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清水塘大事記 (16) 文 / 尤鳳偉
管教在說這種話時透著十足的滿意，就像一個拳擊教練看見自己弟子四肢發達起來所萌生的那種成就感。可以說面目的變化是必然的，任何一個來勞改的人想不改變也是不成的。事實上也沒人排斥這種改變。在這裡任何人都不會從審美的角度去審視其他人，一切都從實用出發，大家會公推強壯的大個子去幹某件別人無法勝任的苦活重活，這理所當然。反過來強壯的大個子又支使靈巧的瘦小人跑跑腿，也似乎名正言順。說起來生物界也真是奇妙，所有物種都依照生存原則，潛移默化地改變，人也同樣。人到了勞改農場就應該變成一個「正宗」的犯人。據說有一個犯人從農場跑出去在很遠的地方被農民逮住了，那個犯人並沒穿囚衣，也沒露光頭，問那農民怎麼知道他是從勞改農場跑出來的，那農民不假思索地說我看他那副熊樣就像個犯人。勞改生涯會自然而然地給人打上一種印記，有的犯人出獄後看見穿警服的人不自覺地會蹲下，甚者尿褲子。
當然上面所說的情況就不完全是機體發生的變化了，關於犯人精神的改變，這一點管教倒沒怎麼說對。管教所說的「脫胎換骨」只是一種高壓下的表相，或者說是一種偽裝。我們是因講了真話而獲罪，而現在為了「贖罪」卻不得不大講假話，做有損人格的事情。早知不講假話是不可能的，那麼當初又何苦要講真話呢？我們都為在勞改農場的不光彩表現而自卑，看不起自己，有罪愆感，漸漸在心理上覺得自己就是個罪人。一個人從無罪到獲罪，再到自覺將自己歸於罪人一族，這真是可悲，這是一種怎樣的變化？是一句「脫胎換骨」能概括得了的嗎？還可以進行一下比較，以校園裡的我們和這裡的我們比較，校園裡的我們儘管其中也有品行不端的人，但大家還有一個通常的道德規範來遵循，老師有老師的樣子，學生有學生的樣子，總還是一個「人」的樣子，但這裡的我們早已沒「人形」了，說得難聽些都變成一些狗，像狗一樣的聽命於人，像狗一樣的搖尾乞憐，像狗一樣的不知羞恥，還有許許多多的像狗一樣的廝咬同類。我們已不是人，是「非人」，********的「偉大」之處正是將人變成了非人，上述就是我服刑滿一週年的切身感想。
7月29日：黃管教又寫了一首很棒的詩，看來文化已不專屬於讀過大書的人。
——還是解若愚告訴我，黃管教登在黑板報上的詩仍然屬於泰戈爾，看來捉刀的神秘人要麼手頭有一本泰戈爾詩集，要麼已將泰戈爾的詩背得滾瓜爛熟。
8月4日：吳啟都病了，管教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允許吳妻到管區探視。
——吳啟都發病後曾到場醫療室診治過，沒查出病因，視病狀大家都推斷是肝的問題。臉色黑灰，人瘦成一把乾柴，噁心嘔吐。因醫療室沒有床位，人被退了回來。我們出工後他一個人留在監捨裡，每次收工回來都見他在昏睡。在這種情況下隊領導恢復了他的家屬探視，開始是一週一次，後來病情加重，放寬為兩天一次。齊韻琴每回都帶著兒子，早來晚去。如果來時我們還沒有出工，就到隊部接待室等著，我們下地後她便獲准到監捨裡。中午若我們回來吃飯，她須趕在之前回到接待室，我們出工了她再來。我們晚上收工回來齊韻琴已帶著兒子走了，這狀況就像貓捉老鼠似的。就是說儘管齊韻琴可以經常進到我們監捨裡，但碰一次面也是不容易的，而碰面的機會大多在一早一晚的路上，我們出「城」他們母子進「城」，交錯而過的時候我們可以較為清楚的看見這娘倆。
相對而言小建國要比他媽自由得多，中午他可以不離開監捨，伺候他爹吃午飯。我們常看見他從懷裡摸出一個鴨蛋，剝去殼往他爹的嘴裡塞。這是一服上好的藥，只是「藥」的來處使大家覺得神秘，多事的人便向小建國詢問，小建國說法含混，一會兒是他媽買的，一會兒說是他在塘邊撿的。買的可能性不大，別說錢有問題，即使有錢，買營養品也不會不差樣的買鴨蛋。在塘邊撿到鴨蛋可信，可天天都能撿到就不可信。於是繼續追問，畢竟是個孩子，三追兩問就說出了真情，他說他有一個從鴨腚裡取蛋的訣竅，是帽兒山農場一個「大哥哥」教他的(他說的「大哥哥」估計是個少年犯，帽兒山農場不僅有婦女隊還有個少年隊)。辦法是下塘游到鴨子跟前，冷不防抓住鴨脖子，然後對著鴨嘴吹氣，一吹鴨腚裡的蛋就掉下來了。大伙聽得目瞪口呆。
