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文 / 李敖
她是一個酷愛莫迪裡亞尼創作的小女人。她的小臉清瘦，就像莫迪裡亞尼在1916年畫的那張"露妮"(Reneelablonde)的臉，或是1917年那張"結領帶的女郎"(Femmea1acravateRotire)，或是那張"羅洛蒂"(Lolotte)。不對，"羅治蒂"那張稍胖了一點，她卻是標準的清瘦型的，清瘦而蒼白。
她酷愛莫迪裡亞尼的畫，她家的客廳裡，掛了一幅畫家朋友畫她的速寫像，筆觸不見匠氣、不見俗氣、很成熟，尤其右眼和左眼不在一條直線上，與莫迪裡亞尼1915年的"基斯林"(MoiseKisling)，或1916年的"史丁像"(ChaimSoutine)，屬於同一梯次。當然，她比莫迪裡亞尼所有的畫中人物都美得太多了：她的頭不那樣斜、脖子不那樣長、眼睛不那樣核桃，並且在眼睛深處，有一對晶瑩黑亮像六歲小女孩的瞳孔，而莫迪裡亞尼的畫像，許多卻有眼無珠。
所以，可以這麼說：她是一個活的藝術品，一個莫迪裡亞尼終生都沒遇到的模特兒。如果莫迪裡亞尼遇到了她，遇到了東方美女、中國美女，一定會修正自己的審美觀念，世界藝術便會改寫，莫迪裡亞尼的傳記也會改寫，我真的這樣想。
這小女人留的是中分長髮，兩邊直垂下來，更襯出她長形小臉的清瘦與蒼白。我望著這幅速寫像，望著、望著，一股奇異的反應從我身上湧起。我是信仰開明思想與科學的人，我不信任何玄虛的事。但這幅速寫傳給我的感覺，卻頗有玄虛情味。怪怪的，不像平常欣賞繪畫的那種，望著這幅畫像，總覺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種宿緣、一種情業、一種未了待了的事似的，我為之心動。我決定不再看她。
客廳是十分雅致的，一看就是藝術工作者的手筆，但不是那種邋遢的藝術工作者的。全部的佈置一點也不豪華，可說沒有一樣東西是值錢的，但每樣東西都是有特色的：一片紅磚牆、一方角窗、一座陶擊、一塊幾何圖案的草蓆、一排矮得近地的沙發，處處都現出主人的水準。客廳裡植物特多，是另一種特色，有吊著的葛郁金、吊著的波斯頓腎蕨蔗……這盆蕨跋類植物養得這麼好，可見是行家。顏類植物對自來水中的漂白粉敏感，必須先將水貯放一天，讓氯氣散掉，才好澆它，這盆蕨類植物，顯然是經過這種體貼手續的。
這是幢老舊的平房。遲到房裡，地板都要咿啞作響。房子是木質的，更增加了老舊的情調。置身其中，彷彿置身在一條大木船裡，如果把"諾亞方舟"(NoahsArk）現代化、藝術化，我想就該這樣。最不諾亞的，是沒有動物，不過，這樣老舊的房子，天花板上必然有老鼠，地板下必然有蟑螂，所以也不能說沒有動物——如果你從"三度空間"去想像的話。當然動物沒有諾亞齊全，並月，尤其不同的是：諾亞的動物都是一雄一雌的，這座現代方舟的中層，有的卻只是雌性。
這幢房子本來還不算小，但是左邊新開了一條街，房子碰到都市計劃的側刀，就像一塊魔鬼蛋糕似的，一下子被斜切掉三分之二。被切部分和保留部分之間，新砌了一道紅磚牆，對外對內都一樣，並沒有再加粉飾。因為內外一致，使你覺得牆不再那麼討厭，至少這一道牆不討厭。
房子被鍘以後，在牆的轉角，居然還劫後餘生了一個小院子。小院子上搭了雨棚，就成了速寫像模特兒的工作間。所謂工作間，也是一間教室，裡面用粗木板搭了架、做了台，上面放著形形色色的陶器和土坯。牆腳是一座小電窯，寒酸得好像正在被大窯燒出的牆上紅磚取笑。在大火裡定型出來的這些紅色隊伍，一定奇怪它們保衛的這塊小天地。它們看到在這塊小天地裡，一個可愛的小女人，在"手拉"出她的作品，也"手拉"出她的學徒。
陶藝是人類最原始又最創新的藝術，又最綿延不斷。不論時代怎麼變，人類中總有極少數的陶藝工作者，在宇宙輪迴他們的成就。做為陶藝的教學者，本來就不容易大量招收學生，進入今天這種時代裡，當然於今為烈。肯學這行業的人太少了，所以有人來學，都是個別的，個別的開學、個別的結業，不能大量生產學生，一如不能大量生產陶器一樣。每個學生，像每件陶器一樣，都有它獨有的特質，因為是"手拉"的。"手拉"的陶器絕對沒有兩個完全相同，這也就是陶藝之所以成為藝術和它迷人的所在。就因為這樣富於特質，這個地方是私塾，不是學校，也不是訓練班。學校和訓練班教出的任何學生，都有匠氣與俗氣，那是藝術的致命傷。
