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黃金時代（1984∼1987） 四、成長的歷程 文 / 國亞
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讀。我剛上初中時入學考試成績非常好，於是有些驕傲，不怎麼愛學習了，結果一個學期下來，成績就落到了全班第十九名。此後初中三年，雖然父母對我管教很嚴，但由於我實在貪玩，所以成績一直都不怎麼好。特別是初中二年級時，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個人的班裡，已經算差等生了。那時我特別愛看電視，每當父母問我作業寫完了沒有時，我總是撒謊說寫完了，然後就看電視。可作業第二天得交，於是我晚上總是乘父母睡著了就偷偷拿個手電筒，躲在被窩裡趕作業。這麼就一個學期下來，我的眼睛就近視了。
我小的時候，對天文學興趣很濃厚，一直夢想著成為一名天文學家或者宇航員。太谷縣城小，那時只有一兩家書店，可以說我把那書店裡所有的天文學書都買回來了，每天邊看邊想。那個時候我總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類就生活在這麼一個小小的星球上，從宇宙的觀點來看，人類的價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爭我鬥？大概是那時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影響，我以後形成了對身邊人之間明爭暗鬥非常超脫的態度，既不過問，更不參與。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間，我從當時訂的一本《我們愛科學》雜誌上，看到一條由江蘇省武進縣張裡灣光學儀器廠發的廣告，稱哈雷慧星即將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接近地球，因此他們廠製作了一批二十倍天文望遠鏡鏡片，可以郵購，每副1.3元人民幣；另付包裝郵寄費一元。我當時可能是太興奮了，只看到前面的鏡片價格，沒看到後面的包裝郵寄費，就按著地址給他們寄了一塊三毛錢。那時人們都還很不錯，沒多久收到廠裡寄來的一封信，很客氣地說還應該再付一元錢的包裝郵寄費。後來不久我收到了鏡片和製作望遠鏡說明書，父親和我一起動手做了一個望遠鏡。那時物資還很匱乏，太谷縣城裡連製作望遠鏡的牛皮紙或者卡片紙都沒有賣的，只好買了一些比較厚的白紙捲起來，裡面塗上墨汁，勉強把目鏡和物鏡安上了。每天放學回家，我就盼著天黑，好用望遠鏡看星星。當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環形山時，興奮得一晚上都沒睡好。
一九八五年秋天，家裡彩電升級換代了，父母從北京買回來一台二十英吋的日立牌彩電。當時二十英吋的彩色電視機是頂尖的東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興奮，看著到我們來玩耍的同學們羨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電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國外買回的，國外售價是二百六十二美元，按當時匯率應該賣四百八十元人民幣才對（「注」根據當時官方匯率，美元與人民幣兌換比率是1可是我們家卻花了兩千元，還必須自己到北京提貨。那時人的眼光真有點奇怪，我和父母都覺得這二十英吋已經足夠了，再大，屋裡就可能放不下了。而二○○二年我買了新房子去商場裡買電視，看到比二十英吋屏幕大幾倍的三十四英吋電視時，卻一點也不覺得大。送回來以後，我坐在沙發上越看越覺得小，懷疑是不是送貨送錯了，還拿尺子量了量，原來也並不小。
到了一九八五年上初中三年級時，我才感覺到自己的成績實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學期期末考試，我的物理考了二十九分，英語考了二十五分，落到全班倒數幾名去了。初三一開學，升學的壓力讓我警醒過來，於是開始刻苦起來：每天早上六點，我就到教室裡學英語，記單詞；累了，就把班裡衛生打掃一遍換換腦筋。當時恰好換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學校裡，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還這麼為班集體做好事，很是喜歡，經常來鼓勵我。後來到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孟老師介紹，我加入了共青團組織。當時入團的時候還頗費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師覺得我年齡太小（「注」當時我十三歲，在全班是年齡最小的一個），以前成績也不好，故不主張我入團。當時得知這個消息，我還回家哭了一場。但後來，大概是孟老師堅持吧，我還是入了團，成為班上最早的一批共青團員之一。
