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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蓋爾芒特家那邊 (9) 文 / 馬塞爾·普魯斯特

    第一章

    我們夾雜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重新穿過加布裡埃爾林蔭道。我把外祖母安頓在一張長凳上,然後去找出租馬車。我向來習慣於把自己放到她的心間,識別誰是最微不足道的人,可現在她向我關閉了心扉,她已成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對她身體的想法,我內心的憂愁,我也許可以向隨便那個行人傾訴,而對她卻只能緘口不提。同她談這些,還不如同一個陌生人談更有信心。剛才,她把我童年起就一直向她傾吐的思想和憂愁統統還給我了。她還沒有死。可我已經形單影隻,煢煢孑立。就連她從前對蓋爾芒特家族,對莫裡哀,對我們關於小圈子的談話所做的諷喻,如今也變得無依無據,無原無因,荒誕不已。因為做這些諷喻的人明天就可能不再存在,它們對她已失去意義,外祖母不久就要故去,而死人是不可能構想諷喻的。

    「先生,我不是說不行,可您事先沒同我約好,您沒拿號。再說,今天不門診。您想必有您的醫生吧。我不能越俎代庖,除非他讓我和他一起去會診,這是醫德問題……」

    就在我招呼一輛出租馬車的時候,我碰見了著名的E教授。他可以算作我父親和外祖父的一個朋友。不管怎麼說,他同他們有來往。他就住在加布裡埃爾大街上。我靈機一動,在他跨進家門的一刻把他叫住了,心想他也許能給外祖母出些好主意。可他像有急事纏身,從信箱裡取出信後,就想把我打發走。我只好跟他一起登上電梯,這才同他說上話。他請求我讓他按電鈕。這是他的怪毛病。

    「可是,先生,我不要求您接待我外祖母,您聽我說完就明白了,她現在感覺很不好。相反,我想請您半小時後上我家裡去一趟,那時她就到家了。」

    「上您家去?先生,這絕對不可能。晚上我要到貿易部長家吃飯,在這之前我還要去會一個人,我馬上就得去換衣服。更糟的是,我的晚禮服掛了個口子,另一件又沒有飾鈕孔,不能佩戴飾物。對不起,讓我來按電梯開關,您不會,事事都得小心。那個飾鈕孔又要耽擱我一些時間。好吧,出於對您家裡人的友誼,如果您外祖母能馬上來,我可以接待她。不過,我先得同您說清楚,我只能給她一刻鐘。」

    我連電梯都沒有出,就下去接外祖母了。E教授不信任地看看我,親自開動電梯讓我下去。

    人們常說,死亡的日期是不確知的,但是,這種說法實際上已把死亡的時間確定在一個朦朧而遙遠的範圍內,不以為它同已開始的一天有著某種聯繫,甚至我們會在這個每小時都有了安排的非常確定的下午死去,或者死亡就要第一次部分地佔有我們,從此對我們窮追不捨。你堅持散步,期待一個月後會有令人滿意的氣色。你躊躇不定,不知道該穿哪件大衣,該叫哪輛出租馬車。你上了馬車,你面前的這一天是完整的,短暫的,因為你想按時趕回來會一個女友。你希望明天也是個晴天。殊不知死亡正在你的另一個平面上,在冥冥的黑暗中緩緩行進,恰好選擇了這一天,就在幾分鐘後你的馬車到達香榭麗捨大街的那一刻粉墨登場。也許,那些日夜懼怕死亡突然降臨的人,會發現這一類死亡或與死亡的初次接觸並不十分可怕,因為它們具有人所熟悉的、親切和習以為常的外表。死前享用了一頓豐盛的午餐,飯後和健康人一樣出門遊玩。乘坐敞著車篷的馬車回家,途中死亡對你首次襲擊。儘管外祖母病得很重,也總會有幾個人說,在六點鐘看見我們從香榭麗捨大街回家,還同外祖母打了招呼,馬車敞著車篷,天氣很好。勒格朗丹朝協和廣場走去,神色驚異地停住腳,向我們脫帽行禮。我仍然是現實世界中的人,我問外祖母要不要還禮,提醒她勒格朗丹心胸狹窄,斤斤計較別人的態度。外祖母可能覺得我有點輕率,抬了抬手,彷彿在說:「這有什麼意思?無關緊要。」

    是的,也許會有人說,就在剛才我去找出租馬車的時候,外祖母還坐在加布裡埃爾林蔭道的一張長凳上,不多久乘坐一輛敞篷馬車回家了。果真如此嗎?凳子不費勁兒就能呆在大街上,雖說也受到平衡力的約束。可是,人要能坐穩,哪怕是靠在長凳和馬車上,是要用力氣的。平時我們感覺不到這股力,正如感覺不到大氣壓一樣,因為大氣壓作用於各個方向。如果把我們抽成真空,讓我們承受空氣的壓力,在死亡的一剎那間,也許我們能感覺到可怕的、不可抵消的重壓。同樣,當疾病和死亡向我們張開深不見底的洞口,世界和身體氣勢洶洶地向我們壓來,我們卻無計可施、難以招架的時候,更忍受住身體肌肉的折磨和深入骨髓的戰慄,或使我們保持在平時看來僅僅反映了事物消極面的靜止的狀態,讓頭挺直,目光安詳,那都要我們拼出全部力量,進行一場鏖戰。

    勒格朗丹神色驚異地凝視我們,是因為他和其他過路人一樣,認為我外祖母坐在馬車上,卻在向深淵滑去。外祖母拚力抓住坐墊,竭力使身軀不下沉。她頭髮蓬亂,目光茫然,行人魚貫而過,但她的瞳孔卻映不出任何圖像。她坐在我身邊,卻似已經沉入了一個陌生的世界。剛才,在香榭麗捨大街上,我已經目睹她遭受到那個世界的襲擊,依然能看到痕跡:她的帽子,她的臉,她的大衣,被一個看不見的天神弄得亂七八糟,她同天神進行了搏鬥。

    從那一刻起,我就意識到,外祖母對天神的襲擊不完全感到意外,甚至早有預感,默默地等待著這一時刻的到來。當然,她不知道命中注定的時刻何時來臨,心中無數,疑慮重重,猶如多疑的情夫,對情婦的忠誠時而寄予不切實際的希望,時而又疑神疑鬼,心神不寧。但是,那些致命的疾病,例如剛才使我外祖母臉部痙攣的疾病,一般都要在病人身上停留很久,慢慢地把病人引向死亡。它們象「隨和」的鄰居或房客,很快就會向病人作自我介紹。一個人知道自己有病是可怕的,倒不是因為病會帶來痛苦,而是因為它會給生活帶來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限制。我們不是在死的時候,而是在幾個月前,甚至在幾年前,在可憎的死神進駐我們的身體之時起,就感覺到我們要死了。病人與陌生的死神相識,聽見它在大腦中走來走去。雖然不知道陌生人的模樣,從它來回走動的聲音,也能推斷出它的習慣。它是來幹壞事的嗎?某天早晨,它悄悄地走了。啊!要是它永遠不再回來該多好!晚間,它又回來了。它來幹什麼?病人向醫生提出疑問。醫生像一個得寵的情婦,用不能自圓其說的誓言作回答。應該說,醫生扮演的角色不是情婦,而是一個受審的僕人。僕人僅僅是第三者,情婦卻是生活。我們詰問她,懷疑她對我們不忠,雖然覺得她變了心,但仍然相信她,疑惑不決,直到她把我們徹底遺棄。

    我扶著外祖母走進E教授的電梯。E教授立即前來相

    迎,把我們帶進他的診所。他說有急事纏身,但只要一進診所,臉上那股傲氣就蕩然無存,因為習慣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他只要和病人在一起,就變得和藹可親,甚至談笑風生。他知道我外祖母很有文學修養,也自認為頗有學問,就開始朗誦他自編的詩,歌頌燦爛的夏日。他朗誦了兩、三分鐘。他把外祖母安頓在安樂椅上,自己坐在背光處,以便很好地進行觀察。他檢查得很仔細,我只好出去轉一圈兒。他繼續檢查,儘管他事先說定的一刻鐘就要到了,但他又一次給我外祖母吟詩,甚至還風趣地說了幾句笑話。若是在平時,我會很高興聽他說笑話的。但是大夫詼諧的語氣使我懸著的一顆心完全放下來了。我想起多年前,參議院主席法利埃先生也發過一次病,卻是一場虛驚。三天後他不僅恢復了工作,而且還準備在不久的將來競選共和國總統。他的對手空喜歡了一場。我正想著法利埃先生的先例,聯繫到外祖母的病情,感到信心百倍,忽然,E教授在結束一句笑話時發出的爽朗的笑聲把我從沉思中驚醒,這使我更確信外祖母很快就會恢復健康。笑罷,E教授掏出懷表看了看,耽擱了五分鐘,於是焦躁地皺皺眉,一邊同我們道再見一邊搖鈴,叫僕人快給他拿晚禮服。我讓外祖母先走一步,回來又關上門,向教授詢問真情。

