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律師——廠主——畫家 文 / 卡夫卡
一個冬天的上午，窗外下著雪，多霧，陰暗，Ｋ坐在他的辦公室裡。時間還早，但他已經精疲力竭了。為了至少在下屬面前保全面子，他指示自己的事務員不讓任何人進來。借口說正忙著辦一件要事。但他並沒有工作，而是在椅子裡扭動著身子，懶洋洋地整理好攤在辦公桌上的東西；然後，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擱在辦公桌上，低下頭，一動也不動地坐著。
他現在一直在考慮著自己的案子。他經常想，也許寫一份辯護書呈交法院會更好些。他將在辯護書中簡述自己的生平，每說到一件大事就解釋幾句：當時為什麼要那麼做，現在他對那時的做法是贊同還是譴責，理由是什麼。這種成文的辯護書與一位本身並非無懈可擊的律師的口頭辯護相比，優點很多，這是無疑的。Ｋ不知道律師正在為這件案子忙些什麼；反正成果不大。一個多月以前，霍爾德派人來找過他，他和律師初步接觸幾次後，便留下了律師幫不成什麼大忙的印象。開始時，律師很少盤問他，儘管有許多問題值得問。提問肯定是重要的。Ｋ覺得自己也能提出所有必須提的問題來。但是律師卻從不提問，不是瞎聊，便是默默地坐在Ｋ的對面。他微微朝自己的辦公桌傾著身子，可能是聽覺不靈敏的緣故；他捋著下巴中間的那撮鬍子，凝視著地毯，大概正瞧著Ｋ和萊妮躺過的那塊地方。他常常會給Ｋ提出一些毫無意義的勸告，就像人們對小孩提的勸告一樣。這些告誡既沒用處又令人厭煩，最後算賬時Ｋ肯定不會為此付一文錢。律師認為已經把Ｋ足足奚落了一番後，通常又要說幾句安慰話，稍稍給Ｋ鼓一下勁。他會聲稱，他已經打贏過很多類似的官司，有時全部贏，有時部分贏。雖然那些案子其實沒有這個案子棘手，但是乍看起來卻更加沒有打贏的希望。他辦公桌的一個抽屜裡——他拍拍其中的一個抽屜——有一份這些案子的單子，但他抱歉地說，這張單子不能拿給別人看，因為這是官方秘密。不過他在過問這些案子時所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現在會對Ｋ有好處的。他當然已經為Ｋ的案子出力了，第一份抗辯書１已基本就緒，準備向上呈交。第一份抗辯書很重要，因為辯護所造成的初次印象常常決定日後的整個訴訟過程。不幸的是——他覺得有責任提醒Ｋ——有時發生這樣的事：法院根本不看前面的幾份抗辯書。法官們把抗辯書往別的文犢裡一塞，說什麼：此時審察和審訊被告比看任何正式申訴書更為重要。如果申訴人堅持己見，他們往往補充一句：作出判決前會認真研究全部案卷的，當然包括與本案有關的各種文件，其中也有第一份抗辯書。可惜這樣的事在許多案子的審理中不能完全做到，第一份抗辯書常常放錯地方，甚至不翼而飛，即使倖存到最後，也很少有人看過；當然——律師承認——上面說的情況只是謠傳而已。這一切都很令人遺憾，但並非完全沒有道理。Ｋ應該記得，訴訟過程是不公開的；如果法院認為必要的話，訴訟過程當然也可以公開，但是法律並未規定它們必須公開。當然，涉及本案的法院文件——首先是起訴書——是不能讓被告及其辯護律師看見的；因此，人們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確切瞭解，在第一次抗辯中應該反駁哪些指控。所以，只有在完全碰巧的情況下，抗辯書中才會包含具有實質性的內容。人們只有在瞭解到或在審訊過程中猜到指控及指控依循的證據後，才能遞呈擊中要害的、說服力強的抗辯書。在這種情況下，辯護律師面臨的局面是棘手和繁難的，但他們卻執意這麼做。因為法律不鼓勵辯護，只是允許辯護，甚至在是否可以理解成法律允許辯護這一點上也有意見分歧。嚴格地說，法律不允許為被告辯護，作為辯護律師出庭的人事實上只被人們當作訟師而已，這給所有律師的臉上抹了黑。Ｋ下次參觀法院辦公室的時候，得去看看律師辦公室，這一輩子應該開開眼界。他大概會被聚集在那兒的人嚇得魂不附體。那間辦公室又小又擠，這說明法院根本不把律師放在眼裡。室內只靠一個小天窗采光，天窗很高，你想看看外邊，就得讓某個同僚把你馱起來，但這時附近煙囪裡冒出的濃煙會嗆得你喘不過氣來，並且把你的臉薰得污黑。再舉一個例子，以說明這個地方到底是什麼樣子：一年多以前，地板上就有了一個洞，雖然沒有大到能掉進一個人，但足夠滑進一條腿去。律師辦公室位於閣樓頂部，所以，如果你的腳滑進洞裡，它就會穿過閣樓的地板，高懸在那些委託人等待接見的過道上方。如果律師們認為這種狀況很丟臉，他們並非言過其實。他們向當局反映後，沒有絲毫結果；而自費進行徹底修繕和改建則是嚴格禁止的。當局採取這種做法是有所考慮的：他們打算取消辯護律師，最好一個也不剩；辯護的責任完全由被告自己擔負。這種看法很有道理；但如果從這點出發得出結論說，被告在這個法院裡出庭時不需要辯護律師，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這個法院比任何其它法院更需要律師在場，因為訴訟過程對公眾和被告都是保密的；當然只能保密到一定程度，不過事實證明，保密的範圍可以很廣。因此，既然被告不能看到法院的文件，人們——尤其是被告，他們是當事人，有許多憂慮使他們分心——很難從一次審訊過程中猜出法院手中有哪些材料，於是便只好讓辯護律師插手干預了。一般說來，辯護律師不能參與審查，得在審訊後立即詢問被告，可能的話，在預審法院的門口就詢問，然後對他得到的大都是十分紛亂的材料進行整理，以便得到一點辯護時可能用得上的材料。但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為通過這種方式並不能獲取很多材料；當然這兒和別處一樣，有本事的人可以比別人多摸到一些情況。最重要的事情是辯護律師與法官的個人關係；辯護律師的主要價值便在於此。Ｋ現在大概已從親身體驗中發現，法院組織的底層並不是潔白無瑕的，其中有不少貪官污吏，使這個天衣無縫的司法系統出現了一個相當大的裂口。許多小律師採取行賄，或是搜集流言蜚語等方法，企圖鑽這個缺口的空子；文件失竊的情況實際上已經出現過，至少過去有過這種事。不可否認的是，上述辦法可以暫時取得對被告有利的結果，律師們因此感到驕傲，並以此為誘餌，來招攬新的委託人；但是這些方法對案件的發展起不到作用，或者只能起壞作用。除了與地位較高的官員的令人羨慕的私人關係外，任何東西都沒有真正價值；這兒說的地位較高的官員當然是指基層的地位較高的官員。只有借助這種關係，才能對訴訟過程施加影響；這種影響開始不易覺察，但隨著案子的進展，將變得越來越顯著。當然有這類關係的律師為數甚少，Ｋ的選擇可以說是很幸運的。也許只有其他一兩位律師才能自誇他們有像霍爾德博士那樣的關係。這些人不屑理睬坐在律師辦公室裡的那班蠢貨，他們和那班平庸的律師沒有任何來往，而和法官們的關係則十分密切。霍爾德博士甚至用不著法院開庭時每次必到，用不著在預審法官們的前廳中恭候接見，也用不著為了取得一個虛假的成功或者更無聊的結果而在他們面前低三下四。這些都用不著，Ｋ自己親眼看見，法官們，其中不乏職位很高的法官，主動找到霍爾德門上來，心甘情願，毫不隱瞞地向他提供情況，至少對他進行大膽暗示，和他議論各件案子下一步的轉折；有時他們甚至會被他說服，接受他的一種新觀點。他們也許很快就能被說服，但是對此可別指望過高，因為他們可能會爽快地接受一種有利於為被告辯護的新觀點，但他們會立即回到辦公室，作出完全相反的決定，給被告判以重刑，比他們已經表示要放棄的原判重得多。反對已經作出的判決當然是辦不到的，因為他們私下裡對你說的，只是私下裡對你說說而已，不能在公開場合中照辦，即使辯護律師以別的理由竭力博取了這些先生的支持也沒用。另一方面應該考慮到，這些先生來拜訪辯護律師——他們當然只拜訪經驗豐富的律師——，並非出於善意的考慮或友好的感情；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事實上離不開辯護律師。他們都知道，這個從一開始就堅持要保密的司法體系弊病甚多。法官們深居簡出，無法和公眾接觸；他們訓練有素，足以處理一般案件，這類案件的審理過程幾乎全是十分機械的，只需推一把就行；然而，如果案子過於簡單，或者特別棘手，他們便往往一籌莫展；他們完全不能正確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為他們白天也好，夜裡也好，只接觸司法體系的工作——而對人性的瞭解在處理這些案件時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們到律師那兒去的目的是求教，他們身邊總跟著一個帶著機密文件的僕人。許多人們料想不到能碰見的先生們會坐在律師家的窗前，絕望地看著外面的街道；而律師則坐在辦公桌後面，研究他們的文件，以期幫他們出個好主意。在這種場合，人們會發現，這些先生們如何看重自己的職務，當他們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礙時，又是多麼絕望。換句話說，他們的處境並不容易，如果認為他們的處境甚為容易的話，那就對他們太不公道了。在這個司法體系中，官員的級別層層上升，無邊無際，甚至連內行也不知道這個等級制度的全貌。法院的訴訟程序一般對低級官員保密，因此連他們也很難知道，他們曾經為之工作過的案子下一步是如何進展的。他們常常不知道，進入他們的職權範圍，由他們來審理的特殊案件來自何處，也不知道將要轉呈到哪兒去。他們只瞭解案件的幾個孤立階段中的一些情況；這些官員們對終審判決及作出終審判決的理由均一無所知。他們被迫把自己束縛在法律規定他們過問的那個辦案階段內，而對於後來的情況——換句話說，對於自己辦案的結果——的瞭解則往往不如辯護律師。辯護律師通常可以和被告保持接觸，這種接觸幾乎可以一直保持到案子審理完畢。因此，從這方面來說，低級官員們可以從辯護律師那兒瞭解到許多值得瞭解的情況。既然Ｋ對這些情況已經心中有數，那麼，當他發現法官們脾氣暴躁，對待被告態度蠻橫時，就不會大驚小怪了。這是人人皆有的經驗。法官們的脾氣都很暴躁，無一例外，哪怕在他們表面上看來鎮靜自若的時候也是如此。小律師們可能會為此而感到不愉快。舉例來說，下面這個故事流傳得很廣，看來是完全屬實的。一位心地善良、心平氣和、年歲已高的法官，手頭有一樁難辦的案子，律師提出幾份申訴書後，事情變得更複雜了。他已經琢磨了整整一天一夜——法官們確實認真得出乎任何人的預料。