正在從客廳研究到這工作間兼教室的時候，方舟中層的一位雌性正在沏茶。我說一位雌性，因為還有一位——速寫像的模特兒——也是這方舟的女主人之一。她們是一對姊妹，同住在這座舊宅中。分工的方式是：姊姊只管自己的臥房，其他客廳、教室、廚房、浴室，都由妹妹管。大概就是這樣管的結果，客廳牆上掛的是妹妹的速寫像而非姊姊的。想到這裡，我又看了這幅速寫像。這時候，她姊姊已經端茶站在我身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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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姊姊把茶放下。"如果這幅畫像都能令閣下看得如此出神，等下她回來，看到她本人，閣下可能會看得發呆成一座大理石塑像了。"女主人之一半開玩笑的說著，請我坐下來。
我笑了一下。"不會是大理石塑像吧?如果發呆，也是一座陶器土俑。"
"誰是始作俑者呢?"
"該是你吧?"
"我嗎?我可不是做陶器的啊!做陶器的，可別有其人啊!"
"不錯，你不是做陶器的，可是你是說淘氣的話的。"
"可是，我不是說著玩的，我真感覺出這幅畫像迷住了你，我早就跟你提過了我家的裝修情況，其中包括了這幅畫像，你記憶之好，天下皆知，你一定不會忘記的。"
真的跟我提過，真的我沒忘記。那是半個月前的一個下午提的。
她姊姊是非常優秀的作家，雖然只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卻已是兩本專書的作者了。半個月前，這位作家大學生有些寫作上的問題要問我，我答應見她，她到我家來，談得不錯。她順便談到她的家庭，引起我的興趣。她爸爸做小規模的西藥進口生意，是一個整齊規律的白壁德(Babbitt)型人物。此公對金錢的態度，非常有趣，他對女兒們的教育費用，一分錢也不少出，但當他認為女兒們可以賺錢的時候，他會非常關切他分多少，當然是很斯文的關切，不是惡形惡狀的。照中國舊規矩，子女是要"無私財"的，子女賺到的錢，要原封交給父母，自己如有需用，再回頭向父母要，絕不可以先行扣留，更絕不可以分文不給父母。但是，時代愈來愈變了，變得子女對薪水袋的觀點與父母對同一薪水袋的觀點有了"袋溝"。這種"袋溝"，一旦發生在這位作家大學生身上的時候，顯然兩代同吃一驚。有一次，她在一家報社、兼差，第一次領回薪水袋的時候，她拿出三分之二，裝入漂亮的信封，上寫"感謝父母親大人養育之恩"，然後，非常興奮的，在午飯過後，偷偷放在爸爸的書桌上，準備奉送三分之二的薪水外，再奉送一項驚喜。不料，晚飯過後，她在自己的書桌上，得到奉送與驚喜的回報——信封回來了，錢不見了，信封上卻有爸爸的讀後感，批以"感謝養育之恩，當然不是一次，請看右上角"。右上角赫然加批了三個大字——"五月份"!
至於作家大學生的媽媽，實在不該說媽媽，該說姊姊，因為長得太年輕、太漂亮了。母女們走在一起，沒有人相信那是媽媽，當然媽媽更不相信。這位媽媽少女時代很窮，寄人籬下，吃了不少的苦。所以，一朝可能，她便想趕快嫁人，有自己的家。她的婚，就這樣的結得又快又早，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考慮。當然，最後有足夠的時間去後悔——像所有美人一樣。其實，就遇人不淑觀點看，也不算怎麼不淑。丈夫還不失為規矩人，不花天酒地、不把家裡搞得亂七八糟。他除了革丈母娘的命外，別無任何革命氣質，在亂世中明哲保身、安全度甚高，這當然是世俗中理想丈夫的重要條件。談到革丈母娘的命，他做得極為徹底，徹底到結婚二十五年，他家住哪裡，他丈母娘都不知道!當然，丈母娘也花不到他一塊錢。是不是一塊錢的原因使他如此保持距離，我們末便"丈量"，不過總是重要的原因吧?
