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4 鼓手咚咚咚~一封看似過時的信 文 / 蔡康永

    ——給北一女的一些師生

    前言：幾年前，北一女的兩個女學生，一起自殺了。留下一封遺書，說「在社會生存的本質」，不適合她們。當時北一女校長以及某些老師和同學的態度，讓我非常反感，使我在自殺事件發生後的不久，寫下了這封信。信裡提及的人名，很多當然已不在其位，引述的報紙，現在也早已堆在圖書館裡，泛黃變脆。我多麼希望這封信裡談的問題，也能夠就此成為過去式，不再有討論的必要。

    很遺憾的，類似的學生自殺事件，依然繼續在發生，學校反應的態度，也依然是如此眼熟，如此令人失望。這封寫給當年北一女師生的信，雖然早已過時，但這封信裡擔憂的問題，並沒有過時。我決定把這封信，依照當初刊登在中國時報的原貌，一字不改的重新登在這裡，以提醒所有應該被提醒的人，包括我自己。

    1

    兩位女學生的自殺，逼得很多人不得不對一些事表明了想法。

    現在你們讀的這篇文字，絕對無意揣測死者自殺的原因，也無意追究是誰的責任——生命是巨大的迷惘，誰有資格判定原因？誰有資格負起責任？

    沒有人。沒有人有資格。

    我寫這篇文字，是在讀了許多這次事件的報導後，發現了一些你們表達的信念，一些你們採用的態度，這些信念和態度，是我想探究的，也希望能引起你們注意。

    2

    首先，如果我們承認：沒有人有資格「肯定」她們的死因，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承認：沒有人有資格「否定」任何一種她們可能的死因？

    我在報導中，一再看到北一女校長或輔導室主任「排除這種可能」「否定那種可能」，卻又同時一再表示「無法理解真正原因」。

    如果你們不理解，如果你們無法想像，那你們到底是憑什麼「排除」、「否定」

    一些可能的死因？

    根據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時晚報，記者石文南的報導——「丁亞雯今天鄭重否認，所謂的兩人關係的傳聞，她強調，絕對沒有可能。因為班上同學及輔導室內並沒有相關的說法及訪談紀錄。」

    丁校長，「輔導室內沒有紀錄」正是整個事件的重要病徵之一，你怎麼反而拿來當證據？如果警察認定某人犯了罪，通緝他，這人還會在彷徨無助時，上警察局去「求助」嗎？他如果去了，只能去「自首」而已，他能留下的紀錄，只能是「懺悔錄」、「犯罪紀錄」而已！

    3

    所以,我接下來就必須問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並不只請問丁校長，而是請問在整個事件中，曾經表達過意見的北一女師生，因為我相信整個學校的氣氛，不會只決定於校長一人——

    我絕對沒有質問的資格或心態，我很真心地請問：

    第一，你們認為兩位死者之間，如果曾互相愛幕的話，這是錯的嗎？是道德上的錯嗎？是法律上的罪嗎？

    第二，如果你們不覺得兩人有感情是錯的，那為什麼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要一再否認這種可能？為什麼在你們要求外界「勿作揣測」的同時，你們自己卻作了最大的揣測，斷定這件事和愛情沒有關係？

    兩位少年，在人生初識愛情的階段，在自由意志之下，如果互相產生了愛意，這到底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愛情被規定要「在輔導室留下紀錄」？要被放敗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審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記者陳榮裕的報導——「至於有人揣測兩名女學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關係而有此舉動……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測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無謂困擾。學校人員指出，當以此事向該班學生詢問有無跡象時，同學們多笑了，認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們笑了，我認為那位「學校人員」敘述有錯。我不相信始終被報導為「充滿哀戚」的你們，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同學們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會是哪一種笑呢？是「這個問題真荒唐」的笑？是「怎麼扯到這上面來」的笑？是鄙夷還是害羞？到底是什麼地方可笑了？

    我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時晚報上，讀到記者陳香蘭引述師大附中輔導室主任黃福的話——「勸社會大眾不要做任何的判斷，因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斷，事關小孩子的名節。」

    名節？！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兩個字，是從宋朝哪一位理學腐儒的書上剪下來的？！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你們把兩位少年人之間可能發生的一種感情，當成了可笑的對象？當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獸？

    這種對感情的潔癖，到底是哪裡來的？

    4

    我再強調一次，我無意，也沒資格揣測兩位死者自殺的原因。當她們已經用生命來換取一個存在下去的空間時，我們生者只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們的選擇。

    我們有什麼權利去宣稱「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們在遺書中都已經不願多說了，你們為什麼還要任意代她們做說明、做裁決？！如果你們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們的尊重在哪裡？

    5

    社會大學幾年前曾組了教授團訪問中國大陸，晚宴席間，不知怎麼提起了同性戀的話題。當場一位什麼青年會的「高幹」就站起來得意洋洋的宣稱：「我們中國，絕對沒有什麼同性戀！絕對不可能！」

    我一直認為，這個高幹的發言，正具體標示了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國的高幹什麼時候可以面對同性戀，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會一小步了。我這一點點天真的、對台灣的自信，被你們在整個事件中表現的價值和行為，打得粉碎。

    整個台灣的中學教育，依然對愛情和性充滿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機會攝去魂魄那樣。課本裡可以歌頌任何一種人類的感情，就是不提愛情，好像人類文明，跟愛情或性都沒有關係似的。

    自殺事件發生了以後，被建議在中學增設的課程裡，依然只見「宗教」、「人生」、「哲學」的課，沒人敢提「愛情」或「性」半個字。台灣一定得這樣鄉願嗎？我們不都是在愛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與自我嗎？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學校教材為什麼提都不敢提？！

    6

    我和北一女向來沒有關連。北一女的師生怎麼想，怎麼做，可以與我毫無關係的。

    可是，當我對著兩位少女遺書裡那段——「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或壓力，而是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時，我實在覺得有義務要提醒你們，不論死者自殺的原因為何，請你們想想，你們所以會拒絕面對、會極力排斥、會極度困擾，可能正因為你們就是那遺書中所說的「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啊！

    你們已經一再表明了，不能再讓這樣的事發生。可是你們有嘗試稍稍改變她們所謂「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嗎？我沒有看見。

    我沒有看見任何一點「本質」上的努力或覺醒。

    那你們要如何「不再讓這樣的事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