就這樣，經過二十四小時幾乎毫無成效的苦於，到了拂曉時分，他走到門口，躲在門後，把每一個想進來的律師都推下樓去。律師們聚在樓下，商量著對策。從一方面來說，他們確實沒有什麼權利可以進去，因此很難採取任何反對法官的法律行動，況且正像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他們總是盡量避免冒犯法官們。可是從另一方面說，他們少進法院一天就意味著。損失了一天時間，因此爭取進去是很關鍵的一舉。最後他們一致認為，把那位老先生拖累是上策。律師們依次奔上樓去，作出最有效的消極抵抗的姿勢，聽憑法官把他們推下樓，反正樓下的同事們會伸出手臂接住的。這種情況持續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後，那位老先生——他通宵未眠，確實已經精疲力盡了——漸感不支，便回自己的辦公室了。樓下的律師們起先不相信，指派一個人上樓，躲在門後觀察了一陣，確知屋裡真的沒人了，他們才進去。據大家說，他們進去後連嘀咕一聲也不敢，因為雖然那些一文不名的律師們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貿然對法院裡的情況作出自己的分析，但他們卻從來不敢提議或堅持改善司法制度。然而，幾乎每個被告，即使是其中頭腦很簡單的人，從一開始起就顯露出一種建議改革的熱情，這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這種熱情往往只是徒費時間和精力而已，這些時間和精力完全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別的方面去。惟一理智的做法是使自己適應現存條件。即使可以在這兒或那兒作一些局部改進——但是這麼想的人準是個瘋子——由此得到的好處也只能對將來的被告有利，而提建議的人本身的利益反而會大受損害，因為他冒犯了報復心理極重的法官們。這種犯上的事情千萬做不得！不管多麼違背自己的意願，你也應該委曲求全；你要懂得，這個龐大機構可以說正保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狀態，如果有人想改變周圍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會冒摔跟頭和徹底毀滅的危險，而這個機構則可依賴本身其它部分的補償作用而恢復平衡，因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關聯的；它一點也不會改變，相反，還很有可能變得更加僵硬、更加警惕、更加嚴酷。更加殘忍。應該真正放手讓律師們工作，不要干涉他們。指責是沒有多少用處的，當指責別人的人自己也不十分明白為什麼要作出這樣的指責時更是這樣。不管怎麼說，霍爾德博士指出，Ｋ對法院書記官的失禮已經給這樁案子帶來了很大損害。這位有影響的人物的名字差不多可以從有可能為Ｋ幫忙的人的名單上劃掉了。他現在故意不關心與Ｋ的案件有關的任何情況。法官們在很多方面很像小孩子，為了一點小事——不幸的是，Ｋ的行為不能列人小事之類——，他們就會大動肝火，甚至連老朋友也不理睬，見了他們扭頭就走，並且以各種想像得出來的方式和他們作對。可是後來，他們又會因為你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你只是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下才敢開這樣的玩笑——而以最令人吃驚的方式，莫名其妙地捧腹大笑，接著便和你重歸於好。總之，你想要擺佈他們既難也不難，你和他們打交道，很難定下一個固定原則。你有時會感到吃驚，一個人在平凡的一生中，怎麼可能積累起使自己能在這種職業中取得一些成績所必需的全部知識。你有時當然會覺得面前一片漆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時刻——，你以為自己一無所獲；你覺得只有那些命中注定能打贏的官司才能得到好的結果——不管發生什麼情況，不管有沒有律師的幫助，那些官司準能打贏。而那些注定要打輸的官司，則不管你怎麼使勁，怎麼費力，怎麼醉心於一些虛假的小成功，也終歸要打輸。這當然只是一種精神狀態，一種似乎什麼都沒把握的精神狀態；你無法駁斥人家對你作出的下述指責：由於你的插手，某些案子出了岔子，如果你不干預的話，本來會進展得很順利的。你失去自信，瀕於絕望的邊緣，這種時候，你只能處於這類精神狀態。這種情緒——這當然只能是一種情緒，別無其它——使律師們十分痛苦；特別是當他們正十分滿意地使案子達到預定目的時，委託人卻不讓他過問案子了。這無疑是律師可能碰到的最壞的情況。不過，委託人解聘律師，不讓他過問案件的事情從來沒有過；被告一旦聘請律師後，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也要和律師在一起。因為他既然已經請人來幫忙，又怎麼能自己單干呢？因此，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不過卻發生過幾次這樣的情況：案情發生了轉折，律師無法繼續過問案子了。案子、被告和其它一切突然把律師甩開；這時，哪怕他和法官們的關係再好，也無濟於事，因為連法官們也一無所知。案子已經發展到不許繼續列席旁聽的階段，轉到一些遙遠的、常人進不去的法院裡去審理，在那兒被告甚至無法找到律師。然後，哪天你回到家裡，會在桌子上發現無數與本案有關的抗辯書，這些抗辯書是你苦思冥想、滿懷希望寫成的；抗辯書退還給你了，因為在審判的這個新階段中，它們已不再作為有關材料被接受；而是成為一堆廢紙了。但這並非意味著官司已經打輸，完全不是，至少沒有確切的證據可以表明這點；你只是再也不知道有關案子的任何事情了，以後也永遠不會知道。幸運的是，這只是例外情況，Ｋ的案子即使屬於同一性質，也得很久以後才能達到這個階段。在目前階段，採取合法手段的機會還很多，Ｋ可以相信，這些手段將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剛才已經講過，第一份抗辯書還沒有遞交上去，不必太著急；和有關的法官們進行磋商是更為重要的事情，這點已經做了。坦率地說，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目前最好別透露細節，因為這有可能從壞的方面影響Ｋ，不是使他過於高興，便是使他過於沮喪。可以肯定的是，有的法官講得娓娓動聽，也表示願意幫忙；而另一些法官雖然說講得不怎麼好聽，但並不拒絕合作。總的來說，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儘管不應從中得出最後結論，因為所有談判在最初階段都是這樣進行的，人們只是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才能判斷，這些談判是否真有價值。不管怎樣，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失策的；要是法院書記官能不咎既往，被他們爭取過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已經採取了一些行動——，那麼這個案子可以看作是一個——用外科醫生的話來說——已經清理過的傷口，人們在等待下一步的進展時就用不著緊張了——
１抗辯：被告提出特殊的或新的情況，使訴訟不能成立。
Ｋ的律師就這樣不知疲倦地大談一陣。Ｋ每次來見他，他就把上述內容重複一遍。每次總有進展，但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進展他卻不說。律師一直在為第一份抗辯書忙碌，可是總也完不成；然而等Ｋ下次來訪時，這卻成了一件好事，因為最後那幾天很不適宜往上遞抗辯書，而這種事是誰也無法預料的。如果Ｋ對律師的滔滔不絕的講話感到厭倦了——這樣的事發生過幾次——，向他指出，即使把所有困難都考慮在內，案件的進展看來也實在太慢了；律師就反駁道，進展得一點也不慢。當然，如果Ｋ能及時到他這兒來，就會進展得更快一點。遺憾的是Ｋ沒有這麼做，這種疏忽給Ｋ造成了不利，況且並非只是暫時的不利。
打斷這種談話的萊妮是深受歡迎的，她總是利用Ｋ在場的當兒給律師端上茶來。她會站在Ｋ的椅子後面，好像是在看著律師貪婪地朝茶杯俯下身去，往杯裡倒上茶水，呷上一口，其實她一直讓Ｋ偷偷捏住她的手。一片寂靜。律師在啜茶，Ｋ捏著萊妮的手，有時萊妮也壯起膽子摸摸他的頭髮。「你還站在這兒呀？」律師喝完茶後會問她。「我得把茶盤端走啊，」萊妮會這樣回答；接著，Ｋ最後捏一下萊妮的手，律師則揩揩嘴巴，以新的精力重新開始向Ｋ發表宏論。
律師是想安慰Ｋ呢，還是想讓Ｋ絕望？Ｋ說不上來，但他不久便斷定，自己找錯了辯護人，這已經是既成事實了。律師說的當然有可能完全符合事實，儘管他想誇大自己的重要性的企圖十分明顯；他很可能從未過問過一件在他看來像Ｋ的案子這麼重要的案件。然而他喋喋不休地吹噓自己和法官們的私人交情，這種做法實在令人起疑。誰能肯定，他利用這些關係僅僅是為了Ｋ的利益呢？律師從來不會忘記說，這些法官級別甚低，也就是說，他們聽命於他人；各種案件中的某些轉折很可能會對他們的晉陞起著甚為重要的作用。他們有可能利用律師，使案子發生這類必然對被告不利的轉折嗎？或許他們並非一貫這麼做，這不可能；有時他們可能會讓律師略佔上風，作為賞給他的勞務報酬，因為維護律師的聲譽也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但如果事情真的如此，他們到底想到Ｋ的案子歸入哪一類呢？律師堅持認為，這個案子很棘手，因此也很重要，法院也從一開始就對它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用不著多懷疑他們會做些什麼，一條線索已經有了：第一份抗辯書還沒有交上去，雖然案子已經拖延好幾個月了。據律師說，訴訟過程仍然處於開始階段，這些話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說的，目的是哄哄被告，使他處於被動地位，以便最後用突然作出的判決來制服他；或者起碼對他說，預審已結束，結果對他不利，本案已轉交上級機構審理。