這幢老舊的平房，是他做公務員時向政府租來的。租金奇廉，所以就久租不退。在這舊宅裡，他一住二十一年。自從都市計劃鍘了這房子，他和大大就搬到新買的公寓去住了。舊宅留給了兩個女兒，理論上是轉租給她們，當然收租的情況頗不穩定，兩個女兒都是大學生，除兼差外，並沒有固定的收人，就房東立場看，當然是失計；但房客是他生的，不是他找的，一切就自當別論了。
作家大學生的媽媽熱愛藝術。她是室內設計專家，搬到公寓後，她的室內佈置被攝影家照了專輯，登在"當代家庭"雜誌上。她的職業，除做美術設計外，是陶藝教師，自己也做陶器出售。她這一氣質、這一本領，給小女兒很深的影響。小女兒熱愛藝術，在藝術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很快的青出於藍。她自己也做起陶藝教師來，也自己做陶器，不過她不出售，別人要，得像請佛像請關公像一樣的，把她的陶器請走，至於有沒有送香火錢、她姊姊說大概有。托斯卡尼尼(ArturoToscaini)用指揮棒敲一個水電工人的頭，叫工人站好，工人問為什麼，托斯卡尼尼說有音樂的地方就是聖地。顯然的，速寫像的模特兒是以神聖的眼光來看她的藝術品，這一點，她倒滿敬業的。
作家大學生還告訴我，這位妹妹，本是北一女中的學生，但她不喜歡所喪性靈的學校教育，所以念完高二就不念了。當時全家反對她，但她不聽，終於自動休了學。她跑到南部鄉下親戚家裡，在竹林和風聲裡獨自住了幾天。她自由自在的活著，她有勇氣這樣做。她飄來飄去，但絕非不良少年，相反的，她程度好得很，她的知識很淵博，這和她的聰明與用功有關，她有兩書架的藏書，書架上從"拓撲學"到拓本，從"板橋雜記"到版畫，從"失樂園"(ParadiseLost)到"兒童的詩園"(ChildsGardonofVerse)，幾乎一應俱全。"當然，"作家大學生特別補了一句。"你閣下寫的書，也包括在內。"至於寫作情形，不知道，只知道她常常寫東西，但寫什麼，發表不發表，都不知道。總之，她很神秘，她不太喜歡交朋友。
當休學後，大家都以為她不會考大學的時候，她突然以同等學力的資格報了名，隨即在台大哲學系的新生榜中，赫然出現。如今暑假到了，她已經足足念了一年大學了。
"不能小看她。"作家大學生最後向我說。"她真是一個極為優秀的小女生。她的潛力莫測，真希望你能認識她。她叫葉葇，，柔軟的柔，上面加個草字頭。"
葉葇、葉葇，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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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跟我一樣好的名字。我的名字叫"萬劫"，也是兩個字。二十六年前我一出生，浩劫餘生的父親就給我起了這個名字。他用這個名字，給他艱辛的一生做了終點，給我艱辛的一生做了起點。他把我叫做"萬劫"，大概意味我在劫難逃吧，但劫數難逃，卻歷萬劫而依然存在，可見劫後餘生的本事，也不在小。也許父親起這個名字，別有更積極的意思，他可能希望他兒子長大後能夠"劫富濟貧"吧，那樣也好。總之，"萬劫"、"萬劫"，這是一個響亮的名字。不俗氣、有個性，並且含義深長。如今"葉葇"這名字，也是如此。普通字典裡找不到她名字，她名字藏在古文字典中。看她名字，就想到她來自古典、穿過古典，飄進現代的時空。
"這名字很古典，"我說。"但也很現代。植物學上有一種葇黃花，是穗狀花的一種，像柳絮等都是。英文叫catkin或ament，葉葇的名字，就是這種意思吧?"
"你的博學真嚇死人。"作家大學生吃驚了。"我們可沒知道的那麼多，我們叫她小葇，因為她真的蜜蜜柔柔的。很清秀可愛，不過有點怪。也許你會喜歡她，不過我不知道你們該不該認識。人間有一些人，實在不該認識才好，你說呢?"
