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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北大歲月 十四、根深蒂固的右傾 文 / 周國平

    1964年2月,學校組織學生到農村寫村史家史,我們年級到平谷縣,我在那裡的復興村住了一些天。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和農民接觸,感覺很新鮮。冬日的北方村莊,土牆枯樹,偶聞狗叫,一片靜穆。農民樸實而熱情,把旱煙袋遞給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個青年農民向我贈五言詩,我愉快地應和回贈。有時也不免鬧笑話,乍見農民如同乍見老外,覺得他們長一個樣,判斷不了他們的年齡,見了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農民開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話出在執行這次下鄉的任務上。我負責寫一個老雇農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給地主扛長工,在我的引導下,他大訴其苦,我如獲至寶,趕緊筆錄。可是,到頭來我終於聽明白,他訴的是三年困難時期的苦。我追問他扛長工時生活怎樣,他的表情頓時舒展開來,說那時候可好了,吃得飽,活不重。這個家史當然沒法寫了。

    去平谷只是下農村的小小前奏。從1964年開始,全國黨政機關人員包括高校師生組織成工作隊,分期分批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叫四清運動。整個大學第三年,我們在順義縣城關公社搞四清。原先宣佈只參加這一期,然而,該上四年級時,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學系搞學校社教試點,哲學系停課,便安排我們先去首鋼勞動一個月,後到懷柔縣崎峰垞公社參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順義,我被分配在城關大隊的一個生產隊。工作組是混合編製的,共六人,成員來自不同學校,組長是北京輕工業學院的一名女教師。一間農舍兼男宿舍和辦公室,我們沒完沒了地在那裡面學習和開會。房間裡整天煙霧繚繞,把我也熏成了一個忠誠的煙民。我抵禦不了烤煙香味的誘惑,一開始卷喇叭筒抽著玩,後來就自己買煙,從八分錢一包的綠葉過渡到兩毛一一包的黃金葉。時常為生產隊裡的問題發生爭論,我和小傅總是「右派」,那個小嚴永遠是唱高調的「左派」。小傅是輕工業學院的男教師,有動人的歌喉,為人輕鬆隨和。小嚴是科技大學的男教師,擔任副組長,正在爭取入黨,整日繃著一張煞有介事的面孔。我發現,「右派」和「左派」的區別就在於是否尊重常識,而不尊重常識的人往往有極強烈的功利心。大隊會計劉殿才在我們生產隊裡,便成了我們工作組的重點清查對象。這個人十分精明,能說會道,無論怎樣攻心、查帳,都無奈其何。最後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風問題,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裡一個女青年拉進廁所裡發生了多少次關係。他說那個女青年是情願的,那個女青年說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組為此分別對二人進行了一次次訊問,結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負責隊裡的青年工作,這項工作單純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歡我這個與他們年齡相仿的大學生,他們的父母也把我引為子女的榜樣。

    懷柔如今已成為北京人消度週末的休閒勝地,當年卻以窮山惡水著稱。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檯子大隊,工作隊的指導員是一個軍人。與第一期的大兵團作戰不同,這一期人員較少,全隊不過幾人,不再分組。同隊還有兩個北大學生,都是西語系的,一個是從中央警衛團轉業的,擔任工作隊長,自我感覺極好,總與一個從農村抽調上來的風騷的女隊員打鬧廝混,另一個是比我還笨拙的書生,成了經常遭指導員數落的受氣包。我身上右的傾向根深蒂固,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隊裡有一個老漢是「壞分子」,戴帽的原因只是與大隊書記吵過一架,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耿直勤勞的人,便堅決主張為他平反,結果被批評為階級立場不穩。我還十分同情一個富農的女兒,她是一個漂亮溫順的姑娘,卻不得不經常參加為地富子女召開的會議,恭聽侮辱性的訓示。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我領教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等級制度何其嚴酷,所謂四類分子固然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他們的子孫實際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賤民。我不能不將心比心,設想自己倘若投生在這樣的人家,情形將是何等悲慘、絕望、不公正。

    那時候懷柔山區的農民真是窮苦。大石山中仍要以糧為綱,便只好炸開石山,沿坡壘築壩階,造出一小塊一小塊薄田。造田之後,為了解決水源,還必須鑿石開渠。隆冬季節,我常和農民一起在山坡上掄鎬,領略過與頑石搏鬥的辛勞。然而,產量仍然極低。我們吃的是派飯,除了四類分子和特殊困難戶,一家吃一天。人們盡量把家裡最好的拿出來,也不過是杏葉饃之類。村裡常見因近親通婚造成的癡呆人,還有一個患梅毒的老太,鼻子、手、足都爛掉了,天天匍匐在院子的地上。生產隊長是一個復員不久的軍人,人很正派,因為自己的胃病和村民的落後而總是愁眉苦臉。我和一個養牛老漢睡一條炕,染了一身虱子,一件棕色毛衣因為結滿虱卵而變成了淺灰色。開始感到癢,噁心,渾身有小蟲子在爬,時間一久也就麻木了。有一回,我獨自去遠處一個村外調,在山路跋涉了大半天才到達。調查完畢,天已黑了,當地工作隊的人留我與他們同住,我十分猶豫。我是為我的滿身虱子自慚形穢,如果我住下,肯定會傳給他們。如果要當日趕回,只能抄近道,翻一座大山,山上有野獸,而且幾乎必然迷路。最後我懷著一種罪惡感住下了。

    後來的事實表明,社教運動的目標就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發動兩年後直接導向文革。不過,當時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對此茫然不知。在運動中,也曾為上頭精神的多變感到奇怪,例如開始時推廣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後來又批為形左實右,但只是奇怪而已,未能深想。1966年6月1日夜晚,中央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攻擊校長陸平及校黨委的大字報,次日,全國各報均在頭版頭條刊載。聶元梓是哲學系的黨總支書記,其餘六人也都是哲學系的教員,我聞訊自然為之震驚。幾天後,指導員宣佈,接上級通知,北大學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鑒定不做了,每個人將在文化大革命中給自己做出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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