Ｋ親自干預是絕對必要的。這個冬天的早晨，他覺得精疲力盡，無力屏除上述信念，他的腦子裡翻騰著這些想法。他一度曾經不把這個案子當作一碼事，現在已經不能這樣做了。如果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他就會輕而易舉地對整個事件一笑了之，雖然在那種情況下，這類事本身也不會發生。可是現在，把他拽到律師這兒來的是他叔叔，因此他得把家庭因素考慮在內。他的職位也並非完全與此案的進展無關了，因為他自己用一種無法解釋的得意心情，在他的幾個熟人面前欠考慮地提起了這件事。另外一些人也知道了，至於通過什麼方式他並不清楚。他和布爾斯特納小姐的關係也隨著案子本身而波動——總之，他現在已經不能從接受審判和拒絕接受審判這兩種可能性中進行選擇了，因為他已置身於審判中，必須小心從事。他認為自己疲憊無力是個壞兆頭。
但是，目前仍然不必過於緊張。他經過努力，已經在較短的時間內謀取到銀行中的一個高級職務，他保持住了自己的位置，贏得了許多人的承認；如果他把在這方面奏效的才幹用來處理這件案子，那肯定也會取得良好的結果。要是他想達到目的，首先必須徹底拋棄自己有可能犯罪的想法。他沒有犯過罪。這次法律行動最多像一樁銀行業務，Ｋ在經手類似業務時，總能使銀行受益。當然，這次法律行動中潛伏著風險，必須予以排除。正確的策略是：避免只想到自己的不足之處，應該盡量看見自己的有利條件。從這個觀點出發，作出把案子從霍爾德博士手中撤回的結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最好當天晚上。在律師眼裡看來，這是前所未聞的事，很可能是個侮辱；但是Ｋ不能忍受的是，他在本案中作出的努力竟可能被他的代理律師在辦公室裡採取的一些行動所抵銷。一旦擺脫掉律師，抗辯書就可以立即遞上去，他就可以天天去催法官，如果可能的話，還可以提請他們對本案予以特別重視。Ｋ永遠也不會像其他人那樣，把帽子塞在凳子下面，溫順地坐在頂層過道裡恭候。Ｋ本人應該天天到法官們那兒去，或者請一個女人或派個其他人去，逼著法官們別再透過木格子窗監視過道，而是在辦公桌後面坐下來，研究Ｋ的案卷。應該堅持不懈地採取這種策略，每樣事情都要有組織、有檢查。法院總算遇到一個知道應該怎樣維護自身利益的被告了。
但是，儘管Ｋ相信他能設法做到這一切，草擬抗辯書的困難卻似乎難以克服。不到一個星期之前，他曾想到草擬抗辯書時可能會有羞愧之感，可從來沒想到擬稿過程中會有這麼多困難。他還記得，有一天上午他正埋頭工作時，忽然心血來潮，把手頭的東西推向一邊，拿起拍紙本，打算擬一個抗辯書的提綱，交給霍爾德博士，催上一催；但是，正好在這個時候，經理辦公室的門打開了，副經理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走進屋來。這對Ｋ來說，是個十分痛苦的時刻，儘管副經理肯定不是在笑他寫抗辯書，因為副經理對這事一點也不知道。副經理是剛剛聽到證券交易所裡傳出來的一個笑話，為了說明這個笑話的真正含義，需要畫圖表示，於是副經理便向Ｋ的辦公桌俯下身去，從Ｋ手中拿過鉛筆，在Ｋ準備起草抗辯書的那頁拍紙本上，畫出所需要的圖。
今天Ｋ沒有再感到羞愧，抗辯書非寫不可。如果在辦公室裡沒時間——這看來是十分可能的——，那就得夜間在家裡寫。假如夜裡的時間不夠，就只好請假。怎麼都行，但決不能半途而廢；談業務也好，幹任何別的事也好，半途而廢都是最愚蠢的。毫無疑問，這是一項需要付出無休止的勞動的任務；不一定非得膽小怕事，顧慮重重的人才會相信，擬成這份抗辯書其實是完全不可能的。並非因為Ｋ懶惰或有意拖延——只有律師才會有這種弊病——而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為何受控，更不知道由此而引起的其它指控了。他只得回憶一生的經歷，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行為和事件也得從各個角度講清楚、分析透。這將是一項囉嗦透頂的任務！這種事情也許讓一個處於生命的第二個童年時代、總得把每天的時間消磨掉的退休人員來做是甚為合適的。可是Ｋ現在需要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的每一個小時都排得滿滿的，一晃眼就會消逝，因為他仍然全天工作，很快會成為副經理的對手。作為一個單身漢，晚上和夜間本來就嫌太短促，因為他需要享樂。可是他現在卻不得不坐下來，完成這項任務！他再次浮想聯翩，感到自己很可憐。得結束這種局面了！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指按在按鈕上：接待室的鈴響了。他按鈴的時候，看了一下表。十一點，他在胡思亂想中浪費了兩個小時，這是一段很寶貴的時間。他當然比先前更加疲乏了，然而這段時間並沒有完全白白浪費掉。他作出了幾個月後可能會被證實是有價值的決定。侍者送來了幾封信和兩位已經等了很久的先生的名片。他們是銀行的極為重要的主顧，根本就不應該讓他們等這麼久。他們為什麼在這麼一個不合適的時候來呢？可是，他們可能在門外會反問：勤奮的Ｋ為什麼會聽任自己的私事把一天中最好的時間糟蹋掉呢？Ｋ對已經過去的事情感到煩惱，但又不得不厭倦地等待著將要到來的事情，他站起身來，去接去第一個主顧。
這是一個性格開朗、身材矮小的男人，是一位Ｋ很熟悉的廠主。他對自己打擾了正在忙著干要事的Ｋ表示遺憾，而Ｋ則對自己讓廠主等了這麼久而向他道歉。但是Ｋ表示歉意的方式甚為呆板，語調中缺乏誠意，如果廠主不是專心致志於手頭的業務，就一定能覺察到這點。廠主從幾個口袋中掏出一大把寫滿統計數字的文件，攤在Ｋ面前，向Ｋ逐條解釋，順便糾正一些小錯——他即使看得如此匆忙，也能發現這些錯誤。廠主向Ｋ提起大約一年前他和Ｋ做成的一樁相似的交易，漫不經心地提醒Ｋ說，當前另一家銀行正在作出巨大犧牲，打算攬過這筆生意。最後他不說話了，焦急地等著Ｋ回答。開始時，Ｋ聽得很仔細，這麼重要的一項交易對Ｋ也產生了吸引力；可是不幸的是，沒過多久Ｋ就不聽他講話了。廠主倒仍舊講得興致勃勃，Ｋ卻只是不時點點頭；最後Ｋ對此完全失去了興趣，只是凝視著廠主低俯在文件上的光禿禿的腦袋。Ｋ心裡自問，廠主什麼時候才能明白自己的演說純粹是白費唇舌。廠主住口不講了，Ｋ一時以為廠主略作停頓是為了讓他有機會聲明，他現在的處境不適於談業務。他遺憾地覺察到，廠主眼中露出專注的目光，臉上顯出警覺的神色，似乎已經準備好自己的提議遭到拒絕；這意味著談話要繼續下去。於是Ｋ便像聽到命令似的，低下頭，使鉛筆尖在那些文件上來回移動，偶爾也停筆沉思，凝視著某個數字。廠主懷疑Ｋ是在表格中挑錯，那些數字可能並不可靠，或者在這項交易中不起決定作用，反正廠主伸出手，遮住這些數字，湊近Ｋ的臉，向他介紹這樁交易後面的總設想。「這很難，」Ｋ噘起嘴說；這些文件是他惟一必須瞭解的東西，現在被逮住了，他無精打采地斜靠在椅子扶手上。他稍稍抬起眼向上看了一下，經理室的門開了，副經理走了出來：只是一個模糊的身影，好像裹在一層薄紗中。Ｋ不想瞭解副經理出現的原因，只是記住了副經理的出現所產生的效果，Ｋ很高興看到這種效果：原來，廠主一見副經理，便從椅子上跳起來，朝他跑去；Ｋ真希望廠主的速度能再增加十倍，因為他怕副經理會重新消失。他的擔心是多餘的：這兩位先生見了面，握握手，然後一起走到Ｋ的辦公桌前面來了。廠主指著Ｋ發牢騷，說他的建議沒有受到襄理的足夠重視；Ｋ當著副經理的面，再次低下頭去研究文件。接著，兩位先生倚在他的辦公桌上，廠主千方百計地想說服副經理接受他的設想；而Ｋ卻覺得，這兩位大亨正在他頭頂上高談著有關他的事。他慢慢抬起頭，壯著膽子向上看，打算弄明白他們到底在談些什麼；然後他從桌上隨意拿起一份文件，平攤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舉起手，自己也隨著站起來，站得和他們一樣高。他這麼做並沒有什麼確定的目的，只是覺得，當他完成了這項艱巨任務——草擬那份能徹底開脫自己的抗辯書——以後，便應該這麼做。副經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談話中，只是瞥了一眼文件，連上面寫著什麼也沒看，因為凡是襄理認為重要的東西，他都認為是雞毛蒜皮；他從Ｋ手裡接過文件，對Ｋ說：「謝謝，我都知道了。」然後把文件輕輕放回桌上。Ｋ痛苦地看了他一眼，但副經理沒有察覺，或者是，即使察覺了，也只是覺得好玩而已。副經理大笑了幾次，他機智地反駁了廠主一次。顯然使廠主很難堪；然後他又立即收回前言，最後他請廠主到他的私人辦公室裡去，一起把這樁交易談妥。「這個提議很重要，」他對廠主說，「我完全同意。至於說襄理——」他即使提到襄理，也只是對著廠主說，「我深信，如果我們把它接過手來，他會感到如釋重負的。這樁交易需要認真考慮，而他今天似乎忙得不可開交；另外，有幾個人已經在前廳裡等了他好幾個鐘頭啦。」Ｋ還有足夠的自制力，他轉過臉去，故意不看副經理，只對廠主報以一個友好而專注的微笑；除此之外，他沒有作出任何干預。他兩手支在桌子上，身體微向前傾，像是一個必恭必敬的職員。他看著那兩個人一邊說話，一邊收拾文件，走進經理室；廠主走到門口的時候，轉過身來說，他還不想和Ｋ告別，因為一會兒要把談話的結果告訴襄理，這是理所當然的，另外，他還有一樁小事要和Ｋ談談。
Ｋ終於獨自呆著了。他沒有絲毫願望再接見任何顧客。他恍恍惚惚地想道：外面等著的那些人以為他還在和廠主交談呢，這真使人愉快；這樣的話，任何人——甚至包括侍者在內——都不會來打擾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伸出一隻手扶著窗框，俯視著下面的廣場。雪還在下著，天還沒有放晴。