"我在我書裡已經說過了。有些人你跟他相見恨晚，有些人你跟他相見恨早，有些人你跟他根本不該相見。你現在的意思，大概是指最後一種。"
"我沒這個意思，也有這個意思，我覺得小葇真該認識你，可是啊，像小葇這樣的女孩子，認識了你是多麻煩的事!"
"你說哪一種麻煩?"
"我也說不出來，只是感覺，只是預感。"
"那她就不要認識我吧，——讓我來認識她吧。"
作家大學生笑了。她是敏感的、善解人意的，我想她感覺到我對小葇有了好奇的反應。從作家大學生的眼中，我也感覺到她已知道我知道她有了這種感覺，她暖昧的回了我一笑。最後站起來，告辭了。我送她到門口，她回過頭來，伸出手，同我握手，用會意的眼神輕輕說："我會打電話給你。"
半個月後，她電話來了，輕描淡寫的，約我到她家裡看看她瞄畫。"定要來噢!"她特別叮囑了一句，於是，在第二天下午，我就進了這客廳，一眼就看到了速寫像。
"我覺得，"作家大學生一邊喝茶一邊說。"這張畫像不如她本人好看。"
"你是說，葉葇比藝術品還藝術品?"
"可以這麼說。這該怎麼形容呢?這該叫——"
"該叫藝術的平方吧。何況，葉葇是立體的，畫像是平面的。這不但是平方，甚至該叫藝術的立體幾何了。"
"藝術已經夠複雜了，你還滾進數學來！"
"該滾進來的，ArtisI；mathematiciswe．藝術是我，數學是我們。你別忘了這句話。".
"這是誰的話?"
"這是我的話。"
"原來是你造的。"
"也不盡然。十九世紀克勞代·伯納德(claudeBemard)說ArtisI；Scienceiswe．藝術是我，科學是我們。如今數學滾進藝術裡，藝術就不再掛單了。"
"在你的書裡，你好像不大談藝術，我想，你的藝術觀點一定與眾不同。"
"的確與眾不同，因為群眾的藝術水平是很可疑的。我深信這裡面有百分之多少是騙局。對許多所謂藝術家，我真的懷疑他們是藝術家還是騙子，尤其在繪畫和雕塑方面，更是如此。"
"對葉葇的作品，你怎麼看呢?你認為她是藝術家呢?還是騙子?"
"陶藝是比較具體而有規範的藝術，它不像抽像畫、抽像雕塑，它很難行騙。所以，在這方面想行騙也不太成。並且，女人要行騙不必假手於藝術，幾滴眼淚就夠了。"
"你看，你又來了。你對女人的成見，真不可救藥!我請問你，你到底怎麼解釋女人與藝術?"
"Therearebuttwoboonsinlife：theloveofartandheartoflove．人生有二幸：藝術的愛與愛的藝術。我想，藝術的愛和愛的藝術，就是全部答案了。一個優秀女人一生中，所追求的藝術應該不外這兩種。"
這時候，電話響了。作家大學生跑去接了，又回來坐下。她說："本來小葇說今晚一同與我吃晚飯的，剛才來電話說有別的事，不回來了。這說明了一件事，就是今天好像不是你們該認識的日子。"
"噢，"我內心一陣失望，但很快就平復下來。"沒想到今天原來是這樣的大日子，其實，我已經認識了她。"
"你認識了她?"
"認識一個人，不一定直接從她本人啊，從她的客廳裡、從她的工作間裡、從她的畫像裡，你就可以認識啊。"
"喚，我還不知道你是大偵探。"
"我是大偵探，你信不信?要不要我背一段給你聽?一葉葇，安徽當塗人，1950年7月25日生，台北市復興幼稚園畢業、復興小學、初中畢業、北一女中高二卒業，身高一六七、體重四十四……夠不夠，要不要再說?"
"天啊!"作家大學生把右手模在頭上，驚叫起來。"你真的是大偵探!你真的是!你怎麼會知道那麼多?你怎麼可以知道那麼多?你還知道什麼?還知道什麼?"
