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京畿鞦韆架 (2) 文 / 尤鳳偉
主要社會關係？他們的職業、政治面貌？大叔周峻山，原籍務農，群眾；小叔周峻傑，原籍務農，群眾；大姑周峻英，原籍務農，群眾；大姨焦彭氏，原籍務農，群眾；小姨彭玉敏，軍人家屬；舅舅彭玉泉，原籍務農，基幹民兵。
個人履歷？一九三五年出生於原籍周家店，一九四五年隨父去煙台上學，一九五四年高中畢業後考入K大學。
婚姻狀況？未婚。
未婚妻狀況？我詰住了。眼前現出馮俐俏麗的身姿和面容。我的心像叫針紮了一下，隨之一抹悲傷惆悵的思緒從心底泛起，擴散向全身。我知道男女之間的關係是有明確界限的，朋友、戀人、未婚妻、夫妻……就像一磴一磴台階，各有各的位置。應該這麼說吧，在大學的三年間我和馮俐的關係是一年一個台階向上攀登，去年春節期間各自將對方的照片帶回家讓家人過目，雙方家人俱表示贊成，而且我倆已將明年的畢業分配與今後的婚姻聯繫在一起，但——又正如《人民日報》那篇著名的社論《事情正在起變化》，現在的事情確實「起了變化」，我成了現行反革命，成了階下㙉囚……𤥂我沒有未婚妻。我回答。
下面開始交待你的問題。審訊員說。
開始了。我在心裡說。
開始前我想再提醒你一次：如實交代問題，這樣才有出路。審訊員說。
如實交待問題，這樣才有出路……我在心裡默念著審訊員的提醒，對這種提醒我一點兒也不陌生，從反右初期的大會小會幫助到打成極右後的大會小會批判，這種話我聽得多多，可謂如雷貫耳，有苦口婆心者說得情真意切，有恨鐵不成鋼者說得義正詞嚴，於是我就交待交待再交待，一直交待到淪為階下囚，而如今仍一如既往地有人為我指「出路」……是。我說。
你說說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這三天都幹了些什麼？審訊員目光霍霍地看著我，書記員也抬頭緊盯著我。
我被問愣了，瞪大了眼。本來對審訊我是胸有成竹的，這幾個月來，我的問題就像莊稼人搗糞似的被搗來搗去，早已爛熟於心，不怕問。但是……
說說這三天你都幹了些什麼？！我回答不出，心裡充滿疑惑：這三天怎麼啦？我做了什麼？為什麼單單問這三天？他這麼問，就證明了這三個日子發生了不尋常的事，可我一下子無法從過去的日子裡回憶起這三天幹了什麼。我是個記憶力很差的人，過去的日子就像一副翻扣著的撲克牌，我做不到按別人的要求從裡面抽出他們想要的那一張或者幾張牌。我真的做不到。
你為什麼不回答？審訊員問。
我記不起來了，我只能實話實說。
審訊員的臉繃了起來，很白皙的面皮在燈光下兀地紫黑了，就像一個白蘿蔔在碗裡蘸了醬。他冷笑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說道：實話對你說了吧大學生，我們是不怕你不交待問題的，當然，不交待就不好判你的刑。可你不交待我們也不能放，不放就老關著，老關著就是無期徒刑。國家儘管不富裕，可打掃一下囤子底，也夠關你一輩子吃的。我說的話你明白不明白？我說明白。
他說明白就趕緊交待問題。
我說您問的是哪幾天的事情呢？他重複說了一遍。
我苦思冥想，最終搖了搖頭，說：這幾天我真的沒辦法記起來……
記不起來了？那就好好回憶一下，現在給你五分鐘的時間。審訊員說著看看表又給自己點上一支煙。
我開始回想。什麼叫開動腦筋絞盡腦汁？我這時就是。我沒有牴觸情緒，當了犯人，接受審訊是天職。最主要的是我仍然斷定這三天與我的問題肯定有重大干係。因此必須認真回憶，做出回答。於是我苦思冥想，邊想邊默念著那三個倒霉日子。可能是心理過於緊張，也可能是回憶不得要領，到審訊員掐滅煙頭時我仍然茫然如初。
我真的想不起來了。對不起。我抱歉地望著審訊員。
這怎麼可能呢？審訊員搖搖頭：真奇怪。
是真的。我說，我不想隱瞞。
既然這樣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什麼時候想起來再來找我們。審訊員說。我聽出他的話音有些冷，讓我禁不住打了個戰。
