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改造（19511953） 第十一章（2） 文 / 羅斯·特裡爾
毛澤東是一位中國式的整體主義者，他曾聲明有一個上帝—即群眾。如果群眾是一個集合體，是純一的統一體，可行的道路只有一個而不是多個:人們不可自行其是。』
人們甚至只能說「它」—毛澤東的群眾，而不是「他們」—中國人民(這使人聯想起戴高樂的奇怪行為，他愛法國而不愛法國人)。對毛澤東來說，接受多元論就是接受6萬萬私利者。「斗私」不意味著就是「利他」，而是意味著「和群體打成一片」，這一度成為道德的規範和社會的準則。
「斗私」，包括「斗家長制」，因為家庭很可能成為私利觀念的溫床，它與毛澤東力圖把一切自我價值觀念納人大同理想的努力格格不人。
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很多人由於不得不檢舉自己的父親而導致精神全面崩潰。毛澤東對這種現象並不同情，他把孝道視為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糟粕。在毛澤東看來，他自己的父親就曾是封建秩序的象徵，是一位吝音的、心胸狹窄的父輩。
這樣，毛澤東以西方人的敏銳目光看到了一隻馴服的羊與不離開羊群的羊之間的不同。他要求在羊群中間的每隻羊都能自由說話，自主獨立自我完善，而不要溫順馴服。但是，脫離群體的生活是不正常的，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需要的是一個羊群。
毛澤東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政府官員成了運動的目標。他們中間有些人開始認為，這種新體制已到此為止。但毛澤東不這樣想。
與此同時，為了清除經濟生活中的不良現象，開展了「五反」運動:反行賄受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毛澤東認為人們各個自行其是很可怕，他稱這種做法為『牡山頭」。晚年，在回憶過去時，他傷心地看到，這種各行其是的不團結就像一條黑線貫穿於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之中—
在延安黨校，太陽落山後散步時就分成了『山頭」。甚至到食堂吃飯時也分成「山頭」。在自己的「山頭」內，無話不談，但要與其他「山頭」的人交流思想則很難。當我們面臨敵機轟炸時，外地來的幹部和當地幹部也分成不同的轉移路線。
即使在我們生命危急的關頭，我們也不能很好地團結在一起。
人的這種分裂傾向是否可以被接受呢?難道應當麻木不仁地任這種分裂存在下去嗎?在陝北，就是躲飛機時，外來幹部和當地幹部也分道走，甚至冒丟摔性命的危險也不願混到一起。
我們應該認識到「山頭」的存在，重視這種現象，並消滅「山頭」。「山頭」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又有地區因素。見((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9卷，第4期，85頁，
1976-1977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反對的目標是私營工商業者，他們在50年代仍是中國城市舞台上的正式角色。這一運動籌集的額外收人支援了朝鮮戰爭。
發動這兩場運動旨在使所有的馬克思主義領導者們認識到，毛澤東的領導在道義上是完全正確的。然而，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沿襲了思想改造運動時期的方法。不像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深更半夜破門而人，突然抓人，而是利用社會壓力促其坦白。因而，這大膽地使人們把自己的良知與社會的利益聯繫起來。
「三反」「五反」運動帶有列寧主義的味道，但也可看到儒家道德禮教的影響。
毛澤東不僅是新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也是舊中國的產物。在中國，個人從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奮鬥。個人從不單獨地與上帝斗或與博大的清教徒意識鬥，而是在一群人之中鬥。
在毛澤東的中國，人民之成為社會主義者，不像聖保羅的信徒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所發生的宗教阪依那樣。再生—如果發生的話—是全社會性質的。在西方，我們認為人能孤立地改變自己，在毛澤東的中國，絕不能指望這種靈魂的變化會單獨發生。
毛澤東為「三反」、「五反」運動發出了指示，但是，他對政府官員和商人的批評遠比對知識分子的批評要輕得多。
胡風是一位有鄉土氣質的詼諧詩人，他在上海文藝界光彩出眾。他很早就是一位左翼分子(儘管他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持有異議)。他寫了一首慶祝1949年勝利的詩《已來臨的世界》，這首詩遠非像某些人認為的是反毛澤東的。
「毛澤東如崇高的神，向全世界宣佈，新時代建立新秩序」。詩行中熱情洋溢。
然而到50年代初，胡風開始不滿「輿論一律」。他感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變得凜然不可侵犯了。他反對讓人民把這本小冊子「當作圖騰崇拜」，他稱思想改造運動中那些愛管閒事的組織者為「官僚」。L91
《人民日報》發了一連串批判胡風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毛澤東的手筆。當然，公眾輿論對胡風的反駁與其他一切行動一樣，是階級問題。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允許人民有言論自由，而反革命分子則沒有這種自由。fto]胡風試圖游離於階級之外。
由此出發，毛澤東進而斷定，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敵人並沒有滅亡，而是更猖撅了!人民並不總是善於識別反革命。
他說:「我們的人眼睛不亮，不善於辨別好人和壞人。」
這是悲觀主義的首次流露，這也是一種強制性的推理。
同一性並沒有實現，知識分子依然唱反調。然而，同一性體現在歷史的無情進程中。過去的階級劃分要重新判定，否則，如何解釋知識分子的叫喊呢?
