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北大歲月 十四、根深蒂固的右傾 文 / 周國平
1964年2月，學校組織學生到農村寫村史家史，我們年級到平谷縣，我在那裡的復興村住了一些天。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和農民接觸，感覺很新鮮。冬日的北方村莊，土牆枯樹，偶聞狗叫，一片靜穆。農民樸實而熱情，把旱煙袋遞給你，一定要你抽一口。有一個青年農民向我贈五言詩，我愉快地應和回贈。有時也不免鬧笑話，乍見農民如同乍見老外，覺得他們長一個樣，判斷不了他們的年齡，見了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農民開口就叫大叔。最大的笑話出在執行這次下鄉的任務上。我負責寫一個老雇農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給地主扛長工，在我的引導下，他大訴其苦，我如獲至寶，趕緊筆錄。可是，到頭來我終於聽明白，他訴的是三年困難時期的苦。我追問他扛長工時生活怎樣，他的表情頓時舒展開來，說那時候可好了，吃得飽，活不重。這個家史當然沒法寫了。
去平谷只是下農村的小小前奏。從1964年開始，全國黨政機關人員包括高校師生組織成工作隊，分期分批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叫四清運動。整個大學第三年，我們在順義縣城關公社搞四清。原先宣佈只參加這一期，然而，該上四年級時，北京市委在北大哲學系搞學校社教試點，哲學系停課，便安排我們先去首鋼勞動一個月，後到懷柔縣崎峰垞公社參加了第二期四清。
在順義，我被分配在城關大隊的一個生產隊。工作組是混合編製的，共六人，成員來自不同學校，組長是北京輕工業學院的一名女教師。一間農舍兼男宿舍和辦公室，我們沒完沒了地在那裡面學習和開會。房間裡整天煙霧繚繞，把我也熏成了一個忠誠的煙民。我抵禦不了烤煙香味的誘惑，一開始卷喇叭筒抽著玩，後來就自己買煙，從八分錢一包的綠葉過渡到兩毛一一包的黃金葉。時常為生產隊裡的問題發生爭論，我和小傅總是「右派」，那個小嚴永遠是唱高調的「左派」。小傅是輕工業學院的男教師，有動人的歌喉，為人輕鬆隨和。小嚴是科技大學的男教師，擔任副組長，正在爭取入黨，整日繃著一張煞有介事的面孔。我發現，「右派」和「左派」的區別就在於是否尊重常識，而不尊重常識的人往往有極強烈的功利心。大隊會計劉殿才在我們生產隊裡，便成了我們工作組的重點清查對象。這個人十分精明，能說會道，無論怎樣攻心、查帳，都無奈其何。最後只好追究他的生活作風問題，他倒也痛快地交代，如何把村裡一個女青年拉進廁所裡發生了多少次關係。他說那個女青年是情願的，那個女青年說自己是被迫的，工作組為此分別對二人進行了一次次訊問，結果不了了之。我分工負責隊裡的青年工作，這項工作單純而令人愉快，那些青年男女都很喜歡我這個與他們年齡相仿的大學生，他們的父母也把我引為子女的榜樣。
懷柔如今已成為北京人消度週末的休閒勝地，當年卻以窮山惡水著稱。我被分配在崎峰垞公社西檯子大隊，工作隊的指導員是一個軍人。與第一期的大兵團作戰不同，這一期人員較少，全隊不過幾人，不再分組。同隊還有兩個北大學生，都是西語系的，一個是從中央警衛團轉業的，擔任工作隊長，自我感覺極好，總與一個從農村抽調上來的風騷的女隊員打鬧廝混，另一個是比我還笨拙的書生，成了經常遭指導員數落的受氣包。我身上右的傾向根深蒂固，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隊裡有一個老漢是「壞分子」，戴帽的原因只是與大隊書記吵過一架，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耿直勤勞的人，便堅決主張為他平反，結果被批評為階級立場不穩。我還十分同情一個富農的女兒，她是一個漂亮溫順的姑娘，卻不得不經常參加為地富子女召開的會議，恭聽侮辱性的訓示。正是在四清運動中，我領教了當時中國農村的等級制度何其嚴酷，所謂四類分子固然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他們的子孫實際上也都成了低人一等的賤民。我不能不將心比心，設想自己倘若投生在這樣的人家，情形將是何等悲慘、絕望、不公正。
那時候懷柔山區的農民真是窮苦。大石山中仍要以糧為綱，便只好炸開石山，沿坡壘築壩階，造出一小塊一小塊薄田。造田之後，為了解決水源，還必須鑿石開渠。隆冬季節，我常和農民一起在山坡上掄鎬，領略過與頑石搏鬥的辛勞。然而，產量仍然極低。我們吃的是派飯，除了四類分子和特殊困難戶，一家吃一天。人們盡量把家裡最好的拿出來，也不過是杏葉饃之類。村裡常見因近親通婚造成的癡呆人，還有一個患梅毒的老太，鼻子、手、足都爛掉了，天天匍匐在院子的地上。生產隊長是一個復員不久的軍人，人很正派，因為自己的胃病和村民的落後而總是愁眉苦臉。我和一個養牛老漢睡一條炕，染了一身虱子，一件棕色毛衣因為結滿虱卵而變成了淺灰色。開始感到癢，噁心，渾身有小蟲子在爬，時間一久也就麻木了。有一回，我獨自去遠處一個村外調，在山路跋涉了大半天才到達。調查完畢，天已黑了，當地工作隊的人留我與他們同住，我十分猶豫。我是為我的滿身虱子自慚形穢，如果我住下，肯定會傳給他們。如果要當日趕回，只能抄近道，翻一座大山，山上有野獸，而且幾乎必然迷路。最後我懷著一種罪惡感住下了。
後來的事實表明，社教運動的目標就是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發動兩年後直接導向文革。不過，當時我和大多數人一樣對此茫然不知。在運動中，也曾為上頭精神的多變感到奇怪，例如開始時推廣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後來又批為形左實右，但只是奇怪而已，未能深想。1966年6月1日夜晚，中央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七人攻擊校長陸平及校黨委的大字報，次日，全國各報均在頭版頭條刊載。聶元梓是哲學系的黨總支書記，其餘六人也都是哲學系的教員，我聞訊自然為之震驚。幾天後，指導員宣佈，接上級通知，北大學生立即返校，四清的鑒定不做了，每個人將在文化大革命中給自己做出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