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博覽 > 名著佳作 > 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

正文 失 城 文 / 黃碧雲

    掃瞄校對:Y.yan

    如今想來,事情原來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駛著救護車通街跑,藍燈不得不閃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愛玉也不得不眉飛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結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後兩個星期。死人畢竟跟實習時的橡皮人兒不一樣,會有腥膻的氣味,喉頭格格的最後呼吸聲,還有親人吵耳的哭鬧。

    傷者在途中已經死亡,同僚在後面說:「不用急,把響號關掉吧,吵死了。」我便慢吞吞的,紅燈停車,綠燈前進,像在駕駛學院學車一樣。才抵達醫院,死屍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經蟻般擁著死者家人:「棺木壽衣殯儀全套。」「我們現在八折。」「我們送壽氈、花圈、私家車接送往火葬場。」「CALL11183888。」我吃驚了,不禁道:「你們可以放過家人嗎?」有一個女子,細細小小,戴著一頂壘球帽,高聲反駁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爭,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愛玉。

    我們戀愛,結婚。她懷孕,挺著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載著傷者在城市奔馳。在郊外買了小屋,屋前種著喪氣的芒果樹、細小而非常酸的黃皮果樹。當夜班,總在黎明時澆花、煮食,恐怖而平靜地期待將來——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進來時竟是一個黎明,才5時,吾妻愛玉,正在嚓嚓地踏著衣車,修改壽衣——死者淹死,死後身體竟比生前大了兩碼,愛玉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裝,我在吃極其難吃的酸黃皮,隔鄰駛來了一輛黑小貨車,靜靜地下來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頭髮稀疏的女子,4個瘦小如貓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張桌子,進入鄰屋。又靜靜地從小貨車裡搬了幾張床褥、枕頭、雜物。最小的小孩又提著一個大籐籠,籠裡有只肥大無比的大白老鼠。

    後來見他們一家人在客廳,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響。

    我和愛玉不大見到我們的新鄰居,有時看過去,只見他們空蕩蕩的大廳,只有一張大桌子可憐兮兮的。青森男人駛著小黑貨車上班,瘦小的4個小孩,深夜坐在二樓的露台邊看月亮,瘦小女子卻獨自在客廳裡看電視。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園修理衣櫃,有時我下班回來,男子偶然咧著一排閃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間便沒有了,黑沉沉的,我總懷疑那不過是個閃亮的夢。

    愛玉有輕微流血,進院檢查。一夜我在花園裡吃麵包,空氣有隔街玫瑰的香氣與寧靜。忽然有人敲了門,原來是青森男子。他也是這樣咧著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陳路遠。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開門請他:「差不多凌晨了。你們都很晚啊。」他笑:「打擾了。」我接道:「進來喝杯咖啡。」他略一猶豫,才道:「你可以過來一下嗎?有些事情發生了。」我吃完最後一口麵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陳路遠便站在門口等我,抬頭看月亮,低下頭來,羞羞怯怯地看腳下燦爛的雛菊。我們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訕道:「我叫詹克明。我當救護員。我太太是個殯儀經紀。」陳路遠答道:「哦,我是個建築師。太太沒工作。有4個孩子,剛從加拿大回流回來。」才沒幾步,便到了他家。

    他家門口有支染血的大鐵枝。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鐵枝一眼,便引我進入花園,若無其事。我恃著高他幾乎一個頭,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無所謂,便隨他進去。

    門半虛掩,撲面是熟悉的腥膻氣睞。他推開了門,門後是一池塘鮮血。

    「你要進來嗎?沒關係,他們都死了。」

    客廳還亮著燈,電視正在播無聲的粵語片,鐳射唱機轉動,傳來了巴赫大提琴無伴奏一號組曲。陳路遠側耳聽著,現著光輝寧靜的、基督徒一樣的神情:「多麼美麗的音樂。多麼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讓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轉瞬即逝。你喜歡巴赫的音樂嗎?」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瘦小女子還張著眼,像在看電視,有一種童稚的專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著,腦漿沿額角流下,穿一件家常運動衣,都濕了,染著血,像流了一身汗。

    「對不起,嚇著了你。要喝杯咖啡嗎?」

    我站在那裡,全身冰涼,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運動鞋,腳尖涼涼膩膩。我說:「還是不了。我想我要報警。」

    陳路遠淺淺地笑起來。「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報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頭,道:「對不起,麻煩你了。孩子在樓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亂,問:「白老鼠呢?」陳路遠道:「不得不如此。」也不知有沒有答著我的話,又側身道:「你聽聽。巴赫的音樂,來回反覆,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過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嗎?我在那裡聽風琴奏巴赫的音樂。在歐洲,事物長久而寧靜。回到香港——發覺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經拆掉——你喜歡巴赫的音樂嗎?」我忙道:「哦,我聽Kenny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還是十分有禮道:「對不起,我滿腳是血,還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沒有,我上去看看。」便揚手叫我走。

    我發狂地奔跑,在門口絆著了鐵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腳印,點點開著,如雪中紅蓮。

    「有些事情發生了。事情發生了。發生了。」

    報警的人有點神經錯亂,大概嚇著了。我剛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職的消息,區指揮官的職位我無望了。他們說,是由於本地化政策。我獨自在夜裡吸一口煙,跳望維多利亞港的景色——殖民地將永遠消失,像我妻維利亞,不得不永遠消失。現在她會在尼波裡某個草原小屋的火爐之旁吧,天氣已經涼了。但香港是沒有季節,不容回顧思索的。如今想來,維利亞離開我已經整整6個年頭,期間我竟然沒有想起過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時31分抵達現場。法醫、攝影師還未到達,救護員初步證實5個傷者已經死亡。報警者是鄰居,紅著眼,軍裝督察跟他道:「伊雲思總督察來了。你仔細跟他說一說。」年輕男子便跟我說:「他只是說,有些事件發生了。他沒有說,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沒有關係一樣。」他臉容非常憂愁。

