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三、艱辛歷程 文 / 國亞
一九七三年春節剛過，我的父親就隨著單位宣傳隊出去匯演了。當時由於剛剛搬了家，又多了一個孩子，本來手頭就緊的家裡此時更加拮据。父親走時留了十塊錢給家裡，原本打算一個禮拜就回來，誰知道單位臨時改變決定，竟然又多在外面待了兩個多月。我們一家三口就*父親留下的十塊錢過活，很快就花光了。此時屋漏偏逢連陰雨，我們三口又全得了流行性感冒，個個發起高燒。那時正是正月十五，我的母親領著我的姐姐，背著還不到一歲的我搖搖晃晃地向單位醫院走去。當時正值元宵節，太谷縣大街上正按照傳統的風俗鬧紅火，扭秧歌、耍旱船、玩背棍、舞龍燈，非常熱鬧。我們一家三口病病歪歪地出現在正在鬧紅火的人們面前，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和同情的注目。好在單位醫院的人都認識，當時沒有錢也給看病。
那時人們錢少，沒什麼儲蓄，工資需要一分一厘地精打細算，否則就有月底發工資前揭不開鍋的情形。有一次父親又隨宣傳隊出去，又拖了很長時間回來，結果家裡又斷頓了。母親是個愛面子的人，就是不願意出去借錢。先開始兩天母親不吃飯，把剩餘的一點糧食給我和姐姐熬成稀粥，然而稀粥喝完以後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母親只好領著我和姐姐到了義父王鳳剛家裡，也不好意思開口要吃的，只是磨蹭著到了吃飯時候不走。義父王風剛看出來了，趕緊讓老婆蒸了一鍋玉米面窩窩頭端上來，我母親愛面子，還裝做不是很餓的樣子細嚼慢咽；可小孩子不會哄人，我和姐姐頓時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把義父這個山東漢子看得直掉眼淚。當時人人家都困難，於是義父就把這個情況跟大伙說了，大家你一碗麵我一碗米地湊了起來，算是幫我們度過了難關。特別是前面提到過的給我接生的那位工友曲少時和他的家屬別玉蘭，給我們端來了整整一盆面。
由於家境實在困難，此後單位也曾經給我們家一些救濟，有時給五塊，有時給十塊，最多的一次是二十塊。就這麼一點錢，也還要張出一個大紅榜來。我的母親要強，除了實在揭不開鍋的情況，她不想總*別人施捨過日子。為了掙點錢貼補家用，我的母親就出去做臨時工。當時我尚未斷奶，母親出去找活幹時，就用個布帶子把我背在背上，手裡扯著我的姐姐，到太谷縣城裡挨個工廠和單位問有沒有臨時工做。可是，文革時期經濟蕭條，連知青畢業了都往農村送，哪裡有工作給一個沒戶口的人做？就這麼著，我母親把縣城裡的單位挨個問遍了，也還是一無所獲。
那時鐵Z局也有一個家屬工廠，但是人家只招收城市戶口的人，農村戶口的根本不予考慮。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政策，農民就是天生低人一等，連出賣勞動力都沒有地方。一九七三年冬天，太谷縣整治縣城北邊的烏馬河，要挖沙子，當時鐵Z局家屬工廠也分得一段任務。不巧挖了兩天，刮起了西北風，飛沙走石，於是不少家屬回來不幹了。我的母親看到別人三三兩兩地回來不幹了，心想自己能吃苦，說不定去幹活人家會要的，於是趕緊借了鄰居家一把鐵鍬往烏馬河工地跑去。等她氣喘吁吁地跑到離縣城五六里地的工地一問，人家首先要看戶口本，是城市戶口的才能幹。任憑我母親怎樣哀求，人家就是不收農民工。母親本來抱了很大希望去的，此時希望破滅，頓時渾身沒了一點力氣，那回家的路，走了很久。
後來，我母親終於找到了一份工作：到太谷糠醛化工廠當搬運苦力。糠醛是一種有機化工原料，用它可以生產醫藥和獸藥，還可以做防腐劑、消毒劑、殺蟲劑和除銹劑，此外在食品香料染料等工業中均有應用。糠醛的主要原料是玉米芯。當時，太谷糠醛廠有一座高達幾十米的原料山，搬運工的活兒，就是自己在山底下把麻袋裝滿過磅後，把每袋五十斤重的玉米芯背到十多層樓那麼高的原料山上去，再倒在山上，每袋子只掙一分錢。這樣重的活，這樣低廉的工錢，對一般男子來說也屬於重體力勞動，除非萬般無奈或者急需用錢，一般人是不會幹這樣的活的。即使干了，也幹不了多久身體就會累垮。
我的母親是太谷糠醛廠所有苦力搬運工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山西那地方冬天經常下雪，雪融化後又結冰，把散裝的玉米芯凍得如同冰砣一般。母親在山下裝袋子時，都要跪在地上，用手在雪裡摳，把玉米芯摳出來裝進麻袋裡過磅。就是這種活，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因此為了抓住機會多掙點錢，我的母親每次上山都要背整整三個五十斤的裝滿玉米芯的麻袋，合計一百五十斤。她自己只能往肩膀上落一個袋子，另外兩個袋子則由別人幫忙放上去。當時幹活的苦力中有一對母子，都是基督教徒，文革時期受盡迫害也不改信仰。為了謀生，母子倆也在太谷糠醛廠幹活，母親在山下裝袋子，兒子往山上扛。那母子倆心地善良，看見我母親一個人也真不容易，就常常幫助母親把另外兩個袋子放在肩膀上。
由於把糧食都節約下來給了我和姐姐，我的母親骨瘦如柴。她身高一米六五，體重卻只有八十斤；而她背上的三個麻袋，加起來卻有一百五十斤，幾乎超過她體重的一倍。山西省地處北方，冬天氣溫往往在零下十幾度，可為了背麻袋，我的母親只能穿一件單衫幹活。上山時大汗淋漓，下山時冷風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後來，我的母親回憶說，每當她背著是她體重一倍的麻袋，頭都被壓得要挨著地面，搖搖晃晃地向山上爬時，每當她聽到遠處廣播裡傳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時，她就心想，他老人家為什麼還不死？從自己一出生就是「他老人家」長，「他老人家」短，自己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好幾回了，「他老人家」怎麼還活得好好的？還要折磨她到何時？難道等把她自己熬死了，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上一萬年？
就這樣，羸弱的母親為了我們家，遇到有活幹的時候，每天拚命最少要背二、三百個麻袋上十多層樓那麼高的原料山，大約重一萬斤到一萬五千斤，掙兩塊或者三塊錢。而二○○二年我買了新房子裝修時，買了十幾塊木芯板和二十多箱瓷磚上七樓，人家兩個搬運工張嘴就要一百二十塊，一邊搬，一邊嘟嘟囔囔地抱怨太辛苦，掙的少。
當時我年紀太小，為了外出幹活，我的母親就找了個當地老鄉，每天上工前把我送到老鄉家裡，托人家照顧我，一天給人家三毛的工錢。姐姐年紀稍大一些，就被鎖在家裡。每次母親臨走時，姐姐總是隔著玻璃窗哭喊：「媽媽別走，讓我再看看你！」彷彿每天都將是生離死別。每當此時，我的母親就心如刀絞，可是還是一跺腳狠心走了。因為如果把我的姐姐也給別人看著，那就要另加工錢，出大力幹活掙的錢就剩不下什麼了。母親後來說，每天當她背夠了三十麻袋的時候，她心裡就特別高興，因為再剩下的就是淨掙了。母親每天都用這些血汗換來的錢，給我和姐姐買一個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