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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6、我必須做自己 文 / 奧爾罕·帕慕克

    如果你想要開心,或憂愁,或悔恨,或沉思,或謙恭有禮,

    你只需表演出這些情緒的姿勢就夠了。

    ——派翠西亞·海史密斯《天才雷普利》

    曾經有一度,我想起二十六年前某個冬夜裡,發生在我身上的一段靈魂出竅的經驗,並在幾篇專欄中略有提及。那大概是十或十二年前的事,確切的時間不記得了(這陣子我的記憶耗損得嚴重,而我手邊的「秘密數據庫」不幸又無法提供查閱),總之,寫了這個題材之後,我收到一大堆讀者來信。大部分的讀者都很不高興我寫的並不是他們所期望的專欄(為什麼我不討論國家議題,為什麼我不描述雨中的伊斯坦布爾街道的哀愁),但其中有一位讀者在信中說,他「直覺感到」我和他對一個「極重要的主題」有著相同的看法。他說他將很快來拜訪我,詢問我一些「獨特」而「深沉」的議題,他相信,對於這些疑問我們意見相符。

    一天下午正當我準備回信打發掉這位讀者時,他卻真的出現了——是一位理髮師,這點已經夠怪了。由於我沒有時間跟他聊,而且我心想這位理髮師一定會滔滔不絕地講他個人的苦惱,纏著我不放,抱怨我在專欄裡沒有多提到他無窮無盡的煩憂。為了甩掉他,我叫他改天再來。他提醒我,他在信中早已預告過會來,更何況他也沒有時間「改天再來」。他只有兩個問題,都是我可以當場回答的。理髮師如此開門見山地切入主題,正合我意,於是我便請他有話直說。

    「你會不會覺得做自己很難?」

    幾個人圍到了我桌邊看熱鬧,期待有什麼笑話可看——彷彿在等著一場好戲上演,可以作為日後茶餘飯後的笑料。其中包括一些由我領入行的年輕後輩,還有肥胖聒噪的足球新聞特約記者。因此,面對這個衝著我來的問題,我依照通常在這種情況下眾人期待我會有的反應,露了一手我的「機智妙語」作為回答。然而理髮師卻把我的譏諷當成是我真正的答案,聽完之後,又問了第二個問題。

    「一個人有辦法只做自己嗎?」

    這一回,他問話的口氣好像是在替別人發問,而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顯然他早已把問題準備好,背了下來。這時,我第一個笑話的效果仍瀰漫在空中,其他人聽到了歡樂的氣氛,也圍了上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什麼比準確地丟出第二個笑話還要自然不過的呢?難道要針對人類存在的本質問題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嗎?更何況,第二個笑話將能強化第一個的效果,把整件事變成一個精彩故事,讓眾人記憶深刻,津津樂道。破解問題的第二個笑話出口之後——我現在記不得內容了——理髮師說:「我就知道!」接著轉身離去。

    由於我們土耳其人只欣賞帶有暗諷或暗貶意味的雙關語,因此我毫不在意理髮師的敏感脆弱。我甚至有點鄙視他,就好像我看不起某一位在公共廁所認出你們專欄作家的讀者,他一面提起褲襠,一面興沖沖地詢問敝人有關生命的意義,或者我信不信真主。

    然而隨著時間過去……讀者如果看到這句沒說完的句子,誤以為我對自己的無禮心生悔意(以為理髮師這懸而未決的問題困擾著我,甚或有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噩夢夢見他,醒來之後滿心罪惡感),那麼你們顯然還不瞭解我。我根本再也沒想起這位理髮師,除了一次。即便那一次,我的思緒也不是因他而起。閃進我腦海的是多年前我就曾經思考過的一連串概念。事實上,一開始它幾乎稱不上是一個概念,更像是從小到大一直在我腦中縈繞不去的一段旋律,突然蹦進了我的耳中——不,像是從我的靈魂深處跳出來的:「我必須做自己。我必須做自己。我必須做自己。」

    經歷了與人群相處,周旋於親戚和同事之間的一整天,在一天結束之後半夜上床就寢前,我來到另一個房間,往舊扶手椅上坐下,雙腳擱在矮凳上,瞪著天花板抽煙。整天下來我所聽見的嘈雜人聲,各種噪音紛擾,全部彙集成一股單一的音調,在我腦中不斷地迴響,彷彿一陣煩人的劇烈頭痛,甚至是一陣酸澀的牙痛。這時,我不能稱之為「概念」的舊日旋律便開始浮現,像是一段——怎麼說呢——反調,對抗著那段嘈雜的迴響。為了把我隔絕在鼎沸人聲之外,它指引我一條路,讓我體悟到自己內心的聲音、我的平靜、我的快樂,甚至是我自己的氣味:「你必須做自己。你必須做自己。你必須做自己。」

    就是在那個深夜我才明白,我多麼慶幸自己能夠獨居於此,遠離所有的人群,以及「他們」(星期五講道的阿訇、老師、我姑姑、我父親、政客,所有的人)視為「生活」的那一團噁心爛泥——他們期望我能沉溺其中,期望我們所有人都沉溺其中。我如此慶幸能夠漫遊於我自己的夢境花園,而不是跨入他們平淡無味的故事。我甚至憐愛地望著我的可憐雙腿,從扶手椅伸直到矮凳上;我容忍地檢視我醜陋的手,夾著香煙,來回送往我朝著天花板吞雲吐霧的嘴邊。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我終於能夠做我自己!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我終於能夠愛這個身為自己的我!如此的感覺,比那個鄉下匹夫,沿著清真寺的石牆行走,嘴裡重複著同樣字眼的堅忍毅力,還要強烈得多;比那位老乘客,坐在飛馳的火車裡數著窗外電線桿的全神貫注,還要濃稠得多。如此的感覺,轉化成為一種蘊含憤怒與不耐的力量,不止包圍了我,同時吞沒了眼前這個悲哀的舊房間——籠罩了整個「真實世界」。我並非只是喃喃背誦「我必須做自己」的旋律,而是在這股力量的驅迫下,帶著怒氣反覆吐出這些字眼。