他就這樣坐了好久，不知道到底是什麼事情使自己心煩意亂，只是時時轉過頭去，不安地朝前廳方向看一眼。他似乎聽到那邊發出了一個聲響，其實是幻覺，誰也沒有進來；他又恢復了平靜。他走到洗臉池邊，用冷水擦把臉，清醒一下頭腦，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現在感到，決定為自己辯護這件事，比以前想像的要嚴肅得多。此案由於一直由律師負責，Ｋ實際上還沒有真正操心過。他總是用某種超然的態度觀察此案，沒有直接與此案接觸；他可以監視案子的進展，也可以完全游離於案子之外，這都隨他高興。現在則是另一碼事了，他打算自己進行辯護；這樣，他就完全受控於法院，至少目前如此。這種做法可能導致徹底宣判無罪的判決；但同時也可能，至少暫時可能使他捲入一個更嚴重的危險之中。假如他以前對此還有疑問的話，今天他看見副經理和廠主時的思想狀態便足以使他信服了。他只是由於決定自己行使辯護權，便頭腦發昏到這種地步！那以後會發生什麼事呢？等待著他的是些什麼樣的日子呢？他能從重重困難中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嗎？要進行徹底的辯護——任何其它形式的辯護都是白費時間——要進行徹底的辯護，不就意味著他得拋棄其它所有活動嗎？他有能力堅持到底嗎？他在銀行裡怎麼能過問自己的案子呢？這不只是擬一份抗辯書而已——寫份抗辯書只要請幾個星期假就可以了，儘管目前要求離開是十分冒險的——；這還牽涉到審判的全過程；而審判到底會延續多久，現在不可能預言。這是一個突然出現的、使Ｋ的事業受阻的障礙！
目前難道是他為銀行盡力的時候嗎？他俯視著自己的辦公桌。現在是接見顧客、與他們洽談業務的時候嗎？他的案子正在進展中，法官們正在閣樓上斟酌起訴書，在這種時候，他應該把全部注意力投入銀行業務嗎？這看樣子是法院授意加在他身上的一種刑罰，一種來自案件並與案件有關的刑罰。當人們評價他在銀行裡的工作時，會不會考慮到他地位特殊而原諒他呢？不會的，永遠也不會的，誰也不會這樣做。銀行裡並不是完全不知道他的案子，雖然到底誰知情，知情程度如何，還不十分明白。不過，這個消息顯然還沒有傳到副經理耳中，否則Ｋ準會覺察到，因為副經理會不顧同事關係和為人的準則，盡量用這件事大做文章。還有經理，他會怎麼樣？他當然對Ｋ很友好，一旦知道案子的事，還可能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減輕Ｋ的工作負擔；但是他的好意會受挫，因為Ｋ的日益衰落的聲望已經無法與副經理的影響抗衡。副經理對經理的控制已經越來越緊，正利用經理有病這一點來為自己謀好處。既然這樣，Ｋ還能指望什麼呢？他轉著這些念頭，也許只會削弱自己的抵抗能力；然而，不抱幻想，盡可能對形勢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還是應該的。
他打開窗，沒有任何特別的動機，只是不想回到辦公桌前去。窗很不容易打開，他不得不用雙手使勁推著窗檔。一股霧氣和煙塵隨即通過窗口湧進來，室內充滿一種淡淡的煤煙味。幾片雪花也飄了進來。「一個可怕的冬天。」Ｋ身後傳來廠主的聲音；他和副經理談完話後，神不知鬼不覺地進來了。Ｋ點點頭，焦慮不安地看了一眼廠主的公文包：廠主準會從包裡拿出所有的文件，向Ｋ介紹談判的經過。但是廠主注視著Ｋ的雙眼，只是拍了拍公文包，並沒有打開。他對Ｋ說：「你希望知道結果嗎？最後達成的解決方法很合我的意。你們這個副經理挺討人喜歡，不過跟他打交道也很危險。」他笑出聲來，握住Ｋ的手，想讓Ｋ也笑起來。然而，Ｋ現在正疑心廠主不願意讓他看文件，因此覺得沒什麼可笑的。「Ｋ先生，」廠主說，「你今天不舒服吧，你看起來精神不好。」「是的，」Ｋ說，他用手按住眉頭，「頭痛，家裡有點事。」「噢，是這麼回事，」廠主說，他是個急性子，從來也不會安安靜靜地聽人講完，「我們都有自己的煩惱事。」Ｋ不由自主地朝門口走了一步，好像是送廠主出去，可是廠主卻說，「Ｋ先生，還有另外一件小事，我想跟你談一談。我怕現在用這事來打擾你不合適，好像不是時候；可是我前兩次上這兒來時，把這事給忘了。如果我再不提，這事就要徹底失去它的意義了。這會很可惜的，因為我提供的消息也許對你會有真正的價值。」Ｋ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廠主就已走到他面前，伸出一個指頭，敲敲他的胸口，低聲對他說：「你牽涉到一件案子裡去了，是嗎？」Ｋ朝後退了一步，大聲說道：「準是副經理告訴你的。」「根本不是，」廠主說，「副經理怎麼會知道呢？」「那你是怎麼知道的？」Ｋ鎮靜下來問道。「我經常搜集有關法院的消息，」廠主說，「我要對你講的事也是這麼知道的。」「看來和法院有聯繫的人真是不少啊！」Ｋ低下頭說，他把廠主帶回辦公桌跟前。他們像先前那樣坐好，廠主開口說：「遺憾的是，我不能向你提供很多情況。在這種事情裡，應該盡量多想辦法。我有強烈的願望要幫助你，儘管我的能力很有限。到今天為止，我們在業務上一直是好朋友，對不對？既然這樣，我就該幫助你。」Ｋ想為上午的做法表示歉意，可是廠主不想聽Ｋ道歉，他把皮包緊緊夾在腋下，表明他急著要走。他接著說：「我是從一個叫蒂托雷裡的人那兒聽說你的案子的。他是畫家，蒂托雷裡是他的筆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麼。他常常到我的辦公室裡來，幾年來已經成了習慣。他給我帶幾幅小畫，我給他一些錢，類似於施捨——他簡直像個要飯的。那些畫例並不差，畫的是荒野、叢林等等。這種交易進行得甚為順利，我們已經習慣了。可是有一段時間，我覺得他來得太頻繁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我們開始交談起來。我感到好奇的是，他怎麼能完全靠賣畫謀生，我吃驚地發現，他其實是靠給人家畫肖像來維持生活的。他說，他在給法院裡的法官們畫像。我問他，為哪個法院。他便給我講了關於這個法院的事。根據你的經驗，你很容易想像得出，我聽了他講的話後感到多麼吃驚。從那以後，他每次來的時候，都給我帶來一些法院裡的最新消息。久而久之，我對法院內部的事情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當然，蒂托雷裡說話太隨便，我常常得讓他閉上嘴；這並不只是因為他愛說謊，主要是因為像我這樣一個實業家，本身就有很多頭痛的事，不想再為其他人多費腦子了。這些只不過附帶說說而已。也許，我心想，蒂托雷裡可能會對你有用的，他認識很多法官，雖然他本人沒有多大影響，但他至少可以告訴你怎樣跟有影響的人物掛上鉤。另外，即使你無法把他當作一個預言家，但我覺得，他提供的消息一巴到了你手裡，將會十分重要。因為你和律師一樣精明。我常常說：襄理差不多就是位律師。噢，我用不著為你的案子操心多慮。好吧，你願意去看看蒂托雷裡嗎？有我的介紹，他肯定會盡力為你效勞的；我確實認為你應該去一趟。當然不必今天就去，以後找個時間去，任何時間去都行。請允許我補充一句：別因為我建議你去，你就覺得非去不可，千萬別這樣。如果你認為不用去找蒂托雷裡照樣能行，那當然最好別讓他跟這件案子有絲毫瓜葛。你自己大概已擬定了一個詳細計劃，蒂托雷裡一介人，很可能會打亂這個計劃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你還不如不去找他。去向這麼一個傢伙求教，準會使人感到丟臉。不管怎麼說，你愛怎麼幹就怎麼幹吧。這是我的介紹信，這是地址。」
Ｋ接過信，塞進口袋裡，精神很頹喪。即使一切十分順利，這封介紹信能給他帶來的好處也會被下面這個事實所包含的壞處所抵消：廠主知道審判他的事，畫家正在宣揚這個消息。他很難說出一句感謝廠主的話來，廠主已經在往外走了。「我會去看畫家的，」Ｋ在門口與廠主握手告別時說道，「或者寫封信讓他到這兒來，因為我很忙。」「我早就知道，」廠主說，「你能找到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不過，我得坦白告訴你，我認為你最好避免在銀行裡會見像蒂托雷裡這樣的人，避免在這裡和他討論你的案子。另外，和這種人通信也不大合適。當然我相信你已經慎重考慮過了，你知道該怎麼辦。」Ｋ點點頭，陪廠主穿過會客室，又送了他一段路。Ｋ表面上鎮靜自如，內心則因自己這麼欠考慮而感到害怕。他說要給蒂托雷裡寫信，只不過向廠主表明，他珍視廠主的介紹，打算盡快和畫家聯繫；可是從他自己這方面來說，只有當他認為畫家的幫助確實非常重要，他才會打消顧慮，給畫家寫信。但他居然還需要廠主來告訴他，採取這類行動潛伏著那些危險。難道他已經如此喪失自己的判斷能力了嗎？如果他想公開請這個品行可疑的人到銀行裡來，在和副經理只有一門之隔的地方，與這個人商談自己的案子，那他就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忽略了其它危險，或者會陷入危險而仍不知道。難道不是這樣嗎？他身邊並非總有人告誡他。在他想集中精力考慮案子的時候，卻開始懷疑起自己的警覺能力來了！他在辦公時遇到的困難也會影響這件案子嗎？總而言之，他不明白自己怎麼會想到給蒂托雷裡寫信，還請那傢伙到銀行裡來。
他思索著這些事，不住地搖著頭；侍者走到他跟前，指著坐在會客室長凳上的三位先生。他們要見Ｋ，已經等了好久啦。他們看見侍者走到Ｋ身邊，便匆忙站起來，每個人都爭取先引起Ｋ的注意。既然銀行職員毫不在乎地讓他們在會客室裡浪費時間，他們便認為自己也可以不必拘泥禮節。「Ｋ先生，」其中一個人開了口；然而Ｋ已經派人去取大衣了。在侍者幫他穿大衣的時候，他對這三位先生說：「請原諒，先生們，十分遺憾，我現在沒有時間和你們商談，很抱歉。我有要事，必須出去，馬上就得離開銀行。你們自己也看到了，最後那位客人佔了我多少時間。你們可以明天或其它日子再來嗎？或者，咱們也許可以在電話裡商量吧？你們也可以現在用三言兩語把事情簡單說說，然後我給你們一個詳細的書面答覆，行不行？當然，更好的辦法是你們另約一個時間。」那三位先生已經白白浪費了這麼多時間，聽見這些建議後，驚愕得面面相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這麼辦吧，好嗎？」他轉向侍者，侍者已經給他拿來了帽子。辦公室的門開著，他看見門外雪越下越大了。於是，他豎起大衣領子，把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上。
