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聖人（19361945） 第八章（2） 文 / 羅斯·特裡爾

    如果說僅僅擁有權力就是毛件:一價_澤東的目標，他可能會裹足不前。

    因為在延安他的權力已經得到了保證。他的目標是要改造9(?00萬中國人的心靈，他們在1945年稱他為「領袖」。

    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改造」的概念令人生畏，其大部分原因應歸於他童年時期的心靈創傷。他正在逐步證明自己權威性的人格特徵，正在做許多他的父親曾經做過而且認為年輕的毛澤東不可能做的事。

    到延安訪問的人會感到兒童團的活躍氣氛和合作精神。不管物質條件如何艱苦，他們有共同的目標。財富沒有成為負擔，也沒有帶來令人仄惡的等級觀念。人們知道他們正在用自己的雙手建造一個嶄新的世界。

    在延安毛澤東不是實行共產主義。蘇聯式的國家工業化只能是「畫餅充飢」或「空中樓閣」一類應拋棄的東西。但是他一直把共產主義作為他戰爭結束以後的目標。

    因為當時的問題是抗日，毛澤東掛起了階級鬥爭以努力動員社會各階層一切可能的力量投人這場靡戰。這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但本質上是民族主義的。

    土地政策是關鍵所在。在與國民黨合作的統一戰線形成之際，沒收地主的土地已告一段落。地租控制到適當的水平—在共產黨取得土地之前，地租高達60%—但是要得到保證。這既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也鼓舞了士氣。

    毛澤東的稅收政策也深得民心。稅收曾一度被取消—毛澤東的政府在統一戰線的名義下從蔣介石的財政中得到補給。後來稅收重又實行時也是相當進步的，它只要求不到20%的家庭納些稅。

    整個邊區都實行了選舉制度。各級政府都採用「三三制」，即共產黨員的數量在政府機構中不超過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名額是非共產黨員的左派分子，另外三分之一給那些毛澤東稱為中間分子的人。

    這些措施並不等同於西方的民主—儘管在政府機構的選舉中有時共產黨員得票最多—但它改變了西北的群眾心理。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參與。

    在中國以前的歷史上，還沒有實行過普遍投票的選舉(在江西蘇區，「剝削階級」是被排除在外的)。

    的確，選舉者在選舉領導人時絕無選擇的餘地。然而實際上普通老百姓能以「我們的政府」相稱則是從未有過的新鮮事。毛澤東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對其統治者的態度。每一個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一種集體責任感。一種民主意識似乎首先就已存在。[13]

    毛澤東這位半知識分子開始對知識分子表現出極為矛盾的心理。隨著大城市中人們對國民黨越來越失望，學生、作家、藝術家及其他各種人成群結隊投奔到西北。

    他們尋求新的角色，充滿活力和愛國氣氛的延安為他們提供了場所。

    毛澤東引以自豪的是，在這些男男女女的觀念中，他的根據地是一塊磁鐵。他歡迎他們的到來，不只是因為蔣介石冷待他們。然而，毛澤東沒有把知識分子視為他的鬥爭中的重要角色，而且他不斷地拒絕他們要求更多自由的願望。

    對文人學者又愛又恨的複雜態度，反映了仍存在於毛澤東的潛意識中的兩種影響。

    看來，毛澤東沒有忘記1919年他在北京大學受到的冷遇。這使他有一種糾纏不清的心理慾望，一有機會就把知識分子置於他們應在的位置。

    毛澤東曾恨過他的父親，然而最終父親的幽靈還是在他身上有所浮現。他的父親不喜歡看到毛澤東讀書，年輕的毛澤東反抗過這種狹隘的思想意識。但是，毛澤東嘲笑讀書的某些做法很像他父親在韶山所做過的那樣。

    或許毛澤東的父親對他的影響最終還是超過了他的母親，如果說這種影響只存在於潛意識中，那麼他的母親曾是他反對父親的同盟軍。但是，他的父親是一種楷模，是毛澤東的人格特徵中某些方面努力倣傚的榜樣。

