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文 / 王大進
〔10〕
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鄧一群去機械工業廳報到了。
一切都是新鮮的。
報到手續很明瞭。
人事處處長把他領進了計劃處，處長、副處長、科長、副科長，一般的同事，都一一做了介紹。鄧一群像個聽話的學生，他希望自己能給大家一個謙遜的好印象。大家對他露出了歡迎的笑容。
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坐下來，再給他一堆材料，讓他看，熟悉情況。
在椅子上坐下後，鄧一群才在心裡舒了一口長氣——這下是真的了。這一切，簡直就像是做夢一樣。他想不到事情一下子變得如此容易。他現在真正成了一個城裡人，一個生活、工作在省城裡的人。從一個貧窮的鄉村到大城市的省城，這中間的距離有多大，那是根本不用說的。
在計劃處，鄧一群要做的就是根據各種數據制訂全省的機械工業計劃，和各種表格打交道。與他過去所學的專業相比，完全沒有共通的地方。但他毫無怨言，是的，學習是手段，而並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不再生活在農村，做一個農民，而是在考上大學後，成為一個幹部，一個城裡人。就這樣，他一步一步達到並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目標。考上了大學，如今，也留在了城裡。
沒有誰知道，為了能夠留在城裡，鄧一群內心蒙受了多大屈辱。這種屈辱是不為人知的，只有自己在孤獨時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在那個暑期裡，他一次次地往那個地位尊貴的老鄉家裡跑。離休後的虞秘書長顯然對他已經有點不悅——他已經答應為他向縣裡打招呼了，然而看他那樣子卻並不怎麼相信他。虞秘書長覺得自己是個曾經一諾千金的人，但卻受到了一個毛頭無知小伙子的侮辱。離休以後，他倒是希望有人不斷地來找他。找他就是在尊重他，抬舉他。這使他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他內心裡還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個有用的人。他也的確還有些影響。像鄧一群這樣的事，對他而言，也是舉手之勞，但他卻受不了鄧一群這樣的死纏爛打。鄧一群也很清楚他在幹什麼，但他更清楚他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他在時間上經不起拖延。他只能這樣。有一次，虞秘書長甚至很不耐煩地對他說：「你先回到縣裡去，合適的時候我會打電話給縣裡安排好你。年輕人不接受鍛煉怎麼行？」
鄧一群知道，要是他聽話回去了，也許根本就不會變。校園裡的畢業生差不多都走光了，而他的焦慮也日甚一日。夜裡他躺在床上，頭腦裡翻來覆去只有一個想法：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求他，留在這裡。如果需要他付出什麼，他一定不惜一切，甚至是尊嚴。他一個窮學生，又有什麼尊嚴好講呢？他發現，每次去，他那種窮巴巴的學生模樣，已經越來越引起了虞秘書長老伴的同情。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輕，也很有風度，看得出她過去很漂亮。鄧一群後來聽他家的那個叫葛素芹的外地小保姆說，這個老伴是虞老後娶的。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經去世了，現在這個過去是省京劇團的青衣。虞老的兒女們都參加工作了，而且還大多在外地。後來的這個老伴也姓鄧。鄧一群就叫她阿姨。