學習是個苦差事，別說現在要交高額學費，就是在當時不怎麼收費的情況下，多數學生都是不願意學習的。多數人在未成年時代總處於一種非自覺狀態，要健康成長，不但要*家長細心開導，還必須有好老師來帶。我剛上初三時，物理很差，當時代課的是一位年輕物理老師，叫史明亮，總是在作業本上寫上一些鼓勵的話，我就非常高興，學物理就來勁，一個學期就把物理課從二十九分趕到八十九分；到了下半學期換了個物理老師，其實講的也不錯，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學生，結果我很討厭他，也不願意學物理了，一個學期考試成績就又退成二十七分。
經過初三第一個學期的努力，我的考試成績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當時太谷縣只有兩所正規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學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難考上高中。看到我成績不佳，母親早就急在心裡，但無奈那時白天還要上班，下了班晚上還要搞副業掙錢，自己沒多少文化也不能輔導我的功課。於是，母親就動心思，想讓我「病休」留一級。因為怕我知道要留級了產生懈怠，還一直瞞著我，直到快初中畢業考試時才跟我講。母親這麼做是費了很多腦筋的：如果讓我一直上初中畢業，參加中考而考不上，那麼會給我的信心以很大打擊；即便是復讀，那麼作為「往屆生」自己也會很自卑，中考時的分數線也不一樣。辦理了「病休」，那麼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我的母親就是這麼細心的人。
為一個根本就沒有病的孩子辦病休手續，學校裡是不允許的；另外我當時成績挺差，各個班級又人滿為患，也很難找到願意接收我的班級。那一段時間，母親也是非常操勞，每天晚上到校長、教導主任和老師們家裡求情送禮。有一天晚上，母親找到了教導主任，不巧他要開會，母親一直在人家會場門外站了三個多小時。等晚上十點多鐘教導主任開完會出來，看到母親還在門外等著，禁不住感慨萬分，說了句：「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好，什麼都不用說，我同意了。」
就這樣，我病休幾個月以後留了一級，母親在辦成事以後對我說，人要有自尊，等到了開學時你如果再不好好學習，那真是證明你就是個沒出息的孩子。為了讓我能夠開學後收心，那個暑假母親破例讓我玩了個痛快。我當時興趣很廣泛，喜歡畫畫，母親就送我到縣文化館辦的書畫學習班裡學了一個暑假。
等到開學以後，我自己也覺得不好好學習實在對不起父母，果然收心了，期中考試就考了個第十名。當時的班主任姓孔，是孔祥熙那個村的，大概也是孔祥熙的一個親戚。孔老師是個很盡責的人，那年冬天快期末考試時，對學生挨個家訪。到我們家那天，外面正好下很大的雪，孔老師在路上為了避讓一輛汽車，自行車一滑，摔到了農民漚糞的池子裡，腿扭傷了，來我們家時一瘸一拐的。母親見狀，連忙招呼孔老師吃飯，可孔老師不吃，開門見山地問我：你打算期末考試考多少名？我回答說：第五名吧。孔老師聽後，搖了搖頭。我還以為他嫌我目標定的低了，趕緊補充了一句：第三名到第五名之間吧。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班上當時除了我，還有四五個插班的往屆生，不是考不上高中，而是專門複習要考中專的（「注」當時中專畢業國家包分配，算幹部編製，錄取分數線比高中高很多。因此很多家庭情況不好或者認為考大學有風險的學生，即使考上高中也不上，而是複習考中專），我自忖拼不過人家。孔老師聽了，又搖搖頭說，我覺得你能考前十名就不錯了。我一聽，覺得孔老師是看不起我，於是又堅定地說，我一定要考進前三名去。孔老師一聽，大笑道：「你要是考進前三名，我今天摔這麼一交就沒白摔，而且到時候我還要登門給你拜年！咱們一言為定！」有了孔老師這一席話，我更加發奮了，結果那次期末不多不少考了個全班第三名，應屆生的第一名。過年前，孔老師高興地如約來給我們家拜年，全家人都很高興。
那一年冬天我早晨上學路上，第一次聽到廣播裡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接著胡耀邦就辭職了。當時還小，也並不明白什麼叫「資產階級自由化」。
受父親的影響，我早早地就喜歡聽蘇聯莫斯科台的漢語廣播。一九八五年春天，蘇聯換了一位新的領導人：時年五十四歲的米·謝·戈爾巴喬夫。我已經看慣了電視裡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等蘇聯領導人那一個個老態龍鍾、氣喘吁吁的樣子，因此對這個年輕富有朝氣的、總是嘴邊掛著迷人微笑的蘇聯新領導人發生了濃厚興趣。很長一段時間，在溫習功課的我只要聽到電視裡有關於蘇聯的新聞，就必然要跑出來看看。戈爾巴喬夫，這位頭頂長著紅色胎記的、面目和善的蘇聯政治家似乎有一種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隱約感到這將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他與老態龍鍾的、北極熊似的勃列日涅夫多麼的不同啊！我在收聽莫斯科廣播電台的時候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現象：以前莫斯科廣播電台總是稱中國政府為「北京統治者」，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不久就改成了「我們偉大的鄰邦，社會主義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