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雅達利與印度 禪宗與遊戲設計藝術 探尋 文 / 沃爾特·艾薩克森

    喬布斯對東方精神、印度教、佛教禪宗以及探尋個人啟蒙的濃厚興趣，並不僅僅是一個19歲青年的心血來潮。縱觀他的一生，他追隨並遵循著許多東方宗教的基本戒律，比如對「般若」的強調——通過精神的集中而直觀體驗到的智慧和認知。多年之後，喬布斯坐在自己位於帕洛奧圖的花園中，回想起了印度之旅對他的深遠影響：

    我回到美國之後感受到的文化衝擊，比我去印度時感受到的還要強烈。印度鄉間的人與我們不同，我們運用思維，而他們運用直覺，他們的直覺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發達得多。直覺是非常強大的，在我看來比思維更加強大。直覺對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響。

    西方的理性思維並不是人類先夭就具有的，而是通過學習獲得的，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項偉大成就。而在印度的村子裡，人們從未學習過理性思維。他們學習的是其他東西，在某些方面與理性思維同樣有價值，那就是直觀和經驗智慧的力量。

    在印度的村莊待了7個月後再回到美國，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瘋狂以及理性思維的局限，如果你坐下來靜靜觀察，你會發現自己的心靈有多焦躁。如果你想平靜下來，那情況只會更糟，但是時間久了之後總會平靜下來，心裡就會有空間讓你聆聽更加微妙的東西一一這時候你的直覺就開始發展，你看事情會更加透徹，也更能感受現實的環境。你的心靈逐漸平靜下來，你的視界會極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東西。這是一種修行，你必須不斷練習。

    禪對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響。我曾經想過要去日本，到永平寺修行，但我的精神導師要我留在這兒。他說那裡有的東西這裡都有，他說得沒錯。我從禪中學到的真理就是，如果你願意跋山涉水去見一個導師的話，往往你的身邊就會出現一位。

    事實上，喬布斯確實在他洛斯阿爾托的家附近找到了一個導師。《禪者的初心》一書的作者鈴木俊隆管理著舊金山禪宗中心，他每週三晚上會去那裡開講座，並和一小群追隨者一起冥想。一段時間之後，喬布斯和其他人覺得不夠，於是鈴木讓自己的助手乙川弘文（KobunChino）開辦一家全天候開放的禪宗中心。喬布斯和女友克裡斯安·布倫南，以及丹尼爾·科特基和伊麗莎白·霍姆斯都成了忠實的追隨者。他還開始一個人去塔薩加拉禪宗中心（TassajamZenCenter）修行，這所寺廟靠近卡梅爾，是乙川弘文的另一處教學點。

    科特基覺得乙川弘文很有趣。「他的英語非常糟糕，」他回憶說，「他說話就像是在吟誦俳句，話語極富啟發性。我們就坐在那兒聽他講，有一半的時間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把這個看做輕鬆的插曲。」他的女朋友霍姆斯則更加投入。「我們會去參加乙川弘文的冥想，我們坐在蒲團上，他坐在講台上，」她說，「我們學會了怎樣不理會外界的打擾。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和乙川弘文一起冥想，這時外面下起了雨，他就教我們怎樣利用環境聲音讓自己集中注意力繼續冥想。」

    而喬布斯的投入是全身心的。「他變得非常嚴肅，妄自尊大，讓人難以忍受。」科特基說。喬布斯開始每天都和乙川弘文見面，每幾個月都會一起靜修、冥想。「與乙川弘文的碰面對我來說是一段意義非凡的經歷，我後來盡可能多地與他待在一起，」喬布斯回憶說，「他有一個在斯坦福做護士的奏子，還有兩個孩子。他妻子常常上晚班，所以我總是晚上去他們家找他。她一般會在午夜時分到家，然後把我趕走。」他們有時候會討論，喬布斯是否應該完全投身到精神追求中，但乙川弘文不贊成這麼做。他說喬布斯可以邊工作邊保持精神修行。他們兩人的關係是深厚的，也是持久的：17年後，乙川弘文主持了喬布斯的婚禮。

