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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兒時記憶 三、上課愛做小動作 文 / 周國平

    我上幼兒園和讀小學都在紫金小學。這是一所私立學校,離我家很近,在短短的卵石路上拐兩個彎就到了。小學最後一個學年,在公私合營運動中,紫金小學由私立改為公立。奇怪的是,校名也改成了晏海路第二小學,雖然它明明在紫金路上,而並不在晏海路上。我覺得紫金小學這個名字好聽,改名讓我不舒服。我畢業後,那裡的馬路擴修,併入河南南路,校名又改成了河南南路第二小學。學校改公立那天,我放學回家,看見人們在街上敲鑼打鼓,毛家伯伯表情嚴肅地站在120號門口放鞭炮,他的襪廠也被合營了。

    解放初期政治運動不斷,除了公私合營外,留下印象的還有三反五反。大約七八歲時,父親帶我到他工作的稅務局玩,一個伯伯笑瞇瞇地問我:「想不想看老虎?」我點頭,他就領我到一個房間門口,把門推開。我正害怕,卻發現屋裡沒有老虎,只有幾個和這個伯伯差不多的人坐著或站著。他告訴我,這些人就是老虎。我莫名其妙,許多年後才知道,當時把貪污犯稱作老虎。

    紫金小學附設幼兒園,當時叫幼稚班,我是三歲被送進那裡的。據說三歲是一條分界線,此時大腦發育可能有一個特殊的過程,啟動了記憶功能,同時把三歲前的事遺忘,徹底封存在了無意識之中。我最早的記憶也只能追溯到三歲上幼稚班時。我記得老師姓俞,是一個三十來歲的溫和女子,戴一副度數很淺的近視鏡。我是和比我大兩歲的姐姐同時入幼稚班的,為了便於照顧我,老師把她的座位安排在我的旁邊。可是,這個不懂事的弟弟老是欺負姐姐,上著課就和姐姐打了起來。老師便把她的位置調開,但我仍然會離座去她那裡打架,最後老師只好把我們編在不同的班裡。

    那時候,幼稚班的孩子也要參加考試,如獲通過,便能升入一年級。我記得考試時的一個場景:我坐在課桌前,老師和我的母親站在我身邊,我拿著鉛筆在考卷上亂塗一氣,直到把空白都塗滿。現在我很難推測當時為什麼這樣做,因為那時我肯定已經認了一些字。當然,我未獲通過,事實上是留級了。其後我在家裡呆了半年,再讀了半年幼稚班,才成為小學生。如果不留級,我上小學的年齡就不是五歲,而應該是四歲。那一年剛解放,對於上小學的年齡還沒有限制。解放無疑是那一年發生的最重大事件,但我對它毫無印象。在我的記憶中,可以和它聯繫起來的惟一事情是國民黨時期發行的紙幣不能用了。家裡有成箱這樣的嶄新的小面額紙幣,一捆一捆整整齊齊,父親說是假鈔票,不時拿一些給我們玩,很長時間才玩光。後來知道,解放前夕通貨膨脹嚴重,這些鈔票本來就不值錢。

    我上小學時已經解放,有了許多公立學校,每學期的學費是六元,而紫金小學的學費是二十四元。但是,父親認為這所小學教學質量好,就讓我接著上。不過我享受減免學費的待遇,每學期繳八元。其實這所學校規模很小,只有一座二層小樓和一些平房,幾乎沒有空地。校長是一位姓汪的女士,總是很嚴厲的模樣,有一回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裡,為了一件什麼事情狠訓了我一頓。我很怕她,好在不常見到她。每當我在記憶中沿著上學的路線走到校門前時,眼前出現的不是這位校長,而是教體育的李老師。當時李老師已是一個白髮老婦,戴著瓶子底般的厚鏡片,極喜歡孩子,一到上學的時間就坐在校門口,親切地與每一個學生打招呼和開玩笑。

