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輯 情感驛站(3) 文 / 余傑
憐憫
20世紀的天堂裡，憐憫已經成為一棵不招人喜歡的雜草。
剛剛讀完一本斯大林的傳記。斯大林的肅反、清洗、集中營體制……這些政治暴行早已眾所周知。這本傳記中卻描述到斯大林私人生活中鮮為人知的暴君角色：斯大林當著政治局成員的面羞辱自己的妻子，致使其不堪忍受飲彈自盡。他的親生兒子雅可夫也受不了父親對他長期的惡劣態度而企圖開槍自殺。在眾人的勸說下，好不容易前往醫院探視的斯大林，見了兒子劈頭一句就是挖苦：「哈哈！沒有打中啊！」當時周圍的人為其毫無憐憫之心的處世態度而震驚。斯大林對妻兒的態度，反映出他對於人所區別於任何動物而特有的尊嚴與情感世界，是何等罕見的冷漠與藐視！斯大林非常喜歡看一部描寫海盜生涯的美國影片。影片中，老海盜與同夥下圍棋取樂。每吃掉一個棋子，便把同伴殺掉一個。影片的結尾，是老海盜吃掉對手的最後一個棋子，同時把最後一個同伴扔進大海，然後駕著船，哈哈大笑地向大海上聳起的冰峰駛去。斯大林看得津津有味，不停地說：「滿有意思的。」還建議全體政治局成員一起觀看。觀看過程中，斯大林的狂笑與老海盜的狂笑交織在一起，震耳欲聾，令他的「同志們」心驚膽戰。作為一個大國領袖，假如其世界觀中絲毫不能為人的尊嚴留下一小塊空間的話，那麼這個大國的人民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
憐憫是一個社會正常與否的標誌。我非常尊重基督教與佛教中關於「憐憫」的教義。尼采以激烈的反傳統姿態否定「憐憫」，認為「憐憫」是弱者的人生觀。作為哲學家，他持一種重信一切價值的觀點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作為一個人，他也離不開憐憫。當尼采神經錯亂的時候，沒有妹妹的憐憫與照料，尼采也許早就病餓而死了，著書立說更無從談起。尼采以後的德國，「反憐憫」居然成為一套倫理準則，這便走到了尼采的反面。當大多數人都把憐憫像穿舊的衣服一樣扔進垃圾箱時，納粹便有了應運而生的溫床。然而，德意志畢竟是一個詩歌與音樂之鄉，也有人沒有捲入冷酷與仇恨的狂潮裡。住在柏林郊區的一個老太太，兒子被送上前線，她毅然收養一名從集中營逃出來的猶太小姑娘。「小姑娘的生命與我的兒子的生命同樣寶貴。如果兒子死在戰場上，小女孩便是他生命的延續。」老婦人的這句話足以讓所有的人道主義宣言黯然失色。對他人的尊重也就是對自己的尊重。憐憫，代表著一種毫無私利的愛，一種至柔至剛的善。有了憐憫，人與人之；司、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才有了一種息息相關的神秘聯繫。在那些黑暗的時代裡，憐憫是一盞人們可以律在手。已裡的燭光。
憐憫並不是一種輕易就能具備的品質。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憐憫顯得無足輕重。卡夫卡認為，憐憫不僅要施加給小人物，還應施加給變形了的大甲蟲。小公務員軀體變成了甲蟲，思想卻還是人的思想。然而，父母和妹妹先後對他失去耐心，關上了那扇厚厚的門，把他拋進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憐憫終究被猜忌與厭惡吞沒。我寧願把《變形記》看作一個關於「憐憫」的故市。人類的感情像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可見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卡夫卡卻勾勒出海水下面那大部分的形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種。有一類人是堅強而麻木的，如賈府裡的焦大，被王熙鳳叫人捆起來痛打一頓，嘴裡塞滿馬糞，第二天照樣高高興興地幹活去。焦大這一類人，連自己的痛苦也若無其事，渾然不覺，又怎能憐憫別人的痛苦呢？另一類人是脆弱而敏感的，如卡夫卡，父親嚴厲的一個眼神就可能使他跳河自殺，不設防外界對他的種種傷害。卡夫卡這一類人，對痛苦體驗得刻骨銘心，又怎能忽略別人的痛苦呢？然而，卡夫卡一天比一天少，焦大一天比一天多。