    「您外祖母沒救了,」他對我說,「剛才的發作是尿毒症引起的。尿毒症倒不一定致命,但她的病我認為沒有希望了。但願我診斷錯了。再說,戈達爾大夫醫術高明,他會悉心治療的,對不起,」他看見女僕手臂上搭著他的晚禮服走進來,便對我說,「您知道,我要到貿易部長家去吃晚飯,在這之前還要去拜訪一個人。啊!生活不像您這個年齡的人所想像的那樣儘是快樂。」

    他親切地同我握手道別。我重新關上門。一個僕人給我們——我和外祖母——帶路。在候客廳裡,我們聽到雷霆般的斥罵聲。原來是女僕忘記在禮服上開飾鈕孔了,又要耽誤十分鐘。在樓梯平台上,我默默地注視著我那不久於世的外祖母,耳朵裡不停地傳來教授的吼聲。誰都是孤獨的。我們繼續乘車回家去。

    夕陽西斜。馬車駛抵我們居住的街道之前,先要經過一段綿綿長牆。夕陽照得長牆一片通紅。馬車的投影清晰地呈現在火牆上,猶如一輛柩車行駛在龐培1的紅土上,我們終於到家了。進入門廳後,我把外祖母安頓在樓梯旁的一張長沙發上,上樓稟報母親。我對母親說,外祖母回來了,她在路上暈了一次,感到不大舒服。我的話還沒說完,母親臉上就露出了極度的絕望。這是一種聽天由命的絕望。我忽然明白,絕望已在她心裡隱藏多年,就等著最終一天噴發。她什麼也沒問。正如居心不良的人喜歡誇大別人的痛苦,我母親出於對外祖母的深情,不願承認她的母親得了重病,更不願承認她的病可能危及智力。媽媽渾身哆嗦,臉在無淚地哭泣。她忙去找人喊醫生。弗朗索瓦絲問她誰病了,她聲音哽在喉嚨口出不來。她和我一起奔下樓,抹去了臉上悲痛的皺紋。外祖母在樓下門廳內的長沙發上等我們。聽到我們的聲音,她站起來,高興地向我媽媽揮揮手。我在上樓前,用一條飾有花邊的紗巾包住了外祖母的頭,只讓半邊臉露在外面,對她說怕她坐在樓梯口會著涼。其實,我是不想讓母親過多地看到外祖母扭曲的臉和歪斜的嘴。我的謹慎是多餘的。母親走到外祖母身邊,像吻上帝那樣吻了吻她的手,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樓梯,生怕會弄痛外祖母。小心之中還夾雜著謙卑,彷彿外祖母是她見到的最珍貴的物品,連碰一碰的資格都沒有。但她沒抬一次頭,也沒有看一眼病人的臉。也許,她怕病人想到自己的樣子可能使女兒不安而心裡難過;或是怕自己看了會感到痛苦;或是出於尊敬,因為她認為,看見尊敬的人臉上出現呆傻現象是大逆不道;或是想在日後把她母親真實的、智慧和善良的臉完美無缺地留在記憶中。就這樣,我們肩並肩地上了樓,外祖母的臉一半遮著紗巾,母親始終把頭別向一邊——

    1龐培是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8月被維蘇威火山噴發所湮沒。

    在這期間,有一個人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外祖母那變了模樣的、她女兒不敢正視的臉,目光流露出驚訝和不祥,使人感到很不謹慎。這個人就是弗朗索瓦絲。倒不是她不真心愛外祖母(她看見媽媽表情冷漠,甚至很失望,有點忿忿不平,認為媽媽應該哭著撲向母親懷裡),而是生來就愛作最壞的預想。她從童年起就具有兩個特點,二者貌似互相排斥,然而一旦匯合起來,就會威力無比:一是下層人的缺乏教養,看到別人肉體受苦受難,本應裝作沒有看見,但卻毫不掩飾地讓自己的印象,甚至讓痛苦和恐懼顯現在臉上;二是鄉下人的麻木不仁和冷酷無情,沒有機會擰雞脖子,也要扯蜻蜓的翅膀過過癮,看到別人肉體受苦居然會感興趣,也不覺得難為情。

    弗朗索瓦絲小心翼翼地服侍我外祖母上床。外祖母躺下後,感覺說話方便多了,可能尿毒症只導致了一根血管的輕度撕裂或阻塞。她想履行諾言,幫助媽媽度過她所面臨的最殘酷的時刻。

    「嘿!我的女兒,」她對媽媽說,一隻手握住媽媽的手,另一隻手仍然捂在嘴上,因為有些字她在發音時仍感到有點費勁,用手捂著嘴可以掩飾過去。「瞧你多麼憐愛你母親,你當消化不良就那麼舒服!」

    我母親這才第一次——因為她不願意看其他部分——把深情的目光移到外祖母的眼睛上,開始背誦不能兌現的誓言:

    「媽媽,你很快就會好的,是你的女兒在向你作保證。」

    她走過去,謙卑而虔誠地在親人額頭上吻了吻,她把滿腔的愛和盼母病癒的願望全都寄托在這個吻上,用她的思想和整顆心把這個吻一直護送到她的唇邊。

    外祖母抱怨壓在左腿上的被子太重,好像壓著一層泥沙石土一樣。她想把被子掀開,卻無論如何也掀不動。她不知道這是她本身的原因,因此,她每天都不公正地埋怨弗朗索瓦絲沒把床「收拾」好。她一陣痙攣,把那些細羊毛毯那浪花四濺的波濤全部拋到左腿那一邊。毛毯在那裡堆積成山,就像沙子在海灣上堆成沙丘,如果沒有築堤壩,海灣很快就會被潮水挾帶來的砂礫變成海灘。

    我和母親甚至不願意說我外祖母病得很重(我們的謊言事先就被洞察入微,又不善掩飾的弗朗索瓦絲戳穿了),好像這樣說,會使仇者痛快(何況她沒有仇人),而不這樣說,就意味著對她有更深厚的感情。總之,我們此時此刻完全受一種本能的情感支配,正是在這種情感的驅使下,我認為,安德烈對阿爾貝蒂娜愛得不是很深,因為她對她表示出過分的同情。這一類現象屢見不鮮,俯拾皆是,不僅個人會有,大家都會有,甚至大的戰爭也會有。在戰爭中,不愛國的人不見得說祖國的壞話,但認為它完了,可憐它,看什麼都漆黑一團。

    弗朗索瓦絲幫了我們大忙。她有熬夜的本領,能幹最苦最累的活兒。有時候,她一連好幾夜未合眼,可是她剛上床,才睡了一刻鐘,我們不得不又把她喊起來,但她卻為能幹累活而感到高興,彷彿這是世界上最簡單的活兒似的,她臉上不僅沒有一點不悅,反而露出滿意和謙卑。不過,只要做彌撒,也就是吃早飯的時刻一到,弗朗索瓦絲就會悄悄溜走,哪怕我外祖母就要嚥氣,她也要準時趕去做她的「彌撒」。她不可能,也不願意讓她年輕的聽差代替她。她從貢佈雷帶來了一個極其高尚的觀念,僕人要對我們各盡其職,她不能容忍我們的僕人有任何「失職」的行為。她不愧為一個非常高尚、非常專橫、非常有效的女教師,在她的調理下,到我們家來做事的僕人不管多麼墮落,也會很快改變他們的人生觀,變得純潔高尚起來,甚至不再拿「五厘回扣」1,看見我手裡提著東西,即使份量很輕,也會立即跑來把東西接過去——儘管他們從前極不樂意幫助人——生怕把我累壞。不過,弗朗索瓦絲在貢佈雷養成了另一個習慣,做事從不讓別人幫忙,她把這個習慣帶到了巴黎。她覺得接受別人幫助,好比是接受一種侮辱。有時候有的僕人一連幾個星期早晨起來向她問候,總得不到她的回禮,僕人去度假時,她甚至連一聲再見都不說,僕人猜不出是什麼原委,其實,就因為弗朗索瓦絲有一天身體不爽,他們想幫她幹活而把她得罪了。現在我外祖母身患重病,弗朗索瓦絲更把她的工作看作神聖不可侵犯。她是我外祖母的專職傭人,在這莊嚴的日子裡,她不願意看到別人越俎代庖,篡奪她的角色。因此,她那位年輕的聽差被她撇在一旁,無事可做,他對倣傚維克多在我書房裡拿我的信紙已感到不滿足,開始從我的書櫥裡取走詩集。白天大部分時間他都用來讀詩。無疑,他這樣做是出於對詩人的讚賞,但也是為了在業餘時間給同村好友寫信時,能引用詩人的詩句。當然,他想用這一招使他的朋友們目眩神迷。可是他想問題缺乏連貫性,他認為這些詩是在我的書櫥裡找到的,一定是家喻戶曉,人人都會引用,因此,當他給他的鄉親寫信時,他想讓他們大吃一驚,他在談自己的想法時,夾幾句拉馬丁的詩,就像在說「走著瞧吧」,或「您好」一樣——