    小學六年中,我的班主任一直是陸秀群。除了當班主任,她還教我們語文課。她大約四十歲上下,對學生也相當嚴厲,我常常因為上課愛做小動作而被她點名批評。在每學期我的學生手冊上,這一條缺點也是逃不掉的,我已習以為常。現在我知道,即使一個大人坐四十五分鐘也很難不做小動作,何況一個孩子,可知這個要求之荒謬。反正我一輩子也改不掉這個缺點,凡屬我的身體失去自由的正經場合,我的手便忍不住要為身體偷回一點兒自由。陸老師有時也表揚我,她好幾次攤開我的作業本給全班同學看,稱讚字寫得「像刻的一樣」。我上小學時學習成績平平,記憶中只得到過這一種表揚。但我學習得很輕鬆,從未感覺有什麼壓力。五歲上小學是完全可以勝任的,在我們班上,與我同齡的孩子有好幾個,我在其中還不算最小的。十餘年後,我已到北京上大學,陸老師又成了我的一個表弟的班主任。表弟告訴我,陸老師經常談起我,誇我當年學習如何用功。我可斷定,用功的印象就來自作業本「像刻的一樣」。此時的陸老師已近退休年齡,至少教過幾百個學生,仍沒有忘記我,不禁令我感動。按理說她是不容易記住我的,因為我不是一個活躍的學生,沒有當過任何班幹部,和她的接觸不太多。

    我上小學時,如果男女生同桌,往往會用粉筆在課桌上劃一條線,雙方不准越過,稱作三八線。當時朝鮮戰爭打完不久,三八線家喻戶曉,小學生也不例外。有好幾個學期,我與一個姓戴的女生同桌。她十分好鬥,常常故意挑釁,把胳膊肘伸過三八線,然後反咬一口,向我發起攻擊,用胳膊肘狠狠撞我。我為此深感苦惱,但盡量忍讓。後來她的態度有了轉變,對我十分友好,經常送我一些東西。有一回,她送給我幾本連環畫,都是解放前出版的,其中有一本是《人猿泰山》。我拿回家,父親見了說是壞書,命令我統統還掉。還有一回,她送給我一套照片,一對裸體男女好像在摔交,其實是性交姿勢的示範。當時我不懂,上課時拿在手裡玩,被陸老師發現了,她氣得發抖,當即沒收。

    父親對於我們的品行和學業是很重視的,經常檢查我們的學生手冊。手冊上記載有每次的測驗成績,為了刺激學習的積極性,他向姐姐、我和妹妹宣佈了一個獎懲辦法,每得一個五分獎勵五分錢,每得一個二分扣除五分錢。一開始他付現金,但兩三個星期後,他發現這個辦法對他很不利,如此付給我們的零用錢太多了,就改成了記帳。事實上,此後我們每人只得到了一個用來記帳的小本子,付款被無限期地推遲了。

    在我小學時代的記憶中,斯大林逝世那一天的情景特別清晰。當時在中國的公共場所,到處都掛著斯大林的像片,以至於我最早會畫的圖畫就是他的頭像。那一天,在晨會課上,一個姓張的女老師告訴我們,斯大林患了腦溢血,生命垂危,但近兩天已有好轉。正說到這裡,有一個老師在教室門口示意她過去,與她耳語了幾句。她回到講台前,一臉悲傷,說:「斯大林同志已經在今天清晨去世。」放學回家,母親正在洗衣服,我把這個消息告訴她,她歎息了一聲,又繼續洗衣服。其實我也沒有悲傷之感,但覺得發生了這麼大的事,總該做點什麼。我在一塊小黑板上寫下了這個消息,掛到牆上。我還提前跑到街上,等候那個全國鳴笛默哀的時刻。哀笛一響,我看見行人都站住了,一個三輪車伕緊貼一間蘆席棚屋,兩臂伸開,姿勢非常奇怪。在我腦中,斯大林的死與這個三輪車伕的奇怪姿勢就永遠聯繫在了一起。

    留在記憶中的還有紫金小學的廁所,只因為有一陣學生中傳播著一個消息,說廁所的門口會突然伸出一隻長滿綠毛的大手。孩子們在傳播這個消息時很認真,沒有人懷疑其真實性,彷彿都是自己親眼看見的一樣。於是,許多天裡人心惶惶,人人都盡量少上廁所,上完趕緊逃離。有一回上廁所時,我旁邊站著別班的一個同學,他十分瘦小,皮膚發綠,我清楚地看見他撒出的尿也是綠色的。我當時突然覺得,在綠毛大手和他的綠尿之間有著一種神秘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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