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的智慧和德性 一 圓熟 文 / 林語堂
德性「Character」是一個純粹英國典型的字，除了英國以外，在他們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國那樣著重之國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國人的整個心靈好像被它所控佔著，致使他們的全部哲學，直無暇以計及其他。全然避免離世絕俗的思想，不捲入宗教的誇耀的宣傳，這種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經由文學，戲劇，諺語勢力的傳導，穿透到最下層的農夫，使他有一種可憑藉以資遵奉的人生哲理。不過英語Character一字，尚表現有力量、勇氣、癖性的意義，有時更指當憤怒失望之際所現的抑鬱;而中國文中的「德性」一語，使吾人浮現出一個性情溫和而圓熟的人物的印象，他處於任何環境，能保持一顆鎮定的心，清楚地瞭解自己，亦清楚地瞭解別人。
宋代理學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優越勢力，並自負地斷言，人苟能發明自己的本心並洞悉人生，則常能克勝不利之環境。《大學》為孔教的入門書籍，中國學童初入學，常自讀此書始，它把「大學之道」定義為「在明明德」這樣的意義，殆不可用英語來解釋，只可以說是智識的培育發展而達於智慧的領悟。人生和人類天性的圓熟的領悟，常為中國德性的理想;而從這個領悟，又抽繹出其他美質，如和平、知足、鎮靜、忍耐這四種美質即所以顯明中國人德性之特徵。德性的力量實際即為心的力量，孔門學者作如是說:當一個人經過智育的訓練而養成上述的德行，則吾們說，他的「德性」已經發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進，得力於孔教的宿命論。宿命論乃和平與知足之源泉，適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麗而有才幹的姑娘，或欲反對不適合之婚姻，但倘值一個偶然的環境使她與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則可使她信以為這是天意欲牽合此一對配偶，她馬上可以領悟她的命運而成為樂觀知足之妻子，因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前世的冤家，狹路相逢。」有了這樣的理解，他們會相親相愛，又時時會吵吵鬧鬧，扭做一團，打個不休，所謂歡喜冤家。因為他們相信頂上三尺有神明，而這神明卻監臨下界，有意使他們免不掉此等吵吵鬧鬧玩把戲。
吾們倘把中華民族加以檢討，而描繪出他們的民族德性，則可以舉出下列種種特徵:(一)為穩健;(二)為淳樸;(三)為愛好自然;(四)為忍耐;(五)為無可無不可;(六)為老猾俏皮;(七)為生殖力高;(八)為勤勉;(九)為儉約;(十)為愛好家庭生活;(十一)為和平;(十二)為知足;(十三)為幽默;(十四)為保守;並(十五)為好色。大體上，此等品性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單純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謂德性中之幾項，實際乃為一種惡行，而非美德，另幾項則為中性品質，他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挫弱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皇;和平可以轉化為懦怯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成為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於民族為美德，對於個人則為缺點。
但上述一切性質都可以統括起來包容於「圓熟」一個名詞裡頭。而此等品性是消極的品性，它們顯露出一種靜止而消極的力量，非是年輕的活躍與羅曼斯的力量。它們所顯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為基礎之特質，而沒有進取和爭勝精神的特質。因為這種文化，使每個人能在任何環境下覓取和平，當一個人富有妥協精神而自足於和平狀態，他不會明瞭年輕人的熱情於進取與革新具有何等意義。一個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價值，而不復虛勞以爭取不可達到之目的。中國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剝削了自己的希望與進取欲。他們無形中又有一條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強求的，因是放棄了這個企望。中國常用語中有云:「退一步著想」，故從無盲進的態度。
所謂圓熟，是一種特殊環境的產物。實際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機的共通性，其性質可視其周圍的社會、政治狀況而不同，蓋此共通性即為各個民族所特有的社會政治園地所培育而發榮者也。故「圓熟」之不期而然出產於中國之環境，一如各種不同品種的梨出產於其特殊適宜的土地。也有生長美國的中國人，長大於完全不同的環境，他們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國人之特性;他們的單純的古怪鼻音，他們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語，可以衝散一個教職員會議。他們缺乏東方人所特具之優點:柔和的圓熟性。中國的大學生比之同年齡的美國青年來得成熟老蒼，因為初進美國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青年，已不甚高興玩足球，駕汽車了。他老早另有了別種成年人的嗜好和興趣，大多數且已結過了婚，他們有了愛妻和家庭牽掛著他們的心，還有父母勞他們懷念，或許還要幫助幾個堂兄弟求學。負擔，使得人莊重嚴肅，而民族文化的傳統觀念亦足使他們的思想趨於穩健，早於生理上自然發展的過程。
但是中國人的圓熟非自書本中得來，而出自社會環境，這個社會見了少年人的盛氣熱情，會笑出鼻涕。中國人有一種輕視少年熱情的根性，也輕視改革社會的新企圖。他們譏笑少年的躁進，譏笑「天下無難事」之自信，所以中國青年老是被教導在長者面前縮嘴閉口，不許放肆。中國青年很快地?會這個道理，因此他們不肯憨頭憨腦，硬撐革新社會的計劃，反而附從譏評，指出種種可能的困難，不利於任何新的嘗試。如此，他踏進了成熟的社會。於是留學生自歐美回國了，有的煊煊赫赫地製造牙膏，叫做「實業救國」;或則翻譯幾首美國小詩，叫做「介紹西洋文化」。又因他們須擔負大家庭生活，又要幫助堂兄弟輩尋覓位置，假使他任職教育界，勢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須想個方法巴求飛黃騰達，譬如說做個大學校長，這才不失為家庭的好分子。這樣向上攀爬的過程，給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滅的教訓。假使他忽略了這種種經驗，仍保持其年輕熱血的態度，到了三十歲還興奮地主張改進革新，那他倘不是徹底的呆子，便是搗亂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