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文 / 丁中江
丁中江先生著《北洋軍閥史話》一書，多年前曾讀過。去年10月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擬將此書推薦給大陸讀者，邀我做些出版前的編輯校訂工作，並有機會在京與丁先生見面相識。
海峽兩岸彼此隔絕四十多年，學術文化交流，也人為地被封閉起來，相互較少瞭解。中華民族是具有悠久歷史與文化傳統的偉大民族，曾以其豐富多采的文化創造，為世界文明史的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現在中華民族的發展與振興，當然也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隔絕與封閉，不利於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建設。學術研究要及時瞭解和吸收已有的成果，做為自己的起點，但目前，海峽兩岸的學術著作和學術刊物，由於缺少正常交流渠道，一般學人很難看到，嚴重地影響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台北有位歷史學家曾撰文說，他如不能利用北京收藏的歷史檔案，便難以寫出令人信服的歷史。同樣，以民國史為例，大陸學者如不能利用台北特藏的民國時期的檔案資料，有些專題研究，就會感到困難。近年來，儘管台灣與大陸之間還有許多人為的隔閡，但海峽形勢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兩岸關係從緊張走向緩和，從長期隔絕走向相互交往，加強兩岸聯繫，擴大兩岸交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據報載：1990年兩岸文化交流有較大的發展，就出版方面來說，大陸圖書直銷台灣，在出版書籍方面也有不少合作，特別在文學作品方面。在大陸以我所見所聞，台灣作家的作品，各地書店書攤，隨處皆有，但學術著作的出版僅為零星現象。在這方面，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台灣《柏楊版資治通鑒》，該公司已出版至56卷（書名《現代語文版資治通鑒》）。這次又將印行丁著《史話》。希望今後能有更多台灣學者的著作，能與大陸讀者見面。《北洋軍閥史話》一書，在台已多次再版，深受讀者歡迎。據丁先生介紹，明年與大陸版印行的同時，在台將出修訂後之第八版，並函囑為之作序。多年來，因工作關係，就民國初年這段歷史寫過文章和著作、並編過一部《北洋軍閥1912—1928》多卷本的書，對北洋軍閥史稍微熟悉，為向大陸讀者介紹丁先生這部著作，在此書大陸版印行之際，借此機會談談北洋軍閥的由來與發展，供讀者參考。
北洋軍閥是產生於清末的一個軍事政治集團，袁世凱就是這個集團的總頭子，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從1912年起至1928年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1916年袁世凱雖然死去，北洋軍閥集團也發生了分裂，但相繼控制北京政府實權的皖系、直系、奉系，以及在北方控制一省或地區的大小軍閥，也多出自這個集團。他們相互間為了爭權奪利，造成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大軍閥為爭奪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權，更是經常爆發大規模的戰爭，隨著戰爭的勝負，北京政府的實權，也就在各派大軍閥手中轉移。在此期間，北京政府所謂的總統、執政、大元帥就多次更換，內閣總理的更迭就愈加頻繁，從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屆內閣，最短的兩屆只有六天，無論哪一派當權都不長久。北洋軍閥的統治從1912年算起雖只有17年，由於連年內戰，卻給人民帶來空前災難。因此說，北洋軍閥這個集團的產生和發展，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此洋軍閥的形成，是近代中國的產物，其歷史淵源可追溯到清末的湘軍與淮軍。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清政府在談及清代制沿革時說：「我朝定鼎中原，當時所用僅止八旗勁旅而已，無敵於天下；其後額設綠營制兵，多或六十餘萬，少亦五十餘萬，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粵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亂，制兵竟不足恃，於是加餉挑練而有練軍，招募勇丁而有湘軍、楚軍、淮軍、毅軍。乃日本之役，練兵練勇又不足恃，於是仿照西法添設新軍」。（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03，兵2）。湘淮軍起源於曾國藩、李鴻章辦團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曾、李也以此起家。
曾國藩辦團練的方針，是以封建宗法關係控制將領和軍隊。湘軍各部，上自統領，下至哨長、士兵，從其開始招募成軍，即是以同鄉、親友、師生等關係為紐帶而維繫著的武裝集團。王定安在《湘軍志》一書中談湘軍管制時有如下一段記述：「帥欲立軍，揀統領一人，檄募若干營。統領自揀營官，營官揀哨官，以次下之，帥不為制。故一營之中，指臂相聯，弁勇視營哨，營哨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或帥欲易統領，則並其軍撤之，而令新統領自揀營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別汰留，遂成新軍，不相沿襲也。」湘人王-運在論及湘軍時說：「湘軍之可貴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親」；又說：「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上述這些論及湘軍所謂可貴的優點，卻恰恰道破湘軍的宗派性質。繼之而起的李鴻章淮軍，也是承襲湘軍這套辦法而形成的一支軍隊。
