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印前言 文 / 丁玲

    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重印《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興的。這本書在市場已經絕跡二十多年，只剩有極少幾本收藏在黑暗塵封的書庫裡，或秘藏在個別讀者的手中。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有這本書，沒有讀過，較老的讀者也會忘記這本書，因此，它的重新問世，重新在讀者中接受考驗，我以為是一件好事。

    作品是屬於人民的，社會的，它應該在廣大的讀者中經受風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出版以後的十年中，是比較平穩的十年，我聽到的反響不算多。在老解放區生活過的人，大都經歷過土地改革的風暴，對《桑干河上》的生活容易產生共鳴，容易接受。新解放區廣大的讀者，對土地改革、農村階級鬥爭又是極為嚮往、急於瞭解的，因此儘管我也聽到過對這本書有這種那種的善意建議、不理解、某些不滿或冷淡，但大都還是順耳的反映。現在經過二十多年的動盪，社會情況不一樣了，讀者的變化也很大，《桑干河上》必定還要經受新的、更大的考驗。我歡迎這種考驗，這對一個作家是有益的，對一代文風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對《桑干河上》的重版是高興的。

    文藝為工農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許多文藝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給人民留下了不少優秀作品，塑造了許多生動的人物形象，成長了一大批為人民熟悉熱愛的作家。實踐證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我們現在還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沿著毛主席指示的正確方向，排除錯誤路線的干擾，繼續深入生活，熱愛人民，創作無愧於我們這一時代的文藝作品，繁榮社會主義祖國的百花園地。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不過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導、在黨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據地生活的熏陶下，個人努力追求實踐的一小點成果。那時我對農民革命、對農村階級鬥爭、對農村生活、對農民心靈的體會都是很不夠的。這本書只是我的起點，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我也從來沒有以此自傲過。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不久，我從延安到了張家口。本來是要去東北的。因國民黨發動內戰，一時交通中斷，只得停下來。我在新解放的張家口，進入闊別多年的城市生活，還將去東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對我曾經有些熟悉，卻又並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區的農村眷戀起來。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處過八九年的農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幹部再共同工作。正在這時，一九四六年夏天，黨的關於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了。我是多麼歡喜呵！我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這對我是一個新課題。我走馬看花地住過幾個村子。最後在溫泉屯停留得稍久一點。說實在的，我那時對工作很外行，在內戰逼人的形勢下，要很快的瞭解分析全村階級情況，發動廣大貧雇農，團結起來，向地主階級進行鬥爭，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參軍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點束手無策。工作主要是陳明、趙可做的，我跟著參加會議，個別談話，一個多月，工作全部結束時，張家口也吃緊了。中秋節剛過，我們回到涿鹿縣政府，遇見到這一帶觀察部隊轉移路線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見到我便說：「怎麼你們還在這裡！快回張家口去！」這時我想到溫泉屯的剛剛獲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蹂躪，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報復迫害，我怎樣也挪不開腳，離不開這塊土地，我曾想留下，同這裡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擊；但這也必須回到華北局再說。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許這樣做，我到晉察冀老根據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裡卻全是懷來、涿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土改中活動著的人們。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我對一路的同志們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已經構成了，現在需要的只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創作。

    我以農民、農村鬥爭為主體而從事長篇小說的創作這是第一次。我的農村生活基礎不厚，小說中的人物同我的關係也不算深。只是由於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鬥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留給讀我的書的人。我不願把張裕民寫成一無缺點的英雄，也不願把程仁寫成了不起的農會主席。他們可以逐漸成為了不起的人，他們不可能一眨眼就成為英雄。但他們的確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邊的人，在那個時候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後來我又參加過兩次土改；近二十年來我絕大部分時間也是在農村，接觸過各種各樣的人，其中大多數是農民或農民出身的人；我遇見過比張裕民、程仁更進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從豐富的現實生活來看，在鬥爭初期，走在最前邊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無缺的人；但他們可以從這裡前進，成為崇高、完美無缺的人。

    我寫《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就得進入書中人物的內心，為寫他們而走進各種各樣的生活。這些人物卻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與我分開的人物。因此我的書雖然寫成了，這些人物卻沒有完結，仍要與我一同生活，他們要成長、成熟，他們要同我以後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為另一些人。他們要成為我創作事業中不可少的這裡那裡、新的舊的、各種各樣的朋友。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另一點體會。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厲害。原來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路，這時去區黨委二里來地走來都有困難。夜晚沒有熱水袋敷在腰間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爐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我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著毛主席，想著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願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４-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勵。我總想著有一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當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不願把這種思想、感情和這些藏在心裡的話說出來。現在是不會有人認為我說這些是想表現自己，抬高自己的時候了，我倒覺得要說出那時我的這種真實的感情。我那時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還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像火線上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衝鋒前進那樣，就是為著報答他老人家，為著書中所寫的那些人而堅持下去的。

    借這次重印的機會，我要感謝胡喬木、艾思奇、蕭三等同志。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他們為了使《桑干河上》得以出版，趕在我出國以前發行，揮汗審閱這本稿子。當我已經啟程，途經大連時，胡喬木同志還從建平打電報給我，提出修改意見。這本書得到斯大林文藝獎後，胡喬木同志還特約我去談《桑干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點和問題。這些至今我仍是記憶猶新。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絕版以來，我心裡還常懷著一種對許多友人的歉意，好像我做了什麼錯事，對他們不起。其中我常常想到的是，阪井德三先生、金學鐵先生等。他們熱心中外文化交流，把《桑干河上》譯成外文。他們自然也曾為這本書的絕版而感到遺憾吧。現在，好了，好了。我雖沒有什麼新的好消息告慰他們，但這本書復活了，他們可能有的某些不愉快的心情也可以解凍了。我遙祝他們健康。

    這本書得以重見天日，首先我應該完全感謝我們的黨。我以我們正確、英明、偉大的黨而自豪。世界上有過這樣敢於承擔責任，敢於糾正錯誤的黨嗎？現在我們的祖國不管存在多少巨大的困難，但我們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讓我們團結起來，在黨中央領導下，為著九億人民的幸福，為著人類的美好未來，努力工作，努力創作吧。

    一九七九年五一節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