    1商人付給代主人採購物品的僕人們的佣金。

    外祖母感到疼痛難忍,醫生准許她用嗎啡。使用嗎啡後疼痛雖然減輕了,但不幸的是,尿中蛋白含量相應增加。我們想打擊在外祖母身上定居的疾病,但卻總是打錯地方;挨打的總是外祖母,以及居於中間的她那可憐的身體,可她只是輕輕呻吟。我們給她造成了痛苦,卻不能給她帶來任何好處。我們本想根除兇惡的疾病,卻不料只是輕輕觸了觸它的皮毛,這樣反而更把它激怒,說不定它會提前把它的女俘吞掉。前幾天,尿中蛋白含量劇增,戈達爾大夫沉吟片刻,決定不用嗎啡。這個普通而平凡的人,每當他沉思的時候,在他權衡兩個處方各有哪些害處,直到最後作出決定的短暫時刻中,總表現出一種大將風度,就像一個一生碌碌無為的將軍,在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候,當他沉吟片刻,作出從軍事上看極為明智的「與東方對峙」的決定時,閃爍著一種動人心魄的精神。從醫學上講,哪怕沒有希望治好尿毒症,也不應該加重腎的負擔。但另一方面,當外祖母不用嗎啡時,她的疼痛卻變得無法忍受。她又開始不停地動,每動一下都要發出呻吟:在很大程度上,痛苦是肌體的一種需要,肌體需要瞭解一種它所擔心的新狀態,使感覺與之相適應。人們可以從不舒服中辨到痛苦的來源。不舒服的感覺並非人人皆有。在一個充滿濃烈煙味的房間裡,兩個感覺遲鈍的人走進來,只管忙他們的事;第三個人感覺靈敏,就會不停地受到煙味的侵擾。他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不斷用鼻子嗅這煙味。他似乎應該想辦法不聞到味道,可每次都想使他受到侵擾的嗅覺聞得更準確。因此我們可以說,一種牽腸掛肚的憂慮可以使人忍受住劇烈的牙痛。當外祖母像這樣疼痛時,她那淡紫色的額頭上大汗淋漓,粘住了一綹綹白髮;當她以為我們不在她房裡時,她就會大聲呻吟:「啊!這太可怕了!」可是,只要一看見我母親,她就立即竭盡全力使痛苦從她臉上消失,或者乾脆重複同樣的呻吟,還要作一番解釋,這補加的解釋賦予我母親可能聽到的呻吟以新的含義:

    「啊!我的女兒,這太可怕了,天氣那麼好,我多想出去走走,可我卻不得不躺在床上,我對您的禁令很生氣,眼淚都給氣出來了。」

    但是,她卻不能阻止她的眼神發出呻吟,額頭冒出汗水,四肢痙攣驚跳,雖然痙攣立即控制住了。

    「我不疼,我哼哼是因為我躺著不舒服,我感到頭髮亂七八糟的,我有點噁心,我碰到牆上了。」

    我母親守在床頭,凝視著外祖母的痛苦,彷彿像這樣用目光穿透這痛苦的額頭和這隱藏著疾病的身軀,就可以擊中並消除外祖母的痛苦。我母親說:

    「不,親愛的媽媽,我們決不讓你像這樣痛苦,我們要想個辦法,你耐心等一等。我可以親你一下嗎?你不用動的。」

    她俯下身子,雙腿彎曲,半蹲著,彷彿這種謙卑姿勢更能使她熾烈的獻身願望得到滿足,她把包容著她全部生命的臉湊近外祖母,就像在遞給她一個聖體盒。這張臉刻著酒窩和皺紋,猶如刻在聖體盒上的浮雕,多麼深情,多麼悲痛,多麼溫柔,說不清楚這是用親吻,還是用啜泣或微笑的刻刀刻成的。外祖母也盡量把臉遞給媽媽。她的臉變化極大,如果她有力氣出門,毫無疑問,人們只能根據她帽子的羽毛認出是她。她的面部輪廓似乎正在塑造中,她努力避開其他模子,按照一個我們不認識的模子塑造自己。雕塑家的工作已接近尾聲,臉變小了,同樣也變硬了。臉上的經脈看上去不像是大理石的,卻像是一塊凹凸不平的石頭上的紋理。因為呼吸困難,她的頭總是向前傾,但同時又因為太累,背總是往後縮。這張凹凸不平的、變小了的、極富表情的臉孔,使人想起一尊史前雕像,活像野蠻的女看墓人的臉孔,粗糙,淡紫色,紅棕色,充滿著絕望。但是整個雕像尚未完竣。接著必須把它敲碎,然後把它葬入這個用痛苦的攣縮費力地保留下來的墳墓中。

    我外祖母不停地咳嗽和打噴嚏。在這樣一個俗話說走投無路的時刻,我們接受了一個親戚的建議,請來了某專家。這個親戚斷言,請某專家看病,三天保好。上流社會人士談到他們的醫生時,總說這句話,而人們相信他們的話,就像弗朗索瓦絲相信報上的廣告一樣。某專家來了,帶來了那只裝滿感冒病毒的藥箱,就像厄俄爾1帶著他的牛皮口袋一樣。外祖母堅決不讓醫生檢查。醫生白來了一趟,我們很過意不去。因此,當他提出要給我們每個人檢查鼻子時,我們沒有拒絕,儘管我們的鼻子一點毛病也沒有。可他說我們有病,說偏頭痛或腸絞痛,心臟病或糖尿病,無一不是一種尚未被認識的鼻子病。他對我們每個人都重複同一句話:「這是一個小鼻甲,每次看見它,我都很高興。還留著它幹什麼?我用點狀燒灼術給您把它去掉。」當然,我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我們心裡嘀咕:「去掉什麼呢?」總之,我們的鼻子都有毛病;但是他搞錯了,當時我們的鼻子並沒有毛病。因為第二天,他的檢查和臨時包敷生了效,我們都得了他的重傷風。當他在街上遇見我父親時,見他不停地咳嗽,就笑了,心想一個無知無識的人也許會以為是他給看病看出來的哩,其實他給我們檢查時,我們就已經病了——

    1希臘神話中的風神。住在一個島上。據說他有六個兒子和六個女兒,代表十二個風,都裝在一隻牛皮口袋裡。

    外祖母病危使各種人有了向我們表示同情的機會,不管是過分的,還是不足的,都使我們感到吃驚,況且,這兩種人使我們意外地發現了未曾發現的過去情況,甚至友誼方面的聯繫。那些不斷前來詢問外祖母病情的人表示出極大的關心,這使我們意識到外祖母病情的嚴重性,而我們在外祖母身邊只感到她萬分痛苦,卻沒有想到她的病情怎樣嚴重。我們打電話通知了她的幾個姐妹,但她們沒有離開貢佈雷。她們發現了一個男演員,他給她們演奏悅耳動聽的室內樂,她們認為,看男演員演出,比守在病榻旁更能靜心,更能表示悲哀。真不失為別出心裁。薩士拉夫人也給媽媽來了信,不過,完全像是一個突然取消了婚約(德雷福斯案件是決裂的原由)、同我們一刀兩斷的人寫來的信。可是,貝龍特卻天天都來,和我一起呆上幾個小時。

