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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古未有的改革 第01節 整頓漕運 文 / 張鴻生

    「漸近貞觀永徽之盛」是劉晏的動力,也是劉晏畢生追求實現的最高目的。第一個改革漕運的措施就是:將民運改為官辦經營的官運。他免除勞役中指派的「租庸腳士」,充分認識到商品經濟發展的形勢,廢除派役,進行僱用,採取官辦經營的僱用船工水手,立即緊急從湖北、湖南調運糧食至揚州。過去漕運糧食,各州縣都是叫富戶督辦漕運。這些富戶俗稱「船頭」。

    老百姓被派差役,被稱為「租庸腳士」,被迫進行無償勞動,效率低,損耗大。劉晏廢除民運,進行官營,僱用船手,提高了船工的積極性,將他們組織起來進行漕運。為此,「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部將送至河陰」。(3)兩千艘江船源源不斷,往復運糧至揚州,採取軍事化的組織方式,派部屬漕卒每船三十人,十船為一綱,設立綱吏督押,派將士護送,防備沿途偷盜掠運,確保安全運輸。根據長江、汴水、黃河、渭水分段執法,制定相宜措施,分別遣派官吏督察護迭,能者受獎,提拔升用。

    為了盡快地修復汴水航道,劉晏沒有征發一個丁男。他以轉運使的身份行使職權,請河南副元帥派遣官軍修堤清淤,又快又好地保證了汴河漕運的暢通無阻。

    整頓漕運的第二個措施是:停止陸運,改進裴耀卿的分段運輸法,全部漕運。如前所述,裴耀卿的分段運輸法,主要是北運。裴耀卿罷相後,北運隨即停止,又採取陸運。陸運怎麼運呢?全程分為八遞,需動用牛車一千八百乘,人運牛拉,勞人傷牛,耗費甚巨。不言而喻,運輸費用,直到今天,也是水運、海運價格最便宜,運輸成本費用低廉。在《新唐書》卷53中記述:「過去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侖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

    這種「囊米而載」,對於潛運又是自古未有的改革。過去潛運,包括裴耀卿所進行的漕運都是散裝,加上是分段運輸,搬上搬下,糧食從揚州運抵長安,十得其八,損耗達到百分之二十。劉晏採取「囊米而載」,就是採用袋裝運輸,便利了分段運輸的裝卸,消除了運輸的損耗,加快了運輸的速度。《資治通鑒》卷226中高度評價劉晏的「囊米而載」的分段運輸法:「先是運關東谷人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斜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嘗。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向受給。自是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糧食從揚州運抵長安,無斗升沉沒水中,的確是奇跡。糧食進行大規模的袋裝運輸也是劉晏統轄漕運的一大創舉,從湖南、湖北經長江到揚州,經運河、汴水、黃河,直到經渭水至長安,可以推斷,袋裝運輸已經推向全國。由於袋裝運輸需要大量的麻袋、米袋,又必然刺激紡織業發展。劉晏的分段運輸法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黃河,河船不入渭水,水手在各自熟悉的河道行駛,既安全又迅速。

    整頓漕運的第三個措施是:開闢黃河直運。俗話說:自古黃河不航船,至今也是如此。黃河號稱中華民族的搖籃,是中國的母親河。但黃河泥沙量大,河床流沙多變,流向飄忽不定。最困難、最艱巨、最危險的地段便是三門砥柱。黃河到這裡變得不再溫順,而是凶悍湍急,幾乎不能行船。這是劉晏漕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他騎馬來到三門岸邊,反覆琢磨河船可否直過三門。原來裴耀卿為避開三門水險,於三門東置一糧倉,河船至此卸糧入東倉,然後陸運山路十八里至三門西倉,然後再下河船運至太倉,入渭水。僅此一段短短距離,糧食兩上兩下,費工費時,費力費錢。劉晏沿途訪問黃河艄工,求問直運之法。其實,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又能有什麼辦法呢?劉晏所知,只有岸上用縴夫拉縴,船上撐篙。所幸十船為綱,每綱有三百人。在《新唐書》卷53中記述說,劉晏迅速調四川巴蜀、襄江的優質麻皮、竹條,編織堅韌的纖索,河船行至三門時,眾人口呼船夫號子,岸上背纖,船上撐篙,闖過砥柱,直渡三門。至此,當年就漕運四十萬占糧食輸入關中,以後每年漕運淮米一百一十萬石。