帶走吧！他朝門外喊。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麼審訊剛開頭就結束了呢？我早做好了通宵達旦的準備，甚至包括受點皮肉之苦。卻不是，就這麼草草收了場，這確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情願，就像在這審訊室裡沒呆夠似的，這心理夠古怪的。
緬懷往事應該是老年人的事(梁任公便有「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一說)，或者是功成名就者的事，我不在這個範疇。我不老(才二十出頭)，也沒有輝煌的業績(連學業都未完成)。我沒有這種資格，而理應暢想「將來」的我卻必須對「既往」進行回憶。不，回憶這字眼可有點輕描淡寫，確切地說是反省、是坦白。一連幾天我苦苦地回想，力圖從記憶中尋覓出審訊員想知道的那三個日子，可硬是辦不到。我回憶不起來，那三個鬼日子就像是沉海的石入洞的蛇，杳無蹤影。然而卻有另一個日子總在眼前浮現，揮之不去，那就是今天，不，已是昨天，我淪為階下囚之日，一切都是歷歷在目的。特別是將我從K大拘走的那一幕：從時令上說那是一年中最漫長的夜。六點鐘起床時宿舍外面的校園還是一片漆黑。後來我不再相信人所謂的預感與直覺。如果有，那個早晨就不會厄運臨近而我還像慣常一樣的從容消閒。我照例比同宿舍的人多偎幾分鐘被窩，當別人洗刷完畢我才懶洋洋走進盥洗間。盥洗間的破損窗戶對著大辦(大學辦公室)的方向。
如果稍稍有些警覺，我應當看到大辦窗戶異於往常地亮著燈光。也應當聽到大辦樓前有汽車開來的聲響，可我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照常慢慢吞吞地刷牙洗臉，一點也不知曉禍事已直逼眼前。走出盥洗間在走廊裡我被兩個人攔住。走廊燈光昏黃，我的近視鏡撂在宿舍裡，眼前黑影幢幢，好容易才辨認出他們是系黨支部書記范宜春和副支書孟廣琦。孟是我同年級同學，雖然打交道不多，可也算得上熟悉。范宜春先開口說話，他要我立刻到大辦去一趟。他的聲音極其平淡，可傳到我耳朵裡就像炸了一個雷。壞事了，我心裡說。這幾天已聽到這樣的傳聞：國家機關，文教單位和新聞界的許多右派被公安機關逮捕，難道……沒等我回過神來，孟廣琦將一張字條遞給我，我趕緊貼在眼皮子底下看，上寫周文祥同學有事請到大學辦公室一談。下面騎著鮮紅的圖章。壞了，真的壞了，我的心怦怦跳動。我已斷定災禍臨身。字條是昨天寫的，孟廣琦和我住鄰室，如若是一般的事，他完全可以在頭晚把字條交給我。即使昨晚忘記了，今早也用不著這麼兩人攔截如臨大敵。
我努力使自己鎮靜下來。問范、孟知不知道找我談什麼事？兩人齊答不知道。可我斷定他們是知道的，說不知道完全是胡說。一場反右使每一個人都學會了說謊。孟說你去了就知道了。這時宿舍的學生陸陸續續往食堂裡去。看到范、孟兩書記和我在走廊裡的陣勢自會猜到幾分，也不顯多少驚訝。反右鬥爭也使大家都經了風浪，無論再出現什麼事情也不會大驚小怪。這時在樓梯的黑暗處響起一串鐵勺敲飯盒的聲響，接著是一聲吆喝吃飯嘍——我心裡打個怔，一下子被提醒。我問范、孟能不能先吃飯再去，這次他們沒一點含混，說不行。我覺得憋屈，說我要上廁所。孟不客氣地指出我起床後上過廁所(這就證實了我的行動一直在他的監視之中)。我說我腸胃不好拉肚子。兩人以不信任的眼光盯著我。我說我真的拉肚子。我不再理睬他們，逕自朝走廊頭上的廁所走去。儘管我不回頭可我清楚他們跟在後面。我走進廁所，趕緊找一個茅坑蹲下。我不否認我對范、孟兩人說拉肚子是說謊，問題是一經蹲下就有了排泄的慾望。
是拉稀？拉稀是我們那兒形容人遇到危難事的松包形狀。我不由感到沮喪和自卑。大難當前我一下子窺見了自己那一縷懦怯的神經。哈，松包蛋周文祥，今日你也拉了稀，我恨恨地嘲弄自己。這嘲弄完全是為自己壯膽。拉稀歸拉稀，但我卻沒忘記拉稀之外的大事，那就是銷毀「罪證」。我從門縫向外瞅瞅，范、孟兩人沒跟進廁所，我便趕緊行動，我從口袋裡摸出一張疊起來的信紙。這信紙是馮俐寫給我的，自從我被定為極右派馮俐不斷地為我鳴冤叫屈，態度強硬言辭激烈，為此受到她所在外語系黨組織嚴厲的批評，警告她如不和我徹底決裂將步我的後塵。我自知這不是危言聳聽，我不能讓她和我毀在一起，便提出與她斷絕戀愛關係，分道揚鑣。她非常固執，既不理睬系黨總支的警告也不採納我的忠告。我拒絕與她再見面，她就不間斷給我寫信，放在傳達室窗口等我取。平時收到信看過便銷毀了，只有最近這封還保留著。我將馮俐的信撕碎丟進便坑裡，以這種方式「踐踏」過愛情我心中方感到慰釋。我被范、孟兩書記帶出宿舍樓天還沒完全亮，東面天空透出的青光與宿舍樓窗子透出的黃光融合一處，這是我熟悉的校園晨光。