湘、淮軍在鎮壓太平軍、捻軍之後，一部分軍隊裁撤，大部分留駐各地成為防軍，並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綠營而成為清朝的常制軍隊。隨此而出現的，是湘、淮軍集團控制了全國許多省區地方政府的實權。清朝末年，湘、淮兩個集團，長期分別盤踞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和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職位，形成相當大的地方勢力，成為中國近代的軍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正是繼承了湘、淮軍衣缽，並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禍國殃民的北洋軍閥集團。
1901年袁世凱繼李鴻章之後，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在其政治生涯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袁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經濟、軍事權力，以小站練兵時所形成的班底為骨幹，一方面乘機擴充北洋軍事力量，一方面不斷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親信。很快即形成以袁為首的北洋軍事政治集團，其權勢可以左右朝政。
袁世凱經營培植北洋軍閥集團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培植親信，組成宗派勢力，並掌握了一支唯袁命是從的北洋新軍，而這支軍隊「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項城耳」。袁非常崇拜曾國藩「起自團練，創辦湘軍」的治軍方法，並加以發展，在袁世凱手下網羅了一批忠於他的親信、心腹、死黨。其中有的原來就是袁的親友、同鄉或家中用人的子弟，如袁乃寬、張鎮芳。有的畢業於清末李鴻章所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被袁委以重用。如號稱北洋「三傑」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以及段芝貴、曹錕、李純、王占元、陸建章、楊善德、盧永祥、鮑貴卿、張懷芝等均出身於這一學堂。有的是吸收提拔肯於為袁賣命的淮軍舊軍官弁，如姜桂題、張勳、倪嗣沖、孟恩遠等。有的是出身於袁氏所創辦的各類軍事學堂，如新建陸軍之初，即設「隨營軍事學堂」，分由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任步兵、炮兵、工程等學堂總辦，培養新軍幹部。嗣後，1902年在保定設「北洋隨營將弁學堂」，1905年設北洋軍醫、軍械、經理（訓練軍需官）各後勤軍需學堂。1906年設「保定軍官學堂」，訓練北洋新軍擴軍後的軍事骨幹。袁世凱規定「此後訓練新軍，所有軍中委用人員，應先盡曾習武備暨曾帶新軍者選擇委用」、「迨成軍後，遇有官弁出缺，仍先盡學堂畢業之員選充」（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04，兵3）。袁用人的標準是任人唯北洋派是親。北洋六鎮新軍的鎮、協、標各級統兵官，幾乎是清一色的北洋系，絕少外省武備學堂畢業生或外省留日學生。故北洋六鎮的軍事骨幹，多是袁氏的門生故吏，視袁為衣食父母。這些人依靠袁的栽培提拔，迅速升任為握有兵權實力的協統、鎮統或總兵、提督等要職。在文職人員中也是如此，如朱家寶、齊耀琳、孫寶琦、張錫鑾、趙秉鈞、楊士-等都是投靠袁世凱而被重用。經袁「保薦」、「密保」、「特保」等形式向清廷推薦，在短短幾年裡，由知縣、候補道「破格擢用」為各省巡撫和各部侍郎等要職。而徐世昌更是由袁的一個幕僚，飛速地升任為清政府巡警部尚書、東三省總督、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內閣協理大臣，進入清朝的統治中樞。他們依靠袁世凱的引薦保奏，得以陞遷，榮獲高官厚祿，名義上是朝廷的官員，實際同袁榮辱與共，帶有濃烈的封建人身依附關係。至清末，以袁為首的北洋軍閥軍事政治集團，基本上控制了直隸、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東三省等省區及中央一些部院的實權，成為清末一大政治勢力。
