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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兒時記憶 一、絕對平民 文 / 周國平

    我的書櫃裡豎著一張黑白照片,相紙有些發黃了,照片上是一個男嬰,剛會站立的樣子,站在一隻木質大圓桶裡。背景是一個門廳,那隻大圓桶其實是一座樓梯扶手的下端,扶手十分寬大,漆得油亮。小男孩胖乎乎的,憨憨地笑著。女兒三歲時問我那是誰,當她聽說就是小時候的爸爸時,抬起頭望我,一臉疑惑的神情。事實上同樣的疑惑也在我的心中,把這個小男孩和我聯繫起來的唯一依據是許多年前父母的告知,這個聯繫如此抽像,我始終無法將它還原成我的具體生長過程。

    據父母說,照片是在新新公司大廳裡拍攝的。新新公司是解放前上海四大名牌百貨公司之一,在南京路最繁華的地段,現在那裡是上海食品公司。根據我的推算,父親進這家公司當出納員時的年齡是二十歲,兩年後與我的母親結婚,然後有了我的姐姐和我,二十九歲時上海解放,他離開了這家公司。我可以斷定,在新新公司的九年是父親一生中最愜意的時期。我的證據是照片,在父親和母親的相冊中,幾乎全部照片都是這個時期拍的。那時候,父親年輕英俊,顯然喜歡遊玩,經常攜母親在滬杭蘇留影。從照片上看,父親和母親衣著體面,一雙幼小的兒女十分可愛,一家人其樂融融。姐姐和我的照片多是幼兒階段的,其後出現長期的空缺,我的弟妹們則幾乎沒有童年的留影,反映了家境的變化。讀中學時,我曾仔細整理這些舊照片,因為老相冊已破損,就自己動手製作了一本很像樣的新相冊,把它們安頓好。可惜的是,在文革中,相冊裡的絕大部分照片,由於父親穿長衫和母親穿旗袍,怕有「四舊」的嫌疑,都被我的妹妹燒掉了。

    在進新新公司之前,父親有一個窮苦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按照他的敘述,他三歲喪父,全家的生計主要靠比他大十多歲的大哥做工維持,他的母親也做些織花邊的零活貼補家用。十四歲時,他進一個周姓本家開的米店當了五年學徒,接著在天蟾舞台當了幾個月售票員。在我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父親經常念叨那一段苦日子,藉此對我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現在我忽然想到,他這樣做不只是在教育我們,也是在開導他自己,因為在離開新新公司之後,一方面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子女在增多和長大,家裡的生活明顯變得困難,完全不能和新新公司時期相比,有必要向前追溯一個更低的參照標準。解放後,父親調到稅務局工作,沒幾年就下放了,先後在幾家菜場當支部書記。他是解放初入黨的,這一資歷並未給他帶來半點官運,他終老於基層幹部的崗位。他自己對此倒沒有怨言,工作得很投入,我很少見他閒在家裡。二三十年間,他的工資一成不變地永遠是七十四元,這一點錢要養活一家七口,其拮据可想而知。不過當時我並不覺得苦,飯總能吃飽的,只是當餐桌上有紅燒肉時,幾個孩子的眼睛不免會緊盯著別人的筷子。

    我的母親比父親年長兩歲,年輕時曾在藥廠做工,生下我的姐姐後就退職了。在我的早年印象中,她似乎生來是一個母親,她的全部職責就是養育五個孩子。事實上,在我們自立之前,她的確永遠在為我們的衣食住行忙碌。有一次,我在老相冊中翻到四幅照片,是同一個美麗時髦女人的相片,有周曼華的親筆簽名。問母親才知道,這位與周璇齊名的大影星曾是母親的結拜姐妹,當時她們都住在錢家塘(後來的陝西北路)一帶,經常在一起玩。這一發現令我非常吃驚,使我意識到母親並非生來是為子女操勞的家庭婦女,她也有過花樣年華。在我妹妹燒照片的革命行動中,周曼華的玉照當然沒有倖免的可能。