可今天這校園晨光讓我感到光怪陸離，感到充滿欺詐和險機。氣溫很低，儘管我已經像有經驗的犯人那樣將幾乎所有衣裳穿在身上，可還是冷得不行。校園裡人影幢幢，有的在晨練，有的走向食堂吃飯，一切俱與往常無異。朦朧晨光中沒人注意到我和跟在後面的范、孟。我一路向大辦走去，就像我在為范、孟兩人帶路。從宿舍到大辦大約有四五分鐘路程，雖短卻是我人生旅途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路程。什麼叫窮途末路？這就是。也許那時我的精神已經麻痺，整個人已變成了無魂無魄的行屍走肉。快到大辦樓前時我兀地感到了緊張，是緊張不是恐慌。我看見有幾輛轎車停在空地上，周圍走動著許多穿棉大衣的人，我認出他們是學校保衛處的，在批判我的大會上他們曾扮演「激奮的學生」卡過我的脖子。昏暗中我認不出他們的臉卻能認出他們膨脹著強蠻的形態。現在他們已用不著扮演什麼了，已堂而皇之進入自己的角色。他們向我包抄圍攏。這就是周文祥，范宜春說。一束手電的強光就刺在我的臉上，我感到眼前一片光明。後來手電光熄了。交給我們，一個粗嗓門說。范、孟兩人立刻轉身走了。校園晨光下他們走得飛快，就像叫鬼咬了腳跟。
我被保衛人員帶進二樓一個房間裡，他們把我推進房間便在外面把門關上。屋裡亮著燈，我看見一個人趴在桌上寫著什麼，眼光相碰我們都認出了對方。反右鬥爭使我們這樣本來默默無聞的人都小有名氣了，走到哪兒都會有人對你指指戳戳。我知道他是動力系的助教黃斌。學校右派氾濫成災，情況又各異，我不知道他是怎樣成了右派的。可我知道他是老師，成了右派我也沒忘記師道尊嚴，我叫一聲黃老師。他點一下頭沒說什麼，似乎不願與我說話。禍從口出這一被印證的真理使每個人都對別人大加防範。我也住口不言。屋裡很靜，靜得惟聽見電流燒燈絲的絲絲聲。不久我聽到走廊上的腳步聲。一會兒門被推開，進來的是校辦秘書潘林。潘是校編委，我和他認識，我斷定那張「有事到大學辦公室一談」的字條是出自他手。而看見我他並不打算和我「一談」，而是用平淡口氣問句：周文祥最近考慮過自己的問題沒有？我說一直在考慮。他說桌上有筆有紙，寫一份思想匯報。我心裡納悶，咋天不亮就把我弄到這兒寫思想匯報呢？我說我前天剛把一份思想匯報交給系黨總支了。潘林有些不耐煩地說，叫你寫你就寫，這份匯報材料是學校要的。我知道只有寫了。這時我已看穿了他的「西洋景」，寫匯報是假，把我安撫住是真。
果然，我剛在紙上寫了一個「思想匯報」的題目，走廊上又響起了腳步聲，很重很凌亂，是皮靴在水泥地上發出的鏗鏘聲。我的心往上一提。門被推開，擁進三個穿藍棉制服的警察，潘林對著我把手一揮說：這就是周文祥。一句話又完成了一次交接。兩個警察走到我跟前一個扭了我的胳膊，一個從文件包裡掏出逮捕證，向我宣讀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雖然這時我已經對逮捕有足夠心理準備，可一聽罪名我的頭就轟地一聲炸響，反革命分子是人人懼怕的罪名，能招致殺身之禍。惶惶中我竟然不知手銬是什麼時候銬上了我的手腕。
緊接著便是搜身。一個警察將我胸前的校徽一把揪下一揚手丟在桌上。校徽在桌上彈了幾彈掉到地上。看著躺在地上的校徽，我悲從中來。我意識到學生生活將一去不復返了，儘管這與逮捕判刑相比實在算不上什麼，可我還是感到無比的悲傷和痛心。他們又將我裡裡外外亂摸一氣。摸出的學生證、借書證、記分冊、指甲鉗、零錢及飯菜票等胡亂丟在桌子上。最後又抽下我的腰帶，同樣丟在桌子上。他們做這些「老本行」事情時顯得十分的熟練，三下兩下就完。搜查完畢兩個警察命令我向外走。儘管我手提褲子十分的狼狽，可我沒忘記和黃斌老師告別。但黃垂著頭，不肯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