沒有憐憫的世界與地獄無異，甚至還有過之。《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研究文革學生打老師情況的文章，讀完之後，我這個沒有經歷過文革的年輕人震驚得一連幾夜被惡夢驚醒。文章寫道，1966年8月5日下午，北師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級發起「斗黑幫」，那天打鬥了5名校領導。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挑重擔子之後，又用帶釘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經過大約3個小時的折磨之後，第一副校長卞仲耘失去知覺，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儘管醫院就在學校對門，但兩個小時都沒有人送她去醫院。後來抬進醫院時，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學生活活打死的老師，死時50歲，在這所學校工作了17年。今天迷戀張國榮、劉德華，穿名牌服裝，愛吃零食的高中女生絕對想像不到，30年前，一群同樣是十六七歲的女孩子會把她們的老師活活打死。在北師大二附中，學生打死了黨支書姜培良，打的時候強迫他14歲的兒子打父親，還有人大叫「拿鹽撒在他的傷口上」。校長高雲的額頭上被按進一排圖釘，站在烈日下被學生潑開水。甚至小學生也參加了暴行，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班主任被學生逼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被一群不到13歲的小學生打死。
讀到這樣的歷史，我無法讓自己輕鬆起來。施暴的人也許還在我們身邊，而我們亦有可能變成施暴的人，當90年代人們認為什麼都富足的時候，醫乏的只有憐憫。溫室效應的緣故，氣溫越來越暖和，與之相反，人心卻越來越冷。當穿著狐皮大衣的女主白眼瞥衣不遮體的民工的時候，當醫生無情地拒絕交不起入院費用的重病人的時候，當顯貴的奔馳車撞傷行人車也不剎疾馳而去的時候，殊不知整個人類的境況都是一致的。正如帕斯卡爾所說：「讓我們想像有一大群人被枷帶鎖，都被判了死刑，他們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餘人的眼前被處決，那些活下來的人就從他們同樣的境況中看到了自身境況，他們充滿悲痛而毫無希望地面面相覷，都在等待輪到自己。這就是人類境況的縮影。」在這樣的境況下，憐憫是我們共同的體溫，在寒冷中讓我們互相溫暖。饋城故事》是一個所有的當代人都必須直面的故事：最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恐懼與憎惡的感情。如果讓恐懼與憎惡壓倒了同情與憐憫，那麼還不等艾滋病氾濫，我們就自取滅亡了。如果我們還能將憐憫存留在柔軟的心房裡，那麼我們還有希望在戰爭、殺戮與災難之後頑強地生存下去。
書生意氣
陳平原
中文系許多先生都說，陳平原教授是當代中國最傑出的文學史家之一。而我瞭解陳先生卻是從一本小書《千古文人俠客夢》開始的。那時，只管讀得痛快，全然未解先生研究小說敘育模式的苦心，倒以為先生也是一名快意恩仇、金戈鐵馬的當代大俠。先生的名又與戰國時赫赫有名的平原君相同，令人遙想那個俠客如雲、策士如雨的輝煌時代。因此，又在先生身上平添了幾許浪漫色彩。
