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北大歲月 三、世界文學的寶庫 文 / 周國平

    剛開學不久，世英的床鋪上放著一本《牛虻》，我揀來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讀完了它。

    「半天就讀完了？」他讚賞地說，「嘿，像你這種年紀，拿起一本書，就會忘掉一切！」

    我告訴他，這並非事實，我看書時常常會走神，他搖頭表示不信。這是我們交往的開始。從此以後，他從家裡帶來一批又一批書，堆在床頭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學要進行體格檢查，我遇到了一點麻煩。校醫院的院長，一個戴眼鏡的瘦老頭，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陣以後，在體檢表上寫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診斷。他拉來兩個女醫生，讓她們也摸，她們表示摸不出來。瘦老頭堅持己見，向我宣佈：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蟲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這兩種病就得休學。他把我轉到北醫三院複查，那裡沒查出什麼名堂，他又把我轉到人民醫院，彷彿不查出兩種病中的一種就決不罷休。人民醫院在阜城門內，檢查程序又相當繁複，我便一次次步行在海澱與阜城門之間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從醫院出來，我都去阜內的一家舊書店，把步行省下的錢換成書，作為對自己的犒賞。世英向我建議，真休學也不錯，在北京住下自學，他向我提供書籍。最後，人民醫院沒有查出兩種病中的任何一種，瘦老頭勉強在我的體檢表上簽署了同意入學的意見。於是，在開學半個學期後，我領到了學生證，取得了正式入學的資格。

    那半個學期的折騰對於我完全不是壞事，由於沒有正式入學的資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課的權利，因而能夠把大量時間用於閱讀課外書。這個勢頭一經形成，就彷彿有了慣性，在取得入學資格之後也延續下去了。事實上，在大學第一學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來讀小說了。我從未這樣癡迷地沉浸在小說中，而且恰恰是過去覺得讀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國小說。也許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節，讀《牛虻》的快樂是一個信號，表明時候到了。世英見我喜歡讀書，便給我拿來了許多俄羅斯文學作品。我猜這也許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時迷戀俄羅斯文學，考慮到我的程度，就讓我由此入門。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釋卷，讀到很晚，經常超過了規定的熄燈時間。這引起了同寢室其他同學的不滿，終於爆發了一場糾紛。那天夜晚，我在燈下讀《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聲，不忍放下，比平時更晚了一些。一個安徽人開始譴責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嘮叨。見我不理，他從床上跳起來，衝到門口，拉滅了電燈。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燈拉亮。他憤怒了，再跳下床拉燈，抓住燈繩不放，破口罵了起來。我感到委屈，一邊還嘴，一邊眼中沁出了淚花。世英拿起一本書，拉著我說：「走，到走廊裡看。」從此以後，寢室裡多數同學決議，晚上十點準時熄燈。我那時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該妨礙別人休息的。不過，我想不通的是，他們也都年紀輕輕，為何這麼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讀書時間。時常當我讀書讀得入迷的時候，突然燈滅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著窗外月光下朦朧的景物，兩眼淚光閃閃。我痛恨那只拉開關的手，它多麼殘酷，奪走了我的歡樂，我的時間，從我的生命線上又割走了一天的光陰。

    我是從屠格涅夫開始讀俄國文學的，讀了他的小說的全部中譯本，包括《父與子》、《前夜》、《貴族之家》、《羅亭》、《春潮》、《煙》、《獵人筆記》等，而最使我震動的是中篇小說《初戀》。在那段時間裡，屠格涅夫的少女們成了我的精神伴侶，我傾心於她們既優雅又充滿激情的個性。接著讀托爾斯泰，除《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三巨著外，還讀了一些中短篇。我當然佩服托翁筆下場面的宏闊和人物的豐富，但是，最讓我感動的是他的異乎尋常的質樸，他彷彿只是在敘述生活本身，從不刻意營造戲劇性，卻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和生活的真相。我覺得，他筆下性格和經歷各異的男女不論與我多麼不同，都是我可以憑借自己的內在經驗理解的。我還喜歡他對人生的平實而又深邃的思考，體現了這種思考的人物如列文、彼埃爾都使我感到親切。然後，我又讀陀斯妥耶夫斯基，第一本是《二重人格》，一次去世英家時他拿給我的，接下來讀了《賭徒》、《白癡》、《罪與罰》等。讀陀氏的作品，感覺與讀托翁的全然不同，人物的神經質，場面的驚心動魄，衝突和高潮的密集，使人總是處在心驚肉跳的狀態中，喘不過氣來。世英酷愛陀氏，但我更喜歡托翁。此外，當時我還讀過普希金、萊蒙托夫、岡察洛夫、柯羅連科、果戈理、契訶夫等等。對於我來說，一年級上學期成了不折不扣的俄國文學年。我讀得極快，囫圇吞棗，一天就能夠讀完一厚本。蘇聯的作品也讀，例如高爾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高爾基的回憶錄，尤其是回憶托爾斯泰的那一篇，稱得上絕妙。那是由一些片段組成的，如速寫一樣寥寥幾筆，卻極為傳神地勾畫出了托爾斯泰的凡胎和靈魂的輪廓。除了托翁自己的日記，還沒有誰使我如此真切地瞭解這個血肉之軀的偉人。我還喜歡巴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它把藝術體驗和欣賞還原成了個人靈魂中的事情。當然也讀了一些西方作品，例如雨果、司湯達、梅裡美、德萊塞，但數量相對較少。有一陣，世英在讀易卜生，我也跟著讀了，對於易卜生所揭示的優秀個人面對社會庸眾的孤獨和勇氣深感同情，也很欣賞他的戲劇語言的凝練之美和尖銳的力度。

