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歷史的損益表 (7) 文 / (德)曼恩哈特·米格爾
男士和女士不再尋求伴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人們需要越來越多的專業引導。如果結婚之後發覺缺少夫妻感覺或家庭氛圍，接著就會花很多錢請人居間調解。如果馬上要生孩子，准父母們就得接受「如何成為父母」生活指導（三個步驟的家長課程和視頻影像）或至少是「專業化的父母訓練」。而且為人父母也並不總是一帆風順的，還需要教育顧問、解決衝突的顧問、入學顧問等等，來填補可能缺失的家庭功能和教育功能。但很多人仍沒有處理好這「世界上最複雜的任務」，所以伴侶顧問和婚姻顧問必須積極挽回能挽回的部分。如果不能挽回了，人們便會讓顧問們準備好「離婚程序的基本框架」，至少根據資深人士的意見作好準備，但這是「駭人聽聞的，像在德國這樣一個富饒的國家裡，竟然沒有對專業離婚顧問的基本投入」。
不久之前，這些內容還都只是諷刺，但現在卻是極其嚴肅的話題。越來越多的人不會與他人相處，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經驗。也許他們3歲時便開始學習第一門外語，4歲時便接觸了第二門外語，但是互相玩耍嬉笑、一起分享樂趣或悲傷對他們來說卻是陌生的。青少年機構已經提出了警告，認為目前約1/5的孩子在心理上是有異常的，其中有一半的孩子需要長期治療。這就是所謂的「被扼殺了的童年」，由此孩子成了精神上的殘疾者。
越來越多的父母感覺孩子對自己的要求太多，同樣，也有越來越多的孩子覺得被父母忽視了。但客觀的數字表明，在德國和其他國家，國家對孩子進行監護的情況在增多，由此父母的管教總體上有所減少。而且這種國家監護的情況不只針對來自經濟困難家庭的青少年，儘管他們受到的傷害更大。另外，隨著社會達到了很高的物質富裕水平，「呵護缺位」和「財富缺位」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因為很多家長無法給予孩子所需要的關注和時間，而只是給了孩子金錢和物質財富。在德國，13%的8~11歲孩子抱怨父母陪他們的時間太少，而在單親家庭中，抱怨的孩子甚至佔到了35%。
成癮的社會
肯定會有人反駁，社會上1/5的孩子有異常心理，那就還有4/5的孩子是正常的；有13%的8~11歲孩子抱怨父母陪他們的時間太少，那就還有87%的孩子受到了足夠的關照。按照大多數的比例，一切都顯得很正常，而且一些更精確的測試也表明一切都很正常。大部分年輕人在正常的家庭長大，有著充滿樂趣並鼓舞人心的生活環境，受到了理性的悉心照料，沒有太胖也沒有太瘦，精神和身體都很健康，對於這些孩子來說，他們已經走上了成功發展的道路，但所有這些反駁對於社會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換個提問的方式：在能夠學到知識的課程被擾亂之前，一個班中可以有多少孩子搗亂？在員工進行抗議之前，一個部門裡可以有多少人曠工？在公眾生活受到危害之前，可以有多少清潔工人罷工？通常很小的一部分就足以將集體的幸福大大擾亂。
人類社會和有生命的有機物一樣，從來都沒能完全消除「缺點」，因為「缺點」是生命的一部分，而生命是有缺憾的。很多西方人以及過分追求完美的人很可能對這種缺憾過於敏感。在其他時代和社會被人當做與某一標準無關的偏差，在西方人眼中就是嚴重的畸形現象。幾天的抑鬱情緒便被誇張地視為心理障礙，據說每年至少有32%的女士和15%的男士會「患」上這種病。
即使拋開這些過分的敏感和誇張，西方社會也普遍承認：一種內部的平衡狀態還遠遠沒有達到。2008年，有77%的歐洲人、82%的德國人聲稱對生活「非常滿意」，或者「比較滿意」。他們在標度上從「1＝非常不滿意」到「10＝非常滿意」進行選擇，德國人平均達到了6.62，也就是「比較滿意」。
但他們不可以滿意，對自己及其已經獲得的成就都不可以。他們無法停下來回頭看看，哪怕讓生命從自己身邊流走。他們必須繼續進行，因為停下就是倒退。他們要去攀登一個又一個高峰（如果有的話），直到筋疲力盡。許多人像在逃跑，實際上卻在原地踏步。他們渴望休息，渴望簡單的生活，並且非常願意為此放棄一些科技文明帶來的福祉，但這些在西方社會的章程裡沒有被預先計劃出來，所以西方人要面對的只有進步的需求。
