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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偏安亡齊 第六節 戰國之世而能偏安忘戰 異數也 文 / 孫皓暉

    齊國的滅亡,是戰國歷史的又一極端個案。

    自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秦國開始統一中國的戰爭,歷時堪堪十年。自滅韓之戰開始,每滅一國,都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戰。更值得關注的是,每一國的戰爭都不是一次完結的,抗秦的餘波始終激盪連綿。我們不妨以破國大戰的順序,簡要地回顧一番。韓國戰場規模最小,然非但有戰,更有滅國四年之後的一場復辟之戰。趙國之戰最慘烈,先有李牧軍與王翦軍相持激戰年餘;李牧軍破後又有全境大戰;國破之後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代國,堅持抗秦六年,直到在最後的激戰中舉國玉碎,代城化為廢墟。燕國則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聯軍大戰,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直到五年後山窮水盡。魏國則據守天下第一堅城大梁,拒不降秦,直到被黃河大水戰淹沒。楚國老大長期疲軟不堪,卻在邦國危亡的最後時刻創造了戰國最後的大戰奇跡,首戰大敗秦軍二十萬,非但一時成反攻之勢,且成為戰國以來山東六國對秦軍作戰的最大勝仗之一。再次大戰,更以舉國之兵六十萬與六十萬秦軍展開大規模對峙,直到最後戰敗國滅,殘部仍在各自為戰。六國之中,唯獨赫赫大邦的齊國沒有一場真正的戰爭,便轟然瓦解了。

    齊國的問題出在了哪裡?

    論尚武傳統,齊國武風之盛不輸秦趙,豪俠之風更是冠絕天下。論軍力,齊軍規模長期保持在至少四十萬之上,堪稱戰國中、後期秦趙楚齊四大軍事強國之一。論兵士個人技能,更是名噪天下,號稱技擊之士。論攻戰史,齊國有兩戰大勝而摧毀魏國第一霸權的煌煌戰績。論苦戰史,齊國六年抗燕而再次復國,曾使天下瞠目。論財力,齊國據天下魚鹽之利,商旅之發達與魏國比肩而立,直到亡國之時,國庫依然充盈國人依然富庶。論政情吏治,戰國的田氏齊國本來就是一個新興國家,曾經有齊威王、齊宣王兩次變法,吏治之清明在很長時間裡可入戰國前三之列。論文明論人才,齊國學風盛極一時,稷下學宮聚集名士之多無疑為天下之最,曾經長期是天下文華的最高王冠。論民風民俗,齊人「寬緩闊達,貪粗好勇,多智,好議論」,是那種有胸襟有容納,粗豪而智慧的國民,而絕不是文勝於質的孱弱族群。

    如此一個大國強國,最後的表現卻是如此的不可思議。

    唯其如此,便有了種種評判,種種答案。

    在種種評判答案中,有三種說法比較具有代表性:一種是齊人追憶歷史的評判,一種是陰陽家從神秘之學出發的評判;一種是西漢之世政治家的評判。其後的種種說法,則往往失之於將六國滅亡籠統論之,很少具體深入地涉及齊國。先看第一種,齊人的追憶評判。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以三種資料方式記載了這種追憶與評判:其一,民眾關於齊王之死的怨聲;其二,司馬遷采錄齊國遺民所回顧的當時的臨淄民情;其三,司馬遷對齊人評判的分析。齊人的怨聲,是齊人在齊王建死後的一首輓歌,只有短短兩句,意味卻很深長:「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話,這輓歌便是:「松樹啊,柏樹啊,埋葬了建。實際埋葬建的,是外邦之客啊!」按照戰國末世情形,所謂客,大體有三種情形:一種是包括邦交使節、外籍流動士子、齊國外聘官員在內的外來賓客,一種是外邦間人(間諜),一種是亡國後流亡到齊國的列國世族。齊人輓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種,或者全部都是,很不好說。因為從實際情形說,三種「客」對齊國的影響都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將齊人的輓歌看做一種籠統的怨聲,無須尋求確指。但是,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當時的齊人將齊國滅亡的原因主要歸結於外部破壞,對齊王的指斥與其說是檢討內因,毋寧說是同情哀憐,且也不是輓歌的基本傾向。司馬遷本人在評論中則明確地認為,齊人輓歌中的「客」是「奸臣賓客」。司馬遷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贊同齊人這種評判的。

