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5、康拉德阿登納-2 文 / 尼克松
很多宿命論的歷史學家們給一位能幹的領導人下了這麼一個定義，那就是，他能夠設法使自己的政策與不可能改變的歷史潮流統一起來。簡而言之，他們相信歷史創造偉人，而不是偉人創造歷史。根據這一理論，西德漸漸地接近西歐。並且，由於這股強大的冷戰潮流和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對抗使西德逐漸遠離共產主義東方。阿登納只是一名作些細微調整的舵手。
從事抽像概念研究的理論家們珍惜這種學說。然而，從事具體工作的政治家們對此並不感興趣，他們通過實踐知道，一個領導人的決定對改變事件的進程能起多麼大的作用。事實上，在戰後早期的這些多事的歲月裡，法國和德國重新和好的前景一歐洲聯合的關鍵，似乎常常是渺茫的。不到一個世紀，法國和德國發生了三次血腥的相互殘殺。彼此間的仇恨和不信任似乎太深以致於無法消除。只是由於阿登納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使諸如舒曼和戴高樂這樣的主要領導人產生信心，並因蘇聯威脅構成的新的緊迫感，使和解終於得到實現。
五十年代，法國議會幾次否決建立歐洲軍的主張，如果換一位德國領導人的話，可能會使法德關係倒退至又一代人的敵對狀態。然而，阿登納默默地忍受了挫折。他曾經說："我認為，在受挫折的武庫中最強大的武器是忍耐，我卻具有很大的耐心。我可以等待。"
在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歐洲搖擺在結盟和孤立主義的邊緣上。在這樣的時刻，當事件可以向這個方向也可以輕易地向另一個方向發展時，一個偉大的領導人就是決定性的因素。具有建立一個以中世紀初的歐洲的藍圖的現代歐洲的理想的阿登納準備成為這樣的一位領導人，並完美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在他1953年訪問華盛頓後到1961年前，他曾先後訪美達六次之多。他之所以如此頻繁地出訪的一個原因是他與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的會談異乎尋常地富有成果。他發覺美國政府比英法更堅決地接受他的西歐防務的想法。1954年，法國反對建立歐洲軍後，阿登納告訴杜勒斯，他發現"最好的歐洲人"是在美國。
他與杜勒斯的關係十分親密，因為兩人有許多共同之處。
他們虔誠地信仰宗教，都有從事法律的背景，都忠實於他們的家庭。更重要的是，兩人都是有獻身精神的國際主義者，從容地致力於為反對專制主義的蔓延而鬥爭。正如阿登納的傳記作者特倫斯·普裡蒂寫道，"把他們聯結起來的最強大的紐帶也許是他們對上帝的虔誠和對共產主義的仇恨。"
阿登納從未承認過東德共產黨政府的合法性，在他一生中，他一直把它稱之為"蘇聯區"。他不相信蘇聯人關於他們想要一個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獨立的、統一的、中立的德國政府的說法。首先，阿登納知道蘇聯人從不允許東德進行自由選舉。其次，他相信在戰後的歐洲沒有一個國家選擇中立會保持長期的獨立。他說："一個人不可能坐在兩把椅子之間。"
在國內，阿登納受到了對手們的嚴厲批評，他們堅持認為他應該更積極地響應蘇聯人就統一問題偶然提出的倡議。在杜勒斯身上，他找到了增強他自己堅定信念的力量。正如他在回憶錄裡寫的，"杜勒斯和我在一個關鍵性的信條上是一致的：決沒有不報以讓步的讓步。我們被指責為頑固的和一成不變的，並且整個世界都在要求我們應該更靈活些。"
《紐約時報》赫赫有名的記者蘇茲貝格有一天在波恩請阿登納說一說誰是他迄今見到過的最偉大的人物。阿登納走到他的書桌前，拿起一張鑲有鏡框的杜勒斯在1959年最後一次訪問德國時的照片。這是阿登納與他這位朋友活著時的最後一次見面。
這位總理把照片遞給了蘇茲貝格，並說："就是他"。當蘇茲貝格問他為什麼挑選杜勒斯時，阿登納國答道，"他思想明確。他事先深思熟慮，對未來有遠見，他說話算數：他信守諾言。"
有些批評家認為，杜勒斯和阿登納之間的關係是那樣密切，以至於使他們兩人對蘇聯的那種毫無道理的僵硬態度有增無減，並認為杜勒斯與這位德國領導人的私交足以使美國國務院為阿登納的外交政策服務。更確切地說，他們之間難得的友誼產生於與他們關係重大的問題上的完全一致，尤其是他們兩國對抗蘇聯這一最好的立常1959年2月社勒斯知道他已患無法治癒的癌症。他最早告訴的人中就有阿登納。杜勒斯死於五月，八十三歲的阿登納飛到華盛頓，參加了葬禮。
1959年杜勒斯的葬禮使世界上許多有聲望的人物雲集於華盛頓。出席人數創了紀錄。有些人恨他；有些人怕他；但是大家都欽佩他。阿登納則是少數幾個熱愛他的人中之一。