    劉晏負責漕運,其運輸速度是相當迅疾的。一次京師缺鹽,鹽價暴漲,代宗下詔「取三萬斜以贍關中」。劉晏立即組織從江淮收購食鹽,「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新唐書》卷149《劉晏傳》)從購買到裝卸、運輸,河運途經三千餘里,四十天即能運達,足見其效率之高。效率高根本原因是廢除搖役,實行僱傭制,調動了人的積極性,善於組織,善於理財,善於管理。對於河船、纖索,一旦發現破損,即刻予以換新。同時,將這些「朽索腐材代為傭薪」,使「物無棄者」,真可謂精打細算。這些朽索腐材在黃河上不能用,但仍可改做它用。由於劉晏對造船的船板選用務求堅實,因此有的人甚至拿淘汰的舊船板用來打棺材、蓋房屋、做家俱等。

    為了造出堅實的漕船,劉晏在造船領域進行了另一項重大改革。

    整頓潛運的第四個措施:實行承包的僱傭制。

    任何改革都需要配套進行。漕運離不開船。過去徵用民船,大小不齊,新舊不一。特別是江船、河船,航運要求不同,船型船體也應根據要求來製造。劉晏下決心設官辦造船廠,組織官辦船隊。他把目光又盯向了揚州。

    揚州在漢代就是營造樓船的重要基地之一。至隋朝,隋煬帝在下江都之前,即令江都製造水殿龍舟。《資治通鑒》卷182中記載:「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製造仍大於舊者。」可見揚州造船規模之大,技術之精。玄宗大寶元年(公元742年)改揚州為廣陵郡,肅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復改廣陵為揚州。由於揚州扼運河入江之口,揚子江貫通南北、河網交錯,聯繫各地主要靠水上交通,造船業隨之興起。

    隨著唐王朝的經濟文化的發展,揚州己成為除長安之外最繁華的城市,連四川益州(今成都)也在其次,有「揚一益二」之譽,是造船業最發達的地區。

    揚州造船,選料精細,船體輕堅。天寶二年(公元743年)揚州大明寺高僧鑒真大師東渡日本時,即在揚州東河造船,並由揚州大都督府倉曹參軍李湊檢校營造。可見,揚州當時已能營造大型的航海船隻,也有頗具規模的官辦造船廠。開元以後,江、淮糧食輕貨漕運長安數量激增,所需船隻也隨之增加。《舊唐書。玄宗本紀》中記述道:開元九年(公元721年)七月,揚州、潤州突遭暴風雨侵襲,樹拔屋摧,漂損公私船肪一千餘隻。天寶十載(公元751年)八月,廣陵郡遭到颱風襲擊,潮水陡漲,覆船竟達數千艘,其中大部分當是漕船,如連沒有沉傾的船隻計算在內,不難想像數量之多。然而,劉晏在揚州訂造漕船卻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江、淮地區雖未遭安史之亂的直接破壞,但揚州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發生了劉展之亂。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鄧景山是一文吏,兵敗後,請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率兵救助淮南,並以淮南金帛子女為賄賂。結果神功軍進入揚州後,大掠揚州市民,為覓取財物,比屋發掘,穿牆掘地,城中搶掠略遍,僅阿拉伯、波斯等胡商被殺就有數千人。掠殺十餘日方止,致使揚州遭到極大破壞,遍地皆災。

    第二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鄧景山人朝京城,以太子詹事、趙國公崔園接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如《老子》所言:「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由於劉展之亂和神功軍的洗劫,百姓流離逃亡,農桑皆廢。

    是年九月,江、淮大旱,百姓餓殍載道,人相食。緊接著,在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江、淮又暴發瘟疫,其悲慘景象令人震驚。獨孤及在《吊道謹文》序中說:「辛丑歲(即上元二年)大旱,三吳饑甚,人相食。明年(即寶應元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棄骸骨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千里。」(5)這種富庶江南悲慘景象的真實記錄在唐王朝可謂絕無僅有。江南連遭兵禍、旱災、瘟疫的襲擊,其原因雖與上年大旱天災有關,但主要是兵禍造成。崔園到揚州接任後,為官簡肅清廉,體恤百姓。

    面對兵禍天災瘟疫造成的嚴重破壞,放免租庸,安撫流亡,整頓秩序,使揚州漸有恢復。正在這時,劉晏二赴揚州。他充分考慮到揚州連年災荒大疫,丁男缺乏,百姓不堪承受謠役之苦,加上江、淮地區在安史之亂期間年年輸貢錢物,認為再也不能加賦增稅,提高租庸,搜刮民財,營造官船。何況造船需要一定技術,所用人員需進行挑選。再者,過去官營造船場,造船工匠實際是官奴,輪流服勞役,沒有傭薪,自帶伙食,毫無積極性,現在連飯都吃不上,又怎麼能造船,特別是要造出堅固耐用的江船、河船。於是,劉晏採用了類似今天實行的承包方法,建立十個造船廠,挑選委任精明能幹的十名專知官全面負責督造,「競自營辦」。不發丁男,不增謠役,不加租庸,所用造船人員全部選雇,造船所需費用由國家給予,進行包工包料,船板木料、釘鐵、油灰等一切材料自供。這是相當了不起的舉措,開創了官辦手工業作坊的革命性改革,徹底摒棄了自古以來實行徭役的強迫方式,運用了江南私人作坊剛剛出現的僱傭關係和僱傭勞動方式,滿足從事物質生產者的基本消費要求,用經濟規律的利益原則,促進生產的發展。

    劉晏提出「每造一船,用錢百萬」的意見,遭到他下屬專知官的一致反對。百萬是多少呢?千文為一貫,也為一緡,百萬文即是一千貫,用千貫造一船簡直不可想像!

