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增長的狂想 (5) 文 / (德)曼恩哈特·米格爾
與社會地位低下相反的是地位優越。為了優越的地位，人們進行著極為激烈的鬥雞比賽，來爭奪漂亮耀眼的孔雀毛。我要怎樣才能向自己和世界展示出我的社會地位比其他人優越呢？因為我的收入是一個門衛的十倍、百倍甚至千倍？顯然，在一個平等和民主的國家中，窮人和自認為很窮的人不會有這種想法。社會公平地對那些取得了突出成績的人給予認同和相應的獎勵，但這些地位優越的人也要明白，他們獲得的成績並不是絕對完美的——所謂的成績也會出現錯誤，也會過時，也會變得沒有價值，因此他們並不能要求他人對自己奉若神明。如果這樣要求他人，那就只有一個結果——尷尬。
如果人們問那些鬥雞比賽和孔雀毛的戰爭都帶來了什麼，那麼清醒的回答是：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什麼都沒帶來。在20年的遊行、吹口哨、揮舞大旗之後，儘管僱員總收入在德國提高了大約40%，淨收入提高了大約30%，但購買力卻沒有超過德國統一時期的水平。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由火車司機、醫生以及其他職業群體在今天爭取來的加薪或其他利益，又會在明天因車票、醫生酬金和其他方面的漲價而被抵消。
所以，通過罷工運動，人們不會在創造價值的分配中獲得更多收入，而是會比罷工之前獲得更少。因此，人們多年以來就這樣說：「因為普遍的價格上漲，我們不得不將×××的價格從下月1日起進行調整。」於是在40年之內，《圖畫報》的價格和使用公共廁所的收費都漲了12倍——而且沒有特別的理由。顯然，地位的戰爭和它所有驚天動地的物質戰役就像發生在用於倉鼠實驗的輪盤上，倉鼠在輪盤上面一刻不停地跑著，而那輪盤一年比一年轉得快。
人們可以想像，如果仍像今天這樣重視物質層面的增長，而不再賦予它們任何社會聲望，我們身邊的人就會覺得按照最新潮流穿衣服是無關緊要的，也就無所謂自己是否有車或賬面上是否有很多存款。人們對這些不會再感興趣，因為它們沒有了社會層面的意義。另外，人們還可以想像，很高的社會地位意味著為他人著想、樂於助人、提供教育，意味著譜曲、作詩和繪畫的能力，意味著讓他人開心的天賦……總之，可以想像一下，人類本能上對認同和社會地位的追求不再通過物質戰役而展開；如果沒有了因物質戰役造成的物質財富損失，人均的經濟產值還能減少多少？這又是一個不現實的問題？也許是的，但人們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給自己提出這個問題。
增長成為意識形態
增長，是為了滿足物質需求和保證就業，是為了消除國內外的貧困，是為了滿足本能中追求發展壯大和社會認同的慾望。增長是歷史造成的結果，也是現行的準則，它舉足輕重，一切都要服從於它。但這些都沒能充分解釋，為什麼很多社會一定要專注於經濟產值的不斷增長，為什麼世界上最富裕國家的人們會害怕一旦經濟沒有增長，他們將不能繼續生存。什麼使他們相信，沒有了增長，一切努力都等於零？
如果回答僅僅指向物質需求或工作職位，並不能令人滿意。還有很多疑問存在，比如：為什麼在專注於增長的社會中，人們沒有清醒地斟酌並坦誠地討論增長可以帶來哪些益處，同時還可以帶來哪些危害？沒有人會真的認為經濟增長完全沒有危害和副作用，那為什麼人們沒有鎮定地、公開地對比增長所帶來的收益和損失？為什麼這兩方面沒有相互抵消的可能？為什麼大部分人——包括政府官員——都在不停地說著增長的那些明顯的好處，卻不讓專業人士對增長的缺點進行評估，最多能容忍少數人對增長的弱點進行思考？在闡釋增長時出現的這種不對稱又從何而來？
在人類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裡，火的利用使人們的生活負擔減輕，變得富裕。如今，在西方工業國家和其他一些國家，經濟增長對於人們的生活已經不僅是火帶來的光和熱了，它更成了一種意識形態，控制著人類的思想和感情，還盡可能擺脫了理性的思考和批判性的反思——很多人都同意這種說法。經濟增長作為意識形態，脫離了實體的、塵世的一般領域，吸收了形而上學和宗教的特徵。增長以某種方式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宗教，因此對於增長就不再需要那些理性的理由了——信仰是更重要的。
當不是個別人（任何時候都有例外），而是有著較高富裕水平的整個民族都認為，他們的生活幸福取決於不斷增長的物質財富；當富裕國家宣稱，沒有較高的增長率就無法統治國家，無法保證實現民主；當實力雄厚的企業不斷作假，使規模擴大，最終像氣球一樣爆炸，這時，有一點就變得非常清楚：增長已經成了某種人們頂禮膜拜的東西。在上述這些情況下，增長已經不再是達到更高目標的手段，而是成了目標本身。人們在按照原則追求增長，這一原則就是：3不僅比2大，而且比2要好。
這種原則將增長由沒有危害的火苗煽動成了帶來巨大損失的大火，所犧牲的也越來越多：人類、動植物、自然風光、城市、文化、家庭、友誼、鄰里、仁愛和博愛的品德，以及生活的意義和幸福。在這些方面，增長都有先行權。人類被培養成了一個生產性的環節，或者說一個推動增長的環節；動植物被人們按照對增長的可利用性進行選擇和控制，或者被歸到「無用」的一類；自然風光和城市被人們按照使經濟增長的潛力而劃分，相應地分成「好」和「壞」的級別；增長勢頭強勁的文化吞併了增長勢頭較弱的文化；如果家庭、友誼和鄰里阻礙了對「物質增長」這一目標的追求，那麼其關係到最後一定會失敗；至於仁愛和博愛的品德、生活的意義和幸福——既然一切都逃不出增長的手心，它們也不能倖免於難。