如同英國人缺乏幽默感，日本人看不清楚這種無稽之談一樣，關於德國人是天生地禁慾主義的和缺乏感情的說法也是純屬虛構。我的體會是，不論外表如何，大部分德國人都是富有感情的。阿登納當然屬於這種類型。當他向我講到對杜勒斯的愛慕和敬仰時，眼中流著淚水。他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勝任他的角色。"
恰如許多人發覺阿登納是冷冰冰的和缺乏感情的一樣，還有許多人，在看到他的坦率，思想和行動綱領幾乎是一個有機統一體時，認為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奧地利的有能力的、通常具有洞察力的首相布倫諾·克賴斯基，有一次說話過火時曾稱阿登納是一個無教養的人，幾乎說不出個什麼名堂來。
確實，阿登納的講話不像麥克阿瑟那樣對文學和哲學引經據典，那樣富有刺激性，也不像戴高樂和邱吉爾那樣是一位有才華的作家。他告訴我他寫回憶錄實際上是出於對歷史的責任感才承受下來的包袱。
然而他是有教養的，見識廣博的人。與克賴斯基的印象相反，他經常讀書，特別是閱讀歷史著作；我是從與他的一次交談中知道此事的。當他度假時，他總是隨身帶著大量的古典音樂唱片，其中他最喜愛的是舒伯特、海頓、貝多芬、維瓦爾迪和莫扎特的作品。他又以一名有才華的業餘園藝家著稱。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他還是一位荷蘭名家作品的鑒賞權威。華盛頓國立美術館的負責人曾經以羨慕的口吻說，如果他必須尋找一名替換者的話，這個人就是阿登納。
在杜勒斯葬禮後的早晨，阿登納和我在國會山我的辦公室見面了。那天晚上尼克松夫人和我在華盛頓我們的家中為他舉行了晚宴。在我們的談話中阿登納從未說過英語，但是我可以說他懂得不少英語。像戴高樂一樣，有時當他覺得譯員沒有把他講話中的細微差別恰當地表達出來時，他會糾正翻譯。
晚宴上我們的談話轉到了嚴峻的競選運動和國外旅行。他突然問我："你睡得好嗎？"我對他說，當我腦子裡考慮許多事時很難入眠。阿登納說：從年輕時起他就一直睡得不好。我問他有什麼辦法。他回答說："我吃安眠藥，一直吃了三十年了。"
我問他當安眠藥不起作用時怎麼辦。他笑了笑說："我去找大夫開另一種安眠藥。"
他的授權的傳記作家說，阿登納的失眠是在他1933年躲避納粹時開始的。在他任總理時，早晨六時起床，早在家人們尚未起床前，獨自一人坐在乎台上或在花園裡，聆聽鳥鳴和觀望初升的太陽映在艾菲爾山頂上的光芒。他說，這樣就彌補了失眠的夜晚。
阿登納有時早晨帶著一支鉛筆和紙去浴室，因為在他刮鬍子時，經常有好主意。早餐後，讀晨報，和家人談一會兒話，九點五十分他離開家門，邁著輕快的步子走下一共五十三級的石台階，穿過他的丁香和木蘭花灌木叢，高高興興地向那些記者、警衛和園丁們打招呼，他們中間有些人可能在等候他，然後上他的轎車。阿登納象皮厄斯七世教皇那樣，喜歡開快車。
他常常在十分鐘內到達他在波恩的辦公室。他的鄰居們可以根據他準確的早晨的常規活動未校對他們的時鐘。
阿登納象戴高樂和吉田一樣，是一位格外忠實於家庭的人。他的生活兩次遭到極其不幸的打擊。他的第一個妻子埃瑪久病之後於1916年死於科攏在她死前的幾個月裡，阿登納中午和晚上坐在她的床邊，陪她說話和給她唸書直到她入睡為止。在1910年他四十三歲時，他和一個二十五歲的名叫古西·青塞爾的女人，約翰·麥克洛伊妻子的表妹結了婚。1944年，當阿登納躲避納粹時，他們逮捕了古西，把她關在裝滿了妓女的牢房，然後殘暴地審問她丈夫的下落。只是在當局威脅說要把她的十幾歲的女兒利貝特也關進牢房時，她才軟了下來。
古西於1948年死於白血病，一再喪失親人的阿登納就再也沒有結婚。他撫養他的七個孩子如同他自己小時候家裡對他一樣：家教甚嚴而又十分鍾愛。他的一個兒子說："父親在家裡把民主擱置一邊。他用強硬的手腕治理我們的家庭。如果一株玫瑰樹必須移栽的話，只有他才能決定在什麼時候和移栽到什麼地方。如果我的姐姐想要烤蛋糕時，也必須經他同意。你知道，在德國這種做法並不奇怪，就是這麼回事。"
古西死後，阿登納出訪美國時經常由一至數名他的孩子陪同前往。1959年，他的兒子保羅和女兒利貝特陪他一起出席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家中舉行的晚宴。
阿登納於1955年秋訪問了莫斯科與赫魯曉夫舉行了會談，而我正在準備七月份我自己的訪問。我請教了許多俄國問題專家——包括杜勒斯，在他去世前四天我去病房看望過他——在那天晚宴上我專門瞭解了阿登納的想法。毫不奇怪，阿登納的思想和杜勒斯的十分相似。
阿登納去莫斯科是想要緩和蘇聯對聯邦共和國的好戰狀態，也許還希望蘇聯鬆動一下對東德的控制。他發現赫魯曉夫在這些問題上是毫不妥協的，但他確實得到了釋放一萬名德國戰俘的收穫，他們在蘇聯已被拘留了十年。他同意建立蘇聯和西德的外交關係作為交換。
他懷著一種恐懼感從事這次出訪使命。阿登納認為，蘇聯代表了無法改變的無神論制，就如同君士坦丁時代以來世界上尚未見過的那種制度。赫魯曉夫的粗魯更增添了阿登納的恐懼。他告訴我他必須使自己堅強些避免在這位蘇聯領導人面前顯得體力不支。
