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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五章 節 對晉代的偏好 文 / 照見五蘊皆

    由於言楓給巴拉克和系列巴拉剋剋隆人都安裝了計算力極強儲存空間超大的超級智腦芯片,而且在其中灌輸了無比海量的世界各地的神話傳說、語言文字、人文歷史等多種信息,巴拉克幾乎可以隨時查閱學習自己感興趣的內容。

    甚至還可以召集很多巴拉剋剋隆人一起學習鑽研相似相關的課題,並且分享腦容,形成集體智腦,共同分享智慧,這也是巴拉克總是不斷製造系列巴拉剋剋隆人的原因之一,因為相比言楓,他總感覺自己的大腦不夠用。比如他就沒有那種靈感,寫不出中國一些先靈先賢們所擅長的詩詞歌賦。

    或許是因為從事地理工作,出於對全球地理學家之先祖晉國裴秀的仰慕,巴拉克對晉代歷史有著特殊的偏好,也特別研究瞭解了晉武帝的生平事跡及晉代的頗多傳奇人物。

    晉武帝司馬炎,司馬懿之孫,司馬昭嫡長子,265年襲父爵晉王,數月後逼迫魏元帝曹奐禪讓給自己,國號晉,建都洛陽。

    歷史總是驚人地重複。大魏王朝從曹丕強逼漢帝禪位稱帝,到此時結束;而司馬炎也以此完全相同的手段讓魏帝禪讓而獲取了帝位,曹魏遂亡。

    之後於279年開始分兵伐吳,次年滅吳,統一全國。

    建國後晉武帝司馬炎採取一系列經濟措施以發展生產,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舉措是,司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並於次年頒布實施了《泰始律》,該律最初由他的父親司馬昭輔佐魏政期間開始籌備,命賈充、羊祜、杜預等人參考漢律、魏律開始編纂,到司馬炎建立西晉後不久完成。因頒行於泰始年間,故又稱《泰始律》。

    《泰始律》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點是「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

    之後太康年間(280年四月—289年)出現一片繁榮景象,史稱「太康之治」。

    不過之後有歷時十六年(291∼306)之久的內部戰亂,戰亂參與者主要有汝南王、楚王、趙王、齊王、長沙王、成都王、河間王、東海王八王,史稱「八王之亂」。

    在巴拉克看來,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是會稽太守王朗。王朗博學多聞,校注儒家經典,很有名氣。王朗到會稽後見當地人民仍然祭祀秦始皇,並且與夏禹同廟。王朗認為秦始皇是無德之君,不配獲得人民祭祀,於是將這行為取締。在任四年,獲得當地人民愛戴。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橫掃江東的孫策率兵進攻會稽,王朗的功曹虞翻建議避其鋒銳,但王朗不接納,堅持要守護城池到底。

    孫策打敗吳郡的嚴白虎之後節節進逼,王朗基於唇亡齒寒的原因,力排眾議接納了逃亡的嚴白虎,卻遭到虞翻的反對。之後派遣大將周昕與孫策作戰失敗,自知不敵而向中原逃亡。孫策因敬重王朗之才,未作加害,亦曾派張昭勸王朗為其效命,但王朗堅決不肯。

    後至中原,受到曹操的賞識在朝中任職,成為極力幫助曹操奪權的得力助手,與華歆等人聯手,使曹操得以晉陞至魏公、魏王。曹操死後則威逼漢獻帝禪讓帝位與曹丕,成為魏國建立的一大功臣。

    諸葛亮北伐時,王朗不顧已經76歲之高齡,與曹真等人於祁山迎戰諸葛亮。在陣前與諸葛亮挑起舌戰,然而被諸葛亮的言詞所駁倒,一時氣憤而自馬背上摔落而死。被稱為「武鄉侯罵死王朗」。

    雖然死得冤枉可笑,但其文學成就不可忽略,他生前著有《周易傳》、《春秋傳》、《孝經傳》、《周官傳》等,詩書議表更是不計其數,光《王朗集》便有三十四卷之多。

    公元246年12月起,以王朗所作的《周易傳》作為學習《易》學的人必須考核的內容,年年考核。

    而因為言楓創立的先靈派極為重視太極易理之道,所以王郎也因其所作的《周易傳》頗受巴拉克喜愛。

    而其孫女,是才貌雙全的王元姬,更是嫁給了司馬昭,即文明皇后,成為司馬炎和司馬攸的生母。

    之後在晉武帝司馬炎的統治下,西晉時代,人才輩出。

    公元282年,洛陽的人們紛紛購買紙張,原來有一個名叫左思的文人,寫了著名的《三都賦》,人們紛紛傳抄,引起了紙張奇缺,紙價飛漲,「洛陽紙貴」從此便流傳開去。

    「賦」是一種文體,兼有詩歌及散文的性質,極講究文采與韻律。據說,最早的賦是戰國時荀況的《賦篇》,一般賦都寫得比較短。而左思的《三都賦》不僅辭藻優美,鏗鏘有聲,而且長達一萬多字,成為舉世僅有。