    母親生性安靜,總是勤勉而無聲地做著家務,完全不像一般家庭婦女那樣愛嘮叨。父親每個月把工資交給她,一家的生計安排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很會安排,譬如說,每逢中秋,我們家是買不起月餅的,但她一定會自製一批月餅,也很香酥可口。幼小年紀的我無憂無慮地享受著母親的照料,哪裡能體察她心中的壓力。上小學時,有一天放學回家,我發現家裡籠罩著異樣的氣氛。父親不在家,母親躺在床上,地板上一隻木盆裡盛滿血水,鄰居們聚在屋子裡外議論著什麼。三歲的小弟弟悄悄告訴我:媽媽生了個死孩子,是女的。五歲的大弟弟補充說:手還沒有長成呢,爸爸用一隻大鏟子運走,丟到專門放死孩子的地方去了。我聽見一個鄰居在勸慰母親,而母親回答說:「死了還好些,活的還不允許把她弄死呢。」我默默聽著,驚詫於母親的悲苦和狠心,突然感覺到了小屋裡籠罩著貧困的陰影。曾幾何時,也是在這間小屋裡,母親在這同一隻木盆裡洗衣服,她的年輕的臉沐浴在陽光中,對著我燦爛地笑,這樣甜美的情景彷彿遙遠得不可追尋了。除了最小的妹妹外,我有一個弟弟也是夭折的。據母親說,他比我小一歲,生下後幾天就死了。在我整個童年時代,我無數次地懷念這個我對之毫無印象的弟弟,因為他與我年齡最接近,我便想像他如果活了下來,一定會是我的知己,於是為失去他而格外傷心。

    雖然生活比較窘困,父親和母親的關係仍是十分和睦的,我從未看見他們吵架。他們會為日常開支煩惱,但從來不曾抱怨命運。量入為出,精打細算,他們把這樣的生活方式視為天經地義。也許當時多數人家都是這樣過日子的,所以並不顯得難以忍受。童年的家境使我習慣了過節儉的生活,在以後的生涯中,物質上的艱苦對於我始終不成為一個問題,我從來不覺得節儉是一種痛苦。由於奢華是我全然陌生的,我也不覺得奢華是一種幸福。直到現在,雖然常有機會瞥見別人的奢華生活,我仍自然而然地覺得那是一種與我無關的東西,對之毫不動心。父親和母親給予我的另一筆遺產是老實做人。他們都是本分人,壓根兒不知道有玩心眼這種事,在鄰里之間也從來不東家長西家短。這種性情遺傳給了所有子女,我們兄弟姐妹五人都拙於與人爭鬥,在不同程度上顯得窩囊。我的妻子和朋友在接觸了我的家人以後,都不禁為他們的老實而感慨。比較起來,我算最不窩囊的,但是我以及真正瞭解我的人都知道,其實是我後來的所謂成功掩蓋和補償了我的窩囊罷了。

    我的家庭實在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如果要查文化傳承,就更無淵源可循了。無論父系還是母系,上一輩親屬裡找不出一個讀過中學的人。我的父親在其中算是最有文化的,但也只讀過小學,靠自學才粗通文墨,母親則是通過掃盲才識字的。父親的櫃子裡只有少得可憐的書,基本上是幹部學習資料之類,此外有幾本蘇聯反特小說和一本福爾摩斯探案,表明父親也曾經有過一點兒消遣的閱讀。高考報名前,上海一所大學為考生提供咨詢,一位老師聽我說要報文科,問我是否受了家庭的影響,我能舉出的只有父親櫃子裡的一套《毛選》。

    我有一些朋友也出身平凡,但他們能夠在家譜中追溯到某個顯赫的先人,我卻連這種光榮也絲毫沒有。為了奚落他們也為了自嘲,我向他們闡發了一個理論:第二等的天才得自家族遺傳,第一等的天才直接得自大自然。當然,這只是一個玩笑,因為我不是天才。不過,就理論本身而言,多少有一點道理。歷史上有一些人才輩出的名門,但也有許多天才無家族史可尋。即使在優秀家族中,所能遺傳的也只是高智商,而非天才。天才的誕生是一個超越於家族的自然事件和文化事件,在自然事件這一面,毋寧說天才是人類許多世代之精華的遺傳,是廣闊範圍內無血緣關係的靈魂轉世,是鍾天地之靈秀的產物,是大自然偶一為之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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