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我們怎樣才能過更好的生活 (9) 文 / (德)曼恩哈特·米格爾

    在西方工業國家，對於人們該何時退休不能再籠統地用65歲或67歲來劃分，似乎他們從此不再有能力獨立生活。在未來，只有真正沒有工作能力的人有權利要求集體救濟，而且這與年齡無關，其餘所有人應該將獨立的、不依賴政府供養的生活在65歲之後繼續進行下去，通過逐步調整，很多人可以這樣生活到70歲。墨西哥人、韓國人、日本人或冰島人告訴我們，這不僅是可行的，也可以對人們的生活滿意度起到積極的影響。

    順便提一句，西方人過段時間後就會明白，如果將人類生命不斷延長的部分不再稱為「年老」，他們就不必驚慌失措地去尋找可以變年輕的工具。如果他們將延長的生命強行放入19世紀的歷史條件中，就會使自己顯得比實際上更老，而且無法掩飾。

    生活和工作

    工作與私人生活的結合、依賴性工作與獨立職業的結合、進一步消除不再有維護兒童和青年權利作用的年齡界限劃分……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人們從歷史上過時的工業社會進入21世紀已改變的現實中。這些措施需要經濟的積極協作，但它卻在扭扭捏捏。經濟應該是對未來開放的，是社會改組和重組中的後盾，然而經濟有時候就好像剛剛進入20世紀而不是21世紀。

    這裡舉一個例子，比如許多企業拚命維持員工的年齡結構，但這一結構並不適合2010年的人口結構，而更符合1900年或者1950年的情況，那時一半人口的年齡小於23歲，更確切地說小於30歲，年輕勞動力的儲備十分充足。在人口樹狀圖的上部，年齡較大的人減少得很快，所有年齡較大的僱員在企業中無關緊要。雖然這種模式早已過時，但仍有一部分經濟在孜孜不倦地試圖去維持它。

    2008年，還有超過1/3的德國企業中只有年輕人，沒有一名大於50歲的僱員。人們有意無意地在假設，就如50年或100年之前一樣：超過50歲的人就是油盡燈枯，其知識和能力都已經過時。但在另外2/3的企業中，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如果僱員達到了55歲，很多人力資源主管會坐立不安，因為這意味著要考慮進行道別了，他們絕對考慮不到這名55歲的僱員還有將近25年可活。目前對於很多人來說，一旦達到55歲這個年齡，勞務市場的大門就緊閉了。

    這種情況在未來也必須改變，任何較大型企業都不能放棄年齡較大的僱員。有些企業在近期內沒有作好準備與平均年齡較大的僱員一起成功地運營公司，這將被市場淘汰。有一系列的數據可以支持這個結論：20年前，在1990年的時候，德國只有1/3的僱員年齡超過45歲，而20年之後，到了2030年，將有一半僱員超過45歲。20年前，全體僱員的平均年齡在35歲左右，而20年後則平均為50歲——到那時，企業想剔除年齡較大的僱員是很困難的。

    隨著50歲、60歲甚至70歲的人不斷接手之前20歲、30歲和40歲人的職位，勞務市場的條件和結構將會發生極大的改變，特別是工作時間制度。當然，這一變化還有其他的因素存在。儘管西方人在未來不會放棄任何勤勞和頭腦清醒的人，但他們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像目前這樣對員工提出要求，即工作目標的一致性，工作也變得更易於接受。

    目前經常是年輕的員工做很多工作，年老員工工作很少，一部分老員工無事可做。這根本不是有意義的調整，更何況年輕人還有養育子女的負擔。更好的做法是實行人們幾十年前就開始討論的方式，即校正生命中的工作時間。人們的職業階段仍集中在20~50歲之間，而另外一種遺留下來的認識已經過時：人們50歲變老，60歲去世。不論是現在還是未來，很多人可以一直到70歲還活躍在工作崗位上，而且也沒有理由非得在退休之後、生命結束之前才有時間去過自己的生活，人們可以在整個一生中體驗生活，只要有時間，利用工作之餘的時間即可。

    目前，這種工作之餘的時間在西方工業國家被嚴格地攤派了，比如在德國由理性的「假期」概念所佔據，這一概念曾被中世紀的統帥使用，表示允許士兵短時間地離開部隊。在今天的德國，根據法律規定，僱員可以在一年中得到20天這樣的允許，甚至可以達到25天，這與其他國家相比確實是很慷慨的假期天數，日本人、美國人、加拿大人和中國人對短短幾天的假期就很滿足了。人們在多年辛苦完成學前教育和學校教育之後，就一直為工作勞碌奔波，偶爾用短暫的休息來重新補充能量，然後繼續工作下去，這是人類活著的目的嗎？只有等到很晚的時候，在退休之後，人們才能開始真正的生活？

    進入21世紀，社會將不再專注於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而是要發展出更明智、更人性化的工作時間規定。一方面，人們要為有能力的人提供機會，使其盡可能長時間地在工作中大展拳腳，對很多年齡較大的人來說，這意味著比目前所過的退休生活更有趣、更充實；另一方面，所有運氣不好、沒能找到自己要獻身的工作的人，從就業開始就可以在一年中至少有1/6的時間不用工作。

