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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走在路上 七、啟蒙或躁動 文 / 周國平

    八十年代後半期,國內思想界呈現空前活躍的局面。在反思這個時期時,人們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一些人譽之為新啟蒙,另一些人斥之為躁動,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有道理。改革開放不僅是體制的轉型,而且涉及觀念的深刻變化,這後一方面在這個時期凸現出來了。事實上,隨著時代場景的突變,人們業已感到,在人生觀、價值觀以及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原有的理論資源已經不夠用,因而對新思想、新理論、新觀念懷著一種普遍的飢渴。與此同時,文革後復學的中青年學人經過幾年學習和研究,也有了初步的積累。於是,彼呼此應,風雲際會,出現了國外思潮湧入的熱烈場面。當然,正因為一方飢不擇食,另一方功底尚淺,就免不了顯得浮躁。在當時引進國外思想的熱潮中,北京學界有一支相當活躍的力量,便是甘陽領導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

    甘陽是北大的研究生,1985年畢業後分配到社科院,與我、越勝、友漁在同一研究室。他乍來就和我們商量,要辦人文叢書。我和越勝原是散淡之人,友漁雖有抱負但好像缺少實際操作能力,經他一鼓動,也都欣然贊同。他真是雄心勃勃,一副在學界打天下坐江山的架勢。記得籌備期間,有一天在友漁家裡開會,甘陽策劃要把天下豪傑一網打盡,正琳聞言拍案而起,厲聲責問:「你究竟想幹什麼?想當學霸嗎?對不起,我不奉陪!」言畢拂袖而去,後來真的沒有參加編委會。在我這個閒人眼裡,甘陽的霸氣,正琳的正氣,都是風景。有志者事竟成,甘陽在不長時間內果然拉起了一支陣勢不凡的隊伍,囊括了北京人文學界大部分有點名氣和實力的中青年學者。

    編委會成立後,開始在三聯出版大型叢書,以翻譯為主,幹得頗有效率,兩三年裡出了幾十種書,一時聲震海內。那個年頭的氣氛實在非同尋常,一年之內,我譯的《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印了十五萬冊,陳宣良譯的薩特《存在與虛無》印了十萬冊,陳嘉映、王慶節譯的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印了五萬冊。尼采還好說,後兩種書那麼難懂,幾個人買了真讀啊,不過是趕時髦罷了。當然,趕時髦也沒有什麼不好,這麼大面積地撒下種子,沒準有幾顆會發芽。當時出版的譯著,有一些是譯者已經開譯或完成的,也有一些是編委會策劃的。無論如何,甘陽率先組織大規模出版國外現當代哲學人文科學名著,顯示了他的眼光和魄力,其功不可沒。編委會的這一批傢伙個個自命不凡,沒有甘陽照樣放光,但能聚到一起做事,首功也當推甘陽。

    編委會有一個無形的核心組,我們室的四個人都在內,因而也包括我。其實我做的事很少,僅審校過兩部譯稿。我只是覺得這夥人可愛,在一起做事也做得很有生氣,因而樂於參與。在我眼中,甘陽也是一個頂可愛的人,雖一身霸氣,但又充滿孩子氣。我曾對他說:「你身上有頑童的一面,又有暴君的一面,因為前一面,我們原諒了你的後一面。」他嗜酒,一喝醉就罵人。越勝嘲笑說:「甘陽喝醉了酒,語言就貧乏到了只剩下一個字——操!」鄺楊告訴我,有一回,他們一起在公共汽車站候車,甘陽已醉,大聲喊:「在這裡等車的人統統該殺!」嚇得眾人後退,繼而發現是醉漢,又好奇地圍觀。這時他悄悄問鄺楊:「有沒有警察?」鄺說沒有,他接著喊:「警察也該殺!」這個例子可真傳神,很能表明他的性格。

    沒有料到的是,在編委會成立三年後,裂痕產生了,起因也是甘陽醉酒。有一天,他酒後大罵:「還不是老子養活了你們,不想幹,都給我滾!」在場的是他任命的兩位副主編,其中一位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就到處發牢騷。嘉映聞訊,議論了一番,話傳到甘陽耳中,他暴跳如雷,寫了一紙公開信,說有克格勃算計他。在此之後,嘉映開始籌劃拉出來自己幹,也動員到了我頭上。對於甘陽的意見集中在一點上,就是獨斷專行,並且搞夫妻店。酷愛英國式民主的友漁在這種問題上的立場不可能含糊,必捍衛他的原則。他還告訴我一個發現:北京學界三大勢力都是夫妻店。我和越勝想避免分裂,於是由我出面,希望甘陽接受民主制。我特別傻,自作聰明地提出了一個具體方案,因為甘陽打算辦人文學院,我便建議人文學院院長通過選舉產生,再由院長任命編委會主編。我心想,甘陽眾望所歸,必當選無疑,一定願意接受這個方案。那天在研究室裡,我們四人都在場,聽完我的話,甘陽臉色大變,沉吟半晌,說:「你們讓我光榮退休好不好,何必用這種方式把我罷免?」

