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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節 一個女人 文 / 威廉·斯泰龍

    我佯裝未醒,嘴裡含含糊糊地咕噥了幾句。但我們倆都清醒了。他擔憂的聲音變得愉快起來:「你在叫什麼?肥皂[1]?在做噩夢吧?你一定是洗澡時遇上鬼了!」

    「我不知道我在幹什麼!」我撒謊說。

    他沉默了一會兒。電扇嗡嗡地轉著,斷斷續續地傳來城市嘈雜的夜聲。最後他說:「有什麼事讓你心煩?我能看出來。你想讓我知道嗎?也許我能幫上點忙。是個女孩——一個女人,對嗎?」

    「是的,」我猶豫了一下,「一個女人。」

    「你想給我講講嗎?我以前也有過類似的麻煩。」

    我粗略地講了一下。很簡略,但大致清晰:一個無名的波蘭難民,比我大幾歲,美麗得無法形容,戰爭的受害者。我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奧斯威辛,但沒提內森。我曾愛上她,但由於種種原因成了泡影。我略去了一些細節:她的孩子,她如何來到布魯克林,她的工作,她不可能再留在這兒。我告訴他,一天前她消失了,我對再次見到她不抱任何希望。有好一陣子我沒有說話,接著用無所謂的口氣加了一句:「我想我會應付過去的。」我示意我想改變話題。一談起蘇菲,痛苦便開始向我襲來,五臟六腹一陣陣痙攣,揪心般地疼痛。

    父親嘟嘟囔囔地說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安慰話,然後沉默下來。「你的工作進展如何?」他終於問到此事。在此之前我一直避開這個話題。「你的書寫得怎麼樣了?」

    我感覺渾身開始放鬆下來。「不錯。」我說,「我在布魯克林寫得很順利。至少在這事發生前,在這女人的事出現之前一直很順利。我指的是這次分離。這事幾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攪亂了。我什麼也幹不下去,都停下了。」當然我不能說這個。一想到要回到耶塔,在沒有了蘇菲和內森的令人窒息的真空籠子裡重新開始寫作,我就難受得想死。那裡會令我想起我們共同度過而現在已消失殆盡的快樂時光。「我想我會很快重新開始的。」這話並不發自真心。我感到我們的談話慢慢停了下來。

    父親打了個哈欠。「唔,如果你真想重新開始的話,」他睡意濃濃地咕噥著說,「南安普頓的那個農場還給你留著。那是個寫書的好地方。希望你好好考慮考慮,孩子。」他又打起鼾來。這一次沒有動物園嘈雜的喧鬧聲,而是像炮轟一般驚天動地,就像向斯大林格勒發起的一次總攻。我絕望地用枕頭把腦袋嚴嚴地捂起來。

    但我還是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甚至小睡了一會。我夢見了那個已經死去的捐助人——黑奴男孩阿提斯特,但這夢又和另一個有關黑奴的夢攪在一起,也就是我幾年前知道的那特-特納。我大叫一聲醒了過來。天已放亮,我在晨曦朦朧中盯著天花板,聽著下面大街上警車尖利的鳴叫聲。那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刺耳,令人難以忍受。我焦慮地聽著這聲音,直到它漸漸變弱,最後成為一陣模糊的顫音,消失在擁擠不堪骯髒雜亂的住宅區裡。我的上帝,我想,在這個世紀,南方的靜謐與這都市的尖囂怎麼能同時存在呢?真不可思議。

    那天早上我父親準備動身回弗吉尼亞。也許是納特-特那打開了我記憶的閘門,那天早上躺在床上,一股思鄉之情突然湧上心頭。也許是因為失去了在布魯克林的心愛的人,於是父親提供給我的舊農場成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所在。不管怎樣,當我們坐在麥卡阿爾賓的咖啡店裡,吃著抹上厚厚一層黃油的薄煎餅時,我告訴老頭子也替我買一張票,然後在賓夕法尼亞車站與我碰頭。他驚得目瞪口呆。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然後去農場。我在一陣突如其來的輕鬆和愉快中宣佈道。他所要做的便是給我一個上午,讓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結賬,然後永遠離開。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事情並沒有那樣發展——至少當時不是。我從布魯克林給父親打電話,告訴他我還是決定留在這個城市。因為那天早上我在粉紅色宮殿的樓上碰見了蘇菲,她孤零零地站在我以為她將永遠離去的一片狼籍的房間中。我現在才意識到,我在一個神秘的關鍵時刻回到了那裡。再過十分鐘,她便會收拾好那些雜亂的東西永遠離開,而我也將永遠不能再見到她。對過去做其他的推測是愚蠢的。但我還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沒有偶然介入她的生活,她是否會生活得更好一些?如果她沒有留下,而是去了別的什麼地方——也許在布魯克林或美國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天知道又會怎樣呢?