    他有一個習慣,在一段時間裡,每天都到一個他可以不拘禮節的人家去。但從前是為了讓別人聽他一人滔滔不絕的講話,現在他卻長時間地默不作聲,別人也不要求他說話。因為他病得很厲害:有人說他和我外祖母一樣,患了蛋白尿症;另一些人說他長了瘤子。他變得弱不勝農,上我們家樓梯時很吃力,下樓更困難。他扶著欄杆還常常絆倒。我相信,要不是他害怕完全失掉出門的習慣和可能,他就一定閉門不出了,這個「蓄出羊胡的人」,我和他相識已久,可那時,他還那樣敏捷,現在卻步履維艱,連講話都很困難了。

    可就在這時候,他的著作在讀者中傳播日益廣泛。在斯萬夫人幫助他畏畏縮縮地散佈這些著作的時代,它們只得到文人的承認,而現在,沒有人不認為它們是偉大而了不起的傑作。當然,也有死後揚名的作家。但是,他們是在活著的時候,緩慢地朝著死亡前進,在尚未走到盡頭的過程中,看見自己的作品一步一步贏得聲譽的。至少,死後揚名的作家不用勞累。他們名字的光輝只停留在他們的墓碑上。他們長眠於地下,什麼也聽不見,不會被榮譽擾得心煩意亂。可是,對貝戈特來說,生死榮辱對比還沒有完全結束。他還活著,必須忍受榮譽的騷擾。他還能走動,儘管走得很吃力,可他的作品卻活蹦活跳,生氣盎然,猶如那些可愛的少女,每天把新的仰慕者吸引到她的床邊,但她們洶湧的青春活力和狂熱的尋歡作樂會把人搞得精疲力竭。

    現在他每天都到我們家來,但我覺得他來得太遲了,因為我不像前幾年那樣仰慕他了。這和他的聲望提高並不矛盾。一般地說,一部作品,只有當它快失勢的時候,只有當另一個作家的一部尚不見經傳的作品將它取而代之,開始成為某些要求苛刻的人心目中新的崇拜物的時候,才能完全被人理解,才能獲得全勝。貝戈特的書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呈現在我眼前的句子跟我自己的思路一樣清晰,跟我臥室裡的傢俱和大街上的車子一樣鮮明。一切都一目瞭然,即使不是我們過去熟悉的,至少也是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然而,一個新作家開始出書了。在他的書中,事物間的聯繫同我所熟悉的聯繫截然不同,我幾乎看不懂他寫了些什麼。比如,他說:「引水管讚美公路完美無缺的保養」(這倒還好理解,我沿著公路走就是了),「公路每隔五分鐘從布里昂1和克洛代爾2出發一次」。後半句話卻讓我如墜雲霧,不知所云了。因為我等待的是一個城市名,卻看到了一個人名。不過,我感到句子本身無可指摘,只怪我自己沒有本事,不夠靈活,不能把句子讀完。我又一次衝刺,手腳並用,衝到我將能發現事物之間新的關係的地方。可每次讀了一半,我就堅持不下去了,就像後來在部隊上進行「橫桿」訓練時跑到橫桿跟前我就停下來一樣。然而,我對這位新作家仍然不勝欽佩,就像一個體操得零分的笨手笨腳的孩子在另一個比他靈巧的孩子面前露出讚歎神色一樣。從此,我對貝戈特就不大欣賞了。我覺得,他的明晰清暢成了缺點。有一個時期,同樣的內容,當弗羅芒丹3作畫時,人們一眼就能看清楚,可是由雷諾阿4來畫,就誰也看不懂了——

    1布里昂(1862——1932),法國政治家。

    2克洛代爾(1868——1955),法國作家和外交家。

    3弗羅芒丹(1820——1876),法國畫家和作家,擅長畫風景畫。

    4雷諾阿(1841——1919),法國畫家,印象派成員之一。

    今天,那些風雅之士告訴我們,雷諾阿是十九世紀的大畫家。可他們說這話時忘記了時間,即使在十九世紀中葉,雷諾阿也是用了很長時間才被尊為偉大藝術家的。一個獨闢蹊徑的畫家,一個獨樹一幟的藝術家,要像這樣受到公認,必須採用眼科醫生的治療方法。用他們的畫或小說進行治療不總是令人愉快的。治療結束後,醫生對我們說:現在請看吧。我們看見的世界(不是被創造一次,而是經常被創造,就像一個獨出心裁的藝術家經常突然降世一樣)同舊世界大相逕庭,但一清二楚。婦女們在街上行走,和昔日的婦女截然不同,因為她們是雷諾阿的婦女,從前,我們是拒絕承認他畫上的婦女的。車子也是雷諾阿的車子,還有大海和天空:我們渴望在雷諾阿的森林裡散步,可是,當我們第一天看見他的森林時,覺得它什麼都像,唯獨不像森林,比如說它像一幅色調細膩,但就是缺少森林特有色調的掛毯。一個新的不持久的世界就這樣創造出來了。它將存在下去,直到另一個新的別出心裁的畫家或作家掀起一場新的地質災難。

    在我身上取代貝戈特的那個作家,不是以事物之間的缺乏聯繫,而是以事物關係的新奇和嚴密使我感到不耐煩。我不習慣這種結構,有的地方讀來讀去總感到讀不下去,每次都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此外,如果一千次中能有一次跟上作家的思路,把他的句子讀完,我就能感受到一種詼諧、真實和魅力,跟我從前讀貝戈特的作品產生的感覺一模一樣,但更有滋味。我思忖,不久前是貝戈特讓我看到了煥然一新的世界,現在,我期待著他的繼承者向我展現一個更新的世界。因此,我尋思,我們向來認為藝術仍停留在荷馬時代,而科學卻從沒有停止發展,這種把藝術和科學隔裂的看法究竟有沒有道理。也許,在這一點上藝術和科學十分相似。我認為,每一個標新立異的新作家總比他的前輩有所發展。誰能對我說,二十年後,當我能毫不費力地跟上當今這位新作家的思路的時候,不會出現另一個作家,而當今這個作家不會跑去同貝戈特會合呢?

    我同貝戈特談了這個新作家。他的話使我對新作家產生了反感,倒不是因為他使我相信這個作家藝術如何粗陋、淺薄和空洞,而是因為他說他看見他和布洛克長得很像,簡直難分真假。從此,這個作家的書頁上都映著這個形象,我不再認為應該強迫自己去努力理解他的句子了。貝戈特在我面前說他的壞話,我認為與其說是出於對他的成功的妒嫉,毋寧說是因為對他的作品一無所知。他幾乎什麼書也不讀。他的思想大部分已從他的大腦轉入他的書中。他消瘦了,彷彿動過手術,把他那些書割掉了似的。他的創作已本能地枯竭了,因為他所想的幾乎全部創作出來了。他和康復中的病人及產婦一樣,過著單調乏味的生活。他那雙漂亮的眸子變得凝滯,微微有些眼花,就像一個躺在海邊的人,在朦朧的幻想中,凝望著每一個細小的波紋。況且,如果說我不再像過去那樣樂意同他交談,我也並不覺得內疚。他是一個安於習慣的人,無論是簡樸的,還是奢侈的,只要一養成,在一段時間內就成為他的必需。我不知道地第一次到我家來是為了什麼,可以後他每天來是因為他頭天來了。他來我家,如同他去咖啡館一樣,是為了別人不同他說話,為了他能夠——偶爾一次——同別人說話,因此,如果有人想推斷他每天到我家來的原因,怎麼也不會看到他對我們的憂慮有同情心,或對同我交談感興趣。但是,他常來我家對我母親卻不是無關緊要的,我母親對任何可能被看作對她的病人表示敬意的行為都要感動一番。她天天對我說:「可別忘了好好謝謝他呀。」

    戈達爾太太也來看望我們了。這是女人特有的關懷,是對她丈夫來我家出診的無償補充,就像一個畫家的妻子在擺姿勢的間隙給我們端來點心一樣。她來向我們推薦她的「侍女」;要是我們喜歡請男人護理,她就去「四處奔波」;看到我們拒絕,她對我們說,她希望這至少不是我們的「推托」。推托一詞在她那個圈子裡是指不接受邀請的借口。她向我們保證,教授在家從不說他的病人,可他憂心忡忡,滿面愁容,就好像是她生了病。以後我們會知道,即使戈達爾大夫為妻子生病擔憂是真的,但作為一個對妻子最不忠實,但最感恩戴德的丈夫,這樣做既嫌不夠,又嫌過分。