"我還知道你不肯告訴我的。"
作家大學生臉一沉。看著我，半天不說話。她用眼睛搜索我的眼睛，像要搜出我究竟知道多少?我的表情也轉成嚴肅，從我嚴肅的表情裡，我想她真的以為我是無所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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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開方舟後第二天，作家大學生出了意外——出了車禍，住到醫院裡。她右腿上了石膏，一段長時間，是下不了病床了。我一直不知道這個消息，直到三個星期後的一天，一個記者順便同我談起，我才知道。我去看她一次，她正在睡覺，我就出來了。我寄了幾本書給她，附上一信：
作家大學生：
別說我不來看你吧，當有一天，我可以向你描繪出病房的窗簾簾左下角有一個小洞的時候，你就知道"文化大偵探"來過了。寄上一些書給你，其中有一本我的新作——"藍色魔鬼島"，這書還沒出裝訂廠，就給查禁沒收了。幸虧我過去碰到此類手段已多，故已預為搶藏N冊，特分一冊給你。別忘了說要打斷雙腿的比我大一百歲的美國幽默作家無異沒有腿，你目前有一條腿，我盼望我有四條腿，可以離開這個"藍色魔鬼島"，但他們仍舊不讓我出去，不但不讓出去，並且還設計要我進去。你等著看吧!
欲求離鄉背井而不可得的寫
1970年7月4日
"藍色魔鬼島"被查禁是意料中事，這是我被查禁的第十三本書，其實不看內容，光看書名就犯了天條。獨夫蔣介石被共產黨趕到台灣"島"上，從他的特務機關藍衣社到他的國民黨黨旗全是"藍色"的，禍國殃民的他和他的黨羽又與"魔鬼"無異，組合起來不正是"藍色魔鬼島"的書名嗎?
1949年，獨夫蔣介石被共產黨趕到台灣的時候，有兩三百萬大陸人，跟他或被迫跟他同來這個島上，我的父母身在其中，當時我十四歲，沒有選擇權，也一起來了。對一個從十四歲成長的少年，那真是漫漫長夜，從初中到高中，從大學到軍隊，到處那是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令人窒息。人們都走了屈從的、逃避的、同流合污的順民之路，我卻不甘如此。我把人生設定了一個主軸，那個主軸就是我要做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博學多聞、特立獨行，並且要經世致用，有利國家和人民。我從在北京念小學時候，就受了左派書刊的鼓舞，加深了這一懷抱。但我因為好學深思，思想上並不像左派那樣褊狹。十四歲到台灣，我脫離了大陸的狂飆，卻坐困在海島的高壓，從中學而大學，我一直在這一主軸上鍛煉我自己、期勉我自己。我遭遇了許多困難的經驗，其中最大的，是我缺乏真正使我五體投地的師承與榜樣；而在同輩中，我又因自己過分超群而變得難以向朋友學到什麼；而與我同行的女朋友們，也都"中道崩殂"、勞燕分飛；再加上早年的窮困，使我在這一主軸上，做得非常孤獨而吃力。直到我歷經軍隊、辦刊物等鮮明的轉捩點以後，我才慢慢更能熟練的做一個異端、孤獨的異端。我深知自處之道，並且知道為這一主軸所必須付的代價。沒有白髮前輩、沒有黑頭朋友、沒有紅顏知己，我都不以為異，在這一主軸上，我清楚知道只有靠自己，也只有自己一個人走下去。我走下去的方式其實只有一種，就是以言論沖決網羅。我開始寫文章、寫書，前後四年，直到官方封了我的雜誌、禁了我的著作為止。可是，官方動手究竟太遲了，當他們判定我必須出局的時候，我已經盜了無數次壘了——對這個島，我已經為思想上的灌輸工作打下基礎。當"紐約時報"(TheNdwYorkTime)登出我是這個島的firebrand的時候，官方除了報復，已經沒有任何法子了。
這個政府控制了三十一家報紙，也就是全部的報紙，它不服異己辦報。它所控制的報紙，可以毫無忌憚的造謠生事，誹謗官方所要鬥臭或打擊的人。想告它誹謗嗎?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因為法院又是官方控制的。我就告過兩家，可是法院連傳都不傳他們，就判他們無罪。所以，同他們在新聞上和法律上纏鬥，異己絕無希望，除了嘔氣以外，一無所得。當德國的艾德諾(Adenauer)，在納粹勢力如日中天的時候、在全國人都向納粹低眉俯首的時候，他曾表現了"雖千萬人，吾住矣"的氣概，但換得的，卻是被極權政府整得灰頭土臉——法庭上誣陷他詐欺背信、監獄中折磨他夜不安枕、名譽被破壞、財產被沒收、自由無緣、家庭破碎。