    一方面，這是種公平的需要。很多人的壽命雖然變長了，並且本應該獲得空閒時間，實際上卻不得不一直忙碌；另一方面，這樣的工作時間規定提供了很多人目前沒有的可能性。每年在可以自由支配的八九個星期內，人們可以設想其他的生活方式，讓大腦休息，嘗試完全不同的新事物，研究藝術、環境和自然，或者發現自我。目前由政府安排而擠出的家長時間，可以稍作調整在幾年之後繼續使用。父母有時間陪伴和瞭解孩子，孩子可以陪在父母身邊並瞭解父母。人們也有時間結交朋友或認識很多人並保持聯繫，最重要的是，人們偶爾還可以完全享清閒，安靜地生活。

    很多人再一次覺得這些是夢幻、奇特的，無法實現。這表明西方人處於一種奇怪、混沌的狀態中。在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工業化的進程中，人們將工作、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轉移到了生命的中心位置，漸漸不再重視和發展生活中其他方面的能力，但今後他們必須再次認識到，物質財富的生產和消耗僅僅是人類生活的眾多層面之一。

    「我們將很高興認識到這一點！」這是人們普遍的反應，但對此首先還要有經濟的基礎。如果必須為每天的生計以及房屋和汽車的分期付款去掙錢，我們怎麼能為孩子和朋友省出更多時間或者完全清閒下來？如果一個人每月掙不到1000歐元，他怎麼能去參與無法產生收入的活動而讓大腦休息？難道這些只和物質上沒有後顧之憂的人相關，而與期望個人和集體的努力要進一步定向在非物質財富增多上的人無關？生活的選擇，放鬆的大腦，嘗試新事物，發現自我……這是已經擁有了一切的人的修飾語，是傑出人士的想法！

    這種抗議雖然聽上去不無道理，但對於擺脫西方人所處的困境卻毫無幫助。多年來人們只有一種情況，那就是不斷追趕、抵制競爭、表明自己的社會地位、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等等，但全球經濟仍有崩潰的危險。因為在西方工業國家，經濟困難的人在今天提出的所有可以理解的要求，可以由這個世界上經濟更困難的人、以更加令人理解的方式提出，他們對物質財富的需要才真的沒有滿足，所以西方人要排到這一隊伍靠後的位置。

    人們要促進一種更加人性化的工作時間規定。一方面，如果人們延長總共的工作時間，同時將每年的假期時間增多，那麼西方工業國家還可以更好地控制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因為這樣會使老齡僱員的數量迅速上升，年輕僱員的數量迅速下降，而且比沒有這些措施時的數量變化更迅速；另一方面，通過再次發現和發展非物質的財富形式，在較富有的地區人們會更願意降低物質需求，來適應世界經濟的結構。目前為止，這樣或那樣的路都行不通了，提倡更少消耗的新生活方式的時代已經到來，而這一認識會使工作時間的改善更加簡單。

    公益教育

    關於教育的價值，政府和社會有一致的認識，它的必要性與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增多的必要性是相似的。如果說沒有了後者一切付出都等於零，那麼政府和社會也一致認為，沒有受教育的國民便不會有增長和財富增多。這在邏輯上的次序就是：沒有教育就沒有經濟增長，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幸福的人和能運作的社會。因此，教育便是打開全部大門的鑰匙。

    但這並不代表所有人都在追尋這把鑰匙。受教育的過程通常需要付出很大努力，而且教育也不能保證它最後絕對可以使一個人變得幸福，它也可能成為負擔。知識很多的人往往很愛激動，研究他人和環境的人也經常很敏感，會隨之飽受內心的折磨。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想從自己身上拋開這種負擔，顯然，教育既是負擔也是樂趣。

    教育是一種樂趣，但卻沒能激勵很多人。人們仍很容易滿足，即對教育表示滿足。教育對他們來說有時候恰好是可疑的，他們想到了乏味的定音鼓、矯揉造作的資產階級和受過教育的人的自負，對於自己沒有因為受過教育後變得不道德而感到滿意。其中一些人在聊天時表現得很自信，並公開享受著這種無知。他們不會作出任何努力去接受教育，認為具有一些為職業生活鋪路的知識就足夠了。不少人甚至認為，自己可以放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本國語言的拼寫，差不多會使用基本運算，也許還能說幾句英語，這樣就已經不錯了，其他的內容都應該由「生活」這所學校來傳授。把生活經驗作為教育的替代，有些人已經接受了這種模式。

    那圈圍繞著教育理想的光環其實只對很少的教育現實產生了影響。正如基督聖體節的聖體匣一樣，政治家和不同黨派的代表們托起教育的聖體匣走過人群，卻不能說清教育代表什麼，或者它是否代表著什麼。教育是一個寬泛的領域，從小學教育一直延伸到道德教育，每一代人所受的教育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