正在這時，副經理從旁邊的辦公室裡走出來，他微笑著看了一眼穿著大衣和顧客講話的Ｋ，問道：「你要出去嗎？Ｋ先生？」「是的，」Ｋ說，他挺直了身子，「我得出去辦點事。」副經理已經朝那三個顧客轉過身去了。「這些先生怎麼辦？」他問道，「我相信他們已經在這裡等了很久啦。」「我們已經講妥怎麼辦了。」Ｋ說。可是這幾位顧客現在可不那麼好說話了，他們圍在Ｋ身邊，抱怨說：他們之所以等了幾個鐘頭，是因為他們的事情十分重要，而且很緊急，需要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立即進行詳細討論。副經理一邊聽他們說，一邊觀察著Ｋ。Ｋ拿著帽子站在那兒，痙攣似地彈著帽子上的灰。副經理說：「先生們，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方法。如果你們同意的話，我很高興代替襄理，為你們效勞。你們的事當然應該馬上商議。我們和你們一樣，都是搞實務的人，我們知道，對一位實業家來說，時間是多麼可貴。勞駕，你們願意跟我走嗎？」他打開了通往他的辦公室會客廳的門。
副經理闖進Ｋ被迫拋棄的領地，幹得多巧妙啊！可是，Ｋ是不是絕對有必要拋棄這些領地呢？他如果懷著最渺茫——他不得不承認這點——最微弱的希望，跑去找一個素昧平生的畫家，他在銀行中的聲望肯定會受到無可挽回的損害。或許，他應該脫掉大衣，至少滿足那兩個還在等著副經理接見的顧客的要求，這樣對他來講要好得多。Ｋ完全可以試著這麼做，可是Ｋ正好在這時發現副經理在Ｋ的辦公室中亂翻Ｋ的文件，好像這些文件是屬於他的。Ｋ侷促不安地走到辦公室門口。副經理高聲說道：「噢，你還沒走啊。」他朝Ｋ轉過臉來——臉上一條條深陷的皺紋似乎是權力的象徵，而不是歲數的象徵——，隨後立即繼續翻尋。「我在找一份協議書的副本，」他說，「商行代理人說，副本應該是在你的文件堆裡。你能幫我找找嗎？」Ｋ向前邁了一步，但是副經理說：「謝謝，我已經找到了。」他拿著一大疊文件，回自己的辦公室去了，其中不僅有那份協議書的副本，顯然還有許多其它文件。
「我現在還不能和他平起平坐，」Ｋ自言自語道，「但是，等我的個人困難一解決，他將第一個知道我是不好惹的，我得讓他吃點苦頭。」想到這一點，Ｋ稍微得到了一些安慰。侍者開著過道的門，已經等了很長時間。Ｋ讓侍者在合適的時候跟經理打個招呼，就說他有事出去了；接著他離開了銀行。他想到終於可以完全為自己的案子奔走一段時間了，心裡很愉快。
他按地址徑直開車來到畫家住的地方，這是郊區，正好位於法院辦公室所在的那個郊區的相反方向。這個地區更為貧窮，房子更加陳舊，滿街的污泥和融化了的雪混在一起，緩緩流動。畫家住的那座公寓的大門是兩扇對開式的，其中一扇門開著，另一扇門的下面有一塊長條磚，緊貼著地面，磚塊上有一個缺口；Ｋ走上前去，發現一股直冒熱氣、令人作嘔的黃色液體正從缺口中流出來，幾隻耗子隨著液體跑出來，並立即鑽進附近的水溝裡。台階下趴著一個小孩，正在大哭大叫；但是人們很難聽見他的叫聲，因為大門的另一側有一家白鐵鋪，裡面發出震耳欲聾的響聲。白鐵鋪的門開著，三個學徒圍成半圓形，站在一件東西周圍；他們掄起錘子，正往那上面錘打著。牆上掛著一大塊白鐵片，白鐵片上發出的蒼白閃光映照著兩個學徒當中的那個空間，映亮了他們的面孔和圍裙。Ｋ對這些只是匆匆掃了一眼，他想盡快找到畫家，向畫家提幾個試探性的問題，然後馬上回銀行。如果他這次拜訪成功，將對他在今天剩下的時間內在銀行裡的工作有好處。他走進公寓；剛上四樓，他就快喘不過氣了，於是不得不放慢腳步。梯級和樓層都高得不成比例，而畫家據說住在頂層的一個閣樓裡。這兒空氣令人窒息；樓梯很窄，沒有通風口，兩邊夾著光禿禿的牆，隔老長一段距離才有一個開在高處的小窗子。Ｋ停下來喘口氣的當兒，幾個小姑娘從一套房間中跑出來，笑著搶在Ｋ前面，朝樓上奔去。Ｋ慢吞吞地跟在她們後面，和其中的一個小姑娘同行。這個女孩子準是絆了一腳，所以才掉了隊。Ｋ和她一起上樓梯，他問她：「有個名叫蒂托雷裡的畫家是住在這兒嗎？」女孩子有點駝背，看上去不滿十三歲；她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會意地瞧著他。她雖然年紀很小，身體畸形，但已經過早地變得淫蕩了。她不笑，而是用她那雙精明、大膽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著Ｋ。Ｋ假裝沒有注意她的神情，只是問道：「你認識畫家蒂托雷裡嗎？」她點點頭，然後反問道：「你找他幹什麼？」Ｋ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多瞭解一點關於蒂托雷裡的情況；反正現在還有時間。「我想請他給我畫像，」他說，「給你畫像？」她重複了一遍，嘴張得大大的；接著拍了Ｋ一下，好像他講的話是完全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或者是愚蠢可笑的。然後，她用雙手提起短裙，跑了幾步，趕上了其他姑娘。她們在喧鬧聲在遠處消失了。然而，在樓梯的下一個轉彎處，Ｋ卻又置身於她們中間了。那個駝背姑娘顯然已經把Ｋ到這兒來的目的告訴其他姑娘了，所以她們在這兒等著他。她們依次站在樓梯兩側，緊貼著牆，給Ｋ留出一條道，好讓他通過；與此同時，她們用手撫平身上的裙子。她們的臉上露出天真幼稚和老於世故相結合的表情，難怪她們能想出讓Ｋ從人牆中穿過的主意。姑娘們現在緊跟在Ｋ後面，爆發出一陣陣哄笑聲；駝背姑娘走在最前面，給Ｋ領路。多虧她，Ｋ才一下子便找對了門。他本來打算沿著樓梯一直往上走，但她指指旁邊的一道小樓梯說，那道樓梯才是通向蒂托雷裡的房間的。那道樓梯窄長筆直，一眼就能看出它的長度；樓梯盡頭就是蒂托雷裡的房門。整個樓梯光線暗淡，這扇門相形之下倒比較亮。門的上方有一個扇形楣窗，光線從那兒透進來，把門照得很亮。門沒有刷過漆，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蒂托雷裡的名字，是用畫筆蘸上紅顏料寫的。Ｋ和跟在他後面的這些女孩子剛走到樓梯的中段，他們的腳步聲顯然把上面的某人吵得不耐煩了。門開了一條縫，一個好像只穿著睡衣的男人出現在門口。「啊！」他看見來了一群人，喊了一聲，很快消失了。駝背丫頭高興得直拍手，其他姑娘則圍在Ｋ身後，催他趕快上去。
他們還在繼續朝樓梯頂部前進的時候，畫家已經把門打開了；他深深鞠了一躬，請Ｋ進去。至於姑娘們，不管她們如何苦苦哀求，也不管她們得不到允許時又如何硬要進屋，他把她們全攆走，一個也不讓進。只有駝背丫頭一個人從他伸開的手臂底下鑽了過去；他立即追上去，揪住她的裙子，把她舉過頭頂，轉了一圈，然後把她放到門口，使她回到其他女孩子中間去；他後來雖然離開了門口，姑娘們卻仍舊不敢跨過門檻。Ｋ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因為看來他們關係非常好。門外的女孩子們一個個伸直脖子，高聲嚷嚷，和畫家打趣；Ｋ聽不懂她們說的是什麼。畫家也在哈哈大笑，他差不多是把駝背姑娘從空中拋出去的。然後他關上門，又對Ｋ鞠了一躬，伸出手，自我介紹說：「我是畫家蒂托雷裡。」姑娘們在門外唧唧喳喳，Ｋ指著門說：「你在這裡看來很受歡迎。」「噢，這班小鬼！」畫家說，他打算把睡衣的鈕扣一直扣到脖子上，但是沒有成功。他光著腳，除了睡衣外，只穿了一條黃亞麻寬腿褲，褲腰上束著一根長褲帶，帶梢在來回擺動。「這班小鬼真討厭，」他接著說。畫家不再在睡衣上浪費時間了，因為最上邊的那粒扣子剛才掉了。他拿過一把椅子，請Ｋ坐下。「我曾經給她們當中的一個畫過像——那個姑娘你今天沒有看見——，打那以後，她們便老來折磨我。我在屋裡的時候，只有在我同意的情況下，她們才能進來；但是當我出門的時候，她們中起碼有一個人準會溜進屋裡來。她們配了一把能打開我房門的鑰匙，互相轉借。你很難想像，這有多麼討厭。比如說，我帶一位年輕女士到家裡來畫像；我掏出鑰匙，打開房門後，忽然發現駝背丫頭坐在寫字檯旁邊，正用我的畫筆把她的嘴唇塗紅，而那些歸她照看的小妹妹正在屋裡東奔西跑，把屋子的每個角落都弄得亂糟糟的。昨天晚上還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很晚才回家——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現在衣冠不整，屋裡也一塌糊塗，請你原諒——接著說吧，我回家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正要上床時，忽然有什麼東西拽住了我的腿；我看看床底，拉出來一個討厭的小姑娘。她們幹嗎要這樣，我不知道，你大概自己也已經發現，我並不鼓勵她們這樣做。另外，這當然也妨礙我畫畫。如果不是因為我住的這個畫室用不著付房租，我早就離開這兒了。」正好在這時，門外傳來了一個細微的聲音，一個姑娘用半是焦急、半是撒嬌的語氣說：「蒂托雷裡，我們現在可以進來了嗎？」「不行，」畫家回答道。「我也不能進來嗎？」那個聲音又問道。「你也不行，」畫家說，他走到門口，把門鎖上了。
與此同時，Ｋ打量了一下屋子，他永遠也不會相信，有誰會把這個骯髒狹小的窩棚叫做畫室。你朝任何一個方向也不能邁出兩步。整個房間，包括地板、牆壁和天花板，是一個由沒有刷漆的木板拼湊而成的大盒子，木板之間有明顯的裂縫。Ｋ對面的那堵牆邊擺著一張床，上面堆著幾條各種顏色的毯子。房間正中是一個畫架，上面有塊畫布，畫布上蓋著一件襯衫，袖管耷拉在地板上。Ｋ的身後是窗子，窗外濃霧瀰漫，只能看見隔壁的屋頂上覆蓋著積雪，再遠點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鑰匙在鎖孔裡轉動的聲音提醒Ｋ，他原先不打算在此久呆。於是他從口袋裡掏出廠主的信，交給畫家，說道：「我是從這位先生嘴裡聽說你的，他是你的熟人，他建議我到這兒來。」畫家匆匆看完信，把它扔到床上。如果廠主事先沒有講明，他的這個熟人蒂托雷裡是個靠他施捨過活的窮光蛋，那麼人們現在可能會認為，蒂托雷裡根本不認識廠主，或者至少已經把他忘了。後來畫家居然問道：「你是來買畫的，還是來畫像的？」Ｋ詫異地看著他。信裡寫著什麼呢？Ｋ理所當然地認為，廠主準是告訴蒂托雷裡說，Ｋ到這裡來沒有別的目的，只想打聽有關案子的事。他匆匆趕到畫家這裡來，看來未免太魯莽、太輕率了。當然，他應該作出一個多少是切題的回答，所以他看了一眼畫架說：「你正在畫畫嗎？」「是的，」蒂托雷裡說，他從畫架上扯下襯衫，把它扔到床上，就扔在那封信旁邊。「是一幅肖像。挺不錯，不過還沒有完工。」Ｋ看來運氣不錯，一下子便遇上了提起法院的機會，因為畫上畫的顯然是一位法官。它和律師辦公室裡掛的那幅畫驚人地相像。當然，這幅畫上面的法官完全是另外一個人，此人身材矮胖，長著濃密烏黑的絡腮鬍子；再者，那幅是油畫，這幅則是用彩色粉筆輕描淡寫地勾勒出來的。