    幾天後,在越勝家舉行核心會議,甘陽發表了一通很有氣勢的講話:「我歷來討厭民主制,無意把本編委會當作民主制的試驗田。在我看來,那些民主戰士與極左派是一路貨。我欣賞胡平,僅僅是因為他的幽默、機智和紳士風度,而不是因為他的民主事業。」我聽了暗自讚賞他的自信和坦率。相反,那個副主編曾經到處發牢騷,抱怨甘陽獨斷專行,惹起了這個事端,卻在會上發言說,現在主要矛盾是有的人做事,有的人玩票。他的這種不光明表現令我十分反感,從此和他疏遠了。甘陽當真為此事痛苦,有一個細節為證。他從越勝那裡借了一本《東方紀事》,上面有戴晴的文章《儲安平》,還到越勝手上,越勝一看樂了。那篇文章裡有「強調集體領導實際上是抹掉主編的主體地位的一種堂皇托詞」一類話,甘陽在這些話下面都劃了道道,我能想像他這麼做時一定充滿悲劇感。

    在那以後,我不想再過問這件事了。我本來就把編委會看作甘陽個人的事,並非認真要搞什麼民主制,他不接受也就算了,反正我仍然過我的逍遙日子。我對自己說:我愛甘陽,我更愛民主;但是,我愛民主,我更愛自由。越勝當然也超脫,他對我說:「我們不是辦事的人,就喝喝酒,聊聊天,聽聽音樂,寫寫文章,當竹林七賢。第一流的人就這樣,編書之類讓二三流的人去幹。」然而,甘陽不肯罷休了,派兩個副主編帶著他的一封信分頭找嘉映、友漁、越勝和我談話,勸我們自動退出編委會。他們三人都同意了,惟獨我拒絕,說:「讓甘陽開除我吧。」當時八九風潮已起,不久後甘陽到了國外,還沒有來得及開除我,編委會實際上不復存在了。不過,我倒寧肯自己被開除,而編委會繼續存在,心裡真為這支力量散伙感到可惜。

    在八十年代後期,除學界外,藝術界也十分活躍。出版《轉折點》後,我認識了一撥號稱北方群體的新潮畫家,他們常來看我,帶來美術界萌動的信息。其高潮是1989年2月的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那天我去了,美術館一至三樓展廳熙熙攘攘,盛況空前。一樓是行為藝術,各種異想天開的玩意兒居然進了國家藝術殿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洗腳的男人,他穿紅衣戴紅帽坐在紅布簾後面,赤腳伸在紅盆裡。二樓是油畫,我認識或不認識的畫家拉我在他們的作品前合影。我還沒有來得及上三樓,突然封館了。我問服務員:「美術館中午不是從來不閉館嗎?」她生氣地回答:「美術館也從來沒有開過這種展覽!」原來,剛才在一樓展廳,一個女子——據說是作者本人——用氣槍射擊作為展品的模擬電話亭。她被抓走了。出動了數輛警車和一些警察。人們聚集在門廳裡和門外廣場上,議論著,不肯散去,似乎在等待某個重大事件發生。其實事件已經發生,封館成了整個展覽的高潮。人人興高采烈,那天是農曆除夕,可真有點兒節日氣氛。巨大的黑布鋪在廣場上,上面綴著本次展覽的圖徽——不准調頭的交通標記,人們紛紛以之為背景留影,然後作為事件的見證人心滿意足地離去。