    左思門第不高,母親死得早,他又是個結巴,小時學過書法、音樂和兵法,但都沒什麼成就。他的父親曾對人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現在還遠遠不及我年輕的時候。」這句話深深地刺激了左思,他從此刻苦攻讀,奮力筆耕,用了一年時間寫出了《齊都賦》,受到人們好評(全文已佚,若干佚文散見《水經注》及《太平御覽》)。公元272年,他決心寫出《三都賦》。「三都」,即鄴、成都、建業,分別是三國鼎立時魏、蜀、吳的都城。他感到自己資料缺乏,便向朝廷提出,要求當一名管理圖書和著作事務的秘書郎。晉武帝隨即同意了,並告訴他,凡是朝廷裡收藏的有關這三個都城的圖籍和資料,他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閱讀和查證。

    在晉武帝的關照下,左思這個出身寒門之人,用了十幾年時間,終於寫出《三都賦》。這是由《蜀都賦》、《魏都賦》、《吳都賦》三篇獨立又相聯結的賦組成的。寫出三個名都的概況、歷史、物產、風土人物和各自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面貌。《三都賦》一問世,立即轟動整個洛陽城,它不僅在中國歷史和文學史上有著一定的地位,而且對於考證、瞭解三國時期的歷史狀況,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詩也寫得非常好。著名的《嬌女詩》語言樸素,感情真摯,把對小女兒的疼愛之情躍然紙上,後來的大詩人陶淵明的《責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隱的《驕兒詩》等,都受到它的影響。

    在西晉的文壇中,最負盛名的要算陸機,被後人稱為「太康之英」。他的詩歌意新詞秀,講求形式的華美,以其深厚的筆力,優美的辭藻,純熟的技巧,表現了一種華貴之美。這種藝術追求,極大地影響了太康文學的藝術傾向。他的《文賦》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第一篇系統的創作論,對後世文學創作和理論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君子行》中「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的詩句,被不少後來的人所引用,以反映人們對政治環境和人生禍福無常的體會。

    陸機原本也打算寫《三都賦》,但因為左思已經寫了,他讀過之後自覺已經無法超越,於是放棄了這個念頭。

    陸機還是著名的書法家,所寫的章草《平復帖》流傳至今,是書法中的珍品。另外,據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陸機還有畫論,亦為佳作。

    此外晉代還有一位對先靈派科學有莫大貢獻的大家,是大醫學家皇甫謐,也是生活在西晉太康年間。他42歲得了風濕病,半身癱瘓,長期臥床,但他博覽群書,很有才華。晉武帝得知後,多次下詔要他出來做官,但他推說有病,婉言謝絕。

    他在病床上開始摸索針灸,一邊攻讀醫書,一邊在自己身上做試驗。經過7年苦心鑽研,他不僅治好了自己癱瘓多年的疾病,而且針灸技術越來越高,發現了不少針灸穴位,創立了自己的針灸理論,寫出了《針灸甲乙經》。此書不僅在中國醫學史上是一部偉大的著作,而且還流傳到國外,從公元6世紀開始,朝鮮、日本的醫生都把它奉為必讀的書籍。

    而巴拉克的生物克隆工程,特別是對克隆體的靈性基因再造和克隆人的靈能修行指導,都從這本書中得到了不少極重要的幫助。

    此外先靈派最看重中國古代先靈的道佛等修行,晉代在道佛方面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好時代。

    道家的養生學和養生術,是中國歷史上古代養生法術的主要源流。道家養生飲膳法,本於飲食有節,求其相合相生;基於飲食適中,六味以淡為主。

    而晉代道家代表人物葛洪指出:

    「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

    「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

    「飽食即臥,傷也」;

    「養生之法,但莫傷之而已」。

    梁代道家代表人物陶弘景也指出:「飲食多,則氣逆,百脈閉;百脈閉則氣不行,氣不行則生病」。

    道家經典曰:「體欲常勞,食慾常少,體勞無極,食慾無過,去肥濃,節