在一個星期五的下午，班主任找到他，很嚴肅地問他怎麼辦，要求他必須在下個星期立即回到縣裡去，否則他將來有可能連一個接收的單位也沒有，落個一切皆空。那一刻鄧一群真是絕望極了，他像掉進了一個無底的深淵，上天，高不可測，而四周卻是漆黑一片。抱著最後一線希望，他再次來到虞秘書長家裡。在這位前政府秘書長家裡，他想起自己的家境，想起自己的愛情，想到自己這些日子來的奔波，內心一難受，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淚來，他說求虞秘書長幫忙，到一個新單位後，他一定會努力工作，好好表現。當時那個樣子一定可憐極了。多少年後，鄧一群已經再也沒有勇氣去回想那一幕了，或者說他已經深以為恥了。但那一刻，他顧不得了，所謂「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他知道，他只有充分地表現出自己的可憐和無助，才有望得到虞秘書長的幫助。那淚流得特別地真誠。他是在為自己的前途流淚。家裡那樣地窮，供他讀完了四年的大學，他決不能回到縣裡的一個什麼工廠去。當時的場面多少有點動人。老虞歎了口氣，他感覺到自己的這個小老鄉，已經成了他生活裡的一種負擔。他內心越來越感到不悅：許多學生都可以回去，為什麼他就不能回去？不公的現象肯定是有的，但他後來可以努力嘛！年輕人，還能一點委屈都不受。
望著他那位老同鄉前政府秘書長那張嚴肅的老臉，鄧一群感到身上直冒冷汗。屋裡靜極了。他感到自己的命運，就掌握在這個老人的手裡。看起來是這樣的可笑。作為一個小人物，是需要怎樣地依賴別人。鄧一群在那一刻有特別深刻的體會。在那一刻，他真想立刻跪在這位大領導面前（事實上，他在心裡早已經跪下了），求他幫他一把——決定性的一把。
所有的自尊，所有的體面，都不復存在。鄧一群忽然就下了決心，一下就跪在了虞秘書長的膝前，說：「求您幫幫我吧。」虞秘書長顯然吃了一驚，同時心裡也非常地不快，說：「你這是幹什麼？」鄧一群囁嚅著，說：「……您要不幫我，我就不起來。」這時候鄧阿姨就發話了，說：「老虞啊，你要不問問機械廳那邊要不要人。幫幫他吧，你們還是老鄉呢。」
這一句話讓鄧一群感覺鄧阿姨特別的可親。在心裡，他後來對她比對虞秘書長更感恩，要不是她發話，虞秘書長根本不可能幫他。虞秘書長坐在椅子裡有半天沒有動，後來好久，用沙啞的嗓子說：「倒是沒想到。他出去開會了，也就這一兩天要回來了。等他回來我問問吧。」
鄧一群那一刻，心都快要從嗓子眼跳出來了。
三天後，他得到了確切的消息，機械廳同意進人。
鄧一群都快高興瘋了。想不到他的努力沒有白費。那一跪，對他算得了什麼？與他得到的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麼。除了虞秘書長和他的夫人知道，別人又不知道他當時怎樣的低賤。只要沒有別人知道，他鄧一群仍然是榮光的。
虞秘書長同機械工業廳的周廳長很熟悉，鄧一群後來聽虞老的老伴鄧阿姨說，過去周潤南在下面一個市裡當副市長的時候，經常和他有接觸。當時他當一個市的副市長，有很多難題，而他總是幫助他的。虞秘書長高興時也會說起和周廳長的關係，說他幫助他解決過不少問題，具體解決了什麼問題，虞秘書長沒有說。虞老和他說話，從來只說半句。他喜歡別人去理解他沒有說完的那半句話的意思。當官當的時間長了，經驗。半句是指示，也是原則，別人怎麼理解那是別人的事。進退都好辦。鄧一群當然不懂他很多半句話的含義。但鄧一群不懂也不問。他什麼也不表示，只會輕輕地笑一笑，表示他懂了。
鄧一群就這樣到了機械廳報到了。
計劃處是機械工業廳的重要處室之一，核心的一部分，統管全省的機械計劃。全處17個人，一位處長，姓周，已經58歲了，三位副處長，分別為龐處長、姜處長、劉處長。鄧一群具體分在第三科室，科室裡共有5個人，科長姓朱。鄧一群就在朱科長的領導下進行具體的工作。
朱科長很善待他，因為廳裡漸漸地都知道，這個小伙子是有背景的，至於什麼背景，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周廳長點頭同意進來的。