    疑犯還在廚房裡,督察說。警察到達時他正在煮咖啡,現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沒有關係一樣。」督察說。沒有上手銬,因為他沒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靜。我一皺眉,便上二樓視察命案現場。

    「孩子分別是三、四、六、七歲,二男二女,六歲及七歲女兒在這房間。」督察推開了門。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畫畫,腦後被硬物劈成星狀。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還抱著血熊,頸部被斬至幾乎脫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斷指,屍體應該是受害後再移至床上。

    「3歲及4歲的兒子在這裡。我還以為他們在睡覺。」督察推開了另一度房間門。此時攝影師及法醫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兩個兒子伏在床上,還蓋著被,只是牆上一大片鮮血,腦後亦呈星狀,骨頭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經包好在膠袋裡面,還標了箋,上寫『凶器:鐵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檢查,才下口供。」「YESSIR。」

    我在滿室血污的房間站了一站:當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與昏濁。我很渴望可以喝一點威士忌酒。窗外有藍光,微微閃動。我大叫:「把警號關掉,蠢材!」軍裝遙遙地應道:「YESSIR。」但仔細一看,原來是藍藍的月光靜靜隱著殺機。我非常的蒼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個顫。我大吃一驚:我知道我老了。我原來老早已經忘記恐懼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與恐懼,而且孤獨。

    我想我要離開這個殖民地了。殖民地將不復存在。

    精神科初步診斷疑犯精神正常,有輕微憂鬱傾向及患了點傷風。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說話,而距離48小時合法拘留只有10小時,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個民兄。據此人說,謀殺案發生前兩天,銀行突然多20萬現金轉帳,案發後翌日收到陳路遠寄給他的信,囑他用了20萬元安排死者及4個子女的葬禮:「我恐怕有很長時間不能再見你了。」信上寫道。

    陳路遠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靜靜地看著我。我開腔道:「案發後你在廚房喝藍山咖啡。你喜歡藍山咖啡?」他毫無所動地看著我,就像有誰,有什麼,在他裡面死了。我心頭一動,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員出去預備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現場搜出的照片。一間鄉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陳路遠一家和一隻大牧羊犬站在園子裡的照片,全都笑著,連牧羊犬也張著嘴,附和著。陳路遠略略低頭,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麼遠處去了。警員送來了咖啡及攜來了耳筒鐳射唱機及喇叭。咖啡香彌了一室昏黃。鐳射唱機播著案發時他聽著的巴赫大提琴無伴奏一號組曲。我點了一支煙,就深深地陷入沉思與靜默之中。

    「你喜歡巴赫的音樂?」陳路遠沒有回答。「我想你不願意再說的了。多麼好。你知道嗎?我下了班不說話,有時在蘭桂坊喝整個黃昏的酒,光聽人家在吵。不說話是一種奢侈。」陳路遠看著我了,不知在聆聽,還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維利亞。我們剛在德布連結了婚我便帶她來了香港。你去過愛爾蘭嗎?那是個美麗而憂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馬,春天時滿地開了野菊。我們的兒子叫大衛兒,眼底帶綠,像愛爾蘭的草原。」

    「維利亞一直不喜歡香港,或許因為我有一個中國女子。一次我醉後竟然透露迷戀上背上紋了一隻孔雀的中國女子。翌日回家我發覺維利亞伏在床上,痛得滿臉通紅,掀開氈子,才見得她背上紋了一隻大孔雀,血跡還未乾透。我跪在地上求她原諒。」

    「但沒有用。你知道,我是個警察。我是英國人。我無法拒絕殖民地的誘惑。」

    「她回去過愛爾蘭。我帶著大衛兒到她姐姐處找她,我什麼也沒有說,她只是抱著大衛兒在哭。」

    「又回到了香港。斷斷續續很多年。大衛兒開始獨自上學,交小女孩朋友。維利亞走了,在米蘭寄來了一張明信片,要離婚。」

    「她後來跟了一個意大利人。她去意大利前跟我做最後一次愛。背上的孔雀已經毀掉,她原來優美的背部灼了難看的疤痕。我一邊做愛一邊流眼淚。她只說:意大利人對我很好,遠比你對我好。我這樣比較幸福。請原諒我。我不能再背這愛情十字架。」

    「她走後我開始很沉默。」

    「生命裡面很多事情,沉重婉轉至不可說。我想你明白。正如我想我明白你。」

    他便靜了下來,好像我是主控官而他是冷血的多重謀殺犯——人的靈魂的幽暗,沉重婉轉至不可說,而且無所謂道德。他愛維利亞不比我愛趙眉愛得更多或更少,但他毀了她美麗的背、她的愛意,和她的前半生,而我卻殺了趙眉、明明、小二、小遠和小四,及大白老鼠。

    演員下了舞台,疲倦而憔悴。

    我只是無法背這愛情十字架。

    要殺趙眉的意念總是一閃而過,第一次我們還在阿爾拔亞省加特利城。我們剛到幾個月,她懷著小二,我失業,二人成天在大雪紛飛的屋子。趙眉喜歡數錢——把現金提出來,找換成硬幣,一隻一隻的在數:「足夠我們過兩年4個月零5天。」我看著電視,聽著單調的錢幣聲,趙眉近乎滿足的歎息——又一天了。