其實，陳平原不是一個浪漫的人。在《書生意氣》一書中，收入了他與妻子夏曉虹的通信，那些長信，沒有一句涉及愛情，陳平原自己說：「我不是風流文人。」但是，在這些探討學術問題的信箋中，我讀出了一種心動相契的欣悅與溫馨。不似沈從文與張兆和情意綿綿，倒像魯迅與許廣平攜手走夜路。夏曉虹老師給我們上了一學期的明清文學，千頭萬緒被她講得清晰而疏朗。上午是夏老師上的文學史必修課，下午則是陳老師上的選修課「百年中國文學研究」，兩相映照，精彩紛呈。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夏老師生病了，一時系裡面找不到老師代課，陳老師自告奮勇，跑來講了兩個小時的明代文章。課堂下女孩子們都望著先生笑，打心眼裡羨慕他們這對才學相輝映的夫妻。那次，陳平原從八股文講起，使學生們皺起了眉頭：八股文有什麼講頭？先生卻說，八股固然無好文章，但八股作為文學史現象極有研究價值。今天托福考作文，不是一樣找不到一篇「有文學價值」的文章麼？學子們恍然大悟。講完課，先生還忘不了補充一句：「我講的內容你們姑且聽聽，夏老師不會作為考試內容。」大家都笑了。
儘管不浪漫，但平原絕不呆板。他講課時有一句口頭禪「好玩』」。在講魯迅、周作人、章太炎、梁啟超的時候，「好玩」這個詞的使用頻率極高，「好玩」兩個字的背後，是一種罕見的生命情趣：一個真正的學者，必須在學術中找到「好玩」的東西。我從來就不相信「學海無涯苦作舟」一類的鬼話，做學問的人自己也覺得學問枯燥無味，是一種苦行、苦役，那麼別人又怎麼會對你的學問感興趣呢？「好玩」是做學問的一種境界，所謂「苦盡甘來」是也。陳平原靠一篇論文《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敲開了北大的高門檻，師從王瑤先生，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陳平原對「行雲流水一抓增」的蘇曼殊有特別的喜愛，「此君在我的學術生命以及情感體驗中，都曾佔有獨特的地位。」恰好，我也是個「蘇迷」。三年級的時候，要寫學年論文了，我到系裡去看老師們出的題目，一眼就看到陳平原出的題目「蘇曼殊小說研究」，頓時有一種觸電的感覺，決定非選這個題目不可，同學們勸我說，陳先生對論文要求很嚴，一個註解也不放過，你這不是自討苦吃嗎？我呢，還是硬著頭皮準備我的論文去了。初稿呈上去以後，一直忐忑不安，原來的那一丁點自信蕩然無存。過了半個月，先生拿著論文找到我，一張單子上列了好多條意見。他一個接一個地指出我論文的漏洞，聽得我面紅耳赤，恨自己當初為什麼不再仔細一點。下來認真一想，這些漏洞，也只有先生才有「法眼」看出來，自己哪能「防患於未然」呢？於是，又靜下心來在圖書館老老實實地泡了十多天，修改稿出來後，居然獲得了先生的好評。本科生的論文，老師們向來是不大重視的，好些同學的論文、老師僅僅是評個分數罷了。陳平原先生卻認真得令學生感動，也令學生有些害怕。因此，那一年的學年論文，只有我一個人選擇陳平原先生的題目。
「念小學時趕上『三年自然災害』；進初中碰上『文化大革命』；剛剛在書桌前坐下，又說必須『上山下鄉』。恢復高考制度，這才走進大學校園。」歲月蹉跎，青春蒼涼，博士畢業，陳平原已33歲了。然而，博士畢業後不到十年，他已在學術界做出了驚人的成績。以我淺陋的學識，自然難以把握這些年來先生的學術思路，但我感受最深的無疑有三：一是「20世紀文學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學科界限；二是對中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的研究，成功地將西方理論移植到中國文學研究中；三是梳理近百年學術史的工作，為當今的人文科學研究尋找安身立命的根抵。《獨上高樓》是先生最好的文章之一，短短數千字，闡述清楚了別人幾萬字也說不清的大問題。結尾一段話如同寒山寺的鐘聲，久久地縈繞在我的心頭：「既然曾經『獨上高樓』，也已經『望盡天涯路』，明白墳場後面不一定是鮮花，還沒有忘記『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選擇文學史研究，也就選擇了寂寞與冷清，這一點將隨著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發展而日益顯示出來。對於『實迷途其未遠』的年輕學子來說，明白這一前景，還願意選擇古老而蒼涼的文史之學，確實當得上『悲壯』二字。」
