的文學的標準,也覺得不很妥當。我覺得古代的貴族文學裡並不缺乏真摯的作品,而真摯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論思想與形式的如何。我現在的意見,以為在文藝上可以假定有貴族的與平民的這兩種精神,但只是對於人生的兩樣態度,是人類共通的,並不專屬於某一階級,雖然他的分佈最初與經濟狀況有關,——這便是兩個名稱的來源。

    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淑本好耳所說的求生意志,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後者是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後者卻幾乎有點出世的了。這些渺茫的話,我們倘引中國文學的例,略略比較,就可以得到具體的釋解。中國漢晉六朝的詩歌,大家承認是貴族文學,元代的戲劇是平民文學。兩者的差異,不僅在於一是用古文所寫,一是用白話所寫,也不在於一是士大夫所作,一是無名的人所作,乃是在於兩者的人生觀的不同。我們倘以歷史的眼光看去,覺得這是國語文學發達的正軌,但是我們將這兩者比較的讀去,總覺得對於後者有一種漠然的不滿足。這當然是因個人的氣質而異,但我同我的朋友疑古君談及,他也是這樣感想。我們所不滿足的,是這一代裡平民文學的思想,大是現世的利祿的了,沒有超越現代的精神,他們是認人生,只是太樂大了,就是對於現狀太滿意了。貴族階級在社會上憑借了自己的特殊權利,世間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更沒有什麼欲羨與留戀,因此引起一種超越的追求,在詩歌上的隱逸神仙的思想即是這樣精神的表現。至於平民,於人們應得的生活的悅樂還不能得到,他的理想自然是限於這可望而不可即的貴族生活,此外更沒有別的希冀,所以在文學上表現出來的是那些功名妻妾的團圓思想了。我並不想因此來判分那兩種精神的優劣,因為求生意志原是人性的,只是這一種意志不能包括人生的全體,卻也是自明的事實。

    我不相信某一時代的某一傾向可以做文藝上永久的模範,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學發達的時代必須多少含有貴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據,但如沒有求勝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則適應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進化的了。人們讚美文藝上的平民的精神,卻竭力的反對舊劇,其實舊劇正是平民文學的極峰,只因他的缺點大顯露了,所以遭大家的攻擊。貴族的精神走進歧路,要變成威廉第二的態度,當然也應該注意。我想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學。倘若把社會上一時的階級爭鬥硬移到藝術上來,要實行勞農專政,他的結果一定與經濟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種退化的現象,舊劇就是他的一個影子。從文藝上說來,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貴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為凡人如不想化為超人,便要化為末人了。

    (1922年2月作,選自《自己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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