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雨天的棉花糖（二） 文 / 畢飛宇

    我們都在努力，試圖從記憶中抹去紅豆。那個漂亮的愛臉紅的小伙子正在黑框的玻璃後面，用女性氣很濃的眉眼以四十五度的視角微笑著審視人間。紅豆的母親把紅豆那把二胡擱在遺像的左側。紅豆的母親每天都要用乾淨的白布擦拭一塵不染的鏡框玻璃。玻璃明亮得如紅豆十八歲那年的目光一樣清澈剔透。但那把二胡紅豆的母親從來不碰，兩根琴弦因日積的粉塵顯得臃腫。紅豆的母親說，這孩子的魂全在那兩根弦上了，碰不得，一碰就是聲音。

    小學五年級紅豆買回了這把二胡。紅豆的父親相當生氣甚至是相當絕望：紅豆用十七元人民幣買回了這把需要坐著玩的東西。這位光榮的殘廢軍人盼望龍門出虎子，他的兒子能夠威風八面。紅豆令他絕望。紅豆卻從一個算命的瞎老頭那裡得到了二胡演奏的啟蒙。蛇皮裡沙啞的聲音讓紅豆癡迷，一聽到目光就呆了。紅豆不認識樂譜，樂譜完全是視覺世界裡的阿拉伯數字，不是流動好聽的音符。紅豆依靠瘦長指尖的耐心撫摸使琴弦動了惻隱之心。胡琴把所有的心思全都傾訴給紅豆了。兩根琴弦很聽紅豆的話，就像紅豆聽所有人的話一樣。紅豆放學後拿一張竹凳放在巷口，一巷子都塞滿橫秋老氣。不滿一年紅豆學會了許多電影插曲。紅豆的音樂記憶與生俱來，他母親把它與紅豆一同生下來了。紅豆聽完了樂曲就回家到胡琴上尋找，多難的曲子紅豆都能找到，多貴重的曲子胡琴也總是願意給他。看完了《英雄兒女》，紅豆開始迷戀那些英雄讚歌，那些無限抒情的曲子成了紅豆每日練習的壓台戲。巷子裡的人們很快聽出來了，任何一首歌曲都能被紅豆弄出傷心來，優美得走了調樣。即使是革命歌曲也總是要哀婉淒迷的。那一回學校演出，紅豆正在綵排《英雄讚歌》，校長走了過來。校長說，停。校長指著紅豆說："你傷心什麼？"紅豆怯生生地抬起頭，兩眼汪了兩垛淚："王成叔叔死了。""不是死了，是犧牲！"校長拿了一根鼓槌，"要拉得勇敢、自豪，要拉得有力量！是犧牲，不是死！"在鼓槌的威脅下紅豆的演出果然一反常態，變得雄壯豪邁。但回到小巷口不久紅豆就又把自己還給自己了。老太太們聽著紅豆的琴聲時常背著紅豆的母親議論："這孩子，命不那麼硬。"話裡頭有了擔憂。

    紅豆這孩子現在什麼也不是了。只是一把灰。放在一隻精製的木盒子裡。那把灰被人們稱作烈士。

    畢業之後我令人陶醉地從高等學府返回故里，走進了機關大院。我對我的父母說，過些年我就會做官的。我一點也不臉紅，一點也不。讀書而做官本來就是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我既不是智者也不是仁者，我不做官誰做？我不做官做什麼？我們不能讓歷史從我們這代人身上斷了香火。我心安理得地走進了機關大院宣傳部，端坐在淡黃色"機宣0748"號辦公桌前，等待微笑與恭維話登門拜訪。

    這一天風和日麗。風和太陽都像婚後第十七天的新娘，美麗而又疲憊。天上地下都是平安無事的樣子。我坐在辦公室裡盼望出點什麼事，但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安靜得讓人沮喪。我泡了茶，開始起草部長讓我起草的講演報告。

    事情發生在我寫到"取得了偉大勝利"之後。這個我記得相當清楚。一般說，講演報告中不能缺少"偉大勝利"這樣營養豐富的詞彙，但在這樣的大補過後必須是一個減肥過程。減肥是困難的。這是常識。不能太膩了，卻又不能傷了筋骨。我點上了一根煙，"取得了偉大勝利"之後時常令我大傷腦筋。

    這時候走進來了一個人。徑直走到我的"機宣0748"號辦公桌前。左手的指關節敲擊我的辦公桌面。我很不情願地抬起頭。是一個男人，滿臉胡茬。我打量這個沒帶微笑與恭維話的陌生男人。只一秒鐘，我手上的煙就掉下來了。我掛下了下巴腦袋裡頭轟地就一下。"你不用怕，"他說，"很對不起，我是紅豆。"我笨拙地站起身，我認出了那雙韭菜葉子一樣寬的雙眼皮和那種永遠都是二十攝氏度的眼神。這種眼神習慣於後退與尋求諒解。"實在對不起，紅豆。"我說，我感覺到我說"紅豆"時有一種特別異樣的感覺，不像漢語。紅豆對我笑笑："我沒有死，我還活著。"紅豆這樣說。他的樣子很怪，笑容短促而又渺茫，好像費了吃奶的勁才從玻璃鏡框中掙脫出來。我握過他的手，他的手也像玻璃那樣冰冷，是另一個世界的陰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