    我自己一直不喜歡行為藝術,覺得其中多半不是藝術,只是在製造新聞,怎麼出格、離奇、反叛、轟動就怎麼幹。我相信畫布是永恆的,畫家的天職就是畫畫,最後還是得憑繪畫作品分高低。在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面對突然出現的機會,畫家們都很興奮,懷著希冀中彩的心理標新立異。由於現代藝術的裁判和市場都在國外,因此,機敏的畫家一開始就瞄準老外,根據可能引起注意的程度確定自己的題材和畫風,其中一些人確實獲得了成功。我更喜歡那些忠實於自己的內心追求的藝術家,雖然他們在名利方面未必成功,比如劉彥。當時和我交往最密切的畫家是劉彥和廣義,他倆是好朋友,有一陣幾乎形影不離。這兩個人都聰明可愛,但走了不同的道路。我認識劉彥很早,1986年8月在安徽歙縣講尼采,課後他飄然而至,年輕單純得像一個安琪兒。他告訴我,他是自費來聽這個班的,發現台上講課的都是知識大眾,正感到失望,幸虧有我,才沒有白來。他還跟我講了專程到北京複印《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經歷。其後不久,他到北京定居,還把廣義介紹給了我,我們都有一見如故之感。廣義說:「來見你,有一種拜見名人的感覺。真沒想到你是這樣的,真好!」劉彥說:「我向人談國平,不說他的書,只說他的眼睛——國平是個孩子。」廣義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成功。他說:「如今不是梵高的時代了,生前出不了名的,死後也出不了名,世人早已把你忘記。」他搞政治波普,用繪畫進行文化批判,一度名聲大噪,是新潮畫家中最早出名和富起來的人之一。他讚賞劉彥,說劉彥很本質,而他自己要成名,然後再回到本質。我感到自己和劉彥非常相通,他和我一樣遠離時代,追求本真的東西。他這樣評論尼采:「古希臘是單純的,尼采想把基督教的複雜整掉,回到古希臘的單純。」一句話就把尼采說清楚了。不過,他的路相當艱難。他像梵高一樣與樸素的事物有著血肉的聯繫,迷戀於畫簡單的風景和靜物,但賣不出去,生活得窮困潦倒。這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次對我說:「過去我獨自在樹林裡坐著,感到非常寧靜。現在感覺不對了,朋友們都在掙錢,從他們那裡回來,獨自一人,有一種淒涼的感覺。好像一個從小離家的孩子,長大後回到家,總覺得不是想像中的家了,怎麼那樣老舊。」他曾經試圖順應時代,一度改做裝置,終因不合性情而放棄了。現在,他在北京郊區一個村子裡過著最簡樸的日子,像中世紀的農民一樣與世隔絕,安心畫他的風景畫和靜物畫,完全不關心這些畫能不能賣出去。我知道,他已經回到他自己的家裡。

    如果要論那個年代在青年中影響最大的人物,無疑是崔健。我是1988年初在梁和平家與他第一次見面的,第一眼的印象是樸實,有些靦腆,和我一樣不健談。那天有一個攝影家在座,表示要給他照相,做某刊物的封面,他謝絕了,說出名使他感到很疲勞。攝影家強調,他應該意識到他不只是自己,而是一代人的代言人,代表著時代精神,他回答:「我不想那些,寧可輕鬆些,按自己的心願唱。」寥寥幾句,使我感到他是一個真實的人。那天夜晚,他抱著吉他即興彈唱了幾支歌,臉上是迷醉的表情,像孩子那樣快樂,像農夫那樣淳樸。我不止一次發現,好的男子漢本質上都是農夫,樸實,安靜,沉湎於自己的園地,不管那是音樂、繪畫還是書籍。後來我聽過他的演唱會,也在私人場合見過幾次面,印象一直非常好。我在崔健身上從未發現過浮躁和媚俗,上天挑選這樣一個人來做中國搖滾的創始人,幸運地提高了八十年代流行音樂的質量,但也注定了他在輝煌之後的寂寞。

    十幾年後,我們合作出版了《自由風格》一書。經常有人問我,我是怎麼想到要和崔健做這個對話的。這當然有我一貫對崔健的欣賞為基礎,不過,寫書的想法則產生於一次餐桌閒聊。1999年一個早春的晚上,我和梁和平、劉雨田去崔健家,崔健請我們在附近一家餐館吃飯。當時,劉雨田正在籌備橫穿克拉瑪什干沙漠之行,餐桌上的談話就很自然地圍繞著他的這次探險旅行。他喝多了一點,反覆說,在告別生命之前能夠與崔健和我在一起,夠了。他說,崔健給他生命的衝動,我給他放心和祥和。我覺得他的醉言很可愛,但不贊成他一心去送死的念頭,責問他:「為了什麼呢?因為有許多眼睛盯著你,媒體盯著你?你是為了他們去探險的嗎?」崔健也不斷地勸慰他,說:「沒有一個厭世的的人會去探險。」針對另一件事,崔還說:「我發現最毀人的是媒體。」劉談到為民族爭光,我又表示異議,說:「這與民族有什麼關係?這是你自己生命的需要,是個人面對上帝的事情。」這個話題也引出了崔健的一段感想,他沉默了一會兒,突然說起來:「從下面往上看,我們覺得民族很重要,可是跳出來,從上面往下看,民族真是不重要。我覺得,誰真正理解我,誰就是和我有血緣關係,管他是什麼民族的。」餐桌上的談話是斷斷續續的,但這些片言隻語使我感到了一種很深的默契。我的直覺告訴我,他的頭腦裡有思想的寶藏,便建議他寫東西,我樂意做一回他的秘書,於是有了我們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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