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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歌聲中的故鄉 第7節 城門樓上的頭顱 文 / 齊邦媛

    那時,祖母帶我兩位姑姑也從東北到了北平。父親已先托人把我母親和我兄妹由南京送到北平,對朋友們說是要去照顧婆婆。父親由哈爾濱回到北平後,決定盡可能地留在華北,用種種方式和東北的地下抗日工作人員聯繫,以便掌握局勢。那時候北平不太安全,沒有什麼保護,時常有日本奸細搜集數據,因此我們就搬到天津的法租界。哥哥則留在北平陪祖母,我母親有時還能從天津去探望他們。這期間,母親開始扮演這一生的新角色:接待來自家鄉的革命志士的家人和學生。記得有一天,有位蓋伯母和我媽媽在屋子裡哭,媽媽叫我帶她兩個小男孩到院子玩,蓋家小兄弟說:「不知為什麼我爸爸的頭掛在城門樓上?」二○○○年,在瀋陽已復校的中山中學「齊世英紀念圖書館」開幕時,有人贈我《勿忘九一八》紀念畫冊,有一張全頁照片:古城樓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壯漢頭顱,怒目齜牙,血淋淋的國恨家仇,全未放下,與我童年記憶印證,永難抹滅。

    但是,即使在租界,仍然不很安全,姓「齊」很惹眼,所以父親就常常改姓。

    我記得我們最常姓「王」、「徐」。姓「王」的時候,我在讀天津「老西開小學」三年級。因為家裡不敢讓一個小女孩在大城市裡跑路,就雇黃包車接送。我記得我坐黃包車離開學校的時候,有時會有調皮的同學在後面喊:「王八圓!王八圓!」我被喊得很生氣,回去就哭。

    過了一陣子,父親又改姓「徐」,因為改姓,我不得不換一所學校。那學校有一些英國傳教士,會教一點口語英文,可是三、四年級時學的英文,平時不用,後來就完全忘了。

    姓過一陣子「徐」後,我還姓過「張」。因為父親必須不斷地改姓,母親也不斷地做「王太太」、「徐太太」……。我上學前常常問:「媽,我今天姓什麼?」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問「我姓什麼?」真的很可笑。

    在危機四伏、不斷搬遷的日子裡,母親不再是個哭泣的女人,她與我父親兩人的感情,在那樣動盪的局勢下開始建立起穩固的根基,她覺得能與他共患難是幸福的,那種全心全意的接受與奉獻,給我成長過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歲去世前不久,我們曾談到新時代女性有選擇權的婚姻,我問她現在是否仍會選擇嫁給爸爸?她當時未答,過了幾天,她說:「我還是會嫁給他。他雖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溫和潔淨的真君子。」

    從天津回到南京後,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後岡街。

    那是一間小小的新房子,對面有一大片空地,長滿了高大的槐樹,初夏時開著一串串淡黃色的香花,是我終生的最愛,和芍葯花一樣,給我強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鄰巷的同學段永蘭及她的表哥劉兆田,沿著新修的江南鐵路鐵軌去上「鼓樓小學」,路上有開不盡的蒲公英和雜色小花。

    一九三三年剛放暑假的時候,媽媽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為了紀念故鄉遼寧,為她取名「寧媛」。

    她是個圓圓胖胖極健康可愛的嬰兒,白天笑口常開,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陣。媽媽怕她吵爸爸睡覺,只得抱著她滿屋子走。

    剛來幫忙帶孩子的李媽愁於幫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來南京述職的地下抗日同志楊夢周先生(他那時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幫她寫了一幅她家鄉安徽鳳陽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學時貼在大路的電線桿上。

    我們天天經過都注意,有沒有停下念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發現會生氣。他參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習,全民建設新中國。

    我讀鼓樓小學的時候南京充滿了新氣象,我已經九歲了,記得到處都是「新生活運動」的標語;我們小學生還去幫忙貼標語,諸如「不許吐痰」、「振作圖強」……等等。

    這些話今天已經沒有人講了,可是回想我們剛來台灣時,「不許吐痰」還是一個奮鬥的目標,街上還掛過標語,勤儉、不喝酒、不賭博、破除迷信……等等。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為首都的中國充滿了希望,到處都在推動新建設。那段時期,近代史上有人稱為「黃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記錄提到,軍方主張早日發動戰爭,不能再等了,因為假如現在不打中國,待她國勢強盛起來,就不能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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