鄧一群很想看到周廳長，但他上了一個多星期班也沒有見著。廳長辦公室在16樓，外面有辦公室和秘書科擋駕，據說只有處級幹部匯報工作才能見到廳長，一般工作人員是不好見的。又據說這是周廳長在下面當副市長時養成的習慣。領導的習慣就是規矩，既然是規矩，別人就不好破。鄧一群想見他不是為了別的，而是想向他表示一下感謝。
有了這樣的一種關係，我一定要好好幹。鄧一群想。只要他表現好，將來就一定會有前途。他要感謝虞老，感謝鄧阿姨，感謝周廳長。他要牢牢地抓住這條線。
〔11〕
上班的最初那段日子，鄧一群給他的那些同學寫信或打電話，告訴他們關於他分配的消息（一些人還不知道他分在機械廳呢）。他們當然都表示了祝賀。他們當然想不到他能留在省城，分配到省級機關。一切都是命運！鄧一群對自己真是滿意得不能再滿意了。他也給陳小青打了電話。陳小青說她分在了縣委宣傳部，但她對這一工作並不熱情，因為她說她對搞宣傳很生疏。她說希望他有機會回去「檢查工作」。鄧一群謙虛地說：「我在這裡不過是個小兵。」他和二十幾位熟悉的同學都作了聯繫，但他知道自己心裡最在乎的還是王芳芳。事實上他第一個寫信通知的，就是王芳芳。他在信裡還特地用詩意的充滿傷感的筆調，回憶了他們短暫的愛情。可是在信裡，他卻怎麼也掩飾不住自己的那份得意。他想她應該感到深深的後悔，是她可恥的背叛，才葬送了他們共同的愛情。她應該為自己短淺的目光而感到痛責。與他現在的環境相比，那個市裡的小小師範算得了什麼！
他等著她給他的回信。在後來的相當一段時間裡，他接到了不少同學的來信，甚至還有陳小青寄給他的賀卡，但卻沒有王芳芳的。於是，他在這之後又寫了兩封信去。他不相信她可以不回他。然而事情就是這樣並不按照他的意思發生。她像沒有接到過他的信件一樣。她是有意迴避，然而這樣的迴避是多麼地不講情義，簡直近乎於無理了。他想。
鄧一群這樣做，明顯是在向她宣戰，而在她那一邊，卻根本不接受。這真是讓他掃興得很。她應該給他回信，並且在信裡作一番懺悔，當然，作為她，肯定要為自己作一些開脫，他可以允許她這麼做（他現在已經完全能夠做到很大度了），但她卻根本就是置之不理，這真是可惡得很！
但這不算什麼，他想，他還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從此，就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生活、工作在一個大城市裡，一個自己過去想也不敢想的大城市。而現在，他成了這裡的一個主人。
鄧一群簡直有點不能相信自己是這樣地適應城市節奏，他在機關裡每天上班下班，感覺就像是天生於這個環境裡一樣。他真心地喜歡這樣的工作，也喜歡這個城市。這個城市看上去是那樣地古老。作為一個省城，光這兩個字就足以讓多少人神往啊！他知道他已經實現了自己人生的很大的一個目標，完成了一個重大的飛躍，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更高層次的社會領域。他已經成了那個階級中的一員。他被這個階級初步接受了。而將來必須要做的，就是在機關裡老老實實地工作，不斷表現自己，這樣，才能有所進步。很多從農村出來而進入城市，在黨政權力機關裡的小伙子都是這樣做的。這是一條必由之路。
鄧一群住在單位的一個集體宿舍裡，和他同住的還有機關裡的另外兩個小伙子，一個姓趙，在機關黨委，一個姓倪，在勞資處。小趙進機關已經有好幾年了，已經談上了女朋友，而且發展迅速，他們年齡都夠了法定年齡，看樣子很快就要結婚。那個女朋友是省人民醫院的一位護士，年輕而漂亮。於是小趙就自然單獨佔了一個小間。他們經常成雙成對地出入，引起了鄧一群和小倪內心的一種壓迫。
在這個城市裡，不僅要扎根，而且還要開花。
鄧一群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任務，同時也感覺到這任務的艱難。