1908年袁世凱遭監國載灃等皇族親貴的猜疑被罷官隱居河南，但由於其親信爪牙的維護，使清政府對其也莫可奈何。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袁世凱得以東山再起，並進而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大總統。他憑借的就是這一軍事政治集團的實力。嗣後，在北洋軍閥集團勢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歷屆總統、執政、大元帥、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各省督軍、省長、鎮守使等軍政大員，多出自這個集團。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中國成為列強激烈爭奪的對象，隨著歐美日本等國在華投資的增加，它們企圖控制中國的貪婪慾望也在不斷加強。古老的中華帝國，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當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深深地刺激了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後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這些新的因素，對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也必然產生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因此它與湘淮軍集團相比，又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
一、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從清末政治勢力的發展變化源流來看，其本源是李鴻章洋務派的繼續。清末洋務派有三個特點：一是掌握清政府官辦近代工業實權，二是掌握軍事勢力，三是政治上經濟上與外國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當權派。洋務派這三個特點，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不僅全部加以繼承，並有所發展，它除有著清末湘淮系集團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顯著的政治特點，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朝野上下為之震動。面對國內外動盪的局勢，清朝統治層內部一些人，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意見。軍隊是國家統治的重要工具，因此要求改革軍隊的呼聲最高。清廷也連發上諭，認為改練「新軍」是自強的「關鍵」，「救時第一要義」。袁世凱遂以新建陸軍為班底，開始經營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借清政府推行「新政」之際，行擴張自己軍事政治勢力之實。練新軍、設巡警、興學堂、行立憲，這一切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新事物，無不為袁所利用，被當時朝野視為「新政之首腦」。其政治勢力，也像滾雪球似地越滾越大，終於成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究其原因，是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經濟和政治方面所產生的影響，還比中國原有的自然經濟和小商品經濟要強大得多。這種新的因素，滲透影響及於清末社會各個方面，當然也包括袁世凱北洋軍閥集團。這個集團處處標榜一個「新」字，與湘淮系近代軍閥相比，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色彩。
1905年以後，以中國同盟會為代表的革命運動迅速發展，資產階級上層的立憲運動也逐漸高漲起來。袁世凱看出沒落的清王朝沒有出路，「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認定立憲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與整個北洋軍閥集團的發展有重大利害關係，遂幡然變計，連上奏折，侈談立憲。這在客觀上促成袁與立憲派的結合。1906年鄭孝胥，張謇、湯壽潛在上海組成「預備立憲公會」，聯合各省立憲派，要求清政府實行憲政。袁世凱極力拉攏他們，對預備立憲公會的活動，給予大力支持，並籠絡立憲派中獨樹一幟的楊度，舉薦他為西太后和皇族親貴講解立憲問題。因此，國內立憲派視袁為憲政運動的中堅，甚至在報上讚揚他是「開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時北洋軍閥集團能夠竊取全國政權，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鎮這樣一支新式軍隊外，得到國內立憲派的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二、中國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民國初年列強在華侵略勢力的影響，決定北洋軍閥集團在政治上不僅是封建勢力的代表，同時又與帝國主義勢力有著一定的聯繫。特別是1916年以後，這個集團的各個派系，大多有著帝國主義的背景與後台，有的甚至完全淪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然而歷史的發展和變化是極其複雜的，北洋各派系與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關係，所表現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與帝國主義密切勾結，公開露骨地出賣國家利益；有的雙方關係則表現得比較隱蔽。這是由於雙方的政治利益和出發點有所不同，當時具體的國際國內環境有所不同而決定的。帝國主義各國從其在華侵略利益出發，視其需要，並不是絕對地支持某一派軍閥。而各派軍閥有時因帝國主義列強的對華侵略，引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抗和鬥爭，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對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順毫無抵制的。現舉例如下：