赫魯曉夫與阿登納在一起時確實經常進行恫嚇，表現無禮，在某一個觀點上他大喊大叫說什麼"資本家烘燒共產黨人，把他們吃了——還有什麼，不放鹽！"阿登納通常以鋼鐵般的忍耐來降服他。但是，在一次會議上幾乎沒有什麼辦法，於是他命令他的坐機從法蘭克福飛回來——當然他的一名助手確信這項命令是用外線，很可能是用被監聽的電話線傳遞的，當蘇聯人認為德國人即將離開時，蘇聯人的態度大為緩和。
相對地說，赫魯曉夫當時上台執政時間不長，對和他相遇的自由世界諸領導人還不熟悉。很明顯他是在考驗阿登納的勇氣。在一次宴會上，他顯然是無止境地一杯接著一懷地祝酒，試圖看看在談判桌上是那樣難以對付的七十九歲的阿登納能否被酒制服。儘管他喜歡葡萄酒甚於伏特加，但是阿登納有一個如同他的鋼鐵般的意志一樣堅強的胃。十五次的祝酒後，他仍舊不偏不斜並很機警——足於察覺赫魯曉夫一直在喝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納以諷刺挖苦的方式與赫魯曉夫對質說，任何做這種事的人都不能受到信任。赫魯曉夫出乎意外地發覺自己已被當場捉住，他只能一笑了之。
在他們整整一周的對抗中，阿登納與赫魯曉夫進行了反覆較量。當這位總理在回答德國人的一項建議時說："在我同意你這一項建議前，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獄裡！"阿登納回擊說："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獄裡，那只是因為你比我先到地獄！"另一次，當赫魯曉夫憤怒地揮舞他的拳頭時，這位總理突然騰的一聲站起來，揮舞著他的雙拳。
當俄國人歷數了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蘇聯犯下的暴行時，他們處在自以為正義的得意之中。阿登納拒絕披上克里姆林宮給他製作的卑下的認罪披風。他對布爾加寧和赫魯曉夫說，許多德國人反對這場戰爭，並說他的國家也遭到俄國軍隊的禍害。
這一點引起了赫魯曉夫所特有的勃然大怒，他聲稱，阿登納對俄國暴行的指控是"攻擊性的"，赫魯曉夫輕蔑地說："究竟誰該負責！""我們沒有越過任何邊界。我們沒有發動戰爭。"
阿登納立場堅定。他提醒赫魯曉夫，在大戰前和戰爭中他兩次被納粹投入監獄。因此，他有大量的時間去考慮支持希特勒的那些國家的動機，由於直截了當地提到1939年莫洛托夫一里賓特洛甫條約，赫魯曉夫說教的妄想破滅了。他作了讓步。
會談的氣氛緩和了一下。
1959年那次晚宴上，阿登納饒有興趣地詳細講述了他和赫魯曉夫的舌戰。但是他告誡我，儘管這位俄國人表現做慢，過低地估計他將會犯致命的錯誤。阿登納說："他是非常精明、強硬、和冷酷無情的。"
阿登納顯然是欣賞與赫魯曉夫的比賽。我可以說，不像某些領導人，他沒有從不愉快的對壘中退縮不前。相反，他卻迎著上。這正是與他後來描述的他喜歡政治競選相同的氣質。在他整個一生中，他總是希望處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看台上。
在1959年訪問華盛頓期間，他剛剛宣佈了謀求西德總統職位的決定。他希望把這個職位變成類似於夏爾·戴高樂所控制的法國總統的職位，因為那個時候西德的這個職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榮譽性質的。如果不陷於處理日常的政治爭執的繁忙的總理職務之中，他就能夠致力於制定政策。
這一決定是不明智的，然而是可以理解的。阿登納已經建成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他任總理第十年時，他終於證明自己是稱職的，並且擔心一旦他離去後，則後果將難於設想。經過納粹時代之後，阿登納對他的同胞就沒有再充滿信賴。他曾經稱他們為"食肉的綿羊"。在去世前不久，他對一位記者說，"德國人使我極其擔心。"我唯一能為他們說的話是他們經受的事太多了。自從1914-1918年的戰爭以來，他們就沒有平靜和安定。
因為阿登納不相信德國人在政治上已完全成熟，所以他努力保留自己的權力超出了應有的任期。事實上，當他應該準備把權力移交給別人的時候，他卻還在擴大自己的權力。在1959年發生的總統職位危機期間，阿登納操之過急。
有關他的權力主義的內情被再次披露，這次與移交內閣相關。許多情節接近事實。有一個不足為信的故事說，在一次就給工廠工人予"共同管理"權的具有代表性的問題的辯論以後，人們問他："你打算什麼時候給你的內閣部長們以共同管理權？"
隨著為人盡知的"總統危機"的逐步發展，阿登納愈益感到難受。因為原來支持他尋求總統職位的這些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堅決支持路德維希·艾哈德繼任總理。阿登納認為艾哈德在政治上幼稚。最後他放棄了總統候選人，為了使艾哈德不能當總理，而決定自己保留總理職位。由於這位前財政部長堅持不懈，他終於在1963年阿登納退休後繼任了總理。