那天晚上，久久未眠。半夜起來，泡上一杯茶，窗外是半輪昏黃的月亮。睡在上鋪的「兄弟」在半睡眠狀態咕味了幾句：「你發什麼神經啊？」在黑暗中，我覺得我應當分享這份「悲壯」——一僅僅是為了「好玩」。
張鳴
幾個同學一起到張鳴老師家聊天。張老師對學生十分熱情，趕緊讓師母泡茶。師母問：「泡哪種茶」？張老師高聲說：「泡最好的那種！」言語之中，頗為自豪。泡好茶，師母對我們說：「這可是張老師珍藏了很久，捨不得喝的茶葉。你們一定是他最好的學生，他才這樣大方。」
輕輕地啜一口，只覺得芬香沁脾，妙不可言。張老師有意賣個關子，不告訴我們什麼茶，讓我們猜猜。我們誰也沒有開口，心裡想：「說錯了，不是太沒面子啦？」張老師看著我們的尷尬狀，哈哈大笑。然後從來人喝茶談起，歷舉宋人詩文中關於喝茶的句子，逐漸把我們引入一個詩意盎然的古代世界。這一刻，我才理解了海德格爾所說的「人，詩意地犧居。」談著談著，茶已涼。我們欲起身告辭，先生說時間還早，再聊吧。於是，又添上水，又聊開了。我們談起法國漢學家謝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的日常生活》。張鳴老師說，一個外國人能把中國的學問做得這麼好，真令中國學者感到汗顏。概括宋代的文化，謝和耐只用了一個詞「文藝復興」，不盡的意蘊全在這個詞中，比起我們的學者大段大段冗長沉悶的闡述來，不知道要精彩多少倍，這不僅是做學問路數的不同，而是境界的差別。
說起學界的現狀，先生有著冷峻而清醒的認識。學術界已逐漸墮落為一個名利場，學術論文則變成賭博場中的籌碼。張先生講起先秦時「二桃殺三士」的典故，而今那些層層上升、名目繁多的官銜、職稱，不就是進化了的「二桃」嗎？而自謂聰明絕頂、學富五車的學者們，仍然還在「三土」那個鬼打牆的怪圈裡轉悠。
張老師有一個基本的觀點，即：新聞與學術絕不相容。時下有不少學者頻頻作秀，炒賣一個個的「學術現象」，號稱「新聞學者」，這是最令他厭惡的，「一旦成為新聞，學術便變味了。」
張鳴早年參軍，在「大熔爐」中鍛煉過，跟軍訓了一年的我有許多共同的感覺。那種「一體化」的模式，都是我們深惡痛絕的。在軍隊裡學不到什麼，唯一學到的便是懷疑。要麼沉淪，要麼從此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要麼戴上面具狂舞，要麼撕破面具任由自己鮮血淋漓。「心有慼慼焉」的師生選擇的都是後者。恢復高考後，張鳴考進北大，從此便選擇了一條清貧的但卻是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物質世界的匾乏，卻也有它的另一面：精神世界的自由。張老師講東坡的時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時候。「村邊古道三岔口，獨立斜陽數過人。」這是東坡晚年的詩句，飽經滄桑後，坡仙癡心不改，依舊傲骨嶙峋—一那是孤獨的極致，也是頑固的極致，這樣的人，世間還有什麼力量讓他低頭呢？
軍旅生涯的創傷，於我仍然是一個難以驅除的夢廉，於張鳴先生則是重新定義「自由」的參照系。大風吹蘆葦，誰能不折腰？自由在這樣一個過度喧嘩的時代裡，已經沒有多少人感興趣了。它如此被人蔑視，又如此容易喪失。然而，總有那麼少數人，把自由看得像空氣、水和麵包一樣重要。珍惜自由的只有這樣一類人：他們的天性中有對自由的渴求，他們曾經被強力剝奪過自由，嘗試過「喪失自由之痛」——一於是，他們便把自由當作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幸運的是，在北大這個地方自由還能受到人們的尊重，人們自由地選擇著自己的生活方式。講課、聽課。讀書、寫作、思考。歡悅在疏離中得以產生，智慧在孤獨中閃爍光芒。