1、日本帝國主義與皖系軍閥的關係，已為研究民國史的學者所熟知。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間（1916．6—1920．8），中國表面上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實際處處依賴於日本，直接或間接受其操縱。日皖勾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乘機得以在華大肆擴張其侵略勢力，這個特定的國際環境下的產物。在此期間，日本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大力支持皖系軍閥。段祺瑞所謂的「武力統一」，對南方護法各省連年發動戰爭，力圖消滅以孫中山為代表反對北洋軍閥勢力的護法運動，就是由日本拿錢供給武器在幕後給予支持的。雙方的關係，正如皖系軍閥的代表人物徐樹錚所說：「我北軍勢力的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見《徐樹錚密電》第2頁）。據日本大藏省統計，僅寺內內閣任內（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對華借款總額為38645日元，「與寺內內閣成立時我國對華借款約一億二千元日元比較，僅二年時間，增加了三倍」（見鈴木武雄《西原借款資料研究》第353頁）。段祺瑞為了換取日本的實力支持，只要給錢，給軍火武器，什麼國家主權、民族利益都可以廉價拍賣，從鐵路、礦山、工廠到各種稅收，都被皖系作為各種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擔保，日本為此在華獲得種種特權利益（其具體史實可參閱拙著《皖系軍閥與日本》一書）。日皖之間的關係，可視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個典型事例。
2、與日皖關係相比，日本與奉系張作霖的關係卻微有不同。日奉之間早有勾結。1920年直皖戰後，張作霖企圖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積極向日本靠攏，他親自對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後在北方政局中的價值，極願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對日「採取真正的親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認為：「張是想依靠日本伸張勢力，而我們在東三省的發展需要好好待張，我們雙方的利益是不謀而合的」（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9卷第135—138頁）。日本支持奉系，更多的是從維護其所謂「滿蒙特殊利益」這一基本點出發的。日本歷來把中國東北地區看作它的勢力範圍，不容歐美各國介入，視張作霖為其在東三省的代理人，對奉系逐鹿中原的野心，並不熱心支持。日本內閣對奉系的政策曾於1921年5月17日作出如下規定：「對張作霖整頓與充實東三省的內政和軍備，以在該地區確立並鞏固其勢力，帝國可以直接或間接予以援助。但對其為達到對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國的幫助，則帝國不採取進一步給予支持的態度」，日本「援助張作霖的宗旨，不是對張個人，乃因其掌握滿蒙實權援助之，用以鞏固我之對滿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正是從這一基本點出發，日本對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雖奉系遭到失敗，還是保持不干預與不介入的立場。1924年奉系將領郭松齡倒戈反對張作霖，率兵由關內打回奉天，張作霖統治地位岌岌可危，郭軍在軍事上取得勝利，直接威脅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駐軍立即出面干與，致使郭松齡兵敗被殺，使張得以轉危為安。日本在直奉戰爭和郭松齡反奉這兩次事件中所以採取截然不同的態度，基本原因即在於此。1928年奉系軍閥面對北伐軍的勝利進軍，軍事上連遭失敗，此時張已成為日本維護其「滿蒙特殊利益」的障礙（張如敗退東三省，有可能導致北伐軍進兵關外），日本關東軍遂陰謀策劃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為日本直接侵佔東三省鋪平道路。在這裡日本與張作霖奉系的關係，與日皖關係相比，表現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軍閥中，直系軍閥與英美的關係表現得若明若暗，較為隱蔽，不像日皖、日奉間那樣公開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華勢力的擴張，卻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在皖系統治時期，當直皖兩派軍閥發生尖銳矛盾和鬥爭時，在華英美報刊的輿論，是公開支持直系吳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張，反日反皖立場非常鮮明。直皖戰爭，直系戰勝皖系，英美在華報刊記者，興高采烈，對吳佩孚是一片讚揚之聲，吹捧吳為「中國一國中之英雄」，「乃中國軍人中之唯一愛國者」。前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上書北京政府，對吳在宣皖戰後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表示支持，認為「捨此而外，別無他法」（見《晨報》1920年8月27日）。