這鴨腚取蛋的方法著實奇妙，奇妙得令人難以置信。小建國賭咒發誓說是真的，說隔幾天他就跑到清水塘去弄一次蛋，只是吃了虧的鴨子愈來愈狡猾，一見他下塘就躲他遠遠的，要追上也真不容易。時間一長小建國就和大伙混得很熟，他聰明伶俐，許多人都喜歡他。有人還從自己有限的「財產」中拿出一樣送給他。我送他一件有K大字樣的背心，再長大點就能穿。李戍孟送他一枝墨水筆，小建國剛要接卻被解若愚搶先接過去，逗他說，小建國不上學不識字，給他筆有何用。小建國辯駁說他會寫字，是媽媽教的。解若愚讓他寫寫看，寫了這筆就歸他，他答應寫。大家興致勃勃地圍著看，李戍孟又奉獻出一張紙，小建國握筆端端正正寫起來，寫的是：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小小孩子字寫得很好看。大家表揚他一番，他說他一定好好跟媽媽學，長大了上大學。聽了他這話大家就默不作聲了。
8月21日：為什麼？——今天鋤玉米，一來二去與李德志鋤了並肩，他看看我我看看他都搖了搖頭，沒吱聲。這些日子我們一直互不理睬。我不知他怎麼想，反正我覺得有些對不住他，告發他儘管事出有因，畢竟過分了，傷了他，又恰在他倒霉的時候。我不向他表示歉意，是因為我仍不能原諒他的不仗義，當然他也更有理由不原諒我，就這麼僵持著。並肩鋤地的時候也是一種僵持，我倒不是拘泥於討個什麼面子，而是一時不知該說什麼。終於是李德志先開口了，並不看我，不冷不熱地問句：為什麼？我反問他一句：你為什麼？他說我怎麼了你？我說你不夠交情。他說我哪裡不夠交情？我說你知道馮俐的消息，為什麼不說。他不吱聲了。過了會兒問就為這個？我說就為這個。他說我怕你知道了傷心，就沒說。我說就為這個？他說就為這個。又說他判刑的事也沒告訴家裡，也出於同樣的考慮。聽他這麼說，我從內心為那天的事疚歉。我說李德志對不起啊。他歎了口氣說沒什麼，無所謂，倒霉事像虱子，多了不咬人。9月2日：今天幸會鄒副場長。頭一次見就留下好印象。
——前面說過鄒副場長就是在草廟子看守所同住一室外號「孝子」的公安局「內線」，自從聽將軍說他調到了清水塘，想起來心裡就疙裡疙瘩的，不想碰見他。為什麼會有這種心理呢？懼怕麼？也不是。他是場部領導，一個普通犯人想怕人家都不夠資格。厭惡他？也不對。有句話叫「革命的分工不同」，在專政機關，當審訊員和當「內線」就是革命分工不同，審訊員是革命的審訊員，內線也是革命的奸細。因此不存在高尚與否之分。何況孝子也沒管過我的案子，沒有直接的衝突。我不希望見到他是想到見時會出現的尷尬場面，相信我和他都不會自在。因久未見也就把這事忘記了。這天見得很突然，而且見面的方式也很「他媽媽的」：是中午在清水塘邊休息吃飯，我們見到幾個人在塘裡游泳，很羨慕。去年夏天我和高沖在塘邊的那一幕又重現眼前。在這炎熱的天氣裡管教不許我們下水，這一點真讓人難以接受。可塘裡的人游得很痛快，時而仰游時而潛泳，還時而和塘面上游泳的鴨子嬉戲。
鴨子是春時農場養在塘裡的，時下已經長大，開始產蛋，經常有人在塘邊草叢裡撿到鴨蛋。當然這等好事輪不到我們犯人頭上，因為我們沒有撿蛋的機會。再說在塘裡游泳的幾個人，從脫在塘邊的幾堆衣裳上看，他們是農場的管教幹部。我們吃完了兩個窩頭，就到塘邊去喝水，邊喝邊又往身上撩水沖涼。這時游泳的人往塘邊游過來，在淺水處站立起身子時我們一齊傻了眼，他們全都一絲不掛，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我們沒想到的，一時間慌亂不已，好像光屁股的不是管教幹部而是我們自己。他們大搖大擺地向堆衣裳的地方走去，一邊走一邊說話聊天。只聽一個人說操他姥姥的忘了帶毛巾，又一個說用啥毛巾，讓日頭曬曬就干了。又一個說這辦法可行。於是他們就站在衣服堆旁邊讓日光蒸發身上的水珠。這情景同樣大出我們意料，他們赤身裸體地站著，不慌不忙地曬太陽，離我們只有十幾步遠。在他們眼裡，似乎我們並不存在，或者只是無須忌諱的一群鴨或一群羊。