在他八十多歲高齡時，儘管他仍是一個精力旺盛、身體健壯的人，一天能夠完成比他年輕二十歲的人一樣多的工作量，然而，他畢竟年事已高，有時也取守勢。有一回，雖然他的視力問題井沒有被提出來，這位總理卻摘下眼鏡，拿給來訪者看並解釋說，這不是讀書用的眼鏡，只是為了減弱紫外線的照射，以保護他的小小的過敏的眼睛。他每天午睡，但拒不承認，如果有人問他睡得怎樣，他會厲聲地說："我沒睡，我忙著哩！"
這不僅僅是虛榮心。阿登納相信，為拯救西德，他責無旁貸。一天，幾個朋友小心翼翼提出他總難免要離職一事時，他敷衍地回答說，是的，他可能會在某一次汽車事故中喪身。在他已經離職之後的1966年，當阿登納九十壽辰時的一次會見中，有一位記者提醒這位前任總理，在他八十壽辰時，他也接見過這位記者，並且說他期望著在他一百壽辰時還能這樣。這位老人回答說："當然羅。我要告訴秘書把它記下來。"
邱吉爾和戴高樂也覺得難於考慮任何其他人來取代他們，更不用說主動物色接班人。這方面，他們與吉田茂和艾森豪威爾不同。1952年艾森豪威爾挑選我作他的競選夥伴那一天，他告訴我，當他發現杜魯門接任總統時，因為羅斯福在重大事件上不讓他知道而使他缺乏足夠的準備一事所感到的震驚。艾森豪威爾決定不犯那種錯誤，他向我保證說他會使我知道所有情況，便於我如果繼任他的話，我能有足夠的準備。
只有很少偉人推薦自己的繼承人，然而，像阿登納那樣對繼承人如此苛刻則更少。在接見會談中，甚至在他退休後，當著前去訪問他的外國代表們的面，阿登納還誹謗艾哈德。1959年夏，我在自己的副總統辦公室內會見了艾哈德，他眼裡噙著淚，梗噎著告訴我，由於阿登納對他的態度使他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阿登納參加了杜勒斯的葬禮，回到西德之後不久，他宣佈他將留任總理。雖然在我們的會談中，他也順便提到過這個問題，然而這一決定必定使他一直心情沉重。儘管如此，他還是利用機會表現出他在公共場合下難得的熱情的美德。
從童年起阿登納就一直是個園藝迷。青年時期，他就嗜好試驗，企圖培植"爬籐三色紫羅蘭"，此事引起了父親對他的責備："一個人決不應該試圖干涉上帝的事。"之後，在玫瑰園裡的工作，使他在痛苦地躲避納粹的年月裡得到安慰，在擔任總理職務不斷受到壓力時得到調濟。一些職業花匠欽佩他的工作，其中包括於特森地區的馬賽厄斯·坦陶，他於1953年培育一種玫瑰新品種，命名為快樂的阿登納。這種盛開的、深紅色的"康拉德·阿登納"花，在世界各地的花園裡仍能見到。
這是一位偉大的職業政治家和一位同樣偉大的業餘園丁的充滿生氣的遺物。
外交禮節經常使尼克松夫人成為阿登納在白宮和其他外交場合下的宴會夥伴。他們相處得很好。有一次他問我關於她的出身情況。當我告訴他，她一半是德國人，一半是愛爾蘭人時，他咬著他的手指，爽朗地笑了說："我已經猜出來了，愛爾蘭人和德國人相結合生出世界上最聰明、最美麗的婦女。"
在他們的談話中，他知道她對花也有興趣。在葬禮後的那天他來到我們家，要求看看我們不太大的後花園。幾個星期後，從西德空運來了一百株玫瑰樹。
第二年三月，阿登納第七次訪問美國。他事先捎來話，說要會見我，我們約定了一個晚上六點鐘在我家見面。六點差一刻時尼克松夫人突然看到這位總理的轎車徐徐地開到屋前。當她開門時，他宣稱，他提前來到是為了看看他的玫瑰樹經過冬天的考驗後的生長情況。當我六點回家參加會見時，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他已經站在我們的花園裡，就像他後來和我討論世界形勢一樣專心致志地正在和她討論玫瑰的生長狀況。
阿登納對我們家的訪問引起了人們極大的注意，特別是因為他被照相師們和西德新聞紀錄片的攝影師們所追蹤。一位名叫魯思·蒙哥馬利的專欄作家寫道，"這位八十四歲的西德總理和四十六歲的美國人之間的友誼強烈地吸引著官方的華盛頓。
這兩位政治家以前會見和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不下六次。但是最近這次肯定是最親密的一次。"他又說："如果尼克松佔據了白宮，阿登納似乎為又一次親密的聯繫奠定了基礎，就像他過去與前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間經常保持的那種聯繫。
多年來，阿登納已經是一位把報界當作戰術政治武器加以利用的大師。那年六月，據說他認為參議員肯尼迪作為一名總統來說在外交事務方面缺乏足夠的訓練和經驗。與此同時，弗朗茨一約瑟夫·施特勞斯這位阿登納的國防部長已經命令他的部對肯尼迪政府在國際舞台上的意義作一估價。一份國防部報告的副本——以"施特勞斯輕率"而聞名洩露給了《巴爾的摩太陽報》，該報將此報告用大字標題登出，"尼克松更能為德國人所接受。"據阿登納的一名傳記作家說："就阿登納和基督教民主聯盟而言，這是千真萬確的。"