不過，其它方面則很相似，因為這幅畫裡的法官也是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他坐在高腳椅子上，兩隻手緊緊接著扶手，好像要站起來。「這大概是位法官吧，」Ｋ剛想說出口來，忽然住了嘴，走到畫跟前，似乎要仔細研究一番。他不知道，佔據著畫面中心部分的那個站在高腳椅子後面的高個子是誰，於是他就問畫家那是什麼人。「還有幾個細節沒畫完，」畫家回答說。他從桌上拿起一支粉筆，在那人的輪廓上又添了幾筆；但是Ｋ仍然認不出來。「這是司法女神，」畫家最後說。「現在我認出來了，」Ｋ說，「她眼睛上蒙著布，這是天平。可是，她的腳後跟上不是長著翅膀嗎？她不是在飛嗎？」「是的，」畫家說，「我得到指示，要畫成這個樣子；實際上這是司法女神和勝利女神的結合體。」「這種結合肯定不是很好，」Ｋ笑著說，「司法女神應該站穩雙腳，否則天平就要搖晃，作出的判決就不可能公正。」「我得按顧客的指示辦事，」畫家說。「當然，」Ｋ說，他並不想多提意見得罪人，「你把這個人物畫成好像站在高腳椅子上方似的。」「不對，」畫家說，「我既沒看見任何人，也沒看見高腳椅子，全是想像出來的。人家告訴我該怎麼畫，我就怎麼畫。」「你這是什麼意思？」Ｋ故意裝出不懂的樣子，「那麼，坐在法椅上的這個人肯定是一位法官吧？」「對，」畫家說，「但他不是高級法官，一輩子沒有在這種椅子上坐過。」「然而他被畫成這種威風凜凜的模樣了，對不對？這是為什麼？他坐在這兒，儼然是位法院院長。」「不錯，這些先生們虛榮心很強，」畫家說，「但他們的上司允許把他們畫成這種模樣。他們每個人都得到過確切的指示，知道自己的肖像應該怎麼畫。遺憾的是，你不能對服飾和座椅的細節作一番評價，用彩色粉筆畫這種畫確實不合適。」「對，」Ｋ說，「真奇怪，你怎麼用起粉筆來了？」「因為我的顧客願意用粉筆，」畫家說，「他想把這幅畫送給一位女士。」他看著這幅畫，似乎激發出了作畫的熱情，便挽起襯衫袖子，隨手拿起幾支粉筆畫了起來。Ｋ看著粉筆輕輕畫下的線條使法官頭部周圍逐漸出現了一個略帶紅色的環圈，環圈越變越細，到了畫面邊緣竟成了一束束細長的光線。這個紅色的環圈像是光環，也像是表示法官地位顯赫的暈圈。但是司法女神的輪廓仍然不明顯，周圍只有一道幾乎無法覺察的影子；由於輪廓淺淡，司法女神似乎躍到了畫面的前方，看起來已不再像司法女神了，甚至也不像勝利女神了，倒像是正在追逐獵物的狩獵女神。畫家的動作使Ｋ不覺人了神。後來他開始責怪自己呆了這麼久，居然連正事還沒有觸及。「這位法官叫什麼名字？」他突然發問。「我不能告訴你，」畫家回答道，他朝畫像傾過身去，故意冷落這位他剛才還十分尊重的客人。Ｋ認為這是畫家脾氣古怪的緣故；他為自己的時間就這麼糟蹋掉而感到惱火。「我想，你很受法院的信任吧？」他問。畫家立刻放下粉筆，挺直身子，搓搓手，笑瞇瞇地看著Ｋ。「你說實話吧！」他說，「你想瞭解有關法院的一些事，介紹信裡是這麼寫的。我可以說，你先和我談起我的畫，只是為了贏得我的好感。我並不認為這是壞事，不過，你也許不知道，這不是跟我打交道的好辦法。嗨，請你別辯解！」Ｋ想找些借口，卻被他一下子堵住了嘴。他接著說：「另外，你說的很對，我很受法院的信任。」他停頓了片刻，好像想給Ｋ一點時間，用來回味他講的這些話。現在他們又能聽見姑娘們在門外發出的聲音了。她們好像正聚集在鑰匙空附近，也許她們能透過門縫看清屋內發生的事。Ｋ拋棄了一切為自己辯解的念頭，因為他不想讓談話離題，也不想使畫家自以為有多麼了不起，以至使人無法接近。於是他問道：「你的職務是正式任命的嗎？」「不是，」畫家草草回答道，這個問題好像打斷了他的思路。Ｋ急於讓他講下去，便說道：「噢，這種不被人承認的職務往往比正式職務更有影響力。」「我的情況正是這樣，」畫家皺起眉峰，點點頭說，「廠主昨天跟我談起了你的案子，他問我是不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我對他說：『讓那人抽個時間到我這裡來一趟。』我很高興看到你這麼快就來了。看來你很關心這件案子，這當然一點也不奇怪。你想把大衣脫掉一會兒嗎？」儘管Ｋ不想在這兒久呆，但這個建議同樣受到了他的歡迎，因為他已經開始感到屋裡空氣悶熱了；他有幾次驚奇地看見，屋角里有一個小鐵爐，雖然似乎沒有點火，屋子裡卻熱得令人難以忍受。他脫掉大衣，解開上衣扣子。畫家抱歉地說：「我需要暖和點。這兒頂暖和，對不對？我在這裡感到很舒服。」Ｋ聽了這話，一聲不吭；使他感到不自在的不是熱，而是那種沉默壅塞、令人窒息的氣氛；屋裡準是好久沒有流進新鮮空氣了。當畫家請他坐到床上去的時候，他感到更不好受了；畫家坐在畫架邊的一把椅子上，屋裡只有這麼一把椅子。蒂托雷裡看來也不理解Ｋ為什麼只是坐在床沿上，他請Ｋ坐得舒服點，並把滿心不情願的Ｋ推到毯子、床單和枕頭中間。然後他重新坐到自己的椅子上，向Ｋ提出第一個嚴肅的問題，使Ｋ忘記了其他所有事情。「你是清白無辜的嗎？」他問道。「是的，」Ｋ說。他回答了這個問題，感到十分愉快，尤其是因為他只和畫家一個人在談話，用不著顧忌後果。任何其他人也沒有這麼坦率地問過他。為了使自己更加愉快，他又補充了一句：「我是完全清白無辜的。」「我明白了，」畫家說，他低著頭，好像在思索。突然，他揚起頭說：「如果你清白無辜，那事情就很簡單。」Ｋ的眼睛暗淡了：這個自稱受到法院信任的人講起話來竟像一個無知的孩子。「我清白無辜，並不能使事情變得簡單些，」Ｋ說；他忍不住笑了一下，然後慢悠悠地搖著頭，「法院裡有數不清的陰謀詭計，我不得不與之進行鬥爭。他們到後來會無中生有，給你編造出一大堆罪狀來。」「對，對，當然，」畫家說，好像Ｋ根本沒有必要打斷他的思路，「不過，你反正是清白無辜的，是不是？」「當然，這用不著問。」Ｋ說。「這是最主要的，」畫家說。他沒有被Ｋ所說服，雖然他講得斬釘截鐵，但Ｋ仍然不明白，他說這話到底是出於真的相信還是權作敷衍。Ｋ為了弄清這一點，於是便說道：「你對法院的瞭解要比我深刻得多，這是肯定的；我只是從三教九流兒聽說一點關於法院的情況，別的事我知道得很少。他們倒是一致認為，起訴不是輕率作出的，法院一旦對某人起訴，就認定被告有罪，要使法院改變這種信念簡直難上加難。」「難上加難？」畫家說，他的一隻手在空中揮舞，「法院永遠不會改變這種信念。如果我把所有法官都畫在一幅畫布上，你站在這張畫布前就本案進行申訴，成功的希望也會比在真的法院裡要大一些。」「我知道，」Ｋ自言自語道，他忘了他只是想讓畫家吐露情況。
門外又傳來一個姑娘的聲音：「蒂托雷裡，他一會兒就走嗎？」「別鬧，乖點！」畫家轉過頭來嚷道，「你們不知道我正跟這位先生講話嗎？」可是姑娘並不罷休，又問道：「你要給他畫像嗎？」畫家沒有回答，她繼續說下去：「請你別給他畫像，他太難看了。」其他姑娘唧唧喳喳一陣，表示贊同。畫家一步蹦到門口，開了一條縫——Ｋ看見了姑娘們伸出的一雙雙交叉緊握著的、苦苦哀求的手——，對他們說：「你們再不住口，我就把你們全推到樓下去。乖乖地坐在樓梯上。安靜點。」她們看來沒有立即服從，因為畫家又怒吼道：「坐下，坐在樓梯上！」接著便是一片寂靜。
「請原諒，」畫家重新回到Ｋ的身邊，對Ｋ說。Ｋ沒有心思朝門口看，他讓畫家自己決定，有沒有必要，以及採取什麼方式來保護他。畫家朝他俯下身來，在他耳旁低聲說話，即使在這時，Ｋ也幾乎一動也不動。畫家的聲音壓得很低，這樣門外的姑娘們就聽不見了：「這些姑娘們也是屬於法院的。」「什麼？」Ｋ嚷道，他轉過頭，注視著畫家。可是蒂托雷裡又坐到椅子上，半開玩笑半解釋地說道：「你要知道，一切都是屬於法院的。」「我以前不知道這一點，」Ｋ簡短地說了一句；畫家的這句總的聲明使剛才說的「姑娘們屬於法院」那句話不再令人不安了。不過Ｋ在隨後的一段時間內仍然坐在那兒注視著房門。門外的女孩子們現在正安分守己地坐在樓梯上；一個姑娘從門縫裡塞進一根麥稈來，慢慢地上下移動。
「看來你對於法院的全貌還不瞭解，」畫家說；他朝前伸開兩條腿，用腳跟敲著地板。「不過，既然你清白無辜，那就沒有必要了解法院的全貌。我一個人就能讓你解脫。」「你怎麼能辦到這點呢？」Ｋ問，「因為幾分鐘前你還對我說過，法院根本不理會證詞。」「法院只是不理會當面陳述的證詞，」畫家說，他蹺起一個指頭，對Ｋ居然不懂其中的微妙區別表示吃驚。「但如果在幕後活動，情況就迥然不同了；幕後指的是在審議室和休息室裡，或者，舉個具體例子來說吧，就在這間畫室裡。」Ｋ完全相信畫家現在講的話，因為這和他從別人那兒聽說的基本一致。在高級法官那兒，這樣做確實是有希望的。如果像律師說的那樣，法官很容易受私人關係的影響，那麼畫家和這些虛榮心很重的官員們的關係就顯得特別重要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低估。Ｋ已在自己周圍物色了一批可以幫助自己的人，畫家和法官的關係將使他成為其中最突出的一位。Ｋ的組織能力一度是銀行的驕傲；現在，這些人完全由他負責物色，這就使他得到了充分證實自己的組織能力的機會。蒂托雷裡觀察著他的話會在Ｋ身上產生什麼效果，然後略帶不安地說：「你也許很奇怪，為什麼我講起話來像個法學家？我一貫和法院裡的先生們合作，所以變成了這樣。我從中得到了很多好處，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也失去了許多作為一個藝術家應有的熱忱。」「你當初是怎麼和法官們拉上關係的呢？」Ｋ問；他想先取得畫家的信任，然後再把畫家列人那個可以幫助他的人的名單中。「這很簡單，」畫家說，「我繼承了這種關係，我父親是法院的前任畫家。這是一個世襲的職位，不能錄用新人。給各種不同級別的官員畫畫，需要掌握許多複雜、全面、不能外傳的規則，這些規則只能讓幾戶人家知道。比如說，那邊那個抽屜裡保存著我父親畫的所有畫，我從來沒有給任何人看過。只有研究過這些畫的人，才有能力為法官們畫像。不過，即使我把這些畫丟了也沒關係，我腦子裡記住的規則已經多得足以保證我的位子不會被新來的人搶去。因為每個法官都堅持要把自己畫得與以前的那些大法官一模一樣，除了我以外，誰也做不到這一點。」「你的職位實在令人羨慕，」Ｋ說；他想到了自己在銀行裡的職位，「這麼說來，你的位置是別人搶不走的囉？」「對，別人搶不走，」畫家得意洋洋地扭了扭肩膀，回答道，「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才敢經常幫助一些可憐蟲打官司。」「你用什麼方式進行幫助呢？」Ｋ問，好像自己不屬於畫家說的那些可憐蟲的範疇。但是蒂托雷裡不讓Ｋ把自己的思路岔開，而是接著往下說：「例如，在你這個案子裡，你是完全無辜的，我將抓住這點不放。」畫家再次提到Ｋ的無辜，Ｋ已經覺得不耐煩了。有時Ｋ感到，畫家是在審判結果肯定良好的假設前提下，願意提供幫助的；但這麼一來，他的幫助便毫無意義了。然而，儘管Ｋ心裡有這樣的疑問，嘴裡卻沒說出來，而是聽任畫家不停地講下去。他不準備拒絕蒂托雷裡的幫助，在這一點上他已經打定主意；畫家和律師一樣，站在他一邊，這是不會有疑問的。其實他更願意接受畫家的幫助，因為畫家的提議更誠懇、更坦率。