    我必須做自己,我重複念著,我無須去在乎他們,他們的聲音、氣味、慾望、他們的愛與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將成為他們要我做的人,而我無法忍受他們要我做的那種人。我心想,與其成為他們要我做的討厭傢伙,我寧可哪種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輕的時候,當我去叔叔嬸嬸家做客時,我變成人們眼中那個人——「干記者這行,真可惜,不過他很上進,假使繼續這麼努力,說不定有朝一日會成功。」為了擺脫這個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後,當成年的我再度跨進公寓大樓時——如今我父親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進來——我成為那個「辛苦多年終於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還有可能擁有別種身份,只能讓這個我不喜歡的傢伙像一層醜陋的皮膚緊貼著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發現自己說著這個傢伙的語言,而非我自己的話。晚上回到家後,我會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裡吐出的是我討厭的傢伙的話,像是這些陳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長篇論文中觸及到這個議題」、「在我最新的週日專欄中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下星期二我將會在文章中探究這件事」。我把這些話語在腦中一再重複,直到讓自己陷入無盡的沮喪深淵——直到這時,我才能夠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輩子充滿了這種恐怖的回憶。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雙腿,回想著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經驗,好讓自己更陶醉於此時全然自我的狀態。

    我回憶起:只因為「軍中同胞」在我入伍當兵的第一天,就已經認定我是哪種人,從此在我整段軍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著「一個在任何危急情況下都能談天說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電影——不是為了打發時間而只是想獨自坐在黑暗裡——那時,每當中場的五分鐘休息時間,混在一群無所事事站著抽煙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們眼中的我看起來一定像是「一個前途無量的有為青年」,為了這個緣故,我記得我會故意表現成「一個心不在焉、滿腦子深沉而神聖思想的年輕人」。過去那段計劃軍事政變的日子,我們認真地夢想著未來能成為國家的舵手,我記得當年的我行為舉止就像一個愛國青年,深愛自己的同胞,以至於夜裡輾轉難眠,惟恐政變延宕而拖長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經常流連的妓院裡,我假裝自己是個失戀的傷心人,不久前才經歷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原因是妓女們通常都會特別照顧這類男人。行經警察局時(要是我沒來得及察覺而趕緊走到對街),我會試著表現出一個平凡好市民的模樣。在奶奶家玩賓果時,我會裝成好像玩得很開心,雖然我之所以去那裡只是因為我沒有勇氣一個人過除夕夜。我記得,當我跟美麗的女人聊天時,我會把自己隱藏起來,假裝我是一個腦子裡只想著婚姻和責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們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個成天憂國憂民沒時間想兒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個敏感的浪子,受夠了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體恤和同情,或者,俗氣一點來說,我是一個不為人知的詩人。最後(是的,到了最後),我想起當我每兩個月去一次理髮師那裡時,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個演員,扮演著我所有身份總和的一個角色。

    事實上,我去理髮師那裡是為了放鬆(當然,是另一位理髮師,不是最開始來找我的那位)。然而,當理髮師和我一起看著鏡子時,我們看見的,除了即將要剪掉的頭髮外,是長著頭髮的這顆頭、肩膀和軀幹。當下我感覺到眼前鏡子裡坐在椅子上的人並不是「我」,而是別人。這顆被理髮師捧在手裡一邊問「前面要剪多少?」的腦袋、支撐著腦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軀幹,都不是我的,而是屬於專欄作家耶拉先生。我與這個人毫無關聯!事實如此明顯,我以為理髮師會注意到,但他卻似乎沒有察覺。不僅如此,彷彿要強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個專欄作家」的事實,他問了我許多一般專欄作家會被問到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戰爭爆發,我們能夠痛宰希臘嗎?」,「總理的老婆真的是個蕩婦嗎?」,「蔬菜商必須為物價上漲負責嗎?」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神秘力量阻止我親自回答這些問題,反倒是鏡子裡那位讓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專欄作家,以他一貫的賣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這麼說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價也不會下降。」

    我厭惡這位自以為無所不知的專欄作家,不懂裝懂,還自以為了不起地承認應該要接受自己的不足與過人之處。甚至我也厭惡這位理髮師,他每問一個問題,就迫使我變得更像「專欄作家耶拉」……就是在這個時候,當我回憶著不愉快的過去時,我想起了另一位理髮師,那位走進新聞編輯室提出奇怪問題的理髮師。

    夜半時分,我坐在這張讓我恢復了自我的扶手椅裡,雙腿伸到矮凳上,傾聽著勾起我不愉快回憶的舊旋律中的新憤怒,我告訴自己:「是的,理髮師先生,人們不允許一個人做自己。人們不讓他這麼做。人們絕不准。」我用與舊旋律相同的節奏和憤怒說出這句話,但這些字句卻只讓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寧靜。此時此刻,我才意識到一種秩序,在之前的專欄中我曾經提及,而我最忠實的讀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種意義,甚至我可以說是一種「神秘的對稱」,存在於這整個故事裡:通過某位理髮師而回憶起另一位理髮師造訪報社的經過。它是一個象徵,暗示著我的未來:經歷了漫長的一天後,夜裡,一個男人獨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個旅行者,在經歷了漫長而崎嶇的旅程後,終於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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