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不相識的朋友 文 / 斯蒂芬·裡柯克
他走進臥車吸煙室時，我正獨坐在那兒。
他穿著一件毛皮襯裡大衣，提著一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他一進來就把箱子放在了座位上。
然後他看見了我。
「啊呀！啊呀！」他滿面春風地說道，好像認識我似的。
「啊呀！啊呀！」我搭訕道。
「天啦！誰能料到會在這兒碰上你呢？」他說著，一個勁兒地和我握手。
「是誰也想不到。」我在心裡想。
他更仔細地端詳了我一番。
「你可一點兒也沒變呀。」他說。
「你也沒有。」我熱忱地說。
「你也許胖了那麼一丁點兒。」他繼續評論道。
「是胖了一點點，不過你也有點發福了。」我說。
這麼說有助於雙方扯平，那我的發胖也就算不了什麼了。
「不，」接著我壯著膽子很肯定地說，「你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
與此同時，我一直在琢磨這個人是誰。我壓根兒就不認識他；我根本想不起他是誰。並不是說我的記憶力差，相反，它好極了。的確，我發現要記住別人的名字是一件很難的事。我經常想不起別人的臉，想不起別人長什麼樣兒，對別人穿的衣服當然更不會去注意。但是除了這些細節我從未忘記過任何人，而且我為此頗感自豪。不過倘若真有某個人的名字或長相我一時想不起來，我也決不會不知所措。我知道該如何應付這種尷尬局面。需要的只是冷靜和機智，有了這兩點就什麼都可以應付了。
我的朋友坐了下來。
「我們可好久沒見面了。」他說。
「是好久了。」我回答說，語調中帶著一絲感傷。我想讓他覺得我也曾為此難過。
「時間過得好快啊。」
「一眨眼就過去了。」我欣然表示同感。
「真不可思議，」他說，「歲月就這麼飛逝，朋友們都失去了聯繫，真是恍若隔世啊！我經常為此傷神。我時不時地納悶：過去那些老夥計都上哪兒去了呢？」
「我也一樣。」我說。事實上此時此刻我也在想同樣的問題。我發現在這種場合，人們遲早都會說起「那幫老夥計」、「那些小伙子們」或者「那幫人」，借此機會恰好可以推斷對方到底是何許人物。
「你回過我們那個老地方嗎？」他問道。
「從沒回過。」我毫不含糊地說。絕對不能拖泥帶水。我覺得在我弄清「老地方」在哪裡之前，絕對不能再涉及這個問題。
「是嗎？」他繼續說，「我猜你是不太想去那兒吧？」
「現在不想。」我很小心地說。
「我理解你的心情，對不起。」他說道，然後沉默了一會兒。
至此我總算混過了第一關。我不太想去的某個老地方顯然是有的。這一點可作為談話的基礎。
不久他又開腔了。
「是啊，」他說，「有時候我遇上一兩個老夥計，他們都談到你，很想知道你在忙些什麼。」
「可憐的傢伙。」我在心裡想，可是我沒說出來。
我知道該不失時機地來一手猛的了，於是便拿出了過去常用的老花招。我饒有興致地展開了攻勢。
「喂！」我說，「比利現在在哪兒？你聽說過他的近況嗎？」
這一招是萬無一失的。任何一幫老夥計中都會有個把名叫比利的。
「他呀，」我的朋友說，「當然聽說，他正在蒙大拿經營農場哩。去年春天我還在芝加哥見過他——差不多有兩百磅重了——你簡直就認不出他來了。」
「我當然認不出來。」我在心裡自己嘀咕。
「那麼佩特在哪兒呢？」我又問道。這也是很保險的。總會有個叫佩特的。
「你是說比利的兄弟吧。」他說。
「是呀，是呀，比利的兄弟佩特，我經常想到他。」
「噢，」那個素不相識的人說，「老佩特現在可大變樣了——整個兒老老實實的了。」說到這裡他開始發笑了，「嗨，佩特結婚了！」
