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89 4 尼采與現代人的精神危機 文 / 周國平
一
當我在一九八五年初寫作那本論尼采的小冊子時，我不曾料到，兩年後會在中國出現一小陣子所謂「尼采熱」。據我所知，真正對尼采思想發生共鳴，從中感受到一種發現的喜悅的，是一些關心人生問題、在人生意義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學生和青年藝術家。尼采思想是西方社會精神危機的哲學表達，它之引起強烈共鳴，的確反映了當代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一種危機心態。這裡我首先要為精神危機「正名」。人們常常把精神危機當作一個貶義詞，一說哪裡發生精神危機，似乎那裡的社會和人已經腐敗透頂。誠然，與健康相比，危機是病態。但是，與麻木相比，危機卻顯示了生機。一個人、一個民族精神上發生危機，至少表明這個人、這個民族有較高的精神追求，追求受挫，於是才有危機。如果時代生病了，一個人也許就只能在危機與麻木二者中作選擇，只有那些優秀的靈魂才會對時代的疾病感到切膚之痛。
精神危機最嚴重的形態是信仰危機，即喪失了指導整個人生的根本信仰，一向被賦予最高價值的東西喪失了價值，人生失去了總體的意義和目標。用尼采的話說，就是虛無主義。
這裡所說的信仰，是指形而上意義上的信仰，即為人生設置一個終極的、絕對的根據，相信人的生命的某種永恆性和神聖性。基督教就是這樣一種信仰。它的解體，從根本上動搖了西方人安身立命的基礎。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們歷來缺少那種形而上和宗教意義上的信仰，只有社會倫理和社會政治意義上的信仰，不是尋求人生與某種永恆神聖本體的溝通，而是把人生與一定的社會理想聯繫起來。社會層次上的信仰不但不涉及、而且還限制了對人生終極根據的探究，掩蓋了形而上層次上的信仰的欠缺。因此，社會信仰一旦失去統攝力，形而上信仰的欠缺就暴露出來了。這正是當今這一代青年所面臨的情況。
無可否認，「文革」所造成的社會危機已經使得任何一種社會政治信仰失去了大一統的威力，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文革」中和「文革」後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是沒有信仰的一代。當今時代已經不存在一種既定的權威人生模式，每個人的命運都投入了未定之中，因而不得不從事獨立的思考和探索。與此同時，社會的商業化使人的精神在一定時期內不可避免地出現平庸化趨勢，這種情形既使有高貴精神趣味的人感到孤獨，卻也異常增加了他們的精神追求的緊張度。
榮格曾區分「偽現代人」和「真正的現代人」，前者喜歡以現代人自命，後者則往往自稱老古董。事實上，現代思潮的代表決非那些追求時髦的淺薄之輩，反倒是一些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正像在任何一種信仰體制下，真正有信仰的人僅屬少數一樣，在任何一個發生精神危機的時代和民族，真正感受和保持著危機張力的也只是少數人。而且，這往往是同一類靈魂，正因為在信仰問題上認真嚴肅，才真切感覺到失去信仰的悲哀。
所以，如果說中國現在有所謂「尼采熱」的話，我願對它持積極的評價。半個多世紀前，中國思想界的先進分子曾經對尼采思想發生強烈興趣，當時主要是社會層次上的共鳴，旨在改造卑弱的國民性，爭取民族自強。與之相比，這一次也許預示著形而上層次上的覺醒，表明我們的民族精神可能正在朝更加深刻的方向發展。
二
我們也許很難理解基督教信仰解體在西方人精神中引起的災難性震盪。西方精神中始終貫穿著一種形而上的衝動，即企圖超越生命的暫時性而達於不朽，超越生命的動物性而達於神性。受這一衝動驅策，始自柏拉圖的西方古典哲學致力於尋求某種能夠賦予人的生命以不朽神性的本體，終於在基督教的「上帝」觀念中找到其歸宿。因此，長期以來，「上帝」觀念成了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有了它，終有一死的個體生命從靈魂不死中獲得了安慰，動物性的人從上帝的神性中發現了自身完善的根據。基督教誠然貶低了人的塵世價值，卻在幻想中賦予了人生以某種永恆價值。上帝的靈光使人顯得渺小，但同時也給人生罩上了一圈神聖的光環。基督教世界觀實質上是人類中心論，它借上帝的名義把人置於萬物之上，為人安排了一種目的論的世界秩序。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旦失去上帝，便會產生兩方面的後果。其一，人的生命失去了不朽性。沒有了靈魂不死，人的死就成了無可挽救的死。其二，人的生命也失去了神聖性。上帝創造的那個目的論宇宙崩潰了，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宇宙永恆生成變化過程中的偶然產物。總之，人的肉體和靈魂似乎都喪失了根本價值。