    盧森堡大公的法定繼承人也給了我同樣有用的幫助,而且方式更令人感動(是最傑出的智慧、最高尚的心靈和最罕見的表達能力的混合物)。我是在巴爾貝克同他相識的,他來看望他的一個嬸嬸盧森堡親王夫人。那時候他只不過是納索伯爵。幾個月後他和另一個盧森堡親王夫人的女兒,一位迷人而且十分富有的小姐結了婚,因為她是一位經營大麵粉企業的親王的獨生女。緊接著,那位膝下無子女,對納索侄兒不勝寵愛的盧森堡大公提請下議院認可納索伯爵為大公的法定繼承人。就像所有這一類婚姻一樣,財產既是障礙,又是動因。在我的記憶中,納索伯爵是我遇見的年輕人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他和未婚妻的愛情既暗淡又燦爛,那時候,他被他對未婚妻的愛折磨得心緒不寧。在我外祖母生病期間,他不斷給我寫信,我深受感動,媽媽也很激動,她悲傷地用了她母親的一句話:連塞維尼夫人也沒有他說得好。

    第六天,媽媽實在拗不過外祖母,只好離開她一會兒,假裝去休息。為了使我外祖母能睡著,我要弗朗索瓦絲呆著別動。她不顧我的哀求,還是離開了房間。她愛我的外祖母;她有敏銳的洞察力,悲觀地認為我外祖母沒救了。因此,她想盡可能把她照顧好。但是,剛才她聽說電工來了。這位電工在他那家店裡算得上老資格了,是老闆的連襟,多年來,一直給我們這幢房子修電燈,大家都很尊重他,尤其是絮比安。在外祖母生病前,弗朗索瓦絲就同他約好了。要是我,我就讓他回去,或叫他等一等。可是弗朗索瓦絲的禮節不允許她這樣做,她認為這樣做不禮貌,對不起這個好人。因此,她就只好撂開外祖母了。一刻鐘後,當我怒氣沖沖地到廚房去找她時,看見她正在側梯的「平台」上和那個電工聊天。樓梯上的門敞開著,這樣做有利也有弊,如果我們家的人來了,他們可以裝作正要分手的樣子,可是從敞開的門裡進來的穿堂風可是夠人受的。於是,弗朗索瓦絲趕緊離開電工,一面還大聲問候他的妻子和內兄,剛才她忘記說了。講禮貌是貢佈雷的一大特點,弗朗索瓦絲甚至把它用進外交中了。那些傻瓜們認為,豐富多采的社會現象為人們提供了深入研究人類靈魂的好機會,其實他們應該懂得,只有深入研究一個人,才有可能瞭解這些現象。弗朗索瓦絲曾不厭其煩地對貢佈雷的園丁說,戰爭是最瘋狂的罪惡,什麼也比不上生存的重要。然而,當俄日戰爭爆發後,她看見法國沒有參戰,沒有幫助「可憐的俄國人」(「既然同他們是盟友」,她說),就覺得對俄國沙皇過意不去。她認為我們這樣做,是對尼古拉二世的失禮,因為他「對我們從來只說好話」。遵照同一個禮儀準則,絮比安請她喝酒時,她從不拒絕,雖然她知道這杯酒會「引起消化不良」;同樣,在我外祖母垂危時刻,她認為她不能不去向那個白跑了一趟的心地善良的電工道歉,否則,就像法國對日本保持中立那樣,會落個不誠實、不守信的罪名。

    弗朗索瓦絲的女兒要離開好幾個星期,這樣快就擺脫了她,這對我們是件大好事。在貢佈雷,如果有人生病,人們總要給病人親屬一番勸告:「你們也不設法帶病人出去走一走,換換空氣,恢復一下食慾,等等」,弗朗索瓦絲的女兒不僅重複這些陳詞濫調,而且還憑空想出了一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見解,她每次看見我們,總是不厭其煩地重複,好像要強迫別人相信似的:「她應當一開始就徹底治一治。」她主張什麼樣的治療方法都可以採用,只要能徹底治病就行。至於弗朗索瓦絲,她看見我們給外祖母用藥很少,一方面感到很高興,因為她認為藥物對胃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更覺得丟臉。她有一個遠房親戚住在南方,比較富裕。他們的女兒青春少年就病魔纏身,二十三歲便玉殞香消。在她生病的那幾年中,她父母幾乎傾家蕩產為她買藥,給她請各種醫生,把她送往一個又一個溫泉「治療地」,直到她最後死去。然而,弗朗索瓦絲認為,這對她的親戚猶如一種奢侈品,就好像他們有過幾匹賽馬和一座城堡。他們雖然為失去愛女而心痛欲裂,但他們也為給她治病不惜錢財而感到光榮。他們現在囊空如洗,尤其是失去了最寶貴的財富——他們的掌上明珠,但他們總愛在人前誇耀說,他們為她做了一切,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也只能做到這樣,甚至不如他們。最使他們得意的是,他們可憐的女兒一連幾個月,每天照好幾次紫外線。父親在悲痛中感到幾分光榮和自豪,有時竟然把他的愛女比做巴黎歌劇院的一顆明星,為她傾盡了全部家產。弗朗索瓦絲對這些盡心盡力的表演不會無動於衷。她覺得,我們為外祖母治病不大盡心,只適合在外省一個小舞台上表演。有一段時間,尿毒症使我外祖母出現了視覺障礙,連續幾天什麼也看不見。她的眼睛看上去絲毫不像是瞎子的眼睛,還是原來那個樣子。當有人進來時,我看見她笑得很古怪,才明白她看不見了。一有人開門,她就開始微笑,一直笑到我們握住她的手向她問候時才收住。這個微笑開始得太早,然後凝固在唇際,一成不變,但總是對著門口,努力讓四面八方都能看見,因為它不再有視力幫它起調節作用,為它指明時刻、方向和目標,使它隨來人的位置和表情的變化而變化;因為它孤孤單單,形單影隻,沒有眼睛的微笑為它分散一些來人的注意力,因而在不自然中顯得過分裝腔作勢,使人感到親切得有點過頭。不久視力恢復了,游移不定的病痛從眼睛轉到耳朵。我外祖母耳聾了幾天。她怕有人會突然進來,而她卻聽不見,於是,她隨時(儘管臉朝著牆壁)都會突然把頭轉向門口。可她的脖子轉動很不靈活,因為培養用眼睛聽聲音(且不說看聲音)的習慣並非是一朝一夕之功。最後痛苦減輕了,但講話的障礙卻有增無已。外祖母每說一句話,我們幾乎都要叫她重複一遍。

    現在,外祖母感覺到大家聽不懂她的話了,乾脆一句話也不說,靜靜地躺著。當她看見我時,她就像突然沒了空氣似地身子猛地一顫,她想同我說話,但只吐出幾個不清楚的音。於是她無可奈何地把頭重新落到枕頭上,疲憊地躺在床上,猶如大理石般嚴肅、冷漠,兩隻手一動不動地貼在床單上,或者機械地做著一個動作,像是在用手帕擦指頭。她不想思考。接著,她開始經常煩躁不安。她老想起床。但是我們盡量不讓她起來,怕她發現自己已經癱瘓。有一天,我們讓她一個人呆了一會兒,我發現她穿著睡衣站在窗口,想打開窗子。

    在巴爾貝克時,有一天人們救了一個不願意被人救的投水自盡的寡婦,寡婦對我說(也許是為一種預感所驅使,有時候,我們能從自身神秘莫測的、但似乎能反映未來的器官生活中得到預感),她沒見過像這樣殘酷的事,一個走投無路的女人想死,卻不讓她死,偏要她繼續遭受痛苦的煎熬。

    我們急忙上前扶外祖母,她同我母親進行了一場近乎粗暴的搏鬥,最後敗下陣來,被強行按在安樂椅上。她已沒有願望,也沒有遺憾,她的臉又變得沒有表情了。她開始仔細地把皮大衣掉在她睡衣上的毛毛一根根地捻掉。這件大衣是我們剛才手忙腳亂地給她披上的。