    《史記》記載的齊國遺民回憶說:「五國滅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烙印在齊人心頭的事實邏輯是:因為齊民完全沒有了抵抗意志,所以齊王降秦了。這裡的關鍵詞是:民莫敢格者。國破城破,素來勇武的齊國民眾卻不敢與敵軍搏殺,說明了什麼?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其一,齊國民眾早已經對這個國家絕望了,無動於衷了;其二,齊人長期安樂,鬥志瀰散,雄武民氣已經消失殆盡了。在百餘年之後的司馬遷時期,齊國遺民尚能清晰地記得當時的疲軟,足見當時國民孱弱烙印之深。這一事實的評價意義在於,齊人從對事實的回顧中,已經將亡國的真實原因指向了齊國自己。

    第二種說法,是包括司馬遷自己在內的以陰陽神秘之學為基點的評判。《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後的「太史公日」,對《周易》占卜田氏國運深有感慨,云:「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雲。」這裡的「厭」(讀音為壓),是傾覆之意;「祥」,尋常廣義為預兆之意,在占卜中則專指凶兆。司馬遷最後這句話是說,因為田氏連犯(殺)姜齊兩君而專政齊國,太過操切苛刻,不是漸進之道,所以卦象終有傾覆之兆。鑒於此,司馬遷才有「易之為術,幽明遠矣」的驚歎。司馬遷作為歷史家,歷來重視對陰陽學說及其活動的記載,各種曾經有過重大影響的預言、占卜、星象、相術、堪輿等,其活動與人物均有書錄。事實上,陰陽神秘之學是古代文明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捨此不能盡歷史原貌。

    依據《史記》,關於田氏齊國的占卜主要有兩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對田齊鼻祖陳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這段解說的白話是:「這是一則看國運的卦象,利於以賓客之身稱王。然則,這是取代陳國麼?不是。是在另外的國家。而且,也不是應在陳完之身,而應在其子孫身上。若在他國,其主必是姜姓。這個姜姓,是四岳(堯帝時的四位大臣)之後。然則,事物不能兩方同時發達,陳國衰落之後,此人才能在他國興盛。」應該說,這次占卜驚人地準確,幾乎完全勾畫出了田氏代姜的大體足跡。因為,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後」。

    第二次占卜,發生在陳完因陳國內亂而逃奔齊國之後。當時,齊國有個叫做懿仲的官員想將女兒嫁給陳完,請占卜吉凶。這次的卦象解說很簡單,婚姻吉兆,結論是:「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後,恰恰是齊湣王之後。齊湣王破國,齊襄王大衰,齊王建遂告滅亡。這則卦象,同樣是驚人地準確。

    陰陽神秘之學的評價意義在於,他們認為,國家的命運如同個人的命運一樣,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與當事人的作為的正義性交互作用所決定,齊國的命運,既是天定的,也是人為的。就問題本身而言,這種評判是當時意識形態中極為重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視為一種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學預測吉凶,都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前提觀念:當事人行為的善與惡(正義性),對冥冥天意有著重大影響。也就是說,當事者的正義行為,可以改變本來不怎麼好的命運;而當事者的惡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護變為暗淡甚或災難。這便是後世的善惡報應說的認識論根基。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個前提觀念是:正道之行,不問吉凶。這一觀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龜甲。《論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紂,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這一事例,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的記載是:「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如此理念,戰國之世已經漸成主流。典型如秦國,司馬遷記載了秦滅六國期間與秦始皇時期的多次災異與神秘預言,唯獨沒有一次秦國主動占卜征伐大事的記載。因為先秦時代的神秘之學對人的正義善行非常看重,所以其種種預測,往往在實際上帶有幾分基於現實的洞察,也便往往有著驚人的準確性。太史公所以將韓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韓厥救孤,認為因了這一「積天下之陰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韓氏後來的立國之命。其認識的立足點,正在於善惡與天命交互作用這一觀念。所謂天人交相勝,此之謂也。而自魏晉之後,占卜星相等陰陽之學漸漸趨於完全窺探天意的玄妙莫測的方法化,強調人的善惡正邪對命運的影響則日漸淡薄,故此越來越失去了質樸的本相,可信度也便越來越低。這是後話。