    幾時才過完這些日子呢,當時我忽然起了殺她的念頭——一閃即過,用刀劈碎她的腦子,肚裡流出紫黑的胎兒,再殺死熟睡中的明明,警察會將我當重要人物看待,我們會上加特利亞城報紙的頭版。這個念頭竟令我深深地震慄,不禁輕輕發抖。趙眉轉過臉來,微紫的臉,灰黑的眼睛,看穿了一切似的,說:「陳路遠,我知道你恨我,你恨我迫你離開香港。但誰知道呢?我們從油鑊跳進火堆,最後不過又由火堆跳回油鑊,誰知道呢?」我心裡一陣揉痛,一言不發,只是抱著她。

    我從來不知道加國有這樣漫長嚴酷的冬天,才11月,已經下了雪。趙眉愈來愈沉默,川流不息地在廚房裡弄吃的,Cereal、生水果、乳酪、煙三文魚、意粉、巧克力勿斯、蘋果批、果仁曲奇餅乾、龍蝦湯、鵝肝、燒鴨……二人對著一桌子的食物發呆。電視亦川流不息地開著,簡直就像香港的屋村。趙眉又養了一隻牧羊狗,先餵狗,喂明明,然後才該我。食物吃不完丟進垃圾桶——我的存在不過在牧羊狗、小孩與垃圾桶之間。漫天風雪,我披一件外衣便往外走。

    園子裡只有荒涼的幾株楓樹,索索地搖動。雪亮如白衣,月色明麗。我只是盲目地向外走。雙腿麻得抬不起來——離開這食物豐盛的監獄。我們以為追求自由,來到了加國,但畢竟這是一座冰天雪地的大監獄——基本法不知頒布了沒有。他們在那裡草擬監獄條例呢。逃離它,來到另一座監獄。

    我在冰涼柔軟的雪中棲息。我累了。

    在一個暗紫的夢裡面,我聽到趙眉子宮裡的輕微哭泣與呼吸。

    醒來在雪白的醫院裡。護士和氣地道:「陳先生。」趙眉的紫臉,大大的,像一朵骯髒喪氣的花,在遠遠地看著我。

    「不應該將孩子生下來,打掉他。」

    趙眉哭了。

    孩子生下來我們便搬到多倫多,那裡擠迫而空氣污濁。人們又喜歡飲茶,看明周,炒地產,比較像香港,令人心安。我們買了一幢高層公寓房子,換了一輛日本車,我又找到了一份文員的工作——建築師當文員。同事都很友善而客氣,經理總是十分有禮,叫:「陳先生,你是否介意替我整理這疊發票?」日子安靜而緩慢。下午5時零5分,他們都走清光,我有時在寂寞的辦公室,站在窗前看雪,以及灰黑的黃昏。站著站著,會看到趙眉紫色的臉,及兩個瘦小的嬰兒,像紫色櫻桃。我想狠狠地壓碎它,濺了一雪地紫紅的汁。

    小二特別愛哭,叫起來惹動了明明,兩個嬰兒輪流哭整個晚上。趙眉和我,嚴重睡眠不足,她開始掉了一地的頭髮,連眼睫毛也禿了。我開車雙手總是發顫,在辦公室裡老覺得窗外有人寂寂地看著我,還有一種得意的看熱鬧神情。仔細一看,又沒有了,腦裡只是有無盡的嬰兒哭聲,在深夜的靈魂盡處。

    趙眉讓嬰兒吵得無法入睡,便在廚房弄吃的。凌晨5時,我們夫婦對著一桌子食物,窗外是深黑的雪。我狠狠地瞪著眼前那只吱吱的白老鼠,赫然驚覺老鼠已經成千上萬地繁殖,爬滿了廚房、睡房、閣樓,甚至在我的駕駛座上。我蹦地跳起,衝入嬰兒房,緊緊抱著明明、小二,怕他們要被白老鼠吃掉了。孩子「哇」的哭了。轉身來,見趙眉單單薄薄地赤足站在房門口,睡袍縐而陳舊,淒淒涼涼的雙手交纏在胸口,道:「陳路遠,讓我們回香港吧。」

    我們結果搬到了三藩市,在灣區找到了舊房子,我開一輛吵得不可理喻的舊福特,我又在一間建築師樓找到一份繪圖員的工作。

    孩子仍然非常瘦弱而且敏感,喜歡哭泣。一夜明明又整夜哭泣,但我已經累極,而且開始習慣,轉身也就呼呼大睡。突然醒來,感到有藍光,原來是三藩市盛夏的無聲閃電。屋子裡異常的黑暗與靜寂。不大聽到孩子的哭泣,我像灰姑娘一樣又驚又喜,在陌生的美麗靜默國度漫遊。趙眉在我這個靜默國度消失。我竟然就在一陣一陣的無聲閃電裡,無聲地笑了。