他當時在新聞上和法律上若與納粹纏鬥，絕無希望，他只有在監獄中等待、在修道院的玫瑰花叢中等待，等待有朝一日，海晏河清。他六十八歲時候，集中營主管對他說："好啦，請你不要自殺，只有你老是給我惹麻煩。您老六十八歲了，總之，也活不了太久了。"可笑這集中營主管狗眼看人低，他沒想到這老囚犯活了下來，並且在一黨獨大垮台後，以清白之身，出任西德總理，一做十四年，從七十三歲做到八十七歲，成了有史以來，最難能可貴的也最堅苦卓絕的一個偉大身教。一般人只看到他七十三歲到八十七歲的十四年"走老運"，卻忽略廠他五十七歲到七十二歲的十五年困頓生涯。這十五年的困頓中，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坐看自己的敵人張牙舞爪、坐看自己的生命垂垂老去，但是他甘願犧牲一切，他就是不要同他看不起的政權合作。這種清白記錄，使他在灰頭土臉時候，幹不成地方首長；卻使他在揚眉吐氣時候，幹上了國家總理!當然艾德諾不是我，我也不是艾德諾，但是獨自一人，挺身與暴政相抗，不對一黨獨大低頭的大丈夫作風，則是一樣的。我的家中有一個小鏡框，中有艾德諾人像，我喜歡看到他，他給我一種鼓舞與信念。不過，按照艾德諾的標準，我大年輕了，我還有監獄一關要面對。監獄的陰影，對我說來，是愈來愈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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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自白山黑水的祖國，到了玉山濁水的島上，雖然島是祖國的一部分、我是祖國的一部分，但因政治的緣故，我只能局限在千分之三的中國領土上做戰士，雖然在比例上，我的努力會因島的狹小而使自己"與之偕小"，限制了軀殼，但努力的精神和成果並不受它限制，也限制不了，就像《湖濱散記》(Walden)的作者梭羅(Thoreau)坐牢的時候，他說他"從不曾想到我是給關起來了，高牆實在等於浪費材料……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對付我……他們總以為我唯一目的是想站到牆外面。每在我沉思的時候，看守那種緊張樣子，真教人好笑。他們那裡知道才一轉身，我就毫無阻擋的跟著出去了……。梭羅當然不會小說中穿牆透壁的功夫，他這種來去自如，是指觀念上的解脫，觀念上"從不曾想到我是給關起來了"。他雖然身在斗室之內，但卻心在六合之外，神遊四海、志馳八方，就像拉夫瑞斯(Richardlovelace)在牢裡寫詩給情人所描寫的一樣。
雖然在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使台灣小島活像一座監獄，但真實的監獄，畢競還是具體得多、狹小得多，因此，我清楚感到我不能免於到那個具體而狹小的地方，我早有心理準備。海明威(HemingWay)那篇《殺人者》(Thekiller)描寫等他們來殺他的那個老安德森(Anderson)，他坦然面對不能免的死亡處境；而我呢，也坦然面對不能免的被捕處境，隨時等他們到來。
在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裡，做為異端，最好就是你一個，因此，我就把住所遠離了市區，遷到了山上。
像隱士一樣，我喜歡在山上，討厭山下的紅塵。除非有特別的事，我是很少下山的。朋友們知道我這種隱士的性格，他們也不輕易找我。我雖是一個戰鬥的人，但我對人際很厭倦，我認為現代技術的統治，已使人愈來愈軟弱，使個人抵抗政府與環境的能力愈來愈小，所以個人就變得不可靠也不可愛。"我認識人愈多，我愈喜歡狗。"這句巴斯噶(BlaisePascal)的名言，是我最欣賞的。戴高樂(CharlesdeGaulle)也欣賞這句話，大概強者在歷經萬劫以後，都會如此洞徹人際。但這並非說自己要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是仍舊努力、不灰心、不停止；仍舊要說自己的、寫自己的、表現自己的。