    她的眼神完全變了,時常充滿憂愁、哀怨和驚慌,再不是從前的樣子了,而是一個說話顛三倒四的老嫗所特有的那種無精打采的眼神。

    弗朗索瓦絲老問我外祖母想不想梳頭,問多了她也就相信這是我外祖母自己提出來的了。她拿來了毛刷、梳子、香水,還有一條披肩。她說:「我給阿梅德太太梳梳頭,累不著您的。身體再虛弱,讓人梳頭總是可以的。」換句話說,誰也不會虛弱到不能讓人給梳頭的地步。但是,當我走進房間,看見弗朗索瓦絲那雙冷酷無情的手在不停地擺弄一個腦袋,腦袋被擺弄得時而精疲力竭,時而疼痛鑽心,無法保持必需的姿勢,東歪西倒,腦袋上垂老的頭髮無力忍受梳子的接觸,發出哀怨,可是弗朗索瓦絲卻神情興奮,彷彿正在使我外祖母恢復健康。我看到弗朗索瓦絲快梳完了,不敢催她,也不敢對她說:「夠了」,怕她不服從我。但是,我看見弗朗索瓦絲殘忍而無辜地把一面鏡子放到外祖母面前,讓她看看頭梳得滿意不滿意,這時,我一個箭步衝了上去。開始,我為能及時地從弗朗索瓦絲手中奪走鏡子,沒有因一時疏忽而讓外祖母從鏡子裡看見她自己無法想像出來的模樣而感到高興(我們一直十分小心,不讓她接觸任何鏡子),可是,唉!我只高興了一會兒,當我俯身吻她那被擺弄得精疲力竭的美麗額頭時,發現她用一種驚奇的、不信任和氣憤的目光看著我:她沒有認出我是誰。

    據我們的醫生說,這是腦充血加重的一種徵兆。必須把血抽掉。戈達爾大夫躊躇不決。弗朗索瓦絲希望醫生採用「劃痕」吸杯法,但把「劃痕」說成了「挖痕」。她在我的詞典中找這個詞,但沒找到。即使她說「劃痕」,而不是「挖痕」,也休想找到,因為她查錯了詞的部首,她嘴裡說的是「挖痕」,但寫起來(因而也就認為這是正確的寫法)卻成「滑痕」了。使她感到失望的是,戈達爾大夫傾向於——但不抱很大希望地——用螞蝗。幾個鐘頭後,我走進外祖母的臥室,看見黑乎乎的小蛇爬滿了她的頸背、太陽穴和耳朵,在她血淋淋的頭髮中扭動,就像在美杜莎1的頭髮中扭動一樣。可是,在她蒼白而鎮定的、靜止不動的臉孔上,我看見一雙睜得很大的、明亮而安詳的眼睛,還像從前那樣漂亮(也許比病前更充滿智慧,因為她不能夠說話,不能夠動彈,全憑她的眼睛表達思想,多虧螞蝗從她身上吸走了幾滴血,她的思想似乎可能自然而然地得以再生),火光照亮著病人面前重新獲得的世界。她的平等不再是絕望音的逆來順受,而是希望者的順從。她意識到她的病情將要好轉,她要小心謹慎,不想動彈,只是賜給我一個動人的微笑,讓我知道她感覺好了一些,同時輕輕捏了捏我的手——

    1美杜莎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原是美女,因觸犯雅典娜,頭髮變成毒蛇,面貌也變得奇醜,誰要是看她一眼,就會變成石頭。

    我知道,有些動物外祖母一見就會渾身起雞皮疙瘩,更不用說把它們放到身上了。我知道,她是為了有好的治療效果才容忍螞蝗爬在她頭上的。因此,當弗朗索瓦絲象逗孩子似地嬉笑著對我外祖母說「啊!瞧那些小蟲在太太頭上跑得多歡」時,我又氣又惱。何況,這是對我們病人的不尊重,好像她變得年老昏聵了。但外祖母卻像沒聽見似的,臉上露出了禁慾主義者的勇敢而平靜的神態。唉!螞蝗一撤走,就又開始充血了,而且越來越嚴重。外祖母的情況很糟,但令我驚訝的是,在這個緊要關頭,弗朗索瓦絲卻時常離開病房,因為她給自己定做了一套喪服,不想讓女裁縫等她。在大多數婦女的生活中,不管什麼事,哪怕是最悲傷的,最後總要有一個試穿衣服的問題。

    幾天過去了。一天,我正在睡覺,母親半夜裡把我叫醒。她像一個遇到嚴重情況,內心極度痛苦,但又不想給別人帶來任何煩惱的人所做的那樣,關心和體貼地對我說:「原諒我,打攪你睡覺了。」

    「我沒睡著,」我醒來時回答說。

    我沒有撒謊。覺醒會引起很大的變化,與其說把我們帶進了清晰的意識活動,毋寧說使我們忘記了乳白色海底下那種朦朧的智慧之光。剛才我們還在其中遨遊的朦朦朧朧的思想使我們產生了足夠的意念,把這些思想命名為醒著,可是這時候,覺醒遇到了記憶的干擾。不久,我們就把這些朦朧的思想叫做睡眠,因為我們記不清想的是什麼了。當這顆明星閃閃發光,在睡眠人覺醒之際,照亮他身後的整個睡眠時,睡眠人在一瞬間會相信自己沒有睡著,而是醒著;其實,這是一顆流星,隨著光亮消失,不僅帶走了夢的虛假的存在,也帶走了種種夢境,使醒來的人對自己說:「我睡著了。」

    母親問我,現在能不能起床,會不會感到太累,她的聲音是那樣溫柔,生怕把我弄疼;她輕輕地撫摸著我的手:

    「可憐的孩子,現在你沒有別人,只有你的爸爸和媽媽可依賴了。」

    我們走進臥室。一個人蜷曲著躺在床上,一點也看不出是我的外祖母,倒像一個動物,披著外祖母的頭髮,躺在外祖母的被窩裡,喘息著,呻吟著,被子隨著她身體的抽搐而抖動。她眼睛閉著。但眼皮與其說是睜著,不如說合得不嚴,因而露出了一角眼珠,沒有光澤,蒙著一層眼屎,反射出昏暗的視力和陰沉而痛苦的內心。外祖母焦躁不安,這不是做給我們看的,因為她既看不見,也不再有意識了。可是,如果說在床上騷動的僅僅是一個動物,那麼我外祖母又在哪裡呢?然而,從鼻子的形狀可以認出是她。現在,她的鼻子同臉孔的其餘部分已不成比例,但鼻角上的那顆痣卻依然存在。還有,那只掀開被子的手也可以使人認出是她的手。要是在從前,這個掀被的動作可能意味著被子壓得她難受,而現在卻什麼意思也沒有。

    媽媽要我去拿點水和醋來,給外祖母擦額頭。媽媽認為,只有水和醋才能解除外祖母的煩躁,因為她見她想把頭髮掠開。可是有人在門口招手叫我出去。外祖母垂危的消息不脛而走,已傳遍整座房子。剛才,一個「臨時短工」(在非常時期,為了減輕僕人的疲勞,便臨時雇一些短工幫忙,因此,病人垂危時刻某種意義上有點和過節一樣)為德-蓋爾芒特先生開了門,公爵呆在前廳裡要求見我;想躲也躲不開了。

    「親愛的先生,我剛獲悉可怕的消息。我想握一握您父親先生的手,向他表示慰問。」

    我請他原諒,對他說,在這個時候打攪我父親恐怕不行。德-蓋爾芒特先生來得太不是時候,就像趕上人家正要去旅行。但他覺得向我們表示禮貌太重要了,便一葉蔽目,不見其餘,非要進客廳不可。一般說來,當他決定向某個人表示禮貌時,就一定要把那套禮節全部完成,很少管人家的行李是不是整好,或者棺材是不是備好。

    「你們請過迪歐拉富瓦大夫嗎?這可是個大錯誤。如果你們叫我去請,他看在我的面上一定會來的,他對我什麼也不會拒絕,儘管他曾拒絕過夏爾特爾公爵夫人。您看,我毫不客氣地凌駕於一位王族公主之上了。再說,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嘛,」他又補充了一句。他說這句話並不是要我相信我外祖母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而是可能覺得老談他對迪歐拉富瓦大夫的影響和他比夏爾特爾公爵夫人更有優勢,會讓人感到庸俗。

    此外,我對他的建議並不感到意外。我知道,蓋爾芒特一家提起迪歐拉富瓦,就像在說一個無與匹敵的「供貨人」,只是更尊敬一些罷了。莫特馬爾老公爵夫人(令人費解的是,每當人們談到一位公爵夫人,幾乎總要加一個「老」字,或者相反,如果是一位年輕的公爵夫人,便以一種在華托1的畫中人物臉上能看到的狡黠表情,在公爵夫人前面加一個「小」字)出身在蓋爾芒特家族,每逢有人生了重病,她總是眨巴著眼睛,幾乎是機械地喊著「迪歐拉富瓦,迪歐拉富瓦」,正如需要冷飲時喊「普瓦雷—布朗施」,需要花式糕點時喊「勒巴代」一樣。但我不知道我父親恰恰剛請了迪歐拉富瓦大夫——