正是有感於此，尼采喊出了駭世驚俗的一聲：「上帝死了！」並且宣告：「一個時代正在來臨，我們要為我們當了兩千年之久的基督徒付出代價了：我們正在失去那使我們得以生存的重心，——一個時期內我們不知何去何從。」據尼采估計，這個沒有信仰的虛無主義時代將籠罩西方社會二百年之久。
當然，在許多人身上，虛無主義並非一種自覺的意識，而只是表現為種種徵兆。例如，現代人生活得極匆忙，如尼采所形容的，總是行色匆匆地穿過鬧市，手裡拿著表思考，吃飯時眼睛盯著商業新聞，不復有閒暇沉思，愈來愈沒有真正的內心生活。現代人的娛樂也無非是尋求刺激和麻醉，沉湎於快速的節奏、喧囂的聲響和色彩的魔術，那種溫馨寧靜的古典趣味似乎已經一去不復返。現代人無論在財富的積聚上還是在學術的攻求上都表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貪婪，現代文化不過是搜集無數以往文化碎片縫製而成的「一件披在凍餒裸體上的襤褸綵衣」。凡此種種，都表明了喪失信仰引起的內在焦慮和空虛，於是急於用外在的匆忙和喧囂來麻痺內心的不安，用財產和知識的富裕來填補精神的貧困。
在信仰淪喪的時代，真誠的人如何能生活下去？這是尼采苦苦思索並試圖解決的問題。所謂真誠，首先是在信仰問題上不苟且，不盲從，也不偽飾。尼采對於人們用匆忙的世俗生活或虛假的信仰迴避無信仰的事實極其不滿，不懈地揭露了時代的頹廢傾向。但是，真誠會使人陷入悖論。一方面，它要求對人生追根究底，把生命的意義看得高於生命本身。另一方面，對根據的無窮追究又必然使任何終極根據都站不住腳，生命意義的喪失使生命本身成了問題。這時候，真誠就要求一個人敢於正視其追根究底的結果，「確信生存是絕對沒有根據的」。尼采說：「真誠的人——我如此稱呼在無神的沙漠上跋涉和虔敬之心破碎的人。」尼采曾絕望地祈求上帝賜他以瘋狂，因為只有瘋狂才能使他繼續信仰上帝。但是，瘋狂沒有如期而來，於是他就決心把無信仰的命運承擔起來，不靠任何宗教的、形而上的安慰生活下去。在一個有病的時代，尼采公開承認自己是一個病人，並且以病人的身份對病因進行了探根溯源的診察。為人生尋求一種信仰的形而上衝動驅使他走上哲學探索的道路，探索的結果卻是否定一切既有信仰連同整個歐洲形而上學，成了「歐洲第一個虛無主義者」和「反形而上學者」。應該說，尼采是真誠的。
三
不過，在尼采看來，徹底的虛無主義僅是從舊信仰淪喪到新信仰建立的一個過渡。那麼，尼采心目中的新信仰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藝術拯救人生」。這裡的「藝術」是廣義的，指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它包括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兩個方面。日神精神就是要我們生活在美的外觀中，愛生命的過程，而不去追究它的實質和歸宿。酒神精神的含義，尼采的解釋前後有所變化。早期指從個人的痛苦和毀滅中獲得與宇宙生命本體相融合的悲劇性陶醉。後來尼采嫌這層含義太形而上學氣，雖仍倡導酒神精神，卻是指從生命的絕對無意義性中獲得悲劇性陶醉：人生是幕悲劇，最大的悲劇就在於它的沒有終極根據，但生命敢於承擔自身的無意義而並不消沉衰落，這正是生命的驕傲！
顯然，嚴格說來，無論日神精神還是酒神精神，都不成其為真正的信仰，因為它們都未解決人生的終極根據問題，都不能為人生提供可信賴的不朽和神聖。但有什麼辦法呢？人類的神話時代和宗教時代畢竟都已經成為過去，現代人不可能再認真地相信客觀意義上的不朽和神聖了，而藝術至少能在我們的主觀體驗中使瞬時永恆化，使本能神聖化。尼采主張的審美的人生態度是與倫理和功利的人生態度相對立的。倫理失去了宗教的根據，可歸入廣義的功利。因此，現代人實際上只能在藝術和功利二者之間進行選擇。藝術的生存方式注重對生命的體驗和靈魂愉悅，功利的生存方式注重對物質的佔有和官能享樂，兩相比較，藝術終究為沒有信仰的現代人提供了一種真正的精神補償。現在，愈來愈多的西方思想家主張靠藝術來解決現代人的精神危機，療治技術時代的弊病。我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藝術救世論，但是我相信，對於熱愛人生卻又為終極關切苦惱著的人們來說，藝術的確是最好的慰藉。
常常聽到有人說，中國需要的是科學和理性，不需要尼采或存在主義式的醉醺醺的非理性。比較寬容的人則表示，西方非理性主義哲學家所討論的問題不無價值，但事情有個輕重緩急，我們等到現代化實現之後再來關心也不遲。使我驚詫的是，這些論者完全不理解當代中國青年的精神苦悶，把人的靈魂生活看得如此無足輕重。似乎在現代化實現之前，幾代人的靈魂是無須關心的！西方現代化的進程業已表明，單純的物質繁榮並不能使人真正幸福，中國式的現代化難道不正應該借取前車之鑒，一開始就重視人的精神生活問題？當然，與西方人相比，我們的問題性質有所不同。西方的精神危機是形而上學發展到頂點之後的崩潰，於是出現信仰淪喪的局面。對於我們來說，也許必須首先經歷形而上學，然後才能超越形而上學。但是，我們畢竟生活在現代，形而上的要求一旦覺醒，很可能同時就遭到幻滅。唯其如此，西方哲人的思考也許能給我們以正反兩方面的啟發。當然，真正的出路還要我們自己來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