從1960年競選運動臨近之際，他給我的政治忠告和他對參議員肯尼迪的貶抑性的講話可以看出，阿登納力求與我發展友誼的實際的興趣是清楚的。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知道我有可能成為總統，他要與可能成為艾森豪威爾可靠的保守派的繼承人之間建立工作關係。
在十一月份肯尼迪獲勝，我失敗之後，他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動機是包含個人成分的。從五十年代中期阿登納就一直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訪問西德，但是由於日常各種壓力和職責總是使我們無法接受這一邀請。在選舉中，我被擊敗後不久，收到了阿登納的一封極其熱情的來信。信中他同情地寫道，他知道我有什麼樣的感受，並重新邀請尼克松夫人和我訪問波恩。
直到我第一次見到阿登納的十年之後，我終於能夠接受他的邀請。1963年夏天，尼克松夫人和我以及我們的兩個女兒育六個星期的休假，其中包括在德國的停留。我在波恩的總理辦公室拜訪了阿登納，我們談了一個多小時，當時只有他信賴的翻譯在常我向他講述了我對歐洲總的印象，並描述了我第一眼瞥見柏林牆時的沮喪心情。接著我們訪問了法國，阿登納特別要我轉達對他的朋友戴高樂的最良好的祝願，自從五十年代他們第一次見面後，他對戴高樂已經產生了無限的愛慕和敬意。他對下月將簽字的禁止核試驗條約表示了審慎地支持。但是他告誡說，蘇聯願意簽訂這個條約，絕非反映了它的擴張主義目的會有什麼變化。
然而，使我吃驚的是，這個共產主義的不妥協的敵人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美國不應該"把它的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應該與共產黨中國逐步建立友好關係作為牽制蘇聯的擴張主義。
在我們談話中，我第一次悲傷地注意到他已經失去了一些在我們以前談話中一直是那麼明顯地流露出來的很高的熱忱。
繼柏林牆的危機，他的黨在選舉中遭到猛烈的攻擊後，他屈服於一些年輕領導人的壓力，許諾兩年後下台。現在那個時刻迫近了。他很快就不再執政了，對他的繼承人他幾乎沒有什麼信心，而在他全面地實現他的聯合的、穩定的自由歐洲理想之前，他將離開舞台。
1963年10月，阿登納在聯邦議院上作了告別講話。當他講演完畢，整理好講稿，從內閣席的椅子上站了起來，直挺挺地、嚴肅地走到分配給他的議會席的桌前。在他放棄總理職務的權力時，他的忍耐是可貴的，他的臉部是異乎尋常地無表情，但是他的內心處於混亂之中。雖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時間為建立一個繁榮、自由、安定的西德奠定了基礎，但在離職時，他卻深感不安，因為他擔心，他所已經建立起來的不一定能保持下去。
他的繼承人，路德維希·艾哈德雖然是一名傑出的經濟學家，但是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經驗。與此同時，阿登納認為是不祥之兆的事態發展在國際舞台上正在漸露端倪。上月內，美國和加拿大宣佈打算向蘇聯出售價值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小麥和麵粉。僅在他向聯邦議院所作的告別演說前二天，他堅決要求肯尼迪總統在蘇聯沒有作出任何表示諸如有關柏林等問題的讓步之前，決不要批准這樣的買賣。那年夏天，他告訴我恰恰是他擔心的事發生了，當他提到緩和這個詞時，他顯然在顫抖。
他說："我為談論緩和一事而感到厭倦和害怕。"
對西方某些天真的領導人和輿論製造者們把緩和看成威懾的替換物；而不是如我們倆人所堅持認為的、沒有威懾就沒有緩和的觀點的這種傾向，他和我一樣都對此表示擔心。
我們的最後一次會見是在1967年我到歐洲進行實地調查旅行期間，那是在1968年總統競選之前。
在1963年辭去了總理職務後，阿登納在1966年也放棄了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主席職務。作為一種禮遇，在聯邦參議院裡給了他一間小辦公室。當我走進這間辦公室時，他的外貌使我震驚，這位老人第一次實實在在地成為一個老人了，他已被剝奪了權力，不再能主宰他的國家的命運。他幾乎是非常消瘦，他的筆直的姿態已經惡化到明顯的彎腰曲背了。但是這位九十一歲的老人沒有失去一點點思想上的警覺。當我走進房間時，他從房間的那一頭走過來和我擁抱。然後他轉過身來，雙手仍搭在我的肩上說："感謝上帝，你來了。你的訪問像是來自天堂的嗎哪。"
我看到了牆上的一幅"雅典的衛城"油畫，阿登納說：這幅畫是溫斯頓·邱吉爾畫的，作為禮物送給他的。我也注意到了他在八年前給蘇茲貝格看過的杜勒斯的照片。互相說些打趣的話後，我們開始了關於世界政治的認真討論。