「今人未必比家人活得好。」張鳴老師對宋人作人作文的方式深有考究。工具理性的膨脹，並沒有能凸現人的主體性，相反，人更深地陷入茫然無措的狀況中。他談起在兩個場合看到的人群。北京站的廣場和地鐵的入口處，那麼多的人，目中無神，面無表情，彷彿處在半睡眠狀態。他們只是在走路，為走路而走路。一樣的疲憊，一樣的呆滯，一樣的茫然，儘管天生有美有丑，但美醜背後都是一樣的靈魂。「多少年了，沒有一絲一毫的變化。僅僅是衣服漂亮了。鮮艷了，但那不過是衣服而已。」張鳴說，要是一個攝影家拍攝幾百幅面部的特寫，放在一起，組成一面牆，那太有震撼力了。什麼名字也不用取。
上課的時候，張老師穿的常常是舊式的衫子，令學生們彷彿回到民國時代。「只是覺得寬鬆舒服，倒不是為了出風頭。」先生笑著告訴學生。看久了，倒是覺得先生天生就適合穿衫子。有一次，先生理了發，穿上嶄新的一套西裝，一進教室，調皮的學子們便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笑。先生也笑著對滿堂學子說；「我兒子告訴我，爸爸穿西服很精神。」
先生絕對是一個充滿「故事」的人，在這樣一個先生們「故事」奇缺的時代裡，這是一種特殊的扭力。張鳴就像他的茶一樣，令學生「聞香識先生」。
王岳川
潘光旦先生說過：「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儒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在北大，大魚帶小魚的景象儘管日漸稀疏，但仍然可以時時被人感覺到，它那動人的扭力是這座校園被無數學子懷念的原因之一。
到北大，聽的第一場講座便是王岳川先生講的「後現代文化思潮」。在此之前，卻早已聞先生之名，因為都是蜀人，都生長在繁花似錦的錦宮城裡。早在四川大學念本科時，王岳川就是頗有名氣的大才子。對於後現代文化，我向來以丁異端」視之，王岳川研究後現代頗有建樹，他是不是一位性格奇特的先鋒學者呢？見到先生才知道自己的想法錯了。王岳川是典型的蜀人的中等個子。臉上帶著溫文爾雅的微笑，顯得平和中庸，渾身上下沒有一處像現代派，而像一位典型的中國儒生。那天，二教的大教室裡坐滿了學生。王先生所講伯範圍非常廣泛，文學之外，音樂、美術、雕塑、建築等領域都有所涉及。他還拿出大幅畫片讓聽眾欣賞，在錄音機中放出奇奇怪怪的後現代音樂。這樣生動活潑的講座怦然讓學生入迷。
後來，王岳川先生上文學概論課。很不幸，我們班的課不是他上。我卻偷偷地鑽進他的教室，像「偷拳」的太極名家楊露蟬一樣，偷聽先生的課。每堂課人滿為患，中午很早就得趕到教室占座位，以致午睡的習慣也不能保持。聽課的學生太多，把旁邊教室的椅子都搬運一空，小教室裡擠得外插不進。最後，管理員有意見了，不得不中途換了一間大教室。王岳川講文學概論，打破原有的框架，獨闢蹊徑，講自己的研究心得「藝術本體論」。二年級的本科生，聽著有點吃力。王先生說，一門課若全都能聽懂，那又何必讓老師來講？好的講授方法是，學生理解百分之五六十，留下一個較大的空間由學生去思考、探索和填補。的確，一學期下來，覺得死的「知識」沒學到多少，腦瓜卻靈活了許多。
王氏講課，重視啟發學生的藝術感悟能力。他講《紅樓夢》。《老人與海》、《浮士德》，時時向學生展開一個個「敞亮」的世界。最精彩的是對柳宗元《江雪》的闡釋了。他這樣分析，《江雪》一詩的視角是一個由大到小、由面到點的圓形結構：千山一萬徑一孤舟一漁翁一釣絲。漁翁身居宇宙空間萬象的廣嘉，來映襯自己飲吸時空子自我的胸襟。詩人從無邊世界回到萬物和執著的自身，從而表明詩人所深切體驗到的極高境界：在求索之途中，自己已經達到人跡罕至之境，不再希冀能得到別人的幫助。這是詩人當初所真切體驗過的從而傳達出來的一切人生經驗和知識所構成的終極大徹大悟之化境。學生們聽得如醉如癡，老師也講得十分投入。如年代的課堂上，這樣的情形並不多見。睡大覺、讀閒書、做白日夢，這是中文系課堂上的「三絕」，但在王岳川的課堂上，學生無精打采的眸子被他次第點燃了。