    在納粹鮮為人知的諸多行動計劃中,有一項名為利波斯波恩,即所謂的新生計劃(更確切的稱呼是「生命的源泉」)。這個計劃是納粹基因熱愛狂的譫妄的產物,實施目的是擴充所謂「新秩序」的行列。它首先通過系統的繁殖計劃,然後在佔領區有組織地綁架「適合」的兒童來加以實施。這些孩子被送到德國,安置在忠於元首的家庭裡,在一個冷漠純淨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環境中長大成人。這些孩子在理論上應具有純粹的日耳曼血統。但正如納粹在種族問題上常常出現的頗具諷刺意義的權宜之計一樣,這項計劃的許多年輕受害者來自波蘭,因為雖然波蘭人被視為下等種族,但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在猶太人被實施最後滅絕後,波蘭人理所當然地成為繼任者;而且,他們在許多方面符合某些殘酷的人體實驗的體格要求——面部特徵與北歐血統的人極其相似,且金髮碧眼,膚色白皙,與納粹的審美觀頗為適合。雖然新生計劃未能像納粹所期望的那樣得到大規模的實施,但它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僅從華沙的父母身邊被強行掠走的波蘭兒童就數以萬計,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全被重新取名,如卡爾,萊捨爾,或海因裡齊,特魯迪等等。他們被吞沒在第三帝國的懷抱中)再也沒見到他們的家人。還有無數的孩子通過了第一道篩選,卻沒能通過更嚴格的人種試驗,因而被送去最後解決——有些就在奧斯威辛。當然,這一計劃在秘密中實施。但正如希特勒的大部分卑劣計劃一樣,這樣的罪惡不可能被完全掩蓋起來。1942年底,在華沙那棟被炸得殘缺不全的樓房裡,與蘇菲住在一起的那個女友的兒子,一個長著漂亮金髮的五歲男孩便這樣消失了,再也沒有回來。雖然納粹試圖在這一罪行周圍大放煙幕彈,但每個人都清楚是何人所為,包括蘇菲在內。在後來的日子裡,蘇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利波斯波恩計劃(這計劃在華沙時令她十分懼怕,以致一聽到樓道裡的腳步聲,她便會把兒子吉恩趕緊藏進衣櫥裡)居然成了她在奧斯威辛夢寐以求的東西。她的一個難友告訴她——此人將出現在後面的章節中——這是拯救吉恩生命的惟一辦法。

    蘇菲告訴我,那天下午和魯道夫-霍斯在一起時,她一直努力想引起司令官對這項計劃的關注。她本可以用迂迴的辦法做得更巧妙一些,但當時似乎不可能了。她在前一天還認真分析過,只有這個計劃才能把吉恩救出兒童營。這種做法的可能性似乎特別大,因為吉恩像她一樣可以說波蘭語和德語。接著,她把以前向我隱瞞的一些事也告訴了我。她說,在得到司令官的信任之後,她打算向他提議,利用他的權利得到一個金髮碧眼、臉上長著白種人特有的雀斑和矢車菊藍眼睛,擁有一個初出茅廬的德國空軍飛行員的側面輪廓,說一口流利德語的波蘭小男孩,將他從兒童營中毫不費力地轉移到設在克拉科夫、凱妥維斯、洛克羅或無論什麼地方的官僚機構裡,然後重新安排將他轉送到德國境內的安全地方。她不必知道孩子的具體下落,她甚至可以發誓,只要確信孩子在第三帝國的某個地方安全地生活,她絕不會去打聽他的下落和他今後的生活,只要他不繼續留在奧斯威辛,留在這兒他必死無疑。但是,她在那天下午把一切都搞砸了。驚慌失措之餘,她直接懇求霍斯救出吉恩,而且因為事先沒想到他的反應(他的憤怒)她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她還能想起利波斯波恩,也不可能再向他提出。不過,一切似乎還未到不可救藥的地步。為了獲得另一次向霍斯提議營救她兒子的方案的機會,蘇菲只得等待——第二天,這事捲入到一場奇怪而痛苦的場景中。

    但她沒有馬上把這一切告訴我。在楓苑的那個下午,在講到她跪在司令官面前的時候,她突然止住了,目光從我身上移向窗戶,許久沒有說話。然後她突然說聲抱歉,便直奔洗手間而去。留聲機突然響了起來,又是《安德魯姐妹》。我抬頭看了看那只污漬斑斑的塑料鐘,時間已近五點半,我這才發現我們已在這兒呆了差不多一個下午。我以前從沒聽蘇菲談起過霍斯,但今天聽她這麼一講,他的形象居然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那神經質的腦海中。但顯然她無法再繼續談論這樣一個人和這樣的過去,因為這麼一中斷,我便不能再狠心催促她繼續講下去,哪怕她留給我如此多的神秘和意猶未盡。我準備結束這個話題,儘管我對她有個孩子這件事仍感到十分震驚。她剛才對我傾述的一切已遠遠超出她的承受力:那段黑暗的記憶使她神情恍惚,我曾瞥見那雙如墮深淵一般充滿痛苦與不安的眼睛。所以我對自己說,不要再談這個話題了,至少暫時不談。

    我向愛爾蘭侍者要了一杯啤酒,等著蘇菲回來。楓苑的常客(下了班的警察,電梯管理員,建築工地的監工,還有一些泡吧的散客)開始陸續湧入,將持續幾個小時的大雨的潮氣帶了進來。從布魯克林防禦牆方向傳來陣陣雷聲,雨仍像踢踏舞者的舞步一樣,零零落落地打在地上。暴雨已經過去。我用一隻耳朵聽著別人談論有關羅吉斯的小道消息,這是那年夏天使人們幾近瘋狂的熱門話題。我喝著啤酒,突然感到一種絕望的衝動襲過全身。這衝動的一部分原因來自於蘇菲所講述的奧斯威辛的景象,它像我有一次在紐約的義塚地裡嗅到過的腐爛的裹屍布一樣,化作一種真正的惡臭直鑽我的鼻孔。那是一個偏僻的孤島,我最近才知道它像奧斯威辛一樣曾是囚犯和死屍的聚集地。在服役期即將結束前,我在那兒呆了很短一段時間。我真的又聞到了那種屠宰場的氣味。為了趨散它,我大口喝著啤酒。而另一部分原因則與蘇菲本人有關。我一直盯著女洗手間的門,憂心忡忡——她要是突然躲開我,怎麼辦?如果她一去不復返呢?我不能應付她注入到我生命中的新的危機,也無法抑制我對她的瘋狂的渴望。這種愚蠢的病態的心理飢餓早已麻醉了我的意志。我那清教徒式的教養肯定從未預想過會遭遇這樣一場精神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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