    我多麼渴望趙眉及孩子的消失。

    但我卻摸索起來,開了燈,到嬰兒房找孩子和趙眉。小二睡了,明明的床卻空空洞洞,留了淺淺的睡痕。我的心撲撲地跳動。

    終於在廚房找到趙眉。她衝我,微微地笑了,在喝一杯香濃的巧克力——我已經多時沒見過她的笑容。明明卻坐在地上,靠著煤氣爐,滿臉紫藍,嘴裡塞了一條香蕉。趙眉道:「她不會再哭了。」我大吃一驚,立刻抱起明明,挖出了香蕉,再電召救護車。明明還有呼吸,只是十分微弱,我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臉,一時急痛攻心,差點流了淚。趙眉只是靜靜喝著巧克力,有天真安樂的神情。我站在這麼一個藍光閃動的公寓廚房,空氣瀰漫巧克力香氣,身旁有勤勞的妻,天使女兒,而我又是個幸而能逃離香港的中產階級——救護員快要到來。我感到了幸福生活的諷刺,再一次,對著趙眉,失神地笑了起來。

    小孩很快復原,只是父母要看心理醫生,明明和小二都交給了托兒護士,蠶蝕我們有限的積蓄。

    情況再次地穩定下來。只是夜來我會做殺死趙眉的夢,醒來一身冷汗,緊緊地擁著她,叫她「寶貝」,說愛她,為她受的委屈道歉,和她做愛。

    趙眉又將明明和小二接回家來,好省點錢。她又干回她的本行,周未做替工看護。我做著極其無聊的繪圖工作,老像一個永不升級的一年級建築學生。明明自從嚥了香蕉後,忽然不再哭泣,只是十分憂愁,眨著大眼睛。一次我們在明明用的小廁盆發現了血。她只是咬著唇,不哭泣也不動容。一看她,下體發炎得又紅又腫。我忽然知道,我們只因為自己的輕弱,毀了她。

    平靜而提心吊膽的,總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似的,我們還是在三藩市安頓下來,入了冬。

    秋冬之間不過是幾天的事情,晚來早黑,家裡沒亮燈。明明在半暗的玩具房間搖木馬。小二在嬰兒床睡得正甜。趙眉不在。

    我獨自在客廳喝一罐啤酒,坐在沙發上,睡了過去。

    醒來天也全黑。趙眉仍然沒有聲息。車子還在,她沒有開車。打開衣櫃,看出她沒有穿大衣。我隱約嗅到不幸的腥膻氣息,夢也似的,浮現了她坐在沙發前看電視,額角緩緩地流著腦漿的形象來。明明伏在書桌上,後腦開了血的星花——我發狂地抱起明明,搖她:「媽媽呢?媽媽呢?」她只是一味地搖頭。

    趙眉是否真的離開我遠去?我不禁一下一下地親著明明——多麼像趙眉。明明嚇驚了,只是別過臉去。

    我在寂靜的林蔭大道叫趙眉的名字。鄰居亮了燈,探頭出來,關上窗。

    在街頭韓國男子金先生的家前碰到他開車回家。他停下來,道:「我見到你太太。在小公園,獨自坐著呢。」

    我在一株枯透的楓樹下找到她,坐在雪白的木椅上。她的臉孔微焦而紫白,沒穿大衣,只圍了一條紫紅大圍巾。我靜靜在她身旁坐下,明明一掙,便在草地上玩去了。

    這夜寒冷而有星。

    「你喜歡這裡的生活嗎?」良久,趙眉方說。

    「談不上喜歡不喜歡。」

    「與香港相比呢?」

    「在香港,也談不上喜歡不喜歡。也沒時間想。」

    忽然有流星。

    「你記得港大化學大樓外的草坪?那時我們總在那裡想,什麼時候才有一個我們的家庭,點著燈,像星星。」

    「唔。」

    我記得的趙眉,頭上總戴一頂秀氣的學護帽,時常默念護士的座右銘:「溫柔、愛、關懷。」

    「我時常渴望有長久安定的生活。我的要求原來很簡單。」

    而我期望香港的摩天大樓如人類文明,一直通往天堂。我以為我的建築是巴比塔。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呢,那時候,我們還年輕。

    趙眉輕輕地靠著我的肩。年來搬了三次家,生了兩個孩子,她已經非常瘦弱而松浮,身體像一個洩氣皮球。

    「我們回香港去,好不好?」

    但趙眉真的怕。中英談判觸礁,港元急劇下瀉,市民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趙眉從醫院撲來找我,還穿著護士制服,只在我懷中哭道:「住不下去了。讓我們結婚,離開香港。」她的白帽在我面前晃動如蝴蝶。別著白帽的竟是一支一支的髮夾,無端端地生長著,像刺。

    她要跟我結婚我便答應了。我沒有想過要拒絕,我愛她。

    「陳路遠。」她總是連名帶姓地叫我,小小的手伸過來,握著。

    「很奇怪。近來我老在找東西,總覺得失掉什麼似的。」她怯怯地笑起來,「你上班了,我總覺得永遠不會見著你似的。」

    「失去什麼。就像你已經在墳墓裡了,我在你的墳頭走過,在呼喚你的名字。」

    我一直沉默著。黑暗無處不在,遠處公寓房子的燈,已經遙不可及了。是的,失去什麼,永遠不能再回頭了。

    「我們還是不要想回香港的事了。」趙眉又轉念道,「因為我又懷孕了,路遠。」

    「哦——」

    「一個孩子就是一個新希望。讓我們好好的,給他關懷、溫柔、愛。」她將我的手輕輕放在她肚皮上。我的手突然發熱——懼於生之無知未來,我只吞吞吐吐地道:「一定非要孩子不可嗎?」我腦裡慢慢浮現一個血嬰,半埋在泥土裡,趙眉和我,在黑暗中呼喚尋找。