小倪與他相比，還有一些優越，他的老家是在一個縣城，父母都是教師。而鄧一群的家裡卻都是一幫地道的農民。內心裡，他不能克服這樣的自卑。
與鄧一群一個科室裡也有位年輕姑娘，叫田小悅，長得很不錯，氣質很好。她是比鄧一群早一年過來的。她只是大專畢業。但她是本地人，從小就在這個城市裡長大的。她的父母都是機關幹部。儘管她的學歷要比鄧一群淺，可她在工作經驗上卻要比他多了點資格。然而她倒是很和善，鄧一群剛來處室，她就對他作一些看起來是必要的交待。在第三科，也就他們兩位是年輕人。
科長朱貴今，整天蔫頭耷腦的，身上沒有一點活力和精神，看起來，他很是老實忠厚，那種衣著打扮有點像鄉鎮幹部。他說著一口土話。鄧一群後來知道朱科長也是省裡北邊一個貧困鄉下的人，在外面當了好多年兵，然後轉業到了省城。在省城，他已經生活了快三十年了，但他家鄉的方言口音卻一點也沒改。他有很嚴重的胃病，經常犯，有一次出差途中胃出血，據說非常危險。他平時也沒有什麼科長的架子。鄧一群後來逐漸明白，在機關裡科長根本就不是官，在他的上面還有處長們。科長不過就是具體負責某個任務的小頭目。但是，要當上一個科長也並不容易。你要把一個科長幹好了，也很有意思。它畢竟還是有些價碼的。朱科的家庭負擔較重，老婆是在市裡的一家工廠裡，兩個孩子一個上了職業中專，一個還在讀高中。
徐明麗也是位科長，但她卻不主持工作。在人事處的排名，是居老朱的後面。她是位剛滿五十歲的婦女。再過些年她就要退休了。朱貴今可以安排她做事，她卻也可以拒絕去做。她打心眼裡瞧不起朱貴今，當面背後都可以直言不諱地批評指責老朱。老朱拿她沒有辦法。有時候開會，她會在當眾頂撞老朱，讓老朱下不來台。她簡直是有恃無恐。鄧一群後來知道她的有恃無恐和別人的有恃無恐有些不同。她有恃無恐是因為她的年齡。徐明麗在機關裡已經干了很多年，資格比老朱還要老。她在計劃處工作的時候，老朱還沒有調到這個處裡來。即使是處長，就在計劃處的工作時間來說，資格也比她淺得多。她無所顧忌，因為她知道再有些年，她就要退休了，她用不著再怕誰。當然，除了處長們。她表面上對兩位副處長龐和姜還比較尊重，而對周處長就是另一回事了。
半年後的一個傍晚，科室裡的人都走光了，只有鄧一群和田小悅還沒有走。田小悅據說是在等她一個同學的電話，而鄧一群沒有早走是因為他必須這樣做。對這個科室來說，他還是個新人，所以他總是早上班遲下班。處長們對他這點還是比較滿意的，另外一方面，他們也認為他必須這樣：他是個單身漢嘛，沒有任何牽累，再說年輕人也必須要求進步。每天早上班遲下班也是爭取好表現的一項重要內容。他上班以後，第一件事是把各個處長室的開水打滿，然後再整理本科室的衛生，接下來還要把走廊上的地拖乾淨。另外，他和田小悅在一起，感覺心情是比較愉快的。
田小悅是個很活潑的姑娘，她漂亮而且大方。半年來，他們已經成了談話比較投機的人了。鄧一群心裡對她充滿了好感。
那天他們不知怎麼就談起了徐明麗和周處長的關係，田小悅就詭秘地笑了一下，說：「她當然不怕周處長。」鄧一群問：「為什麼？」她笑了一下，說：「我也是聽說的……機關裡人人知道。」鄧一群感覺自己就像被排斥在機關之外了，他到機關事實上覺得時間已經不短了，但他對機關裡的各種複雜微妙的關係還像是蒙在鼓裡一樣。田小悅說：「她現在老了，年輕的時候還是很漂亮的。」鄧一群的心裡就有了點透亮。田小悅說：「她在這個處的時候，周處長那時候單身一個人在這裡，他的愛人還沒有從地方上調上來。周處長那時候當然也還是個科員。徐明麗也是剛結婚吧。她經常請他到家裡去吃飯，生活上關照不少。」
「那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這麼說周處長就因為這個？」
她笑起來，說：「當然不僅僅是這樣。」
鄧一群就也笑起來，說：「看不出。你這麼說是真的還是假的？周處長看起來那麼古板。」