    第三種說法,是西漢鹽鐵會議文件《鹽鐵論》記載的討論意見。

    《鹽鐵論·論儒篇》云:「齊宣之時,顯賢進士,國家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並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後)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士諫不從,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入薛,孫卿(苟子)適楚;內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說,信反間,用後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為秦所擒,不亦宜乎!」

    這段評判,先回顧了齊宣王、齊湣王兩代中的一代半興盛氣象,又回顧了齊湣王后期的惡政,指出了百姓不堪與人才流失兩大基本面。對齊王田建的作為,則將其失政歸結為三方面:聽流說,信反間,用後勝之計。而「不與諸侯從親」,則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結果。顯然,這種觀念與齊國民眾的說法,與司馬遷評判,並沒有重大差別。應當說,這些原因都是事實,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現象原因,而沒有觸及根本。

    那麼,根本在哪裡?實質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對齊國歷史作一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發現,戰國時期的齊國有一個所有國家都沒有的現象:末期四十餘年沒有發生過戰爭,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說基本沒有戰爭。也就是說,一百三十八年的歷史中,齊國的後三分之一多的歲月,是在和平康樂中度過的,五十餘年沒打過仗。孤立抽像地說,和平康樂自然是好事,也是人類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會生發的基本理想之一,無疑應當肯定。然則,在戰國這樣一個風雲激盪的大爭時代,一個大國五十餘年無戰,無異於夢幻式的奇跡。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史家無疑是注意到了這一基本事實。司馬遷在回顧齊國歷史時說:「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齊)王(田)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佔之備。」

    且略去太史公的諸如「君王后賢」這樣的偏頗評價,只就事實說話,首先理出齊襄王時期的軌跡。燕國破齊的第二年,齊襄王被莒城臣民擁立即位,此後五年直到田單反攻復國,是齊國最後一次被動性的舉國戰爭。此後十四年,齊襄王復國稱王,權力完整化。這十四年中,齊國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單主政初期的對狄族之戰,有魯仲連參與,規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齊襄王十四年)秦國穰侯攻齊,齊軍大敗,丟失剛(今山東寧陽東北地帶)、壽(今山東東平西南地帶)兩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齊襄王十九年),秦軍攻趙,齊國應趙國請求而出兵救趙,迫使秦國退兵。很顯然,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邊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動的挨打,第三仗則是基本主動的維護邦交盟約(出兵救趙並非全然情願)。

    救趙之戰結束,齊襄王便死了。

    顯然,齊國從國破六年的噩夢中掙脫出來之後,國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此前的齊國,是左右戰國大局的超強大國之一。在齊潘王與秦昭王分稱東西二帝之時,齊國的強盛達到了頂點。可是,在燕軍破齊的六年之後,齊國跌入了谷底。府庫財貨幾被燕軍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軍力大為削減。凡此等等,都使齊國不得不重新謀劃國策。應該說,這是齊國國策大變的客觀原因。在田單、貂勃領政的齊襄王時期,齊國的邦交國策可以概括為:養息國力,整修戰備,親和諸侯,相機出動。然則,田單迅速失勢,齊國失去了最後一個具有天下視野的大軍事家與大政治家。

    從此,齊國開始了迷茫混沌的轉向。

    齊國轉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齊襄王與那位君王后。這雙人物,是戰國時期極為特異的一對夫婦。齊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極,善弄權術而又沒有主見。戰亂流亡之時,以王子之身甘為灌園僕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兒,立即悄悄對其說明了自家真實身份,從而與該女私通;後察覺大勢有變,又立即對莒城將軍貂勃說明了身份,於是被擁立為齊王。復國後畏懼田單尾大不掉,便聽信九個奸佞人物攻訐之言,屢次給田單以顏色;後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殺了九個奸佞,加封田單食邑;及至田單與魯仲連聯手,平定了狄患,終於疏遠了田單貂勃,僅僅將田單變成了一個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為,顯然是一個權術治國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國主張與邦交之道,在實際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響。

    君王后是個極有主見的聰明女人,當年一聞灌園僕人田法章(後來的齊襄王)真實身份,立即便與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為恥,終生不復見,君王后也絕不計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獲賢名,以至連百餘年後的太史公也不見大節,屢次發出「君王后賢」的贊語。《戰國策》載:因君王后極力主張恭謹事秦,很得秦昭王賞識,曾派出特使特意贈送給君王后一副完整連接的玉連環,特意申明:「齊人多聰明之士,不知能否解開這副玉連環?」君王后拿給群臣求解,群臣無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錘子將玉連環砸斷,對昭王特使說:「謹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囑馴順的兒子說:「群臣之中,有個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筆竹板要記下來,君王后又說:「老婦已忘矣!」