    有的說:「今國庫空虛,國用缺乏,宜減一半,五十萬足矣!」

    「非也!非也!」有的又說,「五十萬猶多矣!猶多矣!」

    「不然。」劉晏以他獨有的思想認識陳述己見,「大國不可以小道理。

    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然興辦,其間進行造船的人不是一個啊!當有贏餘能夠給眾人,使私用無窘,則官船堅固。假若一開始就謀便剝削,又怎能長久哩!「他看看眾人,彷彿洞察了身後之事,語重心長地說:」我料定數十年後,必有以物料太豐而決定減少的人。他會說:減半猶可也。到那時,船覆滅而不可用,船場既毀,國計亦記(音痞,毀滅、倒塌之意)矣。「(見《唐語林》卷1,《資治通鑒》卷226)

    劉晏的話不幸言中。劉晏掌管鹽鐵轉運使,每年輸江、淮米糧一百一十萬石至關中,對大唐王朝經濟恢復、政權鞏固功不可沒,為唐憲宗中興唐帝國打下了基礎。恰恰在五十餘年後正是史稱「中興之主」的憲宗元和年問(公元806年至820年),劉晏有關漕運的一系列改革漸遭破壞。憲宗即位後,連年發動平藩戰爭,軍費開支浩巨,憲宗竭力蓄聚財物準備平藩。元和初年,劉晏培養重用過李巽此時負責專領度支鹽鐵轉運使。掌使一年,賦稅收入與劉晏掌使時大約相當。又一年,增一百八十萬貫。往年漕運江、淮米五十萬斜至河陰,久不能滿額,只有李巽連運三年達到額定之數。李巽之後,有王播、程異負責鹽鐵轉運,皆善於斂財,而不善於理財,將江、淮金、銀、綾、絹等輸往長安,供朝廷所需。杜御恃對劉晏訂下的造船訂價果然減其一半,「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兩艘」,船場巡院官「吳堯卿又變鹽鐵之制,令商人納榷(專賣稅),所送物料,皆計折納,勘定每船板、釘、灰、油、炭多少而給之」。結果,「物無剩長,十家船場即時委弊」。(《唐語林》卷1,《資治通鑒》226)由於造價過低,加上以物代稅,以次充好,偷工減料,漕船經過三門,翻覆近半,進砥柱之險如同過鬼門關,領航的門匠執標指揮,砥柱終不能克。船沉三門,積米成堆,被世人號稱「米堆」,門匠也隨船翻溺水亡命,以至有「古無門匠墓」之說。這與劉晏掌管漕運,三門「無斗米沉覆」是多麼鮮明的對照,又是多麼慘痛的教訓!同時,由於劉晏創設的改革體制漸遭破壞,汴河也同時出現險灘,漕運受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王播上書《陳琵琶溝年三運圖》,建議潛船自穎口沿穎水北運至堰城(今河南郾城),可減少千里水路。憲宗當時急欲削平割據淮西蔡州的吳少陽藩鎮勢力,故王播投憲宗之意,預先屯糧堰城,以備軍用。元和十年(公元816年),對淮西大舉用兵,軍需緊急,乃下詔設淮、穎水運使。據《冊府元龜》卷記述。一部分潛運糧食自揚州到淮陰,溯流壽州西四十里八穎口,再溯流至穎州(州治安徽阜陽)沈丘界五百里至陳州(州治河南淮陽)項城,再溯流而至激(又稱)河,又三百里輸入堰城。運米五十萬斛,省其費七萬五千貫。運費雖有減少,但幾經輾轉,漕途依然多艱。由於長安是唐王朝皇權統治中心,劉晏所辟的漕運舊道同時並用。但船廠委弊,又征民船,漕法已毀,漕米損耗嚴重。於是王播建議:米至長安東渭橋,五百石損五十石者論死。但「殺人也不濟事,匠人提心吊膽,越殺越怕,漕運官毫無信心,紛紛謝辭,改行」跳槽「。後來,皇甫鋪領判度支,只得放寬,又建議,一萬石損失三百石者賠償,損一千七百石以下者流放,超一千七百石者論死;盜十石者流放,三十石者論死。然商,船傾人亡仍然相以為繼,層出不窮,能運抵渭橋的不過十之四五。一些部吏贓官又在法為奸,漕運之路如同人間地獄,鞭笞號哭之聲不絕於耳,獄中死者不計其數。如此榜杖殺人,終不為」仁政「之舉。於是,其後又免除死刑,人不畏法,潛政愈加破壞,漕運之米竟十亡七八。直到憲宗元和之世結束,江、淮租米運達渭橋的不過二十萬石,而裝運之數高達此數的七八倍。每年一百幾十萬石的糧食白白付之流水,江、淮百姓為憲宗的」中興「付出了多少慘重代價!唐穆宗長慶年代(公元821年至824年)進士李敬方在《汴河直進船》中進行了血淚的控訴: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

