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七、強弩之末 文 / 國亞
林彪事件對毛澤東本人的打擊是很大的，從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這短短一年時間裡，毛澤東就兩度中風。本來文革初期毛澤東還能暢遊長江，給人一種至少可以再活好幾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後，毛澤東就成為一個整日流著涎水、只能依*別人攙扶著走路的耋耄老人了。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七十年代，特別是「林彪事件」以後，已不像我們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到處充斥混亂局面。文革最亂的時間，是從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開這些年，因此民間也有「三年文革」一說。進入七十年代以後，「文革」主要表現在上層人物的權力鬥爭，廣大老百姓已經鬧夠了、亂夠了，因此再也不怎麼積極參與，而是忙於解決更為窘迫和直觀的生活問題。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運動搞起來的時候，儘管上面的人搖唇鼓舌、不亦樂乎，但剃頭擔子一頭熱，工人階級已經實在沒有興趣再折騰了。
當時單位也安排政治學習，但都安排在上班時間。大家嘻嘻哈哈地湊在一堆，互相之間開著玩笑，誰也沒真正學習一下文件精神。有時，領導也覺得太不成體統了，就乾咳兩聲，說：「安靜啦，安靜啦，來，念段報紙。」於是乎就念一段報紙，隨後領導就宣佈：「好啦，散會！下去深刻體會！」於是「政治學習」就算結束了。當時單位也有個「工人理論小組」，經常在《鐵路工程報》或者《工人日報》之類的報紙上發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鬥爭」的文章。其實，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們的捉刀代筆之作；忙於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階級，是沒有什麼人對此感興趣的。
文革期間，鐵Z局機械廠的每個車間都有一個「紅寶台」，毛澤東的標準像懸掛在牆上，下面是漆成紅色的木桌，桌上擺著幾本毛澤東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請示」，下午下班要「晚匯報」。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離縣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遠而天天遲到。於是，他每天都在毛澤東像下低頭認罪，口中還唸唸有詞：「毛主席，我今天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遲到了，於是又低頭認罪：「毛主席，我今天又遲到了，我對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還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紅寶台」還在，只是已經沒有人再去「匯報」和「請示」了。
那時還常常召開「憶苦思甜」大會，請貧下中農上台控訴血淚史，要大家牢記階級恨、不忘血淚仇。可是鐵Z局機械廠工人大多數是東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農，家底比較殷實，貧農和當過地主長工的人並不是很多。政工人員費了好大周折，才找來了一個五十多歲、解放前當過長工的老工人周××來憶苦思甜。會前，政工人員事先已經為他編好了台詞，還規定只許回憶解放前的苦、不許回憶「三年自然災害」的苦等等。但這位老周同志太實在是老實了，性子又特別倔強，偏要實話實說。因此，當組織者問：「地主給你吃啥？」他照實回答說：「苞米面大茬子，有時吃粘豆包。」下面頓時有些竊竊私語，因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過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啟發他：「地主是不是總不讓你吃飽？」老周回答：「哪裡的話！從來都是管飽吃，不吃飽咋幹活呀。」主持人一看，連忙又問：「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說：「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覺得味兒不對了，又問：「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兒子吃啥？」問到這裡老周來了精神：「他們吃得不行，總是吃苞米粥加點鹹菜，吃不上粘豆包。」這時下面已經是一片喧嘩了，主持人也覺得口裡發乾，於是問了最後一個問題：「那…….你過年吃啥？」老周回答道：「過年能吃豬肉燉粉條，還有粘豆包。」接著，老周不等政工人員開口，又主動發揮說，東家不但一直對他好，而且還給他做媒娶了個媳婦。聽到這裡，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合不攏嘴了。政工人員一看，連忙訓他：「行了，行了！沒問你這個！」老週一臉疑惑，說：「不是你讓我來說的嗎？」此時，下面的群眾早已笑得肚子疼，主持人只好請老周回到座位上，尷尬地總結說：「雖然……地主給老周吃粘豆包，還給他找媳婦，但是……這也是地主階級的陰謀詭計，是為了麻痺老周以便更好地剝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千萬不要忘了階級鬥爭……現在，大會結束！」從此老周有了個綽號叫「粘豆包」，名揚全局。
除了老周以外，鐵Z局還有一位叫王寶成的炊事員，解放前給地主餵過豬，解放後則給公家餵豬。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寶成看到那些剛出生的小豬娃在豬圈裡凍得瑟瑟發抖，於是生了憐憫之心，把那些豬娃抱進自己的被窩裡。這事被《鐵路工程報》的記者知道了，趕緊來採訪他。問了一些細節以後，記者還要引導他的階級情感，就問：「那以前你給地主餵豬時會不會這樣做？」王寶成說：「那當然了，地主的豬娃也怕冷。」那個記者一聽，也就不報導他了。
統治者的政治衰敗還表現在工人之間相互稱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們總是互相稱呼「同志」，表現出一種為了某項遠大理想共同奮鬥的願望。到了七十年代，人們間私下的稱呼不知不覺地演變成了毫無任何政治意味的「師傅」。鐵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個人，互相之間私下以「同志」相稱了。假如有誰私下稱呼別人「同志」，那麼被稱呼為「同志」的那個人不是覺得這人有毛病，就是覺得這個人準備找自己的碴。因為，那時侯假如要對誰進行批評或者組織處理時，領導總是鄭重其事地把這個人稱呼為「同志」，說「×××同志的行為是錯誤的，認識是不正確的……」
文革後期，「四人幫」大搞形式主義，號召各級幹部「白天一把鎖，晚上一盞燈」。所謂「白天一把鎖」，就是指幹部白天下基層、蹲點；所謂「晚上一盞燈」，就是幹部晚上回到辦公室，加班加點地辦公。這種貌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實際上根本就不把人當成人來看待，能做到這樣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會被真正執行。當時我父親見到的幹部們，白天辦公室確實是「一把鎖」，但都在家裡呼呼睡覺；晚上也確實是「一盞燈」，但都是幾個人湊在一堆打撲克。一九七六年我父親他們出去匯演，到了附近的榆社縣革委會、還有好幾個公社，每到晚上，無一例外地看到辦公室裡燈火通明，幹部們都無一例外地在裡面打撲克，還聲稱在學習「五十四號文件」。當時也不興賭錢，輸了的要麼鑽桌子，要麼臉上貼紙條，要麼頭頂洗臉盆。他們還在一些平原地區看到一些土堆起來的「人造梯田」，是「農業學大寨」時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勞民傷財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這也算中國這個國家的一個特色。可以說，來勢洶洶、席捲一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時，的的確確成了強弩之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