    毛老先生堅持要從事體力勞動，年輕的毛澤東討厭做農活〔然而，延安時期(和以後)毛澤東把知識分子趕出他們的書房去參加體力勞動。

    毛老先生曾獨斷專橫，他指責兒子懶惰。現在，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哲學已經形成，其核心主要是強調意志。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毛老先生不僅曾是兒子的壓迫者，而且亦使毛澤東的潛意識中存在著一種慾望，即希望成為令父親滿意的人。在1941-1944年的延安，壓制的陰影又籠罩在被毛澤東「整頓」過的人身上。

    還有一種性慾衝突。在江西，按照中國當時的標準，毛澤東是一個從思想到行動都主張愛情和婚姻自由的人。但是在延安，毛澤東號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民族的事業上。他認為人們考慮性的問題是一種精力的浪費。

    在這個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上，毛澤東與一位大膽的女性觀點相左。這位女性當時是延安《解放日報》的文學編輯，叫丁玲。

    丁玲是一位活潑而坦率的作家，來自毛澤東的家鄉湖南。oa53}年代，很少有像她那樣的作品如此生動地描寫公私觀之間的衝突。

    她在個人生活中實際上奉行普愛生活，並認為這是一張社會主義王牌。她不止是一種第=者的角色。她毫不隱諱自己是自由論者柯倫泰所著的《三代人》一書的熱心讀者。她把男女關係戲稱為「不受紀律約束的游擊戰」。

    毛澤東與丁玲的關係在延安非常密切。

    毛澤東在個人生活中對愛慾不會遲疑。但這位延安聖人不相信社會主義意味著性關係的自由放任。

    他於1944年頒布的婚姻法比斯大林頒布的婚姻法更重視家庭意識。離婚也變得比以前更難，作為杭日戰士的妻子要想離婚幾乎是不可能的。

    10名來到北方加人共產黨行列的青年學生組織了「自由戀愛俱樂部」，他們被一一逮捕。

    毛澤東對這類事情變得愈加小心出於諸多原因。首先，共產黨的社會激進主義的所有特徵都要與統一戰線的溫和性質相適應。其次，陝西農民的思想觀念要比江西農民的思想觀念落後。

    他們是「水」，共產黨的軍隊這條「魚」必須在水中才能生存，因此不能完全忽視他們的保守觀念。

    而且戰爭有它自身的邏輯，「我們的」努力就是一切，「我的」打算一錢不值。民族戰爭是衡量一切的天平，是一個毫不憐惜個人意願、焚燬脆弱的個人幻想的大熔爐。

    毛澤東自己婚姻的起伏變化也使他從心靈上關上了自由的大門。他曾經問自己愛情的意義何在，如在與史沫特萊的對話時。

    他與賀子珍關係的破裂是他40歲以後的事，他現在似乎感到需要一個長久的伴侶。毛澤東以自己的方式和江青一起生活了30多年。他安定下來了，孩子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作為「一杯水」的性已經蒸發。

    他傾向於認為，自己有這樣的經歷，也就為別人建立了規範。

    丁玲批評毛澤東和共產黨在婦女問題上的退步。在1942年的「三八國際婦女節」，丁玲寫了一篇題為《三八節有感》的短文，文章質問共產黨(她屬於這個組織)是否還是婦女解放的先鋒。

    與毛澤東不同的是她瞧不起結婚。儘管毛澤東剛與江青開始溫暖的家庭生活，丁女士卻敢於揭示領導人的夫人將面臨的特殊命運。

    丁女士指出，如果一位女同志不結婚，就會受到責難;然而如果她真的結了婚，不是因為工作而忽視了家庭義務，就是耽於孩子和家庭的負擔，沒有起到一個新型社會主義公民應起的作用，結果都會受到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