電話響起來，田小悅趕緊去接。鄧一群看到她的頭髮很長，一直光滑地披到肩後，就像水一樣地瀉下來。她用的當然是一種很高級的洗髮水。她總是用最好的東西。她是個時髦姑娘。她時髦是因為她家境優越。她社會交往廣泛，經常有電話找她，每天絕對不少於二十個。她在這個城市裡有無數的朋友和同學，更多的是一些小伙子給她打電話聯繫。所以，徐明麗總是很不滿。但徐明麗對她的不滿卻從來也不敢像對科長老朱那樣當面批評，而只是在背後。她就多次提醒鄧一群，說田小悅不是個穩重姑娘，社交太廣泛，如果作為一個妻子，並不可靠。鄧一群聽了，只是笑笑，心說，田小悅怎麼能看得上自己呢。他在心裡一直對田小悅充滿好感，也許正是因為她看出他對田小悅有好感，才這樣說。鄧一群在心裡倒真的希望和田小悅好呢，但這種希望看起來並不明顯。
人，真是看不出來。鄧一群心裡這樣想。他剛來的時候對周處長是多麼地崇敬啊。一個處長放在縣裡就是縣委書記、縣長。這樣的幹部比陳小青的父親職務大得多了。周處長是那樣地嚴肅。他在心裡對他更多的還充滿了一種畏懼。這個故事破壞了周處長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讓他瞭解了自己的上司還有這樣的一面。那麼，他們後來的關係怎麼中止的呢？這就像一個謎。
科室裡還有一位副科長周振生。周振生四十歲的樣子，他和科室裡的人泛泛的。他瞧不起老朱，也更瞧不起徐明麗。他對田小悅不錯，對鄧一群也還算友好。不用多長時間，鄧一群就看得出來他是個不得志的人。周振生人很聰明，也很有理性，但他對待工作的態度卻消極得很。鄧一群相信他過去一定受過什麼打擊，但周振生從不提及自己的過去。鄧一群有次悄悄地問田小悅，她說她也不知道。周振生是個有內涵的人。他表面上是那樣不動聲色。鄧一群在心裡對他有一種提防，他相信周振生對他現在表現的一種友好，只是覺得他並不是自己的對手，對他沒有任何威脅。
鄧一群明白，在這個處室，他是個老小。
所以，他必須小心地做事。
很快就進入了冬季。
鄧一群在那年的冬天，收到了家裡的來信。信是他妹妹鄧玉蘭寫來的，在信裡，她告訴他，媽媽很想他，家裡的收成很好，打了很多糧食。大哥家很好，大嫂子的一個妹妹（也就是喜歡穿健美褲的那個）現在在鎮上開了一個美發店，生意很好，燙一個頭要三塊錢。她也有想學理發手藝的念頭。媽媽能理解她，但大哥和二哥卻堅決反對，說那是不務正業。農民，就是種地才是本行。妹妹在精神上就很苦惱。她來信自然就希望這個在省城工作的三哥能支持他，相信只要有他的支持，那兩個哥哥也就無話可說了。前不久，二哥鄧一明和人家打了一架。道理自然是在他們家這一邊，是為了責任田的事情，一個姓孟的鄰居和他們家的地是緊靠著的，但後來在犁地的時候，孟家卻佔了他家一分地。二哥不服，於是就吵了起來。吵著吵著就打了起來。玉蘭說，那天下午，只有他二哥一個在那裡，她們都不知道。孟家的兩個男人和她二哥一個人打，把鄧一明的眼睛都打腫了。她們後來知道了也趕了去，結果大姐鄧玉梅的衣服也給孟三的那個綽號叫大嘴狗的女人撕壞了。
妹妹在信裡說，大哥知道了這件事很生氣，也要去和孟家理論或者打架，結果他剛要出門就被大嫂拉了回來，罵了一個狗血噴頭。大嫂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呼天搶地的，說他這一去就不要再死回來，他這樣去和人家打，結果肯定不會好，為了老二，他這樣根本犯不著。大哥就嚇得不敢去了，後來簡直連屁也不敢放呢。第二天媽媽就帶著二哥到生產小組裡去講理，組長姓于，和孟家是親戚關係。他們去了倒受了不少冷言冷語。
收到信的那天，這個城市正在下雪。雪，下得紛紛揚揚。鄧一群來到走廊的盡頭，透過巨大的落地窗，從19層的高度看到這個城市是灰濛濛的一片。在他那個遙遠的家鄉，雪肯定下得更大。從他童年時候起，他就記得鄉下的冬天特別的寒冷。
他感到一種重負。一方面他現在已經是城市人了，他可以輕鬆地飛揚，但另一方面，他卻背著沉重的負擔，使他不能輕鬆。他是一個農民子弟，卻置身在這個都市。家裡要求他有所庇護，卻不理解他只是一個小小的科員。
前面的路有多長啊！他這樣想。他需要走很多的路。
生活是如此之重，而他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