蒂托雷裡把椅子拉到床邊，壓低嗓門，繼續說道：「我忘了先問一句，你想得到哪種形式的無罪開釋處理。有三種可能性，即徹底宣判無罪、詭稱宣判無罪和無限期延緩審判。當然，徹底宣判無罪是最好的方式，不過我對這種判決不能施加任何影響。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人能促使他們作出徹底宣判無罪的判決。惟一的決定性因素似乎是被告的清白無辜。既然你是無辜的，你當然可以把自己的無辜作為在本案中為自己辯護的根據。不過，在那種情況下，你就不需要我和任何其他人的幫助了。」
這種清醒的分析開始時曾使Ｋ吃了一驚，但他卻用同樣輕的聲音向畫家回答：「我覺得你自相矛盾。」「怎麼自相矛盾？」畫家耐心地反問道，他微笑著把身體向後仰去。畫家的微笑使Ｋ懷疑，他即將擺出的也許不是畫家講話中的矛盾，而是法院訴訟程序本身的矛盾。不過他並未氣餒，還是接著往下講：「你剛才說過，法院不理會證詞，後來你又說，那種說法只適用於法院公審時；而你現在卻認為，在法院裡，一個無辜的人根本不需要別人的幫助。這本身就包含著矛盾。此外，你開始時講過，私人的斡旋可以使法官改變看法，而現在你卻否認個人的斡旋可以得到你稱之為徹底宣判無罪的結果——這就產生了第二個矛盾。」「這些矛盾很容易解釋，」畫家說，「我們應該區別兩樣東西：一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一是我通過親身體驗發現的；你不能把這兩者混淆起來。在法典中——我承認沒看過——肯定寫著無辜者應無罪開釋，那上面不會指出法官可以被影響。我的經驗則與此截然相反。我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案子的判決結果是徹底宣判無罪，但我卻見過許多有影響的人物干預判決的例子。當然，也可能在我所知道的這些案子中，沒有一個被告是真正無辜的。然而，這真的可能嗎？那麼多案件中，居然沒有一個被告是無辜的嗎？我小時候就很注意聽父親講他聽說過的那些案件；到他畫室裡來的法官們也總要談起法院裡的事：在我們這個圈子裡，這實際上是惟一的話題。我自己開始為法官畫像後，也充分利用了這種好處，瞭解到無數案件在最關鍵階段的情況；我還盡可能注視這些案件的整個審理過程。但是——我得承認——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個徹底宣判無罪的例子。」「這麼說，沒有一件案子的判決結果是無罪開釋，」Ｋ說，他好像在對自己和自己的希望說話，「這證實了我對這個法院業已形成的看法：從任何角度來看，法院都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機構，其全部工作一個劊子手就能勝任。」「你不能把這種情況普遍化，」畫家不高興地說，「我只是講了我自己的經驗。」「這就足夠了，」Ｋ說，「你以前聽說過無罪開釋的事嗎？」「據說，」畫家回答道，「曾經有過這種無罪開釋的例子。然而，要證實這點卻十分困難。法院的最終決定從來不作記錄，甚至法官也不知底細。因此，提及過去的案例，我們只能憑傳聞。這些傳聞肯定提供了宣判無罪的案例，實際上傳聞中的大多數案子的判決結果都是無罪開釋；這些傳聞可以相信，但不能證實。不管怎麼說，不能完全置這些傳聞於不顧，其中總有些部分是屬實的；此外，裡面有些情節很動人。我自己就根據類似的傳聞畫過幾幅畫。」「光是傳聞不能改變我的看法，」Ｋ說，「我想，人們總不能在法庭面前求助於這些傳聞吧？」畫家笑了起來。「不能，不能那樣做，」他說。「那談論這些傳聞就沒有用處了，」Ｋ說；他當時想要接受畫家的看法，即使這些看法似乎很荒謬、或者跟Ｋ以前聽說的有矛盾也無妨。他現在沒有時間去調查畫家講的話是否全部符合事實，更不想反駁；他只希望畫家能以某種方式幫助他，即使得不到任何結果也沒關係。於是他說：「那咱們就不談徹底宣判無罪了；你剛才還提到過其它兩種可能性呢！」「詭稱宣判無罪和延緩審理。只剩下這兩種可能性了。」畫家說，「不過，在咱們繼續往下談之前，你是不是把上衣脫掉？你好像很熱。」「好的，」Ｋ說；他剛才只顧聽畫家講話，把其它事情全忘了；現在經畫家一提，他才發現這屋裡真的很熱，自己的額頭上已經滲滿汗珠，「簡直熱得難受。」畫家點點頭，好像他十分理解Ｋ的不舒服感覺。「咱們不能開窗嗎？」Ｋ問。「不行，」畫家回答，「那上面只有一塊玻璃，固定在屋頂上，沒法打開。」Ｋ這時才明白，他剛才一直盼著他自己或者畫家會突然走到窗前，把窗打開。他只要能呼吸到新鮮空氣，哪怕同時吞進幾口煙霧也行。與新鮮空氣完全隔絕的感覺使他頓時頭昏腦漲起來。他把手掌平放在羽毛褥墊上，用微弱的聲音說：「這既不舒適，又不衛生。」「噢，不對，」畫家為自己的窗子辯護，「它是密封的，雖然只有一層玻璃，但卻比雙層玻璃更保暖。如果我想通通空氣——這其實毫無必要，因為牆縫全透風——，只要打開一扇門，或者把兩扇門全打開就行了。」聽了這個解釋，Ｋ稍微安心了，立即掃了周圍一眼，尋找第二扇門。畫家猜出了Ｋ在幹什麼，便說道：「在你後面，我不得不用床把它頂上了。」Ｋ這時才發現牆上有個小門。「這間屋子作為畫室實在太小了，」畫家說，好像他知道Ｋ會發表評論，於是便搶先說了一句，「我盡量作了安排，床緊挨著門，當然擺得不是地方。就拿我現在正給他畫像的那位法官來說，他總是從這道門進來；我得把鑰匙交給他，這樣的話，如果我不在畫室裡，他可以自己先進來等我。他嘛，一般總是早晨來，我還睡著呢。當然，不管我睡得多熱，只要床後面的這扇門一打開，我就會醒過來。他一早就從我床上爬過來，如果你能聽見我怎麼用罵聲歡迎他，你就會失去對法官的一切崇敬心理。我當然可以從他那兒取回鑰匙，但是只能使事情更糟。撞開這裡的任何一扇門都很容易。」他們在交談時，Ｋ一直在考慮是否把上衣脫掉，最後他明白了，如果上衣不脫掉，他就無法在屋裡再呆下去；於是他脫掉上衣，擱在膝蓋上，這樣做的好處是，談話結束後，再穿起來就省時間了。他剛脫下上衣，一個姑娘就叫道：「現在他把上衣脫掉了。」他知道，現在她們全擠在門口，想透過門縫親眼看看。「姑娘們以為，」畫家說，「現在我要給你畫像了，你是因為這個緣故才脫外衣的。」「我明白了，」Ｋ說，他並不覺得多麼有趣；他現在雖然只穿著襯衫，卻比剛才舒服不了多少。他悶悶不樂地問道：「你剛才說的另外兩種可能性是什麼？」他已經忘掉這兩種可能性的名稱了。「詭稱宣判無罪和無限期延緩審理，」畫家說，「應該由你來選擇。我能夠幫助你實現其中的任何一種可能性，儘管肯定會遇到一些麻煩；這兩種可能性的區別在於，詭稱宣判無罪要求在短時間內集中全部精力，而延緩審理則用的力氣較少，但要堅持不懈。咱們先講講詭稱宣判無罪吧。如果你決定爭取這種可能性，我就去拿張紙來，寫份宣誓書，保證你是清白無辜的。我父親把這種宣誓書的寫法告訴我了，決不會有問題的。然後我將帶著這份宣誓書到我認識的所有法官那兒去遊說，先從現在正讓我畫像的那個法官開始，比方說，從他今天晚上來畫像的時候開始，我就把宣誓書攤在他面前，向他解釋你是無罪的，並且以我本身的名義保證你是清白無辜的。這不是一種徒具形式的保證，而是名符其實，具有約束力的保證。」畫家的眼睛中露出一絲略帶嗔責的目光，好像Ｋ不該讓他擔負這麼重大的責任似的。「你太好了，」Ｋ說，「可是，法官對你固然是相信的，但是仍舊不願給我作出徹底宣判無罪的判決，是不是？」「關於這點，我已經解釋過了，」畫家回答道，「此外，是不是每個法官都相信我，還很難肯定；比如說，有的法官會要求親自見見你。那樣的話，我就得帶著你去見他們。當然，如果出現了這種情況，就已成功了一半，尤其是因為我事先會確切地告訴你，在每個法官面前應該採取什麼策略。真正的困難來自那些一開始就把我打發走的法官——這樣的事肯定會有的。我當然會繼續向他們申訴，但是咱們也許不得不甩開他們——當然，咱們是可以這樣做的，因為個別法官的不同意見不至於影響判決結果。好吧，咱們再說下去，如果能爭取相當數量的法官在宣誓書上簽字，我就把宣誓書呈遞到現在正在過問你的案件的主審法官手裡，我或許也能讓他在宣誓書上簽名。這麼一來，用不了多久，一切事情就能順利解決了，解決的速度要比平常快得多。一般說來，在這個階段以後，就不會有什麼值得一提的困難了，被告到了這一階段會感到信心十足。人們在這時要比正式宣判無罪時信心更足，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也確實如此。他們不必再做更多的事情了。主審法官手頭有其他法官簽名的宣誓書，他就能放心大膽地判處無罪開釋了；雖然還有一些手續需要履行，但他肯定會判無罪開釋，以取悅我和他的其他朋友。到那時，你就能作為一個自由的人，走出法院了。」「這麼說，到那時我就自由了，」Ｋ半信半疑地說。「對，」畫家說，「但是僅僅是表面上自由，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是暫時自由。因為我的熟人都是些低級法官，他們無權作出終審判決，無罪開釋的終審判決權屬於最高法院，你、我、以及我們大家都無法接近它。那兒的情況怎麼樣，我們不得而知；順便說一句，我們甚至也不想知道。總之，我們的法官沒有判處無罪開釋的權利，但是他們有權暫時卸掉你身上的罪責。這就是說，他們可以宣佈你無罪，暫時把罪責從你身上卸掉，但是這個罪名仍舊是在你頭頂上，一旦上面來了命令，他們就把罪責重新安在你身上。我和法院的聯繫很密切，因此我也能夠告訴你，法院各辦公室在具體處理徹底宣判無罪和詭稱宣判無罪時採取哪些不同做法。徹底宣判無罪時，與案子有關的文件據說都要銷毀，它們消失了，再也看不見了，不僅起訴書被銷毀，庭審記錄和判決書也要銷毀，所有東西都要銷毀。詭稱宣判無罪就不是這樣。各種文件均需保留，包括宣誓書、判決記錄和判決說明書。所有卷宗都得按照正常辦公原則的要求，繼續呈轉，轉到最高法院後，又轉回低級法官，就這樣轉來轉去，這兒耽擱幾天，那兒積壓一些日子。