毛澤東認為，唱走了調就是犯罪。「胡風?，?…這樣的人不殺，」毛澤東解釋道，「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ft2]
至於胡風，人們把他塗抹得已面目全非，正如麥卡錫把任何懷疑蔣介石的人都看成是共產主義分子一樣，胡風對毛澤東的《講話》的懷疑，是認定他為反革命分子的證據。不久，這位有稜角的詩人被查明是個「間諜」，這足以使紅色的官僚們把他投進監獄。他的精神被摧垮了。
毛澤東的懷疑是對的。在胡風的周圍有一幫愛發牢騷的作家，胡風是他們的中心人物。其中有一位寫信向胡風吐露:「因為我想寫點東西，就讀了毛主席在延安的《講話》，但是讀過以後，就再也不想寫了。}}[13]
然而對毛澤東來說，欲將論戰納人階級鬥爭的範疇，有如用紙遮雲一般。
X951年中期，《人民日報》開始連載一系列文章。作者是毛澤東，連載的是他的《選集》。
《選集》確實是精選的集子。本傳記引用的很多文章無法在這本權威性的《選集》中找到。一些寫於20年代的文章太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內容;還有一些寫在江西時期—當時毛澤東只掌握極小的權力—的文章中含有可能連毛澤東本人也不相信的思想。他的詩詞也沒有選人。仁川
((選集》的文章經過潤色，粗俗的比喻和俏皮話蕩然無存。
經一群遠勝於文學權威的筆桿子的修改，去掉了文中一些關於世界政治的小錯誤，顧全了作者的名譽。同時被編者刪去的，是毛}5年3月，中國共龜全國代表會議討互過了「一五」計畢案.並建議由國完提請全國人大審批准，頒布實施。
是毛澤東在會上致農詞。
澤東早年關於某些亞洲國家將被中國同化的見解。
一些奇言怪語及毛澤東在不同的背景下所發表的親西方的談話被大段大段刪去。凡是對蘇聯的不恭之詞也都沒有保留下來。
甚至對李立三的批評也溫和了許多，以免激怒李立三的莫斯科的顧問們。
帝王們未能做到的，毛澤東做到了。語言是規範的，所發表的都是當局認為對其統治有利的東西。
中國的方塊字不僅僅是字，還具有象形。六畫代表「草」(「卿」)，屋頂下面養豬(「泵」)表示「家」，表示『舊」或「明」的漢字都有太陽(「O)這個圖形。
在列寧主義者看來—一條標語就像一輛坦克一樣有用，這與儒家是一致的。沒有哪種語言能像漢語那樣產生如此簡潔的標語。四個字，甚至兩個字就可表達全部的意義。標語中的含糊暗示極具煽動性，毛澤東是掌握這一藝術的語言大師。
對於受過教育的人，這種表意文字猶如閃電，引導人們走進歷史的廣闊領域。毛澤東在這方面的嫻熟技巧，使他有能力對付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喜歡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
毛澤東的詩詞正好是一種恰如其分的表達，但是大多數人對此只能一知半解—毛澤東的朋友郭沫若曾這樣坦率地說過—不過這沒什麼關係。最高領袖的詩作增添了他的光輝，這實際上是一種統治藝術。[(s]
1952年後期，毛澤東的注意力從政治運動轉向了經濟工作。不久，《人民日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58%的資金用於重工業(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只佔410lo;美國在1880-1912年間只佔19%),b0%的基本建設需要依靠莫斯科的技術援助。
有一天，在一次黨的會議上，毛澤東承認中國不能一味地異想天開。這似乎是一種全新的語調，「我們吹不起牛皮……我們竟然都比不上比利時這樣的國家」[16]。他一直盯著鋼鐵和煤的產量。
識文斷字在軍隊裡已不是什麼稀罕的事了。但道路是艱難的。在創建空軍和海軍之前，人民解放軍沒有電力供應。現在，這些東西成了毛澤東走向下一個旅程必不可少的腿腳。
在社會主義思想王國裡，毛澤東比在延安時期更加親蘇。1945年，他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現實相結合，這樣差不多擠掉了蘇聯模式。
然而，5年以後，北京提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真的完全相同嗎?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得很好，工業年增長率是11%，鋼鐵產量增長了4倍，煤炭和水泥增長了2倍。在這期間訪問中國的人已拋開了中國的思想目標這一話題。一些人稱中國人為「藍螞蟻」，一些人稱中國人是「嶄新的人」。但不管怎樣稱呼中國人，中國正在闊步向前。橋樑和鐵路出現了，文盲大大減少。人民的健康得到改善，平均壽命已經超出亞洲人的通常水平。這幾乎是一個東方大國第一次邁出了向工業化進軍的步伐。
中國依然貧困。從經濟整體上看，發生了三件大事:在農村，封建結構被打破，釋放出了新的活力;向工業化邁出了第一步;分配亦前所未有地平均了—這對50年代毛澤東的中國的精神面貌有極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