增長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滲透從被人比做「社會細胞核」的每個家庭開始。為什麼要為增長制定家庭政策呢？答案就在2009年德國家庭事務部的報告裡：因為持久的家庭政策可以鞏固德國的經濟增長，還可以提高個體經濟中極為受重視的利潤率。在藝術、科學和體育領域，情況也是如此。人們稱藝術是有助於經濟發展的；科學研究中，只要是「應用導向」即促進經濟增長的就會得到資助，非應用型的科學研究則會有很大困難，由此導致大量的知識流失，社會卻可以容忍；體育方面也毫不例外，如果體育活動能成為促進銷售額和利潤的契機，就能在社會上大受歡迎，反之，公眾的興趣就很小。因此，從體育協會轉化成經濟企業的例子越來越多，它們都把對利潤率的考慮放在了第一位，而不是運動本身。
古時候人們萬事聽從神的旨意，現在彷彿有了增長一切都能成功，沒有了增長一切只會失敗。在現代人心目中，增長取代了神的位置，而且增長之神還不能容忍其他陌生神的靠近。在專注於增長的社會中，所有體系、計劃和項目都只在一種情況下發揮作用：明天，物質的噴泉要比今天噴湧得更猛烈。如果不是這樣，社會就會衰敗：僱員會失去工作，社會公共設施將會不夠，公共預算會有很大的赤字負擔，自由民主的社會秩序將岌岌可危。但專注於增長的社會只有不容商榷的、建立在增長基礎上的A計劃，卻竭力排斥如果增長暫停將發生什麼的可能。它們根本沒有B計劃，只有個別人對此有過思考。
這個事實不會讓人覺得很吃驚，因為目前西方工業國家和其他許多國家都虔誠地獻身於「增長」這一目標，他們的態度和行為也已經有所體現。他們不願意實施其他的計劃，並斷了所有的退路。以前，人們虔誠地獻身於宗教、戰爭或祖國，於是這些方面就在社會上佔據了主要地位，成了社會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今天，增長也是如此。
如果信念的基礎被破壞，例如對上帝的信仰動搖，或者增長暫停，那麼社會將陷入嚴重的危機。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這一生存目標，有著工業、服務業、知識、信息、風險和刺激的社會、宇宙飛行、代際合同以及對報廢汽車的行為所提供的補貼，是否全都會消失不見？在專注於增長的社會中，目前引發的這一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正因為如此，當增長只是暫時變緩時，人們也會驚慌失措，害怕社會沒有了增長就不會再剩下什麼。
不祥之兆
蘇聯的解體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一個不祥之兆。這兩大陣營在「冷戰」時期敵對地劃出界限，極力區分出彼此的不同，但在關鍵的一點上卻是一致的：對於如何實現幸福和安樂，雙方給出的回答都是承諾全民的物質財富增多，區別只在於選擇了不同的手段來實現這一諾言。
短短幾十年的競爭表明了二者之中誰能成功獲得世界霸權。在這期間，雙方不停地做著計量的工作，看看誰生產了更多鋼鐵、製造了更多汽車、建設了更多公路、有著更多豬肉。也就是說，看看這兩大陣營中誰有更多的人均經濟產值。在一段時間內，蘇聯和東歐國家認為能跟上這場世界競爭，而西方人則感覺受到了嚴峻的挑戰。東部陣營還試圖用虛報統計數據和作假等方式來保全面子，至少民主德國政府曾使美國中央情報局相信，民主德國的物質生活水平高於聯邦德國。但假象是不會持久的，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一切都結束了。
然而這沒有改變一個事實：如果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很成功，它們就能繼續存在下去。對於這一點，人們應該仔細考慮。經濟上成功的東歐就不再需要柏林牆、危險地帶和「鐵幕」了。在瓦爾特堡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間的居民，也可以隨時得到想要的信息，對言論自由和旅行自由的限制也沒有了必要。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們不會再想跑到國外去，即使出國也是因為和國外的某人相愛或其他個人的原因。對於經濟繁榮和物質生活水平很高的東方，應該也會有無數的西方人嚮往著廣袤的蘇聯或者美麗的高加索山。
西方人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他們的勝利不是因為價值體系，而是因為物質方面的優勢。如果吃得飽飽的，房子住得舒舒服服的，門前還停著漂亮的汽車，那大多數人對自由的渴望就沒那麼迫切了。假設在20年前，西方人享有自由但很貧窮，相反東方人受著約束卻很富有——也許贏得勝利的就是蘇聯和東歐國家。東方失敗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沒有自由，而主要在於經濟效率太低，或者進一步說，如果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更有效率，那麼它們也能有自由。這聽上去可能顯得太理想化了，但卻是有理有據的。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統治的範圍內，大多數人最嚮往的是西方的富裕，其次才是西方的自由。西方的優勢對很多人來說主要體現在物質方面。在物質之外，西方世界給予人們的自由，有些人很重視它，很多人只是利用它，還有不少人對它心存畏懼。直到今天，很多人還在渴望安全和同一性，即使這意味著要失去一些自由。
「冷戰」的帷幕落下後，有些人誤以為這是一段歷史的終結，其實它只是一場經濟效率比賽的結束，其結果不需要人們再去作充分解釋。如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西方人定義的其他種種經濟形式，在兌現幸福和安樂的諾言時沒有順利地獲得物質財富的增長，或者更糟糕的，沒能大體實現這一承諾，那它們還能長久存在嗎？也許，這些經濟形式的終結——與之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制度戰爭完全不同——也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