於是西方工業國家的人們處於這樣一種狀態之中，而在幾十年前這對他們來說還很陌生：無論作為個體還是作為社會群體，他們都覺得沮喪。因為沮喪，他們便隨手抓起興奮劑和鎮靜劑，和與他們同病相憐的人一起飄飄欲仙。科學家們提出過這個問題：「這些吸毒的人難道代表了人類的未來？」但社會上更常見的問題是：「吸還是不吸？」人們還能忍受沒有任何成癮症狀的現代社會嗎？所有人都已經上癮，只是一些人嚴重些，一些人輕些，不是嗎？毒癮不就是一種「文化特有的放蕩行為」，不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疾病」嗎？
這種疾病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辨別無癮的人甚至要比辨別成癮的人容易些。顯然，公眾對有毒癮的人採用了最多的措施，因為他們總體上還是很明顯的群體，但那些對尼古丁成癮、酒精成癮，或者嗜吃、消瘦病、享樂癖、汽車狂、工作狂和購物狂的人，就占德國總人口的9%。
然後，我們總能聽到這種安慰人的話：社會上一直都有吸毒成癮的人，一直有手指發黃的人，有離不開酒瓶的酒鬼，有使自己和別人陷入苦難的賭徒……這些人一直都存在，文學作品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人物形象。但作家將這些人物刻畫出來，並不是因為他們普通，而是因為他們特殊。在今天還有什麼成癮的人值得去刻畫？寫不停抽煙的人，還是寫大街上的酒鬼？
要知道，這個社會中有1/4的17歲青少年每月至少醉酒或大醉一次。或者寫那些定期購買鎮靜劑或興奮劑，用於掌控自己的工作、運動和休閒的人？購物狂可能值得一寫，但也得是他們在狂熱中把看門人踩死的時候。除此之外呢？所有這些成癮的人不再是邊緣人群，他們作為獨立謀生者、自由職業者、僱員、公務員、學生或藝術家而構成了社會，去描寫他們根本不值得。西方社會也對這些人很少關注，因為他們太普通了。但這種普通的成本是極大的，其他生活方式不會有這麼高的成本。
無助的社會
社會的無助狀態首先表現為人們對國家及其機構的要求。西方社會在這方面做得也過了頭，因為它期待國家實現不可能的事情。這種期望最後必然落空，所以很多人又會懊惱。國家為什麼沒有付出行動？難道它沒看見我們需要幫助嗎？
人們覺得，朋友、父母、祖父母、親戚、熟人、宗教團體做不到的事情，即社會沒有做到的事情，應該由國家完成，國家應該全力彌補社會忽略的方面。這裡一個特別突出的例子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工具——語言的傳授。目前，語言傳授的效果越來越差，導致語言水平的下降越來越普遍。西方社會中，很多兒童在家庭中並沒有在適當的年齡學習說話，不久前德國兒童援助機構斷定：「德國和其他國家一樣，越來越多的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顯示出嚴重的語言能力退化。」他們還得出結論，一半以上的以德語為第一外語的兒童——通常是移民子女——甚至要被列入「言語錯亂」的級別。
無法正確使用語言的人通常在閱讀上也有困難。在德國以及其他國家15歲的青少年中，將近1/4的人「在閱讀上有無法言喻的明顯的理解問題」，連語句簡單的教材學起來都很費勁，而且長大後情況也不會有所好轉。同樣，1/4的成年人承認幾乎不閱讀或從來不閱讀，因為「閱讀太吃力了」。一個人如果無法正確使用語言並且覺得閱讀很吃力，那他往往也不能很好地進行書面表達。
這對人類的能力來說意味著什麼？正常人應該可以清醒地思考，作出有邏輯的決定，提出能使人理解的論據或有說服力的觀點。有些人希望通過自身高於人類平均水平的才智或超常的非文字交際能力來彌補語言上的缺陷，但大多數人卻因此進入了功能性文盲區。人們在這個區域中視野不開闊，就業機會少，社會地位上升的空間有限，而且這種情況還會延續到其子女和孫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