我也開始笑了。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一個人結了婚，說來總是讓人覺得很可笑的。不管老佩特是誰，他結婚了這件事簡直可以笑死人。光是想到這一點，我就忍俊不禁，默默地笑個不停。我真希望能夠不停地笑下去，一直笑到火車停開。我只有五十英里的路程了。只要你知道該怎麼笑，笑上五十里路也沒什麼難的。
可是我的朋友不甘心就此打住。
「我經常想寫信給你，」他說道，用起了推心置腹的語氣，「尤其是在聽說你受了損失的時候。」
我沒有吭聲。我損失了什麼呢？是錢嗎？如果是的話，那我丟了多少錢呢？我是為什麼損失錢的呢？我不知這所謂損失到底是使我完全破了產，還是只部分破產。
「遭受那種損失是永遠也忘不了的。」他神情嚴肅地繼續說道。
顯然我是徹底破產了。但是我沒吭聲，一心只等他亮牌。
「是啊，」那人繼續說，「人去世總是件傷心的事兒。」
死了人！噢，原來是這麼回事，是嗎？我差點因高興而打嗝了。這就好辦了。在這種交談中，應付有關死人的話題是最簡單的。你只需一聲不吭地坐著，靜等對方說出死去的是誰就夠了。
「是呀，」我咕噥道，「是挺傷心的。不過也有令人寬心的一面。」
「那當然，尤其是活到了那麼個年紀。」
「正如你所說，活到了那麼個年紀，而且過了那樣一輩子。」
「我想，到最後都還挺硬朗、挺清醒吧。」他非常同情地繼續說道。
「是的，」我回答說，這下子有把握了，「去世前最後幾天還能在床上坐起來抽煙哩。」
「什麼？」他迷惑了，一難道你奶奶——」
我奶奶！原來是這樣，唉！
「對不起，」我有點為自己太蠢生自己的氣了，「我剛才說到抽煙，意思是說她能坐起來並讓人對著她抽煙，她有這麼個習慣——要人為她朗讀，要人對著她噴煙——好像只有這樣做才能讓她平靜下來——」
這麼說著的時候，我聽見了火車駛過信號燈和轉轍閘的吱嘎聲，火車慢慢停下來了。
我的朋友迅速朝車窗外看了一眼。
他的臉色有點狂躁。
「我的天啦！」他說，「都到聯軌站了。我坐過頭了。我本該在前一站下的，喂，乘務員，」他朝車廂過道裡喊道，「我們在這兒停多久呀？」
「只停兩分鐘，先生，」一個聲音回答說，「這趟車晚點了，現在正趕時間哩。」
我的朋友猛地站起來，掏出一大把鑰匙，在小提箱的鎖上摸索起來。
「我得給家裡打個電話，」他氣喘吁吁地說，「這該死的鎖，我的錢全鎖在裡面。」
我這時唯一擔心的是他來不及下車打電話。
「我這兒有，」我說著從口袋裡掏出一疊鈔票，「別折騰鎖了。先拿去用吧。」
「多謝。」他一把抓起了我手裡那疊鈔票——忙亂之中，他一張都沒給我留下。「我勉強還來得及。」
他從火車上跳了下去。我隔著車窗看見他朝候車室走去。他好像走得並不快。
我等著他回來。
乘務員在叫了：「上車啦！上車啦！」隨即傳來一陣鈴聲和蒸汽的嘶嘶聲，轉眼之間火車開動了。
「白癡，」我心想，「他誤車了。」他那口值五十元的箱子還躺在座位上哩。
我一邊等一邊向窗外張望，同時在想這個人到底是誰。
過了不久，我又聽見了那個乘務員的聲音。他顯然正領著一個人從車廂那邊走過來。
「先生，我在車廂裡找遍了。」他說。
「我把它放在那個車廂裡我太大後面的座位上的。」一個陌生人的聲音傳了過來。一個穿著體面的人把頭探進了我所在的包間。
他立即臉露喜色，好像認出了什麼似的。但他認出的不是我，而是那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
「噢，在這兒。」他高聲叫道，一把抓過提箱，提了出去。
我頹然癱在了座位上。「老夥計」！佩特的婚事！我祖母的死！天啦！我的錢！我現在全明白了，那傢伙原來是「為談話而談話」，原來是別有用心！
上當啦！
下一次要是在火車上和萍水相逢的人搭訕，我再也不會如此這般地自以為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