卷宗的往返次數是無法計算的。局外人有時會以為，整個案子已經被忘卻，文件已經遺失，詭稱宣判無罪已經成為徹底宣判無罪。但實際上，任何一個熟悉法院情況的人都不會這麼想。任何文件也不會遺失，法院從來也不會忘記任何事情。有一天，某個法官會出其不意拿過卷宗來，仔細閱讀；他會認為這起案件的起訴仍然有效，於是便下令立即逮捕人。我這麼說，有一個假設前提，即從詭稱宣判無罪到重新逮捕人犯之間，已過了很長時間，這是可能的，我聽說過類似的情況。但也有這樣的可能：得到無罪開釋的人剛從法院回到家，便發現刑警已經等在那裡要重新逮捕他了。於是，他的全部自由當然便就此告終了。」「這個案子又得從頭開始審理嗎？」Ｋ有點不相信地問道。「當然囉，」畫家說，「案子需要全部從頭開始審理；但是結果也有可能和上次一樣：詭稱宣判無罪。於是人們又得為這個案子全力以赴，任何時候也不能松勁。」他講出最後這句話，大概是因為發現Ｋ的臉上露出了絕望的表情。「可是，」Ｋ說，他好像不想再聽畫家說下去了，「第二次爭取得到無罪開釋的結果是不是比第一次更難？」「在這一點上，」畫家說，「誰也不敢說死。我覺得，你的意思是，第二次被捕會影響法官們對被告的看法？不是這樣。法官們第一次宣佈被告無罪時，就預見到有可能再次逮捕被告。因此，你的這種顧慮是完全多餘的。但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有時倒會發生這樣的事：法官們對這件案子的看法變了，甚至從司法觀點上說也產生了變化；因此，你就得根據業已變化的情況，採取相應的努力，爭取第二次無罪開釋。一般說來，要像爭取第一次無罪開釋時那樣想盡法子、竭盡全力。」「但是，第二次無罪開釋也不是終審判決呀，」Ｋ說，他不以為然地轉過頭去。「當然不是，」畫家說，「在第二次無罪開釋後面跟著的是第三次被捕，在第三次無罪開釋後面跟著的是第四次被捕，依次類推。詭稱宣判無罪這個概念本身就包含著這些內容。」Ｋ無以置答。「看來，你對詭稱宣判無罪不感興趣，」畫家說，「也許延緩審理對你更為適合。我是不是需要向你解釋一下，延緩審理是怎麼回事？」Ｋ點點頭。畫家懶洋洋地重新躺到椅子上，他睡衣前面的鈕扣脫開了，他伸進一隻手，輕輕撫摩著自己的胸部。「延緩審理，」他說；他凝視著前方，停了一會兒，像要找出一個十分確切的解釋，「延緩審理就是訴訟停留在開始階段，不再繼續往下進行。為了取得延緩審理的結果，被告和他的代理人，尤其是他的代理人，必須與法院不斷保持個人接觸。請允許我再次指出，這雖然不像爭取詭稱宣判無罪那樣，需要全力以赴；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卻需要更加保持警覺。你得經常注視著案子的情況，除了在緊急情況下要去找主管法官外，每隔一定時間也得去找他一次，而且要盡可能和他搞好關係。如果你本人不認識這位法官，那就應該通過你認識的那些法官盡量給他施加影響；同時要繼續努力，爭取親自和他見一次面。如果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你都沒有忽略，那你就肯定能使訴訟不至於超越開始階段。這並不意味著不再審理了，但是被告基本上可以不受判決的約束，就像一個自由的人一樣。與詭稱宣判無罪相比，延緩審理有其優越性，即被告的前景較為明朗，沒有突然被捕的危險，用不著擔心、緊張和焦慮，而這在爭取詭稱宣判無罪時是不可避免的，類似情況很可能在一個最不合宜的時刻出現。當然，對被告來說，延緩審理也有一些欠缺之處，一這也不容忽視。我這麼說，並不是因為考慮到被告在這種情況下永遠也不會真正獲得自由，因為他在得到詭稱宣判無罪後，也不見得能夠真正獲得自由。延緩審理的弊端在其它方面。要想把案子無限期地擱置起來，就必須找到幾條站得住腳的理由。因此，每隔一段時間便得做做樣子，採取各種措施，審問一次被告，收集一點證據等等，這當然只是走走過場而已。因為案子還得讓它繼續向前進展，儘管只是局限在人為劃定的一個小圈子中。這當然意味著被告會偶爾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不過，你別以為這些事情會使人很不愉快，因為一切都是走走過場而已。比如說，審訊被告只消三言二語；如果你沒有時間，或者不想去，你可以表示抱歉而不出庭；你還可以事先安排和某些法官見面；總之，你要做的一切只是隔一定時間到你的主審法官那兒去一次，以這種方式從形式上承認你處於被告地位。」畫家講最後這句話的時候，Ｋ已經把上衣搭在手臂上站了起來。「他現在站起來了，」門外立即傳來了喊聲。「你就要走了嗎？」畫家問，他也站了起來。「我相信，是這兒的空氣促使你離開的，我很遺憾。我還有好多話要對你說，我不得不講得很簡短。但是我希望已經解釋得夠清楚了。」「啊，是的，」Ｋ說，他不得不聚精會神地聽畫家講話，頭都疼了。雖然Ｋ承認畫家已經講清楚了，可是畫家又接著總結了幾句，想利用最後一次機會使他放心：「這兩種方式的共同點是，可以避免被告受到判決。」「但是，它們也使被告不能真正無罪開釋，」Ｋ低聲說，他似乎因為自己作了這麼一個尖銳的判斷而感到窘迫。「你抓住了事情的核心，」畫家緊接著說。Ｋ伸手去拿外套，但還沒有決定是否把上衣穿上。他很想把外套和上衣捆成一捆，拿在手裡，奔到外面去呼吸新鮮空氣。他想到了姑娘們，儘管她們已經作出預報，說是他已經在穿衣服了，他還是不想把衣服穿上。畫家急於猜度Ｋ的意圖，便說道：「我覺得，你對於我的那幾個建議還沒有作出決定。這是對的。你如果想要匆匆決定的話，我還會勸阻你呢。需要細細斟酌，權衡利弊。每件事情都要仔細掂量。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你也不應該拖得太久。」「我不久會再來找你的，」Ｋ說，他頓時下定決心，穿好上衣，把外套往肩上一搭，匆匆朝門口走去；門外的女孩子們立即尖叫起來。「你得守信用，」畫家說；他沒有跟著Ｋ，「否則我只好自己到銀行裡來瞭解情況了。」「請你開門，好嗎？」Ｋ說；他拉了一下門把；覺得有阻力，他知道是門外的姑娘們在拽著。「你不想受到女孩子們的糾纏吧？」畫家問，「最好還是從這邊出去吧。」他指指床後的那扇門。這正中Ｋ的下懷，他趕緊走回床邊；但是畫家卻沒去開門，而是鑽到床底下，在那兒說道：「等一會兒，你想看一兩幅畫嗎？你可能會想買的。」Ｋ不想失禮，要知道畫家確實很關心他，還答應今後幫助他呢；此外，Ｋ一直到現在都沒提怎麼付給畫家報酬的事，這完全是他的疏忽，既然畫家自己提出賣畫，他當然不能推諉。於是，他同意看一看，儘管他急著想出去，已經不耐煩到了極點。蒂托雷裡從床底下拽出一堆沒有鑲框的畫來，畫上蓋著厚厚一層灰塵，輕輕一吹便滿屋子飛揚起來，弄得Ｋ睜不開眼睛，喘不過氣來。「大自然，荒野景色，」畫家一面說，一面把畫遞給Ｋ。畫面上是兩棵低矮的樹，分別位於一片深綠色草地的兩端；背景是色彩斑斕的落日景象。「很漂亮，」Ｋ說，「我買。」Ｋ的回答短得出乎自己的預料；但畫家並沒有覺得受辱，而是從地板上又拿起一幅畫來，所以Ｋ很高興。「這幅畫正好和那幅配對，」畫家說。這幅畫和那幅畫倒真可以配對，兩者沒有絲毫區別：這幅畫上也是兩棵樹、一片草地和一輪西斜的紅日。不過Ｋ並不計較這點。「是兩幅極美的風景畫，」他說，「我都買下，我要把它們掛在我的辦公室裡。」「看來你喜歡風景畫，」畫家一面說，一面又挑出一幅畫來，「碰巧的是，我還有一幅這樣的習作，」這並不像是什麼習作，而是又一幅荒原風景畫。畫家顯然正在盡量利用這個機會，推銷過去畫的畫。「這幅我也買下，」Ｋ說，「三幅一共多少錢？」「下次再說吧，」畫家說，「你今天急著要走，反正咱們會保持聯繫的。老實說，你喜歡這些畫，使我很高興；我以後要把床底下的所有畫都附送給你。全是荒野風景畫，當初我畫了幾十幅。有些人不喜歡這類題材，說是格調太低沉，可是我相信總能找到一些像你這樣的人，喜歡格調低沉的畫。」然而，Ｋ再也沒有心思聽這位兜售自己作品的畫家發表他的藝術見解了。「請把這三幅畫包好，」他打斷蒂托雷裡的絮叨，大聲說，「我的僕人明天會來取的。」「不必要，」畫家說，「我可以找個搬運工，現在就跟你走，把畫給你送去。」他終於走到床後面，把門打開。「別怕踩在床上，」他說，「從這扇門出去的人都從床上踩過去。」畫家即使不這麼說，Ｋ也會這麼做的，他的一隻腳已經踩在羽毛褥墊的正中間；可是，他透過開著的門朝外一望，又把那隻腳收了回來。「怎麼回事？」他問畫家。「什麼東西使你這麼奇怪？」畫家反問道，他也覺得奇怪了，「這些是法院辦公室。你原先不知道這兒有法院的辦公室嗎？幾乎每棟房子的閣樓上都有法院的辦公室，這棟房子為什麼應該是例外呢？我的畫室實際上也是屬於法院辦公室的，不過法院把它交給我使用了。」使Ｋ大吃一驚的倒並不是發現了法院辦公室；而是發現自己居然對有關法院的事情如此一無所知。他承認，對於一個被告來說，一條根本原則是事事提防，永遠不處於措手不及的地位；如果法官在左面出現，被告的眼睛決不能漫不經心地看著右面——而他卻一次又一次地違反了這條原則。他的面前是一條長長的過道，畫室裡的空氣和這裡的空氣一比，就算很新鮮了。過道兩邊擺著長凳，和審理Ｋ的案子的那些辦公室之間的過道一模一樣。這麼看來，辦公室的內部佈置有特定的規則。當時沒有多少當事人來來往往。一個男人在長凳上半坐半靠著，雙手捂著臉，好像睡著了；另外一個男人站在過道盡頭一個光線陰暗的地方。Ｋ這時從床上走過去，畫家拿著畫，跟在他後面。他們很快便找到了一個門房——這些人雖然穿著普通衣服，但衣服上除了一般的鈕扣外，還有一顆金扣子，Ｋ現在已經能把他們辨認出來了——，畫家讓他拿著畫送Ｋ回家。Ｋ掏出手絹，捂著嘴；他不像走路，而是在跑步。他們快要走到過道盡頭時，姑娘們擁了上來；Ｋ終於未能避免和她們相遇。姑娘們顯然看見畫室的第二扇門開了，她們趕快繞著圈子趕到這兒來了。「我不能再送你了，」畫家笑著大聲說道，他已經被女孩子們團團圍住了，「下次再見吧，抓緊時間好好考慮一下！」Ｋ甚至沒有回頭看一眼。他來到馬路上後，叫過頭一輛馳來的出租馬車。他得甩掉門房，因為門房的金扣子使他心煩，雖然它看來並沒有引起任何別人的注意。忠心耿耿的門房上了車，坐在車伕旁邊，但是Ｋ吩咐他下了車。Ｋ到達銀行時，早已過了中午。他本想把畫扔在車內，但又怕哪一天畫家會問起這些畫所表達的意境；所以他只好把畫帶進辦公室，鎖在寫字檯最下面的那個抽屜裡，至少最近幾天不能讓副經理看見這幾幅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