對戴高樂身後的法國他表示了極大的關注，他說，"戴高樂不是反美的：他是親歐洲的。"他指出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百分之四十的法國人願意同蘇聯的關係更好一點。他相信，只有戴高樂能守住這條反左的防線；一旦他去世，左派必然會在法國取勝。
約翰·麥克洛伊告訴我，阿登納對戴高樂的欽佩近乎對英雄的崇拜。他有一次訪問了這位法國領導人在科隆貝的家後，他對麥克洛伊用敬畏的聲調說："當我敲門時，你知道是誰來開的門嗎？不是助手也不是僕人，而是戴高樂本人。"我認為，在他的頭腦中，他把夏爾·戴高樂想像成為他自己的第九世紀的英雄查理曼——或者有時被稱為夏爾偉人的直系後裔。
就像阿登納和杜勒斯的關係一樣，阿登納和戴高樂在某些方面也是相像的。兩人都是身材高大，各方面都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兩人都十分虔誠地信仰宗教。兩人都是忠實於家庭的人。兩人都有巨大的內在的力量，外表都很莊嚴。兩人也都是具有遠見卓識的人。
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們是完全不同的。戴高樂是一位優秀的作家，阿登納則不然。戴高樂雖然最初以一名軍事領袖為人所知，他基本上是一個內省的知識分子和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家。
從本質上說，他是一個善於思維的人，阿登納則基本上是一個實幹家。阿登納經常用幽默和令人愉快的玩笑使一場嚴肅的討論活躍起來，我想不起戴高樂曾經這樣做過。
最重要的事是，這兩位戰後的巨人彼此尊重，共同合作從而消除了法國和德國之間幾個世紀的宿怨。他們中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單獨作到這一點。在他們各自的國家裡他們同時執政，這是幸運的歷史事件之一。
阿登納告訴我，他不同意他的朋友戴高樂關於美國必須從越南撤走的觀點。他巧妙地問道，如果我們不支持南越，那麼，諸如德國人是否能堅信我們會繼續支持他們。但他接著又說，如果我們留在越南，則我們所做的恰好是蘇聯人想要作的。他說："俄國人並不想試圖幫助你從越南脫身，他們要你們留在那裡。他們要拖垮你們，除非有其他的因素改變了這種局勢使得這樣做對他們有利，否則他們是不會幫助你們的。"
他嘲笑某些德國和美國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提出的建議，即增加西方與蘇聯的貿易將會帶來和平。他的含蓄的評論是"買賣畢竟是買賣。"我不能不同意。僅僅依靠貿易是無法確保和平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貿易夥伴突然成為死敵。
正如我在十四年前第一次見到他時一樣，他現在主要擔心的是蘇聯人的侵略政策。他關注著蘇聯人又在修建通向柏林的四條道路。他指出，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德國，下一個是法國。另一方面，他說他們認識到了他們的最大的敵人是美國。
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別犯錯誤，他們想要這個世界，整個世界。他們尤其想要歐洲，他們知道為了得到歐洲他們必須摧毀德國。我們需要你們幫助我們保持強大和自由。但是你們也需要我們。"
他對當時正在談判的禁止核擴散條約表示懷疑。他指出，摩根索計劃會導致德國工業的永久性的毀滅。馬歇爾計劃建成了德國工業。現在，禁止核擴散條約在事實上限制了德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的潛在能力。蘇聯肯定認識到這一點。在一個十分坦率的時刻，阿列克賽·柯西金對丹麥首相承認，"只有當德國人簽了字，這個條約對我們才是重要的。"
阿登納批評德國外長維利·勃蘭特的東方政策：試圖採取一系列"小步驟"改善與蘇聯集團的關係來緩和緊張局勢。像他的老朋友福斯特·社勒斯一樣，直到他臨終前還告誡不要上俄國人提出的"和平"倡議的當。在他看來，一場共產黨的和平攻勢恰好是：旨在分裂西方和不通過戰爭贏得全勝的戰術。
他比較詳細他講述了關於蘇中關係。他追述了赫魯曉夫曾經表現出幾乎是一反常態地對將來中國的威脅的擔心。赫魯曉夫告訴過阿登納，"每年要出生一千二百萬中國人並且每人都靠一碗飯而生存。"他說到這一點時，他的雙手做了端碗的樣子。他認為赫魯曉夫最怕中國人一旦獲得原子武器，他們不僅對蘇聯而且對世界各國都是一個威脅。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上講，阿登納幾乎看不出中國人和俄國人之間有什麼根本的區別。他說："他們都想要統治世界。"他再一次提出了他在1963年已經提出過的觀點，只要蘇聯保持更為強大的軍事威脅，美國就應該傾向中國。
