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博覽 > 名著佳作 > 蘇菲的選擇

第120節 模糊的印象 文 / 威廉·斯泰龍

    這時,那位助手輕柔地牽著伊娃的手,把她帶到等待赴地獄之門的長龍陣裡去了。蘇菲一直想忘掉這個輕柔的卻帶來死亡的動作,卻總也忘不掉。她也永遠忘不掉那模糊的印象:那孩子不停地回頭望著她,哀求著,但她的眼睛全給眼淚蒙住了,以致無法看清伊娃的表情。為此她一直心存感激,因為從她的內心深處,她明白自己無法承受這種痛苦。她最後瞥了一眼那漸漸遠去的細小身影,幾乎瘋了。「她仍然帶著她的熊和她的長笛,」蘇菲最後這樣說道,「這些年來,我一直不能說出這些話來,無論用什麼語言。」

    我常常思索弗裡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說的這些暖昧不明的話。至少他是個自行其事的人,他對蘇菲做的事顯然不應該是黨衛軍的常規做法。那位年輕的黨衛軍小隊長的困惑足以證明這一點。在遇見蘇菲和她的孩子們之前,那位醫生一定等了很長時間,一心希望能幹出這件殘忍的事。我覺得他最想幹的,便是讓蘇菲或像她一類的人——脆弱的易受傷害的基督徒——承受痛苦,犯下完全不能原諒的罪孽。他一直渴望犯下這可怕的罪惡。在他那些機械般地執行任務的黨衛軍同事中,他是一個十分獨特的例外:如果他不是好人或壞人,至少他內心還潛伏著善與惡,他的這一舉動是對納粹的典型的宗教式反抗。

    我為什麼認為這與宗教有關?一方面,或許是因為蘇菲關於忠誠的聲明引起了他的特別關注。但我寧願用另一個插曲來解釋,這是蘇菲講完這個故事後不久又補充的。她告訴我說,在到達奧斯威辛後的一段日子裡,她一直處於十分震驚的狀態之中,為那傾斜的月台上發生的事,也為吉恩消失在兒童營的背影。她幾乎無法正常思維。但在她所在的營區中,兩個設法躲過挑選的德國猶太女人的談話引起了她的注意。從她們的描繪中,她得知她們說的正是把伊娃送進毒氣室的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蘇菲清楚地記得,其中一個從柏林夏洛屯堡區來的女人說,她年輕時就認識這位醫生。不過他在站台上沒認出她來,而她對他也不十分熟悉,雖然他們曾是鄰居。出於某種原因她只記得有關他的兩件事(這也是蘇菲一直無法忘掉的兩件事):英俊的相貌;以及他是一個虔誠的信教者。他一直堅持上教堂做禮拜,一度渴望成為一名牧師。但在他那貪圖錢財的父親的逼迫下,他學了醫。蘇菲對醫生的其他回憶也說明他是個教徒,或至少是一個相信報應,一直在尋求贖罪,獨自尋求新的信念的人。比如說酗酒——這只是一個象徵。所有對納粹的回憶都表明,黨衛軍軍官(包括醫生)幾乎都像修道士一樣嚴謹,自制,忠於職守。然而,屠宰場卻激發了人們最原始的渴望。人們呆在焚屍爐的隔壁,大量地消耗酒精。這個血腥的工作大多是由招募來的人具體操作,他們被允許(的確也很需要)用酒精來麻醉自己。除了這項特殊的工作之外,黨衛軍的軍官們像別處的軍官一樣,希望自己能保持一種高貴的舉止,特別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那為什麼蘇菲恰好遇上喝得醉熏熏的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他不僅面紅耳赤,酒氣熏天,而且邋裡邋遢,衣領上沾著飯粒。對一個醫生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危險的心境。

    我常常設想,弗裡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在他生命的危機時刻遇見了蘇菲。他尋求靈魂拯救,可他的精神卻像竹子似的劈裂,崩潰。或許人們只能通過他後來的生涯進行反思,但顯然他不能像他的上司,黨衛軍頭目魯道夫-霍斯那樣拋棄上帝,卻對外宣稱上帝仍在他心中。在如此令人噁心的環境中呆上幾個月後,誰還能相信上帝呢?每天等著從歐洲各地開來的無休無止的列車,然後從成千上萬的人群中選出健康者,把老弱病殘送進焚屍爐。他知道他所效力的苦役營(也是殺人機器)是對上帝的嘲笑和否定。還有,他屬於納粹龐大機構中的最低層。所以在這樣一個地方,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不可能繼續保持他的信念,而早已用對現實的認識代替了上帝。他每天面對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對他們做出選擇,所以當希姆萊「所有的猶太人勿需挑選一律解決」的命令下達時,他如釋重負,再也不用日復一日地用那雙眼睛做生與死的選擇。他可以離開那恐怖的斜坡,傾心於他的醫學研究。(這也許更令人難以置信,但在奧斯威辛龐大而複雜的機構中,確實允許一部分人從事一些真正的醫學研究,同時也進行一些鮮為人知的醫學實驗。不過如果馮-聶蒙德醫生敏感的話,他一定是會設法迴避的。)

    但希姆萊的命令很快就撤銷了,因為IG公司和別的工廠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填充他們貪得無厭的胃;於是這位受盡折磨的醫生只得又回到斜坡上,又開始挑選。不久,只有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但直到最後的命令下達之前,猶太人和雅利安人人都必須經過挑選這一關。(偶爾也有例外,如從莫爾金尼亞運來的猶太人全部直接走向了死亡)。這新的恐懼像堅硬的鋼刺紮著醫生的靈魂,威脅著要撕碎他的理智。他開始酗酒,開始胡吃海塞,忘掉上帝,哦,我的上帝在哪裡?

    他最終會找到答案的。我相信,總有那麼一天,事實真相的揭露會讓他見到希望的曙光。這些都與罪惡有關,或者說,與罪惡感的缺席有關。他自己會認識到,罪惡感的缺席與上帝的缺席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沒有罪惡感!他在他曾參與的犯罪中承受著乏味枯燥和焦慮,甚至還有強烈的反感,但沒有絲毫的罪惡感,也未想到他將成千上萬的無辜者送入地獄之門有違天意。一切都那麼單調。他的所有惡行都是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罪惡感的真空中進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辦。他只在靈魂中呼喚上帝。

    讓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異常簡單嗎?實際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惡的行為來尋求答案。人類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後才走向光明的嗎?

    於是,他懷著這種強烈的犯罪慾望拆散了蘇菲和她的小女兒;同時又用他那殘存的善良做出了一個寬宏大量的舉動——給了蘇菲選擇的機會。畢竟他有權利把兩個孩子都送向死亡。這就是我對四月一日愚人節黃昏的暮色中,當蘇菲和孩子們出現在他面前,在那首變了調的探戈舞曲《康巴斯塔》一直不停的伴奏下,弗裡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對蘇菲所表現出來的反常行為的惟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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