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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七、強弩之末 文 / 國亞

    林彪事件對毛澤東本人的打擊是很大的,從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這短短一年時間裡,毛澤東就兩度中風。本來文革初期毛澤東還能暢遊長江,給人一種至少可以再活好幾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後,毛澤東就成為一個整日流著涎水、只能依*別人攙扶著走路的耋耄老人了。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七十年代,特別是「林彪事件」以後,已不像我們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到處充斥混亂局面。文革最亂的時間,是從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開這些年,因此民間也有「三年文革」一說。進入七十年代以後,「文革」主要表現在上層人物的權力鬥爭,廣大老百姓已經鬧夠了、亂夠了,因此再也不怎麼積極參與,而是忙於解決更為窘迫和直觀的生活問題。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搞起來的時候,儘管上面的人搖唇鼓舌、不亦樂乎,但剃頭擔子一頭熱,工人階級已經實在沒有興趣再折騰了。

    當時單位也安排政治學習,但都安排在上班時間。大家嘻嘻哈哈地湊在一堆,互相之間開著玩笑,誰也沒真正學習一下文件精神。有時,領導也覺得太不成體統了,就乾咳兩聲,說:「安靜啦,安靜啦,來,念段報紙。」於是乎就念一段報紙,隨後領導就宣佈:「好啦,散會!下去深刻體會!」於是「政治學習」就算結束了。當時單位也有個「工人理論小組」,經常在《鐵路工程報》或者《工人日報》之類的報紙上發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鬥爭」的文章。其實,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們的捉刀代筆之作;忙於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階級,是沒有什麼人對此感興趣的。

    文革期間,鐵Z局機械廠的每個車間都有一個「紅寶台」,毛澤東的標準像懸掛在牆上,下面是漆成紅色的木桌,桌上擺著幾本毛澤東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請示」,下午下班要「晚匯報」。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離縣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遠而天天遲到。於是,他每天都在毛澤東像下低頭認罪,口中還唸唸有詞:「毛主席,我今天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遲到了,於是又低頭認罪:「毛主席,我今天又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還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紅寶台」還在,只是已經沒有人再去「匯報」和「請示」了。

    那時還常常召開「憶苦思甜」大會,請貧下中農上台控訴血淚史,要大家牢記階級恨、不忘血淚仇。可是鐵Z局機械廠工人大多數是東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農,家底比較殷實,貧農和當過地主長工的人並不是很多。政工人員費了好大周折,才找來了一個五十多歲、解放前當過長工的老工人周××來憶苦思甜。會前,政工人員事先已經為他編好了台詞,還規定只許回憶解放前的苦、不許回憶「三年自然災害」的苦等等。但這位老周同志太實在是老實了,性子又特別倔強,偏要實話實說。因此,當組織者問:「地主給你吃啥?」他照實回答說:「苞米面大茬子,有時吃粘豆包。」下面頓時有些竊竊私語,因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過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啟發他:「地主是不是總不讓你吃飽?」老周回答:「哪裡的話!從來都是管飽吃,不吃飽咋幹活呀。」主持人一看,連忙又問:「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說:「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覺得味兒不對了,又問:「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兒子吃啥?」問到這裡老周來了精神:「他們吃得不行,總是吃苞米粥加點鹹菜,吃不上粘豆包。」這時下面已經是一片喧嘩了,主持人也覺得口裡發乾,於是問了最後一個問題:「那…….你過年吃啥?」老周回答道:「過年能吃豬肉燉粉條,還有粘豆包。」接著,老周不等政工人員開口,又主動發揮說,東家不但一直對他好,而且還給他做媒娶了個媳婦。聽到這裡,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合不攏嘴了。政工人員一看,連忙訓他:「行了,行了!沒問你這個!」老週一臉疑惑,說:「不是你讓我來說的嗎?」此時,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肚子疼,主持人只好請老周回到座位上,尷尬地總結說:「雖然……地主給老周吃粘豆包,還給他找媳婦,但是……這也是地主階級的陰謀詭計,是為了麻痺老周以便更好地剝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千萬不要忘了階級鬥爭……現在,大會結束!」從此老周有了個綽號叫「粘豆包」,名揚全局。

    除了老周以外,鐵Z局還有一位叫王寶成的炊事員,解放前給地主餵過豬,解放後則給公家餵豬。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寶成看到那些剛出生的小豬娃在豬圈裡凍得瑟瑟發抖,於是生了憐憫之心,把那些豬娃抱進自己的被窩裡。這事被《鐵路工程報》的記者知道了,趕緊來採訪他。問了一些細節以後,記者還要引導他的階級情感,就問:「那以前你給地主餵豬時會不會這樣做?」王寶成說:「那當然了,地主的豬娃也怕冷。」那個記者一聽,也就不報導他了。

    統治者的政治衰敗還表現在工人之間相互稱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們總是互相稱呼「同志」,表現出一種為了某項遠大理想共同奮鬥的願望。到了七十年代,人們間私下的稱呼不知不覺地演變成了毫無任何政治意味的「師傅」。鐵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個人,互相之間私下以「同志」相稱了。假如有誰私下稱呼別人「同志」,那麼被稱呼為「同志」的那個人不是覺得這人有毛病,就是覺得這個人準備找自己的碴。因為,那時侯假如要對誰進行批評或者組織處理時,領導總是鄭重其事地把這個人稱呼為「同志」,說「×××同志的行為是錯誤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文革後期,「四人幫」大搞形式主義,號召各級幹部「白天一把鎖,晚上一盞燈」。所謂「白天一把鎖」,就是指幹部白天下基層、蹲點;所謂「晚上一盞燈」,就是幹部晚上回到辦公室,加班加點地辦公。這種貌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實際上根本就不把人當成人來看待,能做到這樣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會被真正執行。當時我父親見到的幹部們,白天辦公室確實是「一把鎖」,但都在家裡呼呼睡覺;晚上也確實是「一盞燈」,但都是幾個人湊在一堆打撲克。一九七六年我父親他們出去匯演,到了附近的榆社縣革委會、還有好幾個公社,每到晚上,無一例外地看到辦公室裡燈火通明,幹部們都無一例外地在裡面打撲克,還聲稱在學習「五十四號文件」。當時也不興賭錢,輸了的要麼鑽桌子,要麼臉上貼紙條,要麼頭頂洗臉盆。他們還在一些平原地區看到一些土堆起來的「人造梯田」,是「農業學大寨」時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勞民傷財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這也算中國這個國家的一個特色。可以說,來勢洶洶、席捲一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時,的的確確成了強弩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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