    喬布斯對自我意識的瘋狂追尋也導致他開始嘗試原始尖叫療法，這一療法由洛杉磯的精神治療醫師亞瑟·亞諾夫（ArthurJanov）發明，當時剛剛開始流行。這一療法基於弗洛伊德的理論：心理問題都是由受到壓抑的兒童時期的痛苦造成的。亞諾夫認為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再次經歷那些痛苦時刻來治癒——通過尖叫來完整地發洩那份痛苦。在喬布斯看來，這一療法比談話療法要好，因為這其中包含了直觀的感受和情感上的活動，而不僅僅只是理性的分析。「這種療法不需要你去思考，」他後來說，「而需要你去行閉上眼睛，屏住呼吸，全身心投入其中，這之後你就會獲得更深刻的見解。」

    一群亞諾夫的信徒在尤金市的一座老舊酒店裡經營著一家名為「俄勒閃感覺中心」的機構，而負責管理的正是喬布斯在裡德學院的精神導師羅伯特·弗裡德蘭，他的團結農場就在附近。1974年底，喬布斯報名參加了那裡一個為期12周的治療，花費了1000美元。「史蒂夫和我都在追求個人成長，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參加，」科特基說，「但是我沒有那麼多錢。」

    喬布斯曾經向自己的密友透露過，他參加治療是因為飽受童年痛苦：被領養並且對親生父母毫無所知。「史蒂夫非常渴望瞭解自己的親生父母，這樣他就可以更好地認識自己。」弗裡德蘭後來說。喬布斯曾經從養父母那裡聽說過，自己的親生父母都是大學畢業生，父親可能是敘利亞人。他甚至曾經想要僱用一名私家偵探，但還是決定暫時不那麼做。「我不想傷害我的父母。」他回憶說，這裡指的是他的養父母。

    「自己被領養這一事實讓他很掙扎，」伊麗莎白·霍姆斯說，「他覺得這是自己在情感上需要控制的一個問題。」喬布斯承認了這些，他說：「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我要把精力集中在這上面。」他對格雷格·卡爾霍恩更加坦誠。「對於被領養一事，他作了很多自我剖析，也跟我說了很多，」卡爾霍恩說道，「原始尖叫療法和非黏液飲食，都是他用來淨化自己的方法，並希望借此來洞徹其身世帶給他的沮喪。他告訴我，他的父母握棄了他，他感到非常僨怒。」

    約翰·列儂（JohnLernioii）在1970年也接受了同樣的原始尖叫療法，那年的12月，他和塑膠洋子樂隊（PlasticOnoBand）發佈了歌曲《媽媽》。這首歌描述的是列儂對於一個拋棄了自己的父親以及一個在他少年時期就死去的母親的感情。副歌部分有一段讓人無法忘懷的旋律：「媽媽不要走，爸爸快回家……」霍姆斯記得喬布斯經常放這首歌。

    喬布斯後來說，事實證明亞諾夫的方法並沒有什麼效果。「他提供的只是一個現成的、老套的解決方法，太過簡單了。很明顯，它不可能促成任何自我省悟。」但霍姆斯堅信，治療讓喬布斯變得更自信了。「他接受完治療之後有了改變，」她說，「他原本性格是很粗暴的，但那段時間他很平靜。他的自信心增強了，自卑感減弱了。」

    喬布斯開始相信自己可以把自信心傳遞給其他人，推動他們去完成以前認為不可能的事情。霍姆斯與科特基分手後，加入了舊金山的一個邪教組織，該組織希望成員切斷與過去所有朋友的聯繫。伹是喬布斯完全無視這條禁令，有一天，他開著自己的福特牧場主（FordRancheiro）客貨兩用車來到了邪教的大本營，他對霍姆斯說自己要開車去弗裡德蘭的蘋果農場，她也必須一起去。更過分的是，他說她也得開上一段路，儘管她根本不會開手動擋的車。「我們到了開闊的路上之後，他讓我坐在駕駛座上，他負責換擋，直到我們的時速達到每小時55英里，」她說，「然後他開始放迪倫的磁帶《路上的血跡》（BloodontheTracks），把頭枕在我的膝蓋上，睡著了。他的態度就是他什麼都會做，因此你也要什麼都會。他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我手裡，讓我做到了以前我認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這就是日後成為他「現實扭曲力場」個人魅力的美好的一面。「如果你相信他，你就能做成事情，」霍姆斯說，「如果他認為某件事應該發生，那他就會盡力讓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