在山上，我孤獨而有效率的生活著。戴高樂在做第五共和總統前，他住在巴黎郊外最後的一幢房子裡，保持自我，遠離群眾的吵鬧，但他並非遁世，而是在培養浩然之氣——大丈夫的浩然之氣、"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的浩然之氣。戴高樂是我最欣賞的法國人，他給我平地上突起一座山的感覺。而陽明山，正是這樣——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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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山本來叫"草山"，它在二十多年前，被一個喜歡改名的獨夫蔣介石給改成這種名字。我不喜歡原始的地名這樣被污染，但污染已久，已經很少人知道它原叫"草山"了。約定俗成以後，我只好把陽明山加以特別解釋。四百六十多年前，明朝王陽明曾被專制腐敗的政權迫害過，他在牢裡的時候，曾寫"深夜黠鼠忽登床"的詩句，陽明山對於我，顯然只有這種受難的意義，並沒有喜歡改名的獨夫蔣介石所說哲學的意義。——這些不學無知的獨夫，他們還提倡王陽明的哲學哪!我想，思想家應該在遺囑中來一條但書，嚴格規定什麼樣的人，禁止他們提倡他的哲學，免得使思想家死後哭笑不得。我很少同情古人，但我真的同情起王陽明來。
王陽明和我不同的是，他是先坐了牢，再跟朋友分離的，而我卻先跟朋友分離，才準備坐牢的，因為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裡，一個人的坐牢，使他親人和朋友軟弱的可能，遠比堅強多。別說什麼"真金不怕火煉"了，不煉倒也更好。一般人大脆弱了，是純金是包金是鍍金，若一一全靠火煉來考驗真假和純度，是太殘忍、太強人所難的事。最好的發展，還是不煉他們。沒有火煉，漂亮的人一定更多，漂亮的事也會不少。也許有人會提出異議，說不煉他們，那麼漂亮的人中，豈不羼了假?答案是：羼了假也沒什麼關係。很多人沒遭到火煉，他們會漂亮下去，就算是鍍金的還是很漂亮啊!雖然只是金玉其外，但在這金粉世界裡，冒充久了，也就弄假成真。很多漂亮的事，都是弄假成真的。如果不避免火煉，硬要煉他們，他們就會原形畢現，一點殘餘的金色都沒有了。這就是說，他們變成赤裸的市井小人了。這時候，自己會被逼得除了痛苦的割斷戈登結(CordianKnot)外，別無他法。對入獄的人說來，入獄的確給親人、朋友一次火煉，這是很"不道德"的事。因此，我要特別在這方面準備，準備得愈使他們跟我不相干，愈好。親人、朋友的關係，是一幅已完成的繪畫，不要想再變動它；愈變動，愈失掉本來的和諧、均衡與基調。
在太平盛世裡長大的人，不會瞭解這種看法的實際意義。這種人沒有飽更憂患，他們的道德觀念是完整的，沒有裂縫的像一個雞蛋。但是亂世是什麼世界呢?亂世是到處是石頭的世界，雞蛋在石頭裡滾動，結果必然是安有完卵。這種人一旦破滅，反倒無法適應這個世界。只有像我這種先把世道人心打折扣接受的人，才會在"百尺竿頭站腳，千層浪裡翻身"。所以，既然在藍色統治下的白色恐怖裡，坐牢的陰影愈來愈逼近了，我決定跟朋友愈來愈疏遠了。我反鎖房門，孤獨的整理文件與稿件，不想見任何人了。有幾個朋友來找過我，我在門眼裡看到是誰，可是我沒開門。朋友們知道我的怪癖，他們知道我知道誰來了，只是不開門而已，他們一點也不見怪。晉朝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在大雪初停的月色裡，忽然想起朋友戴逵，當晚坐了小船便去找這朋友，走了一晚，到了戴逵家門口，就轉身回去，人家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這種瀟灑，一千五百年後，被新時代的戴逵反過來強加在朋友身上了，我使他們想見也見不到我了。
我想，對朋友說來，我是一個死過很多次的人才更好。十字架上的那位傳說死過一次就復活了，復活是多麼好的感覺。我覺得要給人死廠的感覺，再給人復活的感覺，兩者要交替推出，如能這樣，自我的修練和與人的關係，將會不斷的變得新鮮而進取。我假設我已埋在一座陽明山的大墳裡，朋友來看我，只是上墳而已；朋友也不妨以這種心情上山一遊——我想這些吃閉門羹的傢伙裡，一定有人欣欣悟及如此，或恨恨頓覺如此，這樣他們才不覺得掃興。掃墓的人是不會掃興的，不是嗎?難道他還希望墓門開開，死人來接客助興嗎?
這樣幽明異路的一想、一假設，我對他們，一點也沒有歉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