在我們這次會見後一個多月，阿登納就在勒思多夫自己的家中去詛。他的兒子保羅後來告訴特倫斯·魯裡蒂，阿登納在臨終前非常憂慮，但決不是憂慮他自己。他擔憂歐洲的不團結和軟弱無能，擔憂核戰爭的危險，擔憂人民成為他們錯誤觀念的犧牲品。他想要繼續戰鬥。我後來從他女兒利貝特口中知道，我是見到他的最後一名美國人，如同在1953年我也是第一名歡迎他來美國的美國人一樣。
有主意是一回事：在恰當的時刻有主意是另外一回事；有能使主意付諸實踐則又是一國事。阿登納的偉大之處就是由這三部份所組成。
他的觀點是，面對蘇聯這個共同的敵人，國家之間要確立夥伴關係，以及在西德社會內部要確立謀求繁榮昌盛、保護自由的夥伴關係。為了避免重複由於國家之間的敵意而引起的二十世紀政治和社會的大變動，他旨在使歐洲恢復九世紀出現的短暫的團結局面。在國內，這種觀點就是用歐洲主義代替民族主義，並且通過阻止任何一個社會集團積聚足夠的權力扼殺個人的自由來防止無論來自右的或左的專制。
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的各項政策的正確性變得愈加清楚。
1954年，阿登納的許多批評者們說，西德不需要重新武裝和加入北約組織；現在，沒有西德的部隊要想建立一個自由的歐洲是很難想像的。懷疑論者嘲笑阿登納相信在不到一個世紀裡發生三次戰爭的法國和德國還可能成為盟友的想法。然而，阿登納和戴高樂，兩位歐洲舞台上的巨人大大勝過他們的批評者，在1963年簽訂了法德條約，完成了友好邦交的恢復。在整個五十年代，由於阿登納沒能統一兩個德國而受到批評；當時認為蘇聯會允許有一個獨立的、統一的、自由的德國的看法，現在看來是荒唐可笑的。由於他沒有像維利·勃蘭特及其繼承者那樣通過東方政策謀求與東德和蘇聯的緩和，他一直為之受到批評，直至他退休為止。現在顯而易見的是，一個西德謀求的那個東方政策本來就是無益之蠢事，它不如阿登納制定的與西方結盟的政策那麼強有力，那麼能使國家繁榮昌盛，那個東方政策正如實踐所證明的那樣未能達到它的設計師過分樂觀的期望。
六十年代，隨著冷戰的緩和，"相信俄國人的話"在西德和別的地方流行起來了，就是對諸如柏林和德國統一問題上，俄國人的建議比起阿登納的更容易接受了。許多人堅持認為，在東歐的蘇維埃帝國不再是反對西方侵略的緩衝區，並認為，只要我們能向蘇聯表明我們自己的和平誠意，那末，和平，甚至包括東歐和東德人民的自由，都會得到保證。赫魯曉夫在1955年談到納粹侵略俄國的罪行時曾企圖把這一類貨色兜售給阿登納，但是這位總理沒有買他的賬。然而，這一姿態愈益增加了他的繼承人的東一西方政策的色彩。儘管有這個東方政策，蘇維埃帝國依然存在，蘇聯的冒險主義已經升級而毫不減弱。
作為當今自由歐洲的一名領導人，阿登納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呢？我敢肯定，他的看法是不同於那些繼承他的人們。1997年在阿富汗事件中，他本來可以看到，在第三世界一個遙遠的角落裡突然燃起的不是一堆小小的戰火，而是蘇聯進入波斯灣寶藏地區的一次無恥的嘗試。他不像許多歐洲人當時那樣用狹隘的眼光看待它，只認為對於向歐洲輸送燃料的石油威脅是超越歐洲盟國的合法利益的範圍。而認為它在事實上必定涉及到阿登納為之奮鬥而創立的北約組織的局勢。他知道，如果西方的周圍防線被突破，它的中心地帶很快就會陷落。
同樣，對1981年的波蘭，阿登納不會把它看成是國內的政治問題，而會看成是蘇聯想永久征服一個有獨立思想的、歐洲信奉基督教民族的一種肆無忌憚的嘗試。他會把波蘭人民的被鎮壓看成是一種國際犯罪行徑並會作出相應的反應；對今天的西德領導人來說，如果他們從另一個方向看得遠一些，也許會消除令人遺憾的煩擾之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東方政策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要為西德找到一條補償波蘭人民在納粹手中遭到的災難的途徑。既然波蘭人民現在新主人手中遭受苦難，西德人民也只能絞自己的手，表示失望而已。
當然，這些假設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來辯論的。在西歐有了象阿登納這樣的領導人，蘇聯人也許會對自己進行冒險而又不受到懲罰這一點不那麼有信心了。阿登納一向以"冷戰的鬥士"而著稱的。並且他由衷地滿意這個稱號。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來審視一下歐洲的話，由於整個歐洲的不團結和精神上的倦怠，他不會同意說冷戰已結束。他會說其中有一個戰鬥員已經停止作出努力去贏得這場冷戰。
