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自救與自由 誰來同情體制內弱者 文 / 熊培雲
《半月談》雜誌日前編發了一位從事信訪工作的鄉鎮幹部的真實經歷。配發的編者按指出，「作為中國最基層的行政工作人員，他們的行為被上訪者、上級部門、新聞媒體等做著形形色色的解讀。然而，當真正走進他們，你才會理解他們的無奈和隱衷。」
當然，這裡的「理解」，只是「同情之理解」，並不代表支持。文章中的一些細節的確表明，目前嚴苛的「零上訪」、「一票否決」等政策不僅傷害了那些有冤不能訴的上訪者——體制外弱者，同樣製造了「體制內弱者」。也正是那些不切實際的政策安排，使體制內弱者與體制外弱者之間發生了無謂的糾纏與對立。而這一切，都不是孫東東的「精神病偏方」所能解決的。
據這位鄉鎮幹部介紹，他在鄉鎮工作十幾個年頭，從事信訪工作6年多，10多年來在幾個鄉鎮幹過，從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員成長為分管信訪工作的鎮黨委副書記。「天天膽戰心驚，如履薄冰。」文中談到當地一位老上訪戶，至今未婚、無業。從17歲隨父親以「受迫害」為由上訪，30多年來，他幾乎每年都要在重大會議召開時(如中央、省、市級「兩會」等)上訪。他一旦進京，或到省上、市裡，鎮政府都要安排專人去接訪，甚至中途截訪。每次接訪，我們都要安排兩人以上去，到省城、北京來回一趟，每次差旅費少則三五千元，多則上萬元。有時，還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讓老實人吃虧、「會鬧騰的」賺便宜的事來。
具體情節更像是小說。據說，為了確保萬無一失，近年來每到全國「兩會」等時期，鎮裡都要派出5名幹部24小時跟隨這位上訪者，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廁所，一次耗時半個多月。如果一年下來有多個敏感期，每年單是穩控他一個人的費用就多達數萬元。如果實在控制不住，一旦到了省城和北京，也要想盡一切辦法在信訪登記機關「銷號」(不被上級機關記錄)，避免不被「一票否決」。
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票否決」實際上導致了某種具有進攻性的形式主義。另一方面，儘管人們從不同的角度質疑「一票否決」，但在其未取消以前，「一票否決」的剛性規定也讓基層幹部變成了政治壓力下的「體制內弱者」。只不過，他們的弱者身份是相對的，因為他們只要學會順從，便可以將這種不合理的壓力傳導給那些上訪者，甚至把「接訪」、「截訪」當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也就是說，當基層幹部受到上級的「零上訪」政策的折騰時，他們同樣把這種折騰轉移到另一些上訪者身上。壓力傳遞的過程因此變成了「弱者對弱者的欺凌」（魯迅）。不同的是，這是「體制內弱者」對「體制外弱者」的欺凌，前者是相對弱者，後者是絕對弱者。
早在1996年，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一書中同樣記錄了一位鄉幹部的話：「我在鄉政府干了八年，為推行計劃生育，為徵糧派款，我抓過人，牽過牛，扒過房子，幹過許許多多違法亂紀的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過分。老實說，如完全按目前法律辦事，只有兩個結果，一是根本辦不成事，二是要認真落實上級任務，必然違法。」在此，且不論政策本身的目的、效果如何，以及類似鄉幹部是否有「制度上的原罪」。具體到時下一些衝突連連的行政行為，在遵守法律與完成政治任務之間存在某種脫節是顯而易見的。
這種脫節尤其體現在「零上訪」與「一票否決」政策上。一方面，憲法規定信訪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另一方面「零上訪」與「一票否決」等政策卻又在否定這種權利的意義，並以公民不使用這種憲法權利為榮。否則，上級管理部門怎會將「零上訪」視為一種政績？
同樣矛盾的是，從理論上說，無論是告到上級政府的信訪，還是告到法院的打官司，本質都是一樣的，即公民通過憲法賦予的權利尋求自救。如果政府部門可以把本轄區無人使用某種憲法權利作為政績，而且一廂情願地以為能夠實現這個目標，為什麼不制定相同的政策，力爭本轄區實現「零訴訟」？為什麼一些政府部門不以訴訟為恥，卻要拚命掩蓋民眾的上訪？既然無人相信原告與被告等待法官裁決會影響社會穩定，為什麼上訪者請求上級部門主持公道便要被戴上破壞穩定的污名？
當說，任何時代、任何國家都有需要解決的矛盾。它們有來自社會之間的矛盾，有來自官民之間。有矛盾不是件羞恥的事情，關鍵在於如何面對和處理矛盾。如果非要通過強制手段掩蓋矛盾，搞子虛烏有的「零容忍」，實則是設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出現這種情況，要麼是權力過於自負，不願正視他者的權利；要麼是對這個世界的複雜性一無所知。
應該說，轉型時期的中國每個人都面臨權利的貧困。除卻體制外弱者的不幸命運，那些不得不去執行不良指標的「體制內弱者」的命運同樣值得關注。事實上，就像上述基層幹部，在制定政策的上級面前，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弱者；更不幸的是，他們常常因為「在一線做壞事」而成了無人同情之弱者。
難題如何解決？恐怕還是要回到「法治政府」這一層面來。顯然，法治政府不能簡單理解為「政府依法治理公民與社會」，其更重要的一環是「公民與社會依法治理政府」。而且後者是前者的先決條件。這意味著權力部門「所依何法」及「如何依法」必須接受民意的審查。
換句話說，一項政策是否可行，必須有通盤的考慮，有各方力量的參與，而不能憑著長官意志與政府部門自我授權。而既然要體現民意，自然包括「體制內弱者」的意願，因為他們首先是人，是公民，然後才是上級的下級。否則，難免會出台「零上訪」這樣的政策，具體到執行時，每一方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有的輸掉了政治信譽，有的輸掉了職業道德，有的輸掉了公民賴以自救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