    1華托(1684—1721),法國畫家。他創造了抒情的畫風,具有現實主義傾向。多數作品描繪貴族的淫逸生活。畫中人物帶有沉思憂鬱之感,反映出貴族階級精神上的空虛。

    這時,我母親要給外祖母輸氧,左等右等也不見送氧氣袋來,她也到前廳來了,沒料到會在這裡碰見德-蓋爾芒特先生。我真想把他藏起來。但是,德-蓋爾芒特先生卻認為,什麼也比不上把他介紹給我母親重要,認為這會使我母親高興,而且,要維護他十全十美的紳士聲譽,非這樣做不可,於是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儘管我連連喊「先生,先生,先生」,就像反抗強姦那樣自衛著,他仍然把我拉到媽媽跟前,對我說:「如果您能把我介紹給夫人,您的母親,我當不勝榮幸」,他在說「母親」的時候,聲音有點兒變調。他覺得這對我母親是一種榮譽,不由得做出一個應時的笑容。我無可奈何,只好給他作了介紹,他樂得打蹦兒,連忙點頭哈腰,還要把整套禮節表演一遍。他甚至想同我母親交談,但我母親正悲痛欲絕,叫我快去,顧不上回答德-蓋爾芒特先生的問候。德-蓋爾芒特先生原以為會受到接待,卻不料一個人被甩在前廳,要不是看見聖盧此刻進來,他就只好出去了。聖盧是那天上午到巴黎的,他跑來打聽我外祖母的病情。「啊!她很好!」公爵快樂地嚷道,一面抓住他外甥的一個紐扣,差點兒把扣子拽下來。我母親此刻正好又經過前廳,他也不在乎我母親看見。儘管聖盧的悲痛發自內心,但我認為,如能避免同我見面他只會高興,因為他對我有牴觸情緒。他被他的舅父拖走了。他舅父有要事同他說,差點到東錫埃爾去找他,沒想到可以免走這一趟了,不禁大喜過望。「啊!要是有人對我說,我只要穿過院子,就能在這裡找到你,我會以為他在胡說八道。正如你同學布洛克說的,這夠滑稽的。」他摟著羅貝的肩膀離開我家時又說:「不管怎樣,大家清楚地看到,剛才我摸到了或者說幾乎摸到了吊死鬼的繩子1,我真走運。」蓋爾芒特公爵這樣說,不是他缺乏教養。恰恰相反。但他是那種不會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的人,在這方面他和大多數醫生和殯儀人員很相似,會臨時裝出一副同情的面孔,對你說:「這是痛苦的時刻」,必要時還會擁抱你,勸你好好休息,但過後馬上就把看望臨終病人或參加葬禮看作只有少數幾個人參加的社交集會了,開始還有所顧忌,但很快就變得輕鬆愉快,若無其事,眼睛四下張望,想尋找一個可以交談的人,要人們把他們介紹給另一個人,或者建議「坐他們的車回去」。蓋爾芒特公爵一方面慶幸一陣「風」把他吹到了外甥身邊,但對我母親的冷漠接待——其實非常正常——深以為異,後來他公開說,我母親不討人喜歡,而我父親卻彬彬有禮,他說她「心不在焉」,甚至聽不見別人對她說什麼,據他認為,她身體欠佳,頭腦不很清楚。然而,據說他很想把我母親的表現歸因於「當時的情況」,他宣稱,我母親為我外祖母的病情「深感悲痛」。但是,因為我母親沒有讓他把他的禮節全部做完,他還想補一下,況且他根本不理解媽媽無限悲痛的心情,出殯前一天,他竟問我是不是在設法排解媽媽的憂愁——

    1在法語中,吊死鬼的繩子被認為是吉祥物。

    那天,外祖母的一個妹夫來了。他是教士,我從沒見過他。他給在奧地利的教會會長髮電報告假,破例獲得批准。他內心極度悲傷,在床邊頌讀祈禱文和沉思錄,但那雙深陷的小眼睛一刻也沒離開病人。在我外祖母彌留之際,我看見這位教士悲痛欲絕,我心裡卻很不好受。我凝視著他。他似乎對我的同情感到意外,於是出現了一樁怪事。他像一個痛不欲生而陷入沉思的人那樣,雙手併攏放到臉上,但是,因為他知道我會把視線從他身上移開,我看見他手指間留了一個小縫。當我目光離開他時,我看見他那銳利的眼睛從手指間的縫隙觀察我的痛苦是不是真誠。他隱蔽在手後面,就像躲在一個黑暗的懺悔室裡一樣。他發現我看見他了,就立即把露出一條縫隙的格子窗關嚴。後來,我和他又見過面,但我們之間從沒有提起過這件事。我們相互達成了默契:我沒有發現他偷看我。教士和精神病醫生一樣,在他們身上總有一股預審法官的味道。再說,不管怎樣的朋友,不管他們對我們多麼親密,和我們有著怎樣共同的過去,哪一個沒有不愉快的片刻回憶?而我們認為最方便的辦法不就是使自己相信他們大概已經忘記這些片刻了嗎?

    為使外祖母的呼吸稍微暢通一些,醫生給她注射了一支嗎啡,他說要用氧氣袋。母親、大夫和看護修女手裡都拿著氧氣袋,一個用完,又給他們遞上一個。中間有一會兒我離開了房間。當我回來時,我彷彿看見了一個奇跡。外祖母連續發出輕微的呼嚕聲音,彷彿在為我們唱一支快樂的歌,那快節奏的動聽的歌聲充滿了整個臥室,經久不息。我很快就明白,這歌聲不會比剛才嘶嘶的喘息更有意識,同樣都是無意識發出的。也許嗎啡在裡面起了些作用,但這更是呼吸調節器改變的結果,因為氧氣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通過氣管了。由於氧氣和嗎啡的雙重作用,外祖母呼吸不再困難,也不再發出呼嚕聲了,而是像在滑冰,敏捷而輕快地向著令人心曠神怡的空氣滑去。也許,在這歌聲中,除了有和笛子裡的氣流聲一樣微弱的呼吸聲外,還夾雜著更像是人的歎息聲,這種由於死亡臨近而發出的聲音使人相信這是昏迷的人發出的痛苦或幸福的呻吟,給這個長樂句加上了一個更悅耳動聽的、不變動樂句節奏的音調。樂句從變得暢通的胸部升起,繼而升高,然後下落,接著又一次升起,去追逐氧氣。爾後,這個在強烈的快感中夾雜著低聲哀求的歌聲在達到了最強音,並竭盡全力地延長後,在某些時刻,似乎完全停止了,猶如一條乾涸的水泉。

    弗朗索瓦絲每逢遇到傷心事,總感到需要把悲傷表達出來,但她連表達憂愁的最簡單的技巧都不具備,因而也就成了空需要了。當她認為外祖母已經完全無望時,她非常想讓我們知道她——弗朗索瓦絲的感受。但她只會重複一句話:「這真叫我受不了」,說話的語氣和她喝菜湯喝得太多時說「我胃上壓著一塊石頭」的語氣一樣平淡,不論是哪種情況,都比她自己似乎認為的要自然。儘管她的悲傷沒有很好地表達出來,但她確實很悲傷,何況,她女兒有事留在貢佈雷(這位巴黎女郎現在把貢佈雷輕蔑地叫做「鄉下」,她感到在那裡會變成「鄉巴佬」),可能回不來參加葬禮,她就更傷心了,因為她覺得葬禮應該是極其壯麗的事。她知道我們誰也不會向人訴說悲痛,她怕別人同她說話,早就想好出殯那個星期,每天晚上都召見絮比安。她知道出殯的時候絮比安沒有空閒。她想,至少回來後要把情況給她「說一說」。

    我父親、外祖父和我們的一位遠房親戚連續好幾夜守在病榻旁,足不出戶。久而久之,他們的忠心也就帶上一層漠不關心的面具,沒完沒了地呆在垂死病人的身邊,閒極無聊,就像在一節火車車廂裡,由於呆的時間太長,便開始東拉西扯,談天說地起來。此外,這位遠房親戚(我的表姑婆的侄子)使我很反感,但卻值得尊敬,並且常常受到尊敬。

    哪裡有垂危病人,哪裡就能「找到」他,他是那樣悉心盡力地時刻守在垂危病人身邊,以致於儘管他外表強壯如牛,嗓門低沉渾厚,鬍鬚密密匝匝,病人家屬仍然認為他身體虛弱,總是用委婉的言辭懇求他不要來參加葬禮。我媽媽痛不欲生,但她仍然為別人著想,因此,我事先就知道,她會用另一種方式對他說他習慣聽到的話:

    「答應我,『明天』不要來了,您就為了她這樣做吧,至少不要上『那裡』去。她要求您不要去的。」

    怎麼說也不行;他總是第一個來到「家裡」,這樣,另一個階層裡的人給他取了個綽號(我們沒有聽說過),把他叫作「既沒有鮮花,也沒有桂冠的人」。他在做「任何」事之前,總把「一切都想得周周到到」,因此,人們總是讚揚他說:「對您是用不著道謝的。」

    「您說什麼?」外祖父大聲問道,他耳朵有點聾,沒聽清我這位遠房表舅對我父親說的話。

    「沒說什麼,」表舅回答,「我只是說,今天上午我收到一封貢佈雷的信,那裡天氣很不好,可這裡太陽有點兒太暖和了。」

    「可晴雨表上的溫度卻很低,」我父親說。

    「您說哪裡天氣不好?」外祖父問。

    「貢佈雷。」

    「啊!這我不會感到吃驚,這裡陰天,貢佈雷就一定是晴天,反之亦然。我的上帝!您講到貢佈雷,不知道有沒有通知勒格朗丹?」

    「通知了,您不必操心,」表舅說,他那長著濃密鬍鬚而變成青銅色的臉頰上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得意的笑容:因為他想到通知勒格朗丹了。

    就在這時,我父親衝向門口,我以為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不過是迪歐拉富瓦大夫來了。我父親到隔壁的客廳裡去接待他,就像接待一個前來演出的演員一樣。他把迪歐拉富瓦大夫請來,並非要他給外祖母看病,而是要他像公證人那樣確認一下。的確,迪歐拉富瓦大夫可能是一個德高望重的醫生,精通醫道的教授;除了他擅長扮演的這些角色外,他還扮演著一個新穎獨特的角色,他能言善辯,是斯卡拉姆齊1式的人物或公證人,他來為病人確認是垂危還是死亡。他扮演這個角色已有四十年之久,無人與他匹敵。一聽到他的名字,就已經感覺到了他演這個角色的威信。當女僕稟報「迪歐拉富瓦大夫到」時,人們以為在看莫裡哀的喜劇。他那優美柔韌的身軀不露形跡地為他增添了莊重的儀態。他的臉漂亮得有點過分,但被他在痛苦場合表現出的這種莊重儀態減弱了。教授身穿高雅的黑禮服走進來,臉上露出真誠的悲傷,不說一句別人聽來會以為是虛情假意的慰問話,也不做任何有失分寸的事。在靈床邊發號施令的是他,而不是蓋爾芒特公爵。他看了看外祖母,但沒有打攪她,然後,他以醫生特有的禮貌,極其審慎地同我父親悄聲說了幾句話,恭敬地朝我母親鞠了一躬。我感到我父親在竭力克制自己,不告訴我母親這是「迪歐拉富瓦大夫」。但大夫不想打擾我母親,已經掉過頭去了,他只是接過我們遞給他的酬金,邁著最優美的步履,款款走出房間。他那個神態就像沒有看見酬金似的,連我們自己也一度懷疑我們沒有給他酬金,因為他像變戲法似地把它變得無影無蹤了,他的神態還是那樣嚴肅,甚至有增無已,仍然是一個身穿綢緞翻領長禮服的名醫,漂亮的臉龐上充溢著高尚的憐憫。他這種緩慢而敏捷的特點使人看到,即便還有一百個病人在等著他去出診,他也不想顯出匆匆忙忙的樣子。因為他是分寸、智慧和善良的化身。這位傑出人物已經去世了。其他醫生,其他教授可能趕上他,並且也許超過了他。但是,由於缺乏稱職的接班人,他以淵博的知識、良好的身體條件和高度的涵養扮演的「角色」已不復存在了。媽媽甚至沒有看見迪歐拉富瓦先生,對她說來,我外祖母以外的一切都已不再存在了。我記得(我把這事提前說一說),在墓地,她像一個幽靈,畏畏縮縮地走近墳墓,彷彿在望一個已經遠走高飛的人。我父親對她說,「諾布瓦老爹來我們家了,他也到教堂和公墓來了,他本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你應該去和他說句話,這會使他很感動的」,可是,當大使朝她鞠躬時,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快慰地低下頭,臉上沒有眼淚。兩天前——我在回到垂危病人床邊之前,還要把後面的事提前講一講——我們為與世長辭的外祖母守靈時,相信有鬼魂的弗朗索瓦絲稍微聽到一點聲音就嚇得毛骨悚然,嘴裡還說著:「我覺得是她。」可是,這些話非但不使我母親恐懼,反而令她無限快慰。她多麼希望死去的人能再回來,這樣,她母親有時就能回到她身邊了——

    1斯卡拉姆齊是古意大利喜劇中穿黑衣服、蓄長唇髭的丑角名,精明狡猾,能言善辯。

    現在再來談外祖母的臨終時刻。

    「您知道她的姐妹打給我們的電報是怎麼說的嗎?」外祖父問表舅。

    「知道,貝多芬,有人給我說了;是很荒唐,但我不感到奇怪。」

    「我可憐的妻子,她是多麼愛她們啊,」外祖父擦了一滴眼淚說。「不要責怪她們。我常說,她們的行為總是很荒唐的。

    怎麼啦,停止輸氧了?」

    我母親說:

    「停止輸氧,媽媽呼吸又要困難了。」

    醫生答:

    「哦!不會的,氧氣的作用還要持續一段時間,過一會兒再輸吧。」

    我覺得醫生不是在說一個垂死的人,氧氣的作用之所以必須維持,是因為他能為挽救垂死者的性命盡一份力。氧氣的絲絲聲停止了一會兒。但是,呼吸仍在發出呻吟,那是輕微而痛苦的呻吟,每次都中斷,繼而又重新開始。有時好像一切都完了,呼吸停止了,就和人睡眠時的呼吸一樣,從高八度降到了低八度,或者是自然的間歇,是感覺缺失的一種反應,窒息變得越來越嚴重,心力衰竭。醫生又一次給外祖母搭脈,但是,他剛按上脈,一曲新歌已經接上了中斷的樂句,如同一條支流注入乾涸的主流一樣。樂句換了個調子,以同樣無窮的衝力衝出去。誰知道呢?說不定久被痛苦抑制的快樂和柔情,現在會像經過長期壓縮變得更加輕盈的空氣,從外祖母身上噴發而出,而她自己甚至對此毫無意識。她再同我們說的話,彷彿正在源源流出,好像就要這樣同我們絮絮叨叨地、熱情洋溢地、情真意切地說話似的。這臨終的喘息使我母親五內俱焚,她守在病榻旁,沒有慟哭,但不時地淚流滿面,就像風吹雨打的葉子,不思也不想,沉浸在無限的悲痛之中。我去擁抱外祖母前,醫生讓我先把眼淚擦乾。

    「我還以為她看不見了呢,」父親說。

    「這很難說,」醫生回答。

    當我的嘴唇接觸外祖母時,她的手開始顫動,全身一陣戰慄,可能是反射作用,也可能因為某些撫愛可以使人感覺過敏,可以穿過無意識這層外衣,幾乎無需通過感覺器官就可以傳遞。外祖母驀地坐了起來,作出最大的努力,彷彿要捍衛自己的生命一樣。弗朗索瓦絲看了,忍不住嗚嗚咽咽地哭起來。我想起醫生的吩咐,想叫弗朗索瓦絲離開房間。就在這時,外祖母睜開了雙眼。我一個箭步衝到弗朗索瓦絲跟前,擋住她的哭泣,好讓父母親同病人講幾句話。氧氣的聲音停止了,醫生離開病床。外祖母死了。

    幾小時後,弗朗索瓦絲能夠最後一次地、不會引起任何痛苦地梳理外祖母那漂亮的頭髮了。她的頭髮僅僅有些斑白,看上去始終比她本人年輕,可是現在它們成了衰老的唯一標誌,而她的臉卻煥發出青春,多少年來痛苦在她臉上留下的皺紋、收縮、浮腫、緊張、彎曲都消失得無蹤無影。她彷彿回到了遙遠的過去,回到了她父母給她定親的時代,臉部線條經過精細勾畫,顯露出純潔和順從,臉頰重又閃耀著純真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甚至又重新閃射出一種天真無邪的快樂。這些美好的東西已漸漸被歲月毀滅。但是,隨著生命的消失,生活中的失望也消失了。一縷微笑彷彿浮現在外祖母的唇際。死神就像中世紀的雕刻家,把她塑造成一位少女,安臥在這張靈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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