    除了小說，我還經常讀詩。讀什麼詩完全看心情，在不同的心情下，陪伴我的是不同風格的詩人。放在我床頭的有雪萊和海涅，也有馬雅可夫斯基、聶魯達和希克梅特。世英時常翻開戴望舒譯的《洛爾伽詩鈔》朗讀幾句，在一次朗讀之後，他把這本書送給了我。我從這位西班牙民謠詩人那裡第一次領略了純詩的魅力。「不安的少女，你賣的是什麼，要把你的乳房聳起？」「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尋他的聲音。」這些句子既純淨又朦朧，美到了極致。

    一年級下學期，世英的情緒處於極度不安之中。他用鋼筆描畫了一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肖像，貼在床邊牆上。他說自己頹廢，並且開始讀有頹廢色彩的作品，例如安德列耶夫的《紅笑》、阿爾志跋餒夫的《沙寧》、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聽了他的盛讚，我也讀了這些書。他還發現了海明威和雷馬克，在他的帶動下，我讀了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老人與海》和一些中短篇，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凱旋門》等。海明威的語言藝術使我耳目一新，但我那時候還不能真正體會他的革命性，更喜歡保留了較多傳統手法的雷馬克。世英的這些書都不像是他父親收藏的，大約是他自己從舊書店淘來的。當時有少量西方現代派作品被翻譯過來，用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級別的幹部才有資格買，世英常常帶到學校裡來。我也蹭讀了幾本，記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荒誕派劇本《等待戈多》、《椅子》。愛倫堡也是世英喜歡的作家，由於被視為修正主義者，其後期作品也是內部發行的，世英當時已讀《人，歲月，生活》，我在若干年後才讀到，當時只讀了《解凍》。在同一時段，世英還迷上了尼采，經常對我談起，不過我在他的案頭只看見一本蕭贛譯的《札拉斯圖拉如是說》，因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沒有讀下去。有一回，他拿給我一本內部資料，上面有薩特的文章，建議我讀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義。大約是受孫經武的影響，在尼采之後，他又醉心於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我曾向他借這本書，他沒有答應，笑著說：「你也想讀？早一點了吧！」如果說一年級上學期是我的俄國文學年，那麼，下學期即1963年上半年可以說是我的現代思潮年了。通過自己閱讀，也通過世英的談論，我對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有了零星模糊的瞭解。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這已經很不容易，那些東西都被判為反動，一般學生根本接觸不到，如果沒有世英，我也接觸不到。

    我永遠感謝郭世英，在我求知慾最旺盛的時候，他做了我的引路人，把我帶到了世界文學寶庫的大門前。我在這個寶庫裡誠然只走了很小一個角落，但是，一旦走了進去，看見過了珍寶，我就獲得了基本的鑒賞力，懂得區分寶物和垃圾了。作為一名哲學系學生，我把主要精力投向了外國文學，這正是我的幸運。我從這些偉大作品中感受到了人性的深度和廣度，彷彿在我的心中建立了一個秘密家園。有了這個家園，當我面對僵化的環境和課程時，就能夠保持一份內在的自由，也保持了一種免疫力。從長遠看，文學給予我的營養必能滋養我的精神成長，日後在我的一切精神果實包括哲學果實中體現出來。我始終相信，人類精神生活的土壤是統一的，並無學科之分，只要扎根在這土壤中，生長出的植物都會是茁壯的，不論這植物被怎樣歸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