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貴族的與平民的 文 / 周作人

    關於文藝上貴族的與平民的精神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人討論過，大都以為平民的最好，貴族的是全壞的。我自己以前也是這樣想，現在卻覺得有點懷疑。變動而相連續的文藝，是否可以這樣截然的劃分；或者拿來代表一時代的趨勢，未嘗不可，但是可以這樣顯然的判出優劣麼？我想這不免有點不妥，因為我們離開了實際的社會問題，只就文藝上說，貴族的與乎民的精神，都是人的表現，不能指定誰是誰非，正如規律的普遍的古典精神與自由的特殊的傳奇精神，雖似相反而實並存，沒有消滅的時候。

    人家說近代文學是平民的，十丸世紀以前的文學是貴族的，雖然也是事實，但未免有點皮相。在文藝不能維持生活的時代，固然只有那些貴族或中產階級才能去弄文學，但是推上去到了古代，卻見文藝的初期又是平民的了。我們看見史詩的歌詠神人英雄的事跡，容易誤解以為「歌功頌德」，是貴族文學的濫觴，其實他正是平民的文學的真鼎呢。所以拿了社會階級上的貴族與平民這兩個稱號，照著本義移用到文學上來，想劃分兩種階級的作品，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如我先前在《平民的文學》一篇文裡，用普遍與真摯兩個條件，去做區分平民的與貴族的文學的標準，也覺得不很妥當。我覺得古代的貴族文學裡並不缺乏真摯的作品，而真摯的作品便自有普遍的可能性，不論思想與形式的如何。我現在的意見，以為在文藝上可以假定有貴族的與平民的這兩種精神，但只是對於人生的兩樣態度，是人類共通的，並不專屬於某一階級，雖然他的分佈最初與經濟狀況有關，——這便是兩個名稱的來源。

    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淑本好耳所說的求生意志，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後者是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後者卻幾乎有點出世的了。這些渺茫的話，我們倘引中國文學的例，略略比較，就可以得到具體的釋解。中國漢晉六朝的詩歌，大家承認是貴族文學，元代的戲劇是平民文學。兩者的差異，不僅在於一是用古文所寫，一是用白話所寫，也不在於一是士大夫所作，一是無名的人所作，乃是在於兩者的人生觀的不同。我們倘以歷史的眼光看去，覺得這是國語文學發達的正軌，但是我們將這兩者比較的讀去，總覺得對於後者有一種漠然的不滿足。這當然是因個人的氣質而異，但我同我的朋友疑古君談及，他也是這樣感想。我們所不滿足的，是這一代裡平民文學的思想，大是現世的利祿的了，沒有超越現代的精神，他們是認人生，只是太樂大了，就是對於現狀太滿意了。貴族階級在社會上憑借了自己的特殊權利，世間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更沒有什麼欲羨與留戀，因此引起一種超越的追求，在詩歌上的隱逸神仙的思想即是這樣精神的表現。至於平民，於人們應得的生活的悅樂還不能得到，他的理想自然是限於這可望而不可即的貴族生活，此外更沒有別的希冀，所以在文學上表現出來的是那些功名妻妾的團圓思想了。我並不想因此來判分那兩種精神的優劣，因為求生意志原是人性的，只是這一種意志不能包括人生的全體，卻也是自明的事實。

    我不相信某一時代的某一傾向可以做文藝上永久的模範，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學發達的時代必須多少含有貴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據，但如沒有求勝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而善美」的生活，則適應的生存容易是退化的而非進化的了。人們讚美文藝上的平民的精神，卻竭力的反對舊劇，其實舊劇正是平民文學的極峰，只因他的缺點大顯露了，所以遭大家的攻擊。貴族的精神走進歧路，要變成威廉第二的態度，當然也應該注意。我想文藝當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再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學。倘若把社會上一時的階級爭鬥硬移到藝術上來，要實行勞農專政，他的結果一定與經濟政治上的相反，是一種退化的現象，舊劇就是他的一個影子。從文藝上說來，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貴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為凡人如不想化為超人，便要化為末人了。

    （1922年2月作，選自《自己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