王岳燕東園狹小的居室裡，四壁都是書。除了書籍，便是鋼琴、古箏、書法和繪畫。先生不是一個只會做學問的學者，而是一位在藝術殿堂裡隨意漫遊的流浪者。王岳喜好書法繪畫，雖是「業餘」，造詣頗高。藝術一旦成為「職業」，便失卻了其本真狀態，而以一種「游」的心態對待藝術，方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先生同樣喜好音樂。一次師生元旦晚會上，他曾登台獻技，拉了一曲如訴如傾的二胡，博得滿堂喝彩。我忽然想起史鐵生的小說《那遙遠的清平灣》，想起了王岳川、史鐵生他們那一代知青的苦難青春。今天他們的成就，何嘗不是昔日苦難的饋贈呢？王先生說，每逢中秋這樣的節日，晚上他常常到未名湖畔去拉琴。現在湖畔人多了，多是卿卿我我的戀人。他便去得越來越遲。一輪皓月，一曲清音，一個素心人，構成了一個自足的世界。
「不寫五十年前能寫的文章，也不寫五十年後才能寫的文章。」王氏認為，一名學者理應對當代提出問題來。面對90年代以來混濁的文化狀況，他保持著冷靜而理智的思考。人文知識分子處境維艱，此時此刻要具備反思的能力，難於上青天。先生在狹小的客廳裡，隔著鋼琴，勉勵在困惑中游移的我：「一項事業，大家都做的時候，你盡可離開；大家都不做的時候，你就該堅守崗位。」大浪淘沙，形形色色的知識人各自作出了自己的選擇，王氏以為「所有的選擇都是被選擇」—一他又把問題交給了學生，讓學生自己去解決。
那麼，作為學生的我，該作出怎樣的選擇呢？
後記
在這裡，我無意也沒有能力概述先生們的學術成就，而僅僅記錄下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斷隨想。以前寫到過錢理群、陳鼓應、袁行需、張岱年、丁石孫諸位先生也是這種寫法。今日的北大，唯一可以自傲的便是有一大群真正意義上的『洗生」—一他們既是老師，又是兄長和朋友，北大全靠他在這裡苦苦支撐著。
先生的魅力體現在有形的知識和無形的精神兩個方面。只有在先生們的課堂與寓所裡，才能重溫說語「侍坐篇」的幸福。我想起明本東林講學。「一黨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他們以鮮血捍衛學術和精神的自由、千載而下，仍令我神往。今天的北大，能不能充當這樣悲壯而崇高的角色呢？』先生只是我眼裡的先生，筆下的文字離先生們的神采已很遙遠。謬誤之處，還望先生們免於責怪。後生後學，只想勉力師之。
「黑炭」祭
在所有的生命裡，我對牛懷有特殊的敬意。這並不僅僅因為我屬牛，也不僅僅因為我是一個享受著牛耕種的糧食的中國人。
牛是最有生命感的動物。它們是從文明之前的險峻高原，來到大河流域的。粗暴消盡，溫馴凸現。它們行走的姿態，像是有智慧的人。老子出函谷關去的時候，為什麼不騎馬、不騎驢，而要騎著青牛呢？也許只有牛才配得上老子這樣的大哲人。出了函谷關後，青牛與老子到哪裡去了呢？這又是一個中華文化的謎，恐怕只有從青牛的子子孫孫的眼睛裡才能讀解出來吧！
牛的眼睛很大。據說，牛眼裡的事物比實物本身大許多倍。我沒有向學生物的朋友證實過，但我寧可相信這是真的。這種動人的謙恭顯示著世間溫暖的精神。《聖經》中，神這樣說：「你要把公牛牽到公墓前，亞倫和他兒子要按手在公牛的頭上。你要在耶和華面前，在公墓門口，宰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頭抹在四角上。……這牛是贖罪祭。」在眾多的動物中，只有牛是沒有罪孽的，所以牛能夠充當人類贖罪的祭品。它那龐大的身體匯納眾厄，命定與捨身聯繫在一起。它們以極其悲壯的犧牲，維繫著眾生的終極平衡，把地獄引向天國。