    「一定非要孩子不可。」趙眉緩緩地答,很緩慢,但很堅定。我知道她決定了。我們以為自此便可以安頓下來。孩子是個壯大的男嬰,我們叫他小遠。小遠比兩個姐姐都好脾氣,晚上總酣睡,不大哭。哭也見好便收,性情似乎比較開朗容易。

    事情還是一件一件地發生。明明上幼兒班,突然不肯上學。趙眉又哄又嚇,總不得要領。她已經3歲多,突然扭著脾氣,撒了尿。趙眉替她換褲子時才發現她腿上都是瘀痕。她才說:「同學打我。我和幼生講中文,他們便打我。」幼生是班裡另一個中國學生。趙眉觸電似的,皺著眉,跟我說:「路遠,我怕不幸的事情還是要發生。」

    裁員還是裁到了我身上。我拿著支票與措辭客氣的辭退信,回到家裡,在門後緩緩跌坐。冬日的黃昏來得特別早。我怕又是漫天漫地的白雪,嬰兒夜夜啼哭,我們互相殺戮傷害,血濺成淺淺的池塘,說不定其中還會開一朵冰涼的白蓮。在廚房找到了趙眉,我只能緊緊抱著她:「如今我只有你了,趙眉。」

    我軟弱的時候趙眉總很堅強,為我煮了咖啡,說:「我們還有足夠一年半開銷的積蓄,況且還可以領救濟金。」側著頭,想了想,浮現了一個恍惚的微笑:「幸好三藩市不下雪。不然,我想,我大概會死的……孩子也活不下去……」忽然目光凌厲地看著我。我心頭一震,跌碎了手中的咖啡杯。

    我懷疑我們心裡的什麼角落,失去記憶與熱情,正綿綿地下著雪。在三藩市,在香港。

    趙眉不再讓明明去上學,將她關在屋裡,手裡卻抱著兩個嬰兒,口裡總道:「他們想殺死明明。」又去買了100米黑布,成天在踏衣車上縫窗簾,將屋子蔽得墨墨黑黑的:「他們成天在看我們。他們想殺明明。」在家裡又穿著雨衣,戴著醫生的透明膠手套,穿一雙膠雨靴。「我怕,陳路遠。雨什麼時候才停呢。」而三藩市冬日,陽光豐盛如巴塞隆那。

    我無法按捺,將明明送回學校,回來緊緊抱著趙眉,撕去她的雨衣,手套、膠雨靴:「趙眉,你有病。我應該怎樣做,才可以令你和孩子平安而豐足?」她低下頭來,緩緩地道:「大概不可能了,陳路遠。」

    她默默地收拾一地的膠衣服,拉開了一屋墨墨的窗簾,到廚房弄吃的,姿態十分緩慢而安靜,像受完電震的精神病人。我站在整潔光亮的客廳中,隱隱聽到了趙眉播的巴赫無伴奏大提琴組曲,忽然感到十分疲倦而且蒼老。我老早已經忘記恐懼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而且恐懼。

    我竟然動手打她。明明放學回來,小二和小遠都餓了,他們就在廚房吃點什麼。趙眉還是十分萎靡,只在廚房切切拌拌,小孩吃著,都哭了。我進廚房一看,孩子滿口是血,手裡還抓著滿滿的血與肉。趙眉在細細地叱喝著:「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可以驅邪。我們有殺身之禍了。」她竟也瓢起一調匙的生血肉,往嘴裡送。我一把揪著她的發,摔掉她的調匙:「這是什麼?」她說:「雞心、牛脾、豬肝。」我指著她的臉:「你給孩子吃這些?」然後我竟然打她,一掌一掌地刮她的臉。孩子哭得更凶了。她也不哭也不鬧,只瞇著眼看我。我略停手,她轉身便操住了廚刀,閃閃亮亮,冰冰涼涼的,擱刺著我的喉頭。

    「你忘記了嗎?陳路遠。關懷,愛,溫柔。」——何以至此。我原來想愛她,關懷她,給她一個溫柔的家。

    明明輕輕地走過來,抱著了趙眉的大腿。趙眉索索地流了一臉的淚,放下了刀,跪下說:「明明,你們父母做錯了。從油鑊跳進火堆,又從火堆跳進油鑊。做錯了什麼,我們卻不曉得。」

    因為我們以為憑智慧建造了巴比塔,通往天堂。

    然最終還是毀滅。

    我獨自到了歐洲,又回到了香港。我無法再背負愛情的十字架。

    然而我已無法再認得香港。我走路緩慢,鞋跟老給人踩著。

    銀行職員問:「先生,身份證號碼?」我略一遲疑思索,職員已在叫:「下一位。」我想去檀香咖啡室喝一杯舊香港的濃咖啡,發覺咖啡室已經消失。電話號碼都改了7個數字。港式英文我亦不理解,譬如「天地線」。我去看許冠文的電影還會發笑,但整個電影院的年輕人都十分不耐,粗話連篇地叫他「阿伯,收山喇。」民選的立法局議員才20多歲。我在香港迅速衰老。

    我在杏花村租住一間細小整潔的公寓房子,像愛麗思夢遊仙境,回到了單身時的孤獨與沉默。閒來坐在窗台上看飛機升降,原物實大的巨大飛行金屬,在窗前掠過,跑道在城市與海洋之間,閃閃發亮。這實在是一個奇妙的城市,獨一無二。

