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篇 第六章-1 文 / 盛田昭夫

    如果站在今天的高度上來看，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還存在著的其它問題。第一台箱式錄音機重35公斤，我們的標價是17萬日元。當匯率正式改為360日元對換1美元時，在佔領期間的日本這是很大一筆錢。幾乎沒有私人願意花那麼大一筆錢來買一個他們認為不需要的東西。當時一個在工廠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一個月的工資還不到一萬日元。我們做了五十台這種錄音機準備投入市場，然而市場卻並不存在。井深和我都沒有受過有關消費品的真正訓練，也沒有生產和銷售消費品的實際經驗。井深以前一直為政府和廣播部門生產產品，只有後來製造的短波適配器和留聲機更新零件除外。我還從來沒有製造過什麼用於銷售的東西。雖然我從前當小孩時從父親那裡受過不少的管理訓練，後來又在海軍裡得以應用，但我卻一點也不懂商務和銷售。井深和我都一樣，還從來沒遇到過這樣的情況。井深強烈地認為只要我們能夠造出好的產品，訂單就會來的。我也是這樣想的。我們都需要接受教訓。

    我們是工程師，我們有一個成功的大夢想。我們想像只要做出一種獨特的產品就肯定可以賺大錢。我下定決心要使磁帶錄音機獲得成功，錄音機做好以後，我每天都到處找人演示。我像個滑稽演員，擺好錄音機，錄下人們的聲音，再放給他們聽，使他們感到高興和驚訝。每個人都喜歡它，但卻沒人想買它。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是很有意思，但是當個玩具買又太貴了。」

    這下子我才認識到，僅有獨特的技術、可以造出獨特的產品是不足以使企業生存下去的。你必須把產品賣出去，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讓潛在的買主看到你要兜售的東西到底有什麼實際的價值。我吃驚地意識到我必須成為我們這個小公司的生意人。總算非常幸運，公司裡有井深這樣一個專心搞創造性設計和負責生產的天才，而由我來學習做生意。

    一個偶然的機會使得事情出現了轉機。我一直在想，磁帶錄音機的銷售失敗了，原因到底在哪裡？一天，在東京我家的附近，我逛到一家古董店前。我對古董沒有真正的興趣，我意識不到它們的價值。當我站在那裡看著那些古老的東西，並為它們的昂貴價格感到迷惑不解時，我注意到有一個人在買一支花瓶。他毫不猶豫地掏出錢包，把一大把鈔票遞給了那個古董商。這個價錢比我們的磁帶錄音機還高。這是為什麼？我感到奇怪，一個人寧願花這麼多錢去買一個一點實際價值都沒有的古董，而像我們的磁帶錄音機那樣的新型重要設備卻無人問津。在我看來很明顯，磁帶錄音機的價值比一件古董高得多，因為利用它可以改善很多人的生活。極少有人能夠欣賞花瓶上的精美線條，大多數的人都不敢去碰那麼值錢的東西，生怕把它碰碎了。正好相反，一台錄音機卻可以為成百上千的人造福。它可以給人們帶來歡樂和驚奇，還可以用於教育，提高人們的素質。對於我來說這兩者簡直無法比擬，磁帶錄音機是更好的選擇。但是我意識到，花瓶對一個古董收藏者而言包含著價值，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在這件古董上投入大量的資金。我的先輩中有人這樣做，我自己後來也一樣。就在那個時刻，我懂得了，要想把我們的錄音機賣出去，首先要找出那些有可能承認我們產品價值的人和機關。

    我們注意到，或者應該說是前田多門先生注意到，戰爭剛剛結束的時期很缺乏速記員，因為戰爭中很多人被趕出校門參加軍工生產去了。在這種緊缺得以彌補之前，日本的法院只好依靠很少的速記員過量地工作。通過前田先生的幫助，我們向日本最高法院演示了我們的錄音機，結果一下子賣出去二十台。那些人很容易看出我們的機器有什麼實際用處，他們一眼就看出了磁帶錄音機的價值，在他們眼裡，它不是一個玩具。

    我們符合邏輯的下一個目標看來應該是日本的學校。在多次的銷售會議上井深都指出，日本人的教育傳統上是集中在閱讀、寫作和算盤技巧上的。但是戰後由於美國人的到來，使他們感到口語交流和視聽訓練也很重要了，日本文部省起了引導作用。日本可資利用的媒體材料太少了，只有一些16毫米的電影膠片有英語配音，而且少得可憐，因為在戰爭期間禁止使用英語，也不允許教英語。結果沒有幾個教師有語音設備來幫助他們理解這些電影的配音。當然學生就更加不可能了。使用磁帶錄音機重放事先錄好的語音磁帶，再用它們來練習，這種想法很快就被接受，而且不久就傳到全國各地的學校。日本的每個縣(相當於中國的省——譯者注)都建有一個電影中心，但是所有的片子都是英語的。必須想個辦法配上日語才行，而磁帶錄音機正好派上用場。

    隨著這種教學方法在各縣的推廣，我們覺得很快每個學校都會需要磁帶錄音機的。井深發現學校有這種設備的預算，所以我們還要設計一種更小的機型，讓私立學校也能買得起。第一個成功的產品是中型機，它比一個公文包大，但比一個衣箱小。我們把它叫作H型錄音機。這種錄音機很簡單，只保留了七種速度中的一種，即每秒鐘半英吋，而且也很結實。1951年，作為結婚禮物，公司把H型的生產樣機贈送給我和良子。

    我們開始生產外觀更加吸引人的便攜機，而且頗具信心。公司開始擴大規模，我們搬進了御殿山上鄰近的一個更加結實的房子裡。新的觀念最終還是得以接受，也許其中有些還操之過急，但是日本正在建立一個新的社會，而不僅僅是對原有的進行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