    一個如此聰敏頑強的女人,能在將死之時忘記最重要的遺言,可能麼?很值得懷疑。最大的可能是兩種情形:其一,平日已經將可用之人嘮叨得夠多了,說不說已經無關緊要了;其二,陡然覺得有意不說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萬一所說之人出事而誤了自家一世賢名。後來,田建用了後勝為丞相。從田建的唯母是從的秉性說,田建不可能違背母親素常主張。是故,第一種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個聰明而孱弱,且有著極為濃厚的戀母情結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裡,一切軍國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奪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確,也很堅定:恭謹事秦,疏遠諸侯。也就是說,對秦國要像對宗主國一樣的尊奉,絕不參與秦國與其餘五國的糾葛,將自家與抗秦五國區分開來,以求永遠地遠離刀兵戰火。這一主張在君王后親自主持下實際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時,早已經成為植根齊國朝野的國策。孱弱而無定見的田建,加上著意而行的大奸後勝,齊國在事實上已經沒有了扭轉這種國策的健康力量。

    當然,偌大齊國,並非完全沒有清醒的聲音。

    《戰國策·齊策六》載:君王后死後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見剛剛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賀秦軍蒙驁部大勝韓魏而設置了東郡。臨行之時,齊國守衛臨淄雍門的司馬當道勸阻,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國家)所以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為社稷。」司馬又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既)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無言以對,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傳開,即墨大夫便認為齊王還是可以改變的,於是立即風塵僕僕趕到臨淄,對田建慷慨激昂地訴說了齊國重新崛起的大戰略。這段話是:「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親)秦,在阿、鄄兩地間者有百數(世族大戶);王收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故地,則臨晉關(蒲津關)可以入矣!焉、郢兩地不欲為秦,而在南城(齊楚交界之地)有百數(大族),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則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捨南面之稱制(王),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可是,這次田建卻聽風過耳,根本沒有理睬。

    就當時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納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戰略也幾乎無法實現。然則,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要說的是,這種主張邦國振作的精神與主張,在齊國這樣的風華大國並沒有泯滅。全部的關鍵在於,當政廟堂篤信「事秦安齊」之國策,對一切抗爭振興的聲音皆視而不見,終於導致亡國悲劇,不亦悲哉!

    事實上,從抗燕之戰結束,齊國便開始滑入了軍備鬆弛的偏安之道。

    田單復國後,齊襄王的十四年只有兩次尚算得主動的謀戰(挨打的一戰全然大敗,不當算作謀戰)。如此戰事頻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國與韓國的末期戰事,在戰國之世,實在可以看做無戰之期。果真如此,則齊國末世兩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沒有戰爭。不管期間有多少客觀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觀原因,這都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異數!

    之所以是異數,之所以不可思議,在於兩個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戰國兩大時代,對於整軍兵備的重要性的認識非常透徹。也就是說,在社會認識的整體水平上,對戰爭的警惕,對軍備的重視,都達到了古典時期的最高峰。而齊國絕非愚昧偏遠部族,卻竟然完全忘記了背離了這一基本認識,實在不可思議。其二,從實踐方面說,田氏代齊起於戰國之世,崛起於大戰連綿的鐵血竟爭時代,且有過極其輝煌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興盛的高峰。如此齊國,面對如此社會實踐,卻竟然面對天下殘酷的大爭現實於不顧,而奉行了一條埋頭偏安的鴕鳥國策,更是不可思議。然則,無論多麼不可思議,它畢竟是一種曾經的現實,是我們無法否認的歷史。

    後世輯錄的《武經七書》中,最古老的一部兵書是《司馬法》,其開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兩句話之所以成為傳之千古的格言,在於它揭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好戰者必亡,忘戰者必危;國家生存之道,寓於對戰爭的常備不懈之中。縱觀中國歷史,舉凡耽於幻想的偏安忘戰政權,無一不導致迅速滅亡。夏商週三代以至春秋戰國,大國將生存希望寄托於虛幻的盟約之上,置身於天下風雲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連國破家亡之時最起碼的抗爭都放棄者,齊國為第一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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