無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國家，已把吳佩孚看成是它們在中國執行對華政策的合適人選，而直系也總是把英美視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後，財政拮据，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國銀行團會議議定給予直系北京政府一個五百萬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國駐華公使各自報請本國政府。日本公使小幡-認為這個決定偏袒直系，建議政府拒絕這個決議。由於日本政府的反對，借款被否決了。英美兩國雖為促成這筆借款，多方進行活動，日本始終以不給中國任何黨派以援助為借口，拒絕改變反對借款的立場。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對英美所支持的直系軍閥的敵視態度。但英美與直系的關係，表現得並不如日皖、日奉關係那樣公開露骨。
帝國主義列強對北洋各派軍閥勢力的支持與否，是根據其在華切身利益得失為轉移，這類事情在當今的國際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的統治，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充滿了新和舊的矛盾與衝突。激化的階級矛盾，政治上的劇烈動盪，是這一時期的特點。在此時期，中國無論南方或北方，長期處於軍閥戰亂之中。據1932年出版的《四川內戰詳記》一書統計，從民國初年至1932年，四川軍閥混戰478次，平均每月兩次戰爭，規模較大的戰爭，波及鄰近的滇、黔、陝、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國各地頻繁爆發的大小軍閥混戰，雖無統計資料，但以此類推，即可想見一斑。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農業經濟即封建主義經濟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國劃分勢力範圍的侵略政策。民國初年，全國百分之九十為農業人口，地區之間交通不便，聯繫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區外，內地各省均處於封團狀態，各地區均可自給自足地獨立存在，這就為大小軍閥提供了割據一方的客觀條件。他們在一省或一地區，閉關自守，稱王稱霸，成為獨立王國，將其統治的地盤，視作個人私產，甚至形成世襲封建家族式的統治，如奉系之在東北地區。
北洋軍閥在政治上極力維護和強化封建統治秩序，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各類矛盾的激化。頻繁的戰亂，嚴重的搜括與掠奪，加以自然災害，造成農村經濟的破產。廣大破產農民一部分成為軍閥擴軍的兵源，但鋌而走險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結成武裝團體，由最初的打家劫舍，發展到攻城佔地，成為民國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會現象。統治者為了強化自己的鎮壓手段，遂購買洋槍洋炮發展武裝力量。同時，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又不時地以武力發動戰爭，搶奪其他軍閥所佔有的地盤。大軍閥相互間為爭奪對中央政權的控制，不時爆發戰爭；地方上的小軍閥為兼併地盤，不斷挑起武裝衝突。這就是民初軍閥連年混戰的社會根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國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革命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新思潮與舊秩序之間的矛盾，日益發生碰撞而趨於激烈，但任何人想復辟君主專制的舊制度，均遭到可恥的失敗，袁世凱洪憲帝制和張勳復辟的迅速失敗，就證明了這一點。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不斷地受到各階層人民反抗浪潮的衝擊。孫中山先生對反動的軍閥統治政權深惡痛絕，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為打倒軍閥的統治，孫中山先生長期為此堅持不懈地進行奮鬥，他的這一理想，直至1928年北伐戰爭取得勝利，北洋軍閥最後覆滅，方始得以實現。
以上只是從整體上就北洋軍閥軍事政治集團的形成及其幾個特點，概括地做些介紹，不妥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目前，大陸專寫北洋軍閥全史的著作不多，丁中江先生著《北洋軍閥史話》一書，是部二百多萬字的巨著，全書涵蓋了北洋軍閥的形成、發展、覆滅及其統治時期大小歷史事件，取材廣泛，敘事生動，既有嚴肅的史實論述，也有涉及民國政壇內幕的名人軼事，同時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參考的有用史料，讀者從中可以瞭解民國初年歷史發展變化的全貌。《史話》一書在大陸問世，定會受到學界與讀者的歡迎，特別它是出自一位台灣學者之手。
筆者在本書出版前，據個人所知，校訂了書中某些訛誤之處（有些顯然繫手民之誤），這些詳見書後所附《後記》，故不贅述。
章伯鋒
一九九一年元月於北京
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