    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膏脂是此河。(6)

    從元和之後至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期間,江、淮漕運仍不過每年四十萬石,能至渭倉的不過十之三四。除了船翻米沉之外,沿路好吏,貪贓在法,破壞漕規,大肆盜米,侵為利用。盜米之後,為消滅罪證,乾脆沉溺官船,假以漕運船覆之損,每年竟達到七十多艘。隨著中央集權的削弱,漕政破壞,潛運事業已是江河日下,奄奄一息。

    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裴休,重整旗鼓,整頓漕運,採用劉晏推行過的承包制,立新法十條,以瀕河縣令兼管潛運,能者受獎;規定每年僱傭費二十八萬貫,全部歸漕吏掌握分配,各漕運巡院不得侵用。實行三年,漕運米糧、至渭倉總達一百二十石,才達到劉晏掌管漕運時的一年之數。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東百姓不堪租賦重負,多有逃戶,裘甫起兵反唐,越州(州治今浙江紹興)地區大亂,租賦來源減少。懿宗鹹通九年(公元868年),龐勳在桂州(州治今廣西桂林)率戍卒抗命北還,起兵反唐。十二月,攻下泗州(州治在臨淮,清康年間州城沉陷洪澤湖中),佔據淮口,漕運斷絕。其後,龐勳軍又與官軍轉戰濠州、宋州、徐州,皆為汴河流經地區,租賦不至,唐王朝陷入困難境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9年),濮州王仙芝聚眾起兵,黃巢率眾響應,中原大亂。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江、淮貢賦完全斷絕,唐王朝自此一蹶不振,外有藩鎮之擾,內有宦官之患,在風雨飄搖中遂至滅亡。正如劉晏所說:「船場既毀,國計亦圯。」

    劉晏提出不派徭役,不增稅賦,採用僱傭之法代替強派搖役之苦,且用千貫造一船,其法可謂仁義之至,可錢從何來?專知官們一個個愁眉不展,噓啼歎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漕運一年所需幾十萬貫,畫餅難充飢,望梅難止渴,蒼大不落錢,荒草不變谷,將何以變通?此事連趙國公、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崔園也給劉晏捏了一把汗。正值晚膳時刻,崔園請劉晏與專知官同席,說道:「彭城公八歲敬獻東封書,世稱神童,遐名久爾。今轉運江、淮,置辦船場,免增徭賦,此乃國計民生大事,當審慎為之啊!」

    劉晏恭謙說道:「趙國公所言極是!唯有精幹理政,方可恤民生財,卑職思百身,也要期報天子明主的慈育。」

    「亂世識忠臣啊!」崔園微微點頭笑道,「敢問彭城公:置造官船,耗資甚巨,虛言不說,究竟實錢從何而來?」

    劉晏雙眼閃著智慧的光芒,手指一菜,侃侃而言:「此菜鹹而勾味,而關中卻缺鹹淡食。這一鹹一淡,不就是永世無完的生財之道嗎?」

    崔園頓然徹悟:「神童者神舉之策!神策!」

    一些專知官尚未覺悟,不禁問道:「有何神策之舉?」

    「老夫懸心已放!」崔園搖頭擺手說道,「各位專知官員,該追隨彭城公精於治國之道啊!鹹者,鹽也。鹽可生財,可謂天下盡知。武帝、弘羊鹽鐵之舉,富國強兵,後世永垂!」他端起一碗稠酒,「彭城公此舉當不亞於弘羊之功,大唐復興有望了!」

    「實為無奈!」劉晏神色自若,表情嚴肅,「稅賦不足,天子焦慮。晏以為不循弘羊、第五倚之舊規,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矣!」

    不循桑弘、第五琦的舊規,一個大膽的改革計劃已在劉晏胸中形成。為了確保漕運經費,劉晏又進行了鹽法的創革。

    註釋:

    (1)《元次山集》卷10《奏免科率狀》。

    (2)《舊唐書》卷123《劉晏傳》。

    (3)《新唐書》卷53《漕運》。

    (4)《舊唐書。玄宗紀》。

    (5)《毗陵集》卷15《吊道謹文並序》

    (6)《全唐詩精華分類鑒賞集成》:《航運門。通航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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