如果他聽到中立主義的談論，是那樣地使人緬懷三十年代的歐洲，那麼他會羞愧得低下頭。他相信歐洲會因為試圖"坐在兩張椅子之間"而跌斷了脊樑骨；歐洲今天還存在的脊樑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阿登納和他法國的夥伴的努力的結果。每當一場危機發生時，歐洲的團結似乎是令人吃驚的脆弱，諸如阿富汗和波蘭事件等就足以證明阿登納的繼承人已經忘記了他向歐洲發出的預言的緊迫感：它面臨的危險比它過去曾經遇到過的都要大。
沒有其它任何事情比聯盟內部的現狀更使阿登納感到震驚。1955年，阿登納和他的大多數同胞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此快地被接納進歐洲聯盟是一大榮譽。今天，北約組織許多成員國，包括西德在內，吹毛求疵地說，他們將要花費多少錢去資助這個聯盟或嘮叨他們是否為遏制蘇聯不讓它超越波蘭和東德以外，而允許北約導彈設置在他們境內。同時，東方政策繼續存在；甚至當蘇聯逼近波斯灣時，俄國的天然氣會很快流向西德人的家中。
阿登納對所有這一切的反應會很簡單的。他會為包含在東方政策中的這個建議感到悲哀，那就是美國對歐洲的威脅之大與蘇聯相同。他常告誡歐洲人當他們接近東方時，他們是面臨著切斷與西方的生命線的危險。他還會說，如果使你失去原有的朋友，或向原來並不是你的那些朋友們獻慇勤，特別是，如果你的新朋友到頭來成為你不共戴天的敵人，那未，這樣的政策是不值得推行的。
與戰後歐洲的其他兩名巨人，即邱吉爾和戴高樂相比，呵登納有時被描寫成相對地無特色和無趣味的。除了這種看法是膚淺的和不公正之外，這種描述遺漏了兩個重要之點。第一，法國和英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而德國是戰敗國。戴高樂的傲慢和衝勁十足的誇張的言行與這位第五共和國的奠基人和領導人的品行相稱，但是這些品行對於這位戰敗的德國領導人是極其不相稱的。同樣地，雖然阿登納也具有他自己的銳利的洞察力，但是不能像邱吉爾那樣僥倖成功地在許多方面得以施展，特別是當同盟國仍在被佔領的德國內發號施令的時候。
那些覺得阿登納不是那麼令人鼓舞的人物，他們也忽略了另外一點，他們具有不同的領導風格。邱吉爾，這位具有諷刺性幽默的、有時愛爭吵的知識分子，善於運用一句恰到好處的、極為巧妙的刺人的話，抵擋來自一名反對派議員或一名記者的批評。戴高樂的舉止莊嚴簡直深不可測。但是，阿登納，有著耐心的、準確的律師頭腦，是一位成功的領導人，因為他願意加倍努力地工作，更周密地思考，並且比他周圍的人們更能坐得住。他通過掌握問題來達到支配問題，通過猜透批評者心意和考慮得比他們更周密的辦法去戰勝批評者。他的天主教哲學的一條基本原則是，好事只能來自於艱苦的勞動。他並不希望西德慌亂地進入體面，主權，安全和繁榮的境地。他希望通過集中努力來贏得它們。
阿登納花費最大的力氣實現他的一個聯合的歐洲巨人反對俄國巨人的理想，這卻也是他最虛弱的根源。他對法國的鍾愛和他致力於歐洲的理想如同他始終懷疑東德認為它無所歸屬、格格不入的觀念一樣，出自於同一種思想根源。在他看來，柏林是處在亞洲的門檻上，受到一種現代的野蠻狀態的腐蝕。普魯士領導人經常扮演東方專制君主的角色，十分難得促進和平或關心他們人民的自由。查裡曼帝國在易北河覆滅了，但因此啟蒙了歐洲文明。在某種程度上講，它是和阿登納的歐洲是相同的。
作為一個德國人，作為一個男子，他關心每一個東德人並渴望他們得到自由。他歡迎並保護那些設法逃出來的人們。但是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和萊茵人，他相信蘇維埃東德喪失了基督文明。在他靈魂深處，這種喪失也許被視為無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
最後，由於戰後蘇聯的政策使這個根深蒂固的哲學偏見無足輕重。在阿登納時代，沒有任何外交倡議能改變蘇聯把東德變成他們的西方前哨的意圖。然而，這樣的倡議在西方為保衛它的自由和理想的戰鬥中讓位了。阿登納個人致力於與西方恢復和睦關係是直接來源於他的經歷和對上帝的信仰。同樣，如果他要維護他的戰敗國的人民的自由的話，這也是他作為一名政治家的唯一合理的選擇。
阿登納的不朽業績是建立了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如戴高樂的豐功偉績是建立了第五共和國一樣。給希特勒毀壞了名聲和一度墮落了的德國再次列入了受人尊敬的民族之林。
然而，我對阿登納的最生動的記憶總不是戰後主要的政治家之一，而是他這個人：一個頑強地堅持原則但在戰術上卻又是精明巧妙的人，一個外表生硬和嚴峻，但是對那些有幸成為他的朋友的人來說又把他視為熱情而有強烈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一個用不同方式然而同樣深刻地愛他的家庭，他的教派，和他的人民的人；是一個無論冒多麼大的風險或遇到多麼嚴重的困難，人們都可以指望他堅如磐石的人。
他是難得的一位平民能夠如此完滿地適合擔任公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