小時候，七夕之夜母親講牛郎織女的故事。被哥嫂虐待的牛郎賺了我不少淚水，而那會說話的老牛最牽動我的心。織女被抓回天國後，是老牛以自己的獻身，給予牛郎一條通往上天的路徑。那時我還很小，不懂得牛郎織女愛情的酸甜苦辣、刻骨銘心，只是把滿腔的心思都傾注在老牛的身上。少年寂寞的我，沒有同齡的好友，便羨慕起有老牛作伴的牛郎來。我訪遍了村裡的牛們，不厭其煩地跟它們說話，但沒有一頭牛回答我的問題。它們只顧低頭默默地吃草，用尾巴掃蠅蚊。但我在它們的眼睛裡看見了自己，一個透明的孩子。
對於農人來說，牛是伴侶，是家庭成員，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心痛牛的農民算不上真正的農民，奶奶說。說這句話時，奶奶乾涸的眼眶濕潤了。那是1949年12月，胡宗南在大西南兵敗如山倒，劉鄧大軍節節挺進，在家鄉五面山下的平原上，兩軍最後一戰。一群國軍的散兵游勇闖進村裡，飢餓了幾天，他們嚷著殺牛來吃。他們找到了爺爺的牛，那頭叫「黑炭」的膘悍的牛，皮毛像緞子一樣光滑的牛。連長舉起了槍，爺爺嚎叫著撲了上去。士兵們原以為此地民風淳樸，沒想到百姓也會拚命。爺爺倒在了血泊中，「黑炭」活了下來。憤怒的村民們抄起鋤頭犁燁，演兵們狼狽逃出村子。
爺爺死了，用他的生命換取了牛的生命。「黑炭」自從爺爺死後，拚命地為這個家庭賣力。奶奶一個寡婦，帶大了兩個男孩一個女孩，大伯和父親先後成為村裡第一個和第二個大學生。這在當地是一個奇跡，而創造這個奇跡的，除了奶奶，還有「黑炭」，奶奶不分白晝黑夜地勞動，「黑炭」也一樣。父親說，念小學時，他半夜裡醒來，藉著月光，透過窗戶，看見院壩裡人影晃動。原來，是奶奶和「黑炭」一起推磨，雪白的豆漿在月光下像水銀一樣透明，從磨盤眼裡涓涓流出。他還看見，奶奶額頭亮晶晶的一片，「黑炭」的身上也是亮晶晶的一片。那是汗水。
我出生的時候，「黑炭」已經死去很多年了，它的墳就在爺爺的墳旁邊。「陰間裡你爺爺也不孤單了。」奶奶自言自語說。每年清明回鄉掃墓，奶奶準備紙錢香燭時，總忘不了「黑炭」也有一份。有一次，童言無忌的弟弟說了一句：「那只是牛呀廠奶奶的臉色立刻陰沉下來：「不！它是通人性的牛！」斬釘截鐵的。
從本質上來說，牛是孩子。聽王岳教授講課，他回憶起13歲的時候，作為最小的知識青年下鄉放牛。有一次，他從牛背上摔下來，摔下懸崖，不省人事。不知道過了多久，感到有熱氣噴到臉上，掙扎著睜開眼睛，原來是牛。牛跪在地上，目光溫存地看著他，示意讓他騎上去。以前人們以為，只有訓練過的戰馬才會跪下來讓主人騎上去，沒想到一頭普通的村野間的牛，也會這樣做。我忽然又想起了奶奶斬釘截鐵的話：「它是通人性的牛！」爺爺救了一頭牛的命，而另一頭牛救了一個孩子的命，這僅僅是巧合嗎？
最先意識到自己罪孽的猶太人，用牛來作為他們與上帝交流的中介。而上帝賜予他的子民的，往往是漫山遍野的牛羊和跟牛羊一樣多的後代子孫；上帝怒然的時候，則讓牛都死光，牛死了，也就意味著人死了，這一族人的滅頂之災也就降臨了。牛在印度等南亞國家是聖物，慢吞吞地行走在街道上時，連總統的車隊都不敢鳴笛驅趕。對牛的親近與敬畏，也就是對善的親近與敬畏。牛與善一樣，都處於造物秩序的最低級，卻像金字塔的基座．一樣，承受著所有的重顯。難怪有人把牛比作哲學家。
我常常想起爺爺，爺爺的形象是模糊的，爺爺死的時候剛好40歲，沒有留下一張照片。我常常想起「黑炭」，「黑炭」的形象是清晰的，栩栩如生的。人與人之間很不同，我很難在人們中間找到一個人來作為爺爺的參照系，牛與牛之間卻很近似，我很容易發現一頭與奶奶的描述相近的「黑炭」。我離故鄉越來越遠了，離故鄉的牛們也越來越遠了。讀到鐵凝的散文《孕婦和牛》，我感動得一夜輾轉未眠，那是在寫我的奶奶和「黑炭」啊！孕婦和牛停在村頭，一起閱讀斑駁的古碑，孕婦和牛都不識字，但都在「閱讀」，用各自的心在閱讀。我有時天真地想：假如希特勒讀到這樣的文章，有一頭這樣的牛，他還會發動血流成河的戰爭嗎？
我開始理解死也不寬恕敵人的魯迅先生為什麼自比為「孺子牛」了。其實，這並不矛盾，消滅惡，也就保存了善。我站在遠方的山崗上，眺望看不見的故鄉，彷彿有一群牛向我走來，它們是一支暴力與罪惡之外的力量，微弱不。g地生存在這個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