後來想到勞改農場想到管教幹部我眼前便出現這活生生的一幕。說起來也真是開了眼。待他們曬乾了身子穿上了衣裳帶隊的佟管教奔了過去，滿臉堆笑地沖其中一個人喊聲鄒場長。這一喊就讓我認出了那個現在當了場長的孝子來。這時我的心情很平和，坦然地將目光向他投過去。他接住了，神情明顯發生了變化，屬於哪種變化不待我分辨，他已經向我走來了，邊走邊說周大學不想在這裡見到了你。我說我也沒想到會在這裡見到你。他在我面前站下，從管教領導與犯人的角度他對我說話我應該向他鞠躬，我沒鞠躬，我的不當表現佟管教明察秋毫，他向我吆周文祥是場長對你說話！鄒場長立刻對佟管教說我們是熟人，說到這他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說我們是難友。我驚了一下，我沒想到他會捅破這層窗戶紙。這時在塘邊的犯人都一齊盯著我倆看，因鄒的說法確是異乎尋常的。佟管教賠著笑臉問：鄒場長你也坐過牢麼？那一定是國民黨法西斯的監牢。鄒笑了一下，沒回答。又拍拍我的肩，走了。幾個人一塊離開了清水塘，看著鄒的背影，我不由想到崔老和小咬。
9月9日：澆玉米，與李戍孟談改造體會，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我一直想，當犯人能當到李戍孟這種境界真是不易，令人佩服。就好像一個人被抓到吐蕃國當苦役，對一切不視不見不應不答，完全超然物外。李戍孟在監捨裡將自己封閉起來，如同在囚牢裡又造了一座囚牢，他就生活在那雙重的囚牢裡。他既不迎奉管教，也不與別的難友溝通，一個人形影孤單。有空閒就倚著鋪蓋卷寫小說，後來他承認在寫小說。時間長了，大伙就把他忽視了，把他當成一個啞巴，或者當成一個動物。比較起來，我和他接觸得多些，他對於我有一種神秘感，我把他視為作家，我對他懷有一個文學青年對一名作家的那種潛在的崇拜。我覺得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還能潛心寫作，足證明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具備了和中國的李大釗國外的列寧這般大人物才具備的精神素質。因此不管別人怎麼無視他嘲笑他，我還是很敬重他，對他表示友善。也許他覺察到我與眾不同，因此他對我也與對別人不同，有機會就和我攀談幾句。
一起推水車的機會是極少的，能利用這個機會和他談談我覺得很難得，很喜悅。我問他的寫作進展如何，他說一般。我問什麼時候能寫完，他說恐怕得幾年的時間。我問他寫的是不是小說？他說也算是，確切地說是自傳體小說。我問是不是寫自己的經歷？他說只能說是我經歷中的一些難以忘懷的事。我說我也喜愛文學，一直嘗試寫小說，但我的經歷太簡單了，從家門到校門，從校門到看守所，又從看守所到監獄大門，又從監獄門到勞改農場大門。他笑了，這是難得的笑容，他把臉轉向我的時候正對著南天上的日光，一直陰晦的臉一下子明朗起來。他說你這樣的經歷還嫌簡單嗎？我說簡單。他說這要算簡單，那麼許多人的經歷就算不上經歷了。他說他們學校的許多教授從開始讀書就沒走出校門，是兩門先生：從家門到校門。我說我是從寫作這一角度來說，我的經歷還遠遠不夠。他問不夠是什麼含義呢？我說不夠就是能用來寫小說的素材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