    我找回舊日的拍檔,夜夜工作至晚上10時。生活還可以。午夜淺睡即醒,會昕到嬰兒的啼哭,不知是不是幻覺。

    趙眉和明明還是找到了我。嬰兒小遠在啼哭,趙眉的腹部已經隆起。我低著頭想,懷的是魔鬼怪嬰,——我們心中的魔鬼。

    她只是「啪」的刮了我一巴掌。我輕輕地掩著一邊發熱的臉。

    我默默地抱起明明,接過她懷中熟睡的嬰孩。她提著行李,默默地隨我進屋。

    當夜我們還做愛,頂著奇怪而邪惡的隆腹。

    可能就是當夜做的決定。

    明明、趙眉、小二、小遠回到香港後就互相傳染疾病。空氣污染,明明老傷風、感冒。食物污染,趙眉老肚瀉。噪音污染,好脾氣的小遠也成天皺眉大哭。為了尋找加拿大的記憶,我給他們買了一隻大白老鼠。只有老鼠和我最健康,老鼠吱吱的生長,如癌之擴散,而我的決定在黑暗中孕育成形,等待誕生。

    我不知如何將事情解釋清楚。到底是我毀了她們,還是她們毀了我,還是我們都是犧牲者。小四生長得很健康,跟每一個嬰兒一樣哭鬧發脾氣。我們一家6口,跟每一個香港家庭一樣,在暫時的恐怖的平靜裡生活。趙眉也像每一個妻,送孩子上學,記得食品價格,見學校老師會精心打扮。明明學會多話,用電視肥皂劇主角的囂張態度說黑社會術語,小二不停摔破家裡的所有玻璃,小遠毫無倦意地生病,肚瀉,發熱,皮膚敏感。生命像一張繁複不堪的藥方,如是二錢,如是一兩。而我案前的草圖堆積如山,週末還得和建築商和發展商唱卡拉OK,吃含重金屬及各種毒素的海鮮,急於花錢又急於賺錢。我忽然懷念在美加那種真實的孤獨與恐懼,因為清醒,但我已別無選擇。

    從油鑊跳入火堆,又從火堆再跳入油鑊。

    移民不過是一個虛假的希望。而希望從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

    趙眉不再跟我講關於溫柔、愛、關懷。她和我在這人生的各種歧途之間奔走,已經勞累不堪——但正如希望,光明坦直的道路,也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

    我以為我的決定,再光明坦直不過。

    我愛我的家人,所以為他們做決定。

    我在西貢找到了一間幽僻的房子,園子裡有喪氣的芒果樹,隔壁有一雙小丑般,成天嘻哈大笑的夫婦。我們搬進後孩子學會了喜歡月亮,趙眉深夜喜歡看電視,我喜歡音樂,及其中的沉默。

    那必然是個月色明藍的艷麗晚上。家裡每人都寧靜安好。明明在畫畫,小四在玩玩具熊。小二和小遠已經上床,趙眉在看電視。而我在昕巴赫無伴奏組曲的來由始末——再抽像的事物都有其內在的邏輯,沒有無緣無故的事情。器具是刀與鐵枝。

    原來人可以有這樣多的血。趙眉根本認不出那是我,死前還在叫「打劫」。明明的畫染滿了紅色,小四還小,不明白,以為我在玩遊戲,還叫我「爹地」。小二在睡夢中根本沒有醒過來,而小遠,淺淺地醒來,瞬即陷入長久沉寂的黑暗無意識之中。

    最後的是大白老鼠。

    行動並不困難。解釋決定才是艱難。我一直希望做一個忠實真誠的人——因為忠實,所以解釋分外困難了。

    因為沉重婉轉至不可說,所以沉默。

    但我的意思是:任何事物都有其內在邏輯,因此沒有不可理解的事物。

    不知眼前那總督察明白了沒有。他是個孤獨的人,孤獨的人比較容易互相明白。

    因為孤獨,所以比較清醒。

    他在警方所擬的簡單證供上簽了字。離開前只緊緊地與我握一下手。手很暖,而且誠懇。

    在庭上陳路遠拒絕答辯。辯方律師反反覆覆盤問證人詹克明:9月16日凌晨12時15分你報警報稱被告殺了人,當你初見被告時,他在你左邊還是右邊?你說有染血鐵枝,到底在門外還是門內?你說看見屍體,女死者趙眉,她到底張眼還是閉眼?——證人不耐了,道:「法官大人,我哪管得人家這許多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殺死家人,實在無可阻擋,不得不如此呀!」惹來哄堂大笑。法官翻眼道:「證人滑嘴饒舌,簡直當生命是笑話,法庭是遊樂場、街市!退庭。」

    五項蓄意謀殺罪名成立,陳路遠被判死刑,日內由港督會同行政局特赦,改判終生監禁。

    在高等法院外我碰到林桂,他升了職,任分區副指揮官,見著我,顯得十分高興,又笑怨著新工作太辛苦,要早日退休。眉宇卻有得色。他比我年輕差不多10歲,當年在反黑組還是我帶著他。暴動時我們一起鎮壓新蒲崗膠花廠工潮,又聯手衝入北角華豐大廈。炸彈在我們不出一米外爆炸,我們互相拉扯伏下……「今天晚上到會所喝酒嗎?」我只道:「戒掉了,胃痛。」便匆匆離去。

    我整個人空空蕩蕩,沒有喝酒已經有恍惚的醉意,便在高院前的欄杆站一站。遠眺維多利亞港,香港還是非常繁華。散庭時分,身後的律師,家人,一群一群地走過,像電影院完場。我卻想起了陳路遠以及我自己。他一生不會再見著這美麗的維多利亞港了,世界將遺忘他。然而這是出於他自覺的選擇。而我呢,我卻毫無選擇,要失去這城市了。

    我離開愛爾蘭時還是個眼底帶綠的青年,像大衛兒。我再回去仍然骨架高大,但皮肉卻像一件穿鬆了的大碼衣服。

    未幾大衛兒被捕。他前年暑假回港,曾經在蘭桂坊藏有20克「冰」被捕拘留,還是我替他奔走,才撤銷了控罪。但這次在他的寶馬跑車行李廂藏了20公斤4號海洛英,約值港元1000萬。我才猛然想到,他不過是一個理工學院學生,竟然開一架寶馬跑車,而我竟然從來沒有問。

    很多事情已經急劇改變,而我竟然不曉得。

    我帶同律師去警署看他,他見到我,只是大哭。好像他小時替貓洗澡讓貓吃了殺蟲藥死去一樣,只是大哭「爹地」。

    他還是我的大衛兒,安琪兒,寶貝。蘋果眼睛,高大骨架,眼底帶綠而且惶然,多麼像我。

    「爹地,救我。」他什麼時候從一個機械工程學生變成一個要賺大錢的犯罪分子,我竟然不曉得。是不是在我醉酒打架的時候呢,在我黎明與陌生女子做愛的時候,在我進馬場看馬的時候,在我放槍的時候,毆打疑犯的時候?還是在整個香港都惶恐不安的時候?「爹地,快弄我出去!」他以為他不過偷吃了鄰家的蘋果呢。我全身都發熱,不得不跳起來,緊緊地抓著鐵欄道:「你還想我怎樣,你狗娘養的!」一拳地打在牆上:「你還想我怎麼樣?」

    站在林桂寬大的辦公室門口便感到了難堪,無法再向前踏一步。有人在裡面,正在應他:「YESSIR。」頓時我進退兩難,林桂已經聽到了動靜:「外面請進。」又低聲道:「你先出去。」對方又應:「YESSIR。」見著我,原來是重案組馬督察,向我招呼:GOODMORNINGSIR。

    我道明來意。林桂還是十分矯健結實,雙目鋒利如刀,手背猶有刀痕,是一次與我被銀行劫匪襲擊所受的傷。他沉吟半晌,方道:「伊雲思。這不是打劫、傷害他人身體等等。即使我肯,其他人都不會肯。」他長歎一口氣,站起來,立在窗前,成了影子。外面有軍裝警員在步操,多麼熟悉,令人心安的聲音:ATT-ENT-ION。EYESFRONT——那時我們還年輕。

    「況且,律政署已經決定起訴。」或許因為熱,他緩緩地脫了外衣,隱現了結實均勻的肌肉,緊緊地收縮,又放鬆,才道:「伊雲思。現在真的不比從前了。英國人的勢力沒落了。他們日子不多了,犯不著冒險討好其他人。華人又不成氣候,所以,律政署那邊,很難。」我低聲道:「我可以用錢。」

    他轉過身,和往日一樣眉目端好:「你要錢,我可以借你。但……」他的臉容仍然令我心動。我愛他不比愛大衛兒少。「伊雲思,你還是不要冒險了。早日回去吧。留在這裡,看著你熟悉的人與事,一點一點地失去形狀,我不知是敗壞還是新生,但眼看著這一切,也不免難堪。我才41歲,移民養老又太早,沒辦法。但你不一樣,你回去,比較安樂。」我忽然見到大衛兒捧著我的心,一刀一刀地刺下去。「何必呢。世界不會停下來。這幾年來,你老多了。我擔保現在和你跑長途,你一定賽不過我呢。」如此一來,我失去大衛兒,我又失去他了。

    「謝謝。」我說,「我明白了。」不如怎的,我很渴望有一頂帽,好好的,保護我自己。來到香港以後,因為熱,也因為容易,我已經忘記愛爾蘭冷酷而又艱難的冬天了。

    大衛兒上庭後我便遞了提早退休的申請。拿著過百萬港元的退休金,可以在德布連開一個香煙報紙店,或許設一個加油站來經營。在香港,任何事物都以高速演變。我遞上退休申請才沒一星期,沒有警員再給我買煙或遞煙灰缸了。他們甚至取消了每天送到我辦公室的報紙。

    我後來去過精神病羈留中心探過陳路遠。雖然數名醫生都檢定陳路遠精神正常,他們還是將他放在精神病羈留中心,比較安全。我去看他,或許是跟他說再見的,雖然他不會明白。他頭髮剪得很短,精精瘦瘦,懲教人員說他從不講話,獨自在囚室裡讀大英百科全書,晚上拉提琴:「重重複復,很沉悶的音樂。是不是叫做巴赫的?」口袋裡永遠帶著一幅全家合照,還有一隻牧羊犬,等等。陳路遠不會跟你說話的了,好心的懲教小伙子解釋,好像有義務讓我不要太失望。

    陳路遠見著我,像兒子見到父親,很高興而又有點拘謹,安安分分地坐著。我亦無話可說,只是送他幾張鐳射唱片、一個耳筒鐳射唱機,一隻小喇叭,像向他取口供那天用的那一套。「試試聽。」這次播的是韓德爾。他的音樂像一隻冰涼的手,讓我們慌張火熱的心靈,得到安慰。二人並無言語,只在音樂裡默默接近。

    我忽然明白耳聾的貝多芬。音樂是孤獨者的言語。

    播了半套的《彌賽亞》,我必須離去了。離去前陳路遠跟我握手,仍然溫暖,而且誠懇。我跟他說:「小心照顧身體。誰知道呢,外頭這樣亂,說不定會鬧出巴士底監獄事件呢,又或者,如果他們肯放你,那一定是九七之後很多年的事。到時世界不認得你,你自然也不認得這世界。這多好,像重生。」他聽得我這樣說,也不禁笑了。我又道:「這傢伙,好好的。」

    不知怎的,去看過他便好像了斷我在香港的牽掛。林桂後來借我20萬。不為別的,只為了大衛兒的保釋金。我在會所酒吧碰到他,還沒有開口,他已經寫好支票給我,道:「慢慢再還給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我一生從未為金錢擔憂,第一次受到窘逼,也第一次感到金錢的沉重與痛楚。當夜林桂喝得特別多,不停的講粗話,Thatmotherfucker,thisfatasshole,一直到凌晨2時酒吧關門,他才搖搖擺擺地要去開車。在會所門口,海風吹來,銅鑼灣避風塘的遊艇晃動,一天的霓虹光管,竟夜不滅。

    他忽然緊緊地抱著我,道:「伊雲思,你老了,而且軟弱。我心目中的你總是高大強壯。多麼殘酷。」我推開他,道:「你醉了。走吧。」他笑了,踏著碎步道:「我走了。我們不會再見面。我記得你,因為你從前教會我很多事。將來我老了,其實我也會像你一樣。但我記得的你,永遠年輕、勇敢、強壯,像我記得我自己。」他便啪啪的消失在停車場的某處,開門,閉門,亮了燈,轟的便遠去了。

    他還喜歡開快車。我已把車子賣了,便踱步到對面怡東酒店截計程車。

    很久以後都會記得那一晚的心情。

    平復以後,恐怖都變成了滑稽,愛玉和我其後便玩血塘遊戲:淺淺的放一缸暖水,開一支紅酒,玩紙牌,輪的罰倒酒,讓一缸水變成血,在其中做愛。愛玉肚子大,像血蜘蛛。又扮演總督察與謀殺犯。法官與建築師。我穿著愛玉的睡袍,愛玉穿我的西裝,預備給嬰兒的娃娃充當謀殺犯。冬天來了,我們便忙得不亦樂乎。冬天死人特多,我忙著送院,愛玉忙送葬,回家來忙張羅嬰兒的床被、玩具、教育基金。

    愛玉生產那天碰到了那個洋總督察,衣服有點舊,鬍子長著,夾點白,正在「不准吸煙」的牌子下抽煙。我招他:「認得我嗎?就是一家5口謀殺案那個。」四周轉來了目光。我嘻嘻地笑了。他竟然說:「是呀,就是你。」我也不管,乘機點起煙來。「好嗎?又有人死了嗎?」他只搖搖頭,沒有作答。我只好亂扯:「我太太進院了。早產,有細菌感染。孩子可能會癡呆呢。」他只答:「哦。」便默默地大力抽煙。醫院員工還是來了,慢一點,總會來。也不多說,只指示「不得吸煙,違者罰500元」的告示牌。我也就扯著督察,在醫院外的草地站一站,曬太陽。

    「這怎辦?」他忽然問。

    「他們不會罰我們款的,我認得他。」我說。

    「不,這你們怎辦,如果生了癡呆孩子。」

    「也好呀,也很可愛呢。」

    他叉點了第二支煙。我在看樹上兩隻麻雀交談。

    「我兒子。販毒。棄保潛逃。在機場被捕,加控罪不得保釋。自殺了。」

    我精神一振:「死了嗎?」

    他又搖搖頭。我自然很失望,只好應道:「也好。生存也不錯。死就更好。」

    他苦笑道:「真奇怪。」

    我偷偷摘了身後一朵玫瑰,用我的小把戲,「我變」地變在手中,送了給他:「鬼佬,幹嗎愁眉苦臉。你兒子要販毒,要逃,要自殺,也實在無可阻擋呀!」他奇道:「你這個奇怪有意思的小伙子。這樣你說我應該怎辦?」我答:「沒怎辦。怎樣怎辦呢,玫瑰花不種也不收,也沒怎辦。這樣辦,辦下去。」說得一塌糊塗,搞得洋人老皺眉。醫院員工又遠遠地向我們走來了。我低頭看,原來我們踏在「請勿踐踏,違者罰500元」的草地上。我扯洋人:「走吧。多說無益。」他就也不多說,低頭說句再見,便雙手插著袋走了。在耀眼的冬日陽光裡,分外顯得他骨架的高大,像木偶。

    我們的孩子果真是個癡呆孩子,不大哭。愛玉和我還是喜歡得不得了,夫妻輪班,午夜和孩子玩,哄他,抱他,親他:生命真是好。午夜我還是閃著藍燈通街跑,將傷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愛玉,聽見有死人還是興高采烈,又為死人設計了綴羊皮或人造皮革的西裝大衣。癡呆孩子快樂地生長,臉孔粉紅,只是不會轉臉,整天很專注地看著一個人,一件事,將來是一個專注生活的孩子。

    城市有火災有什麼政制爭論,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愛玉還會好好地生活的:隔壁房東很快粉了喜氣洋洋的粉紅漆,園裡種了一大叢新的玫瑰與茉莉,又種了一株白蘭花樹。又住進了一個家庭,男的喜歡煮吃而女的在剪草,修理電器。我們總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滿希望,關懷,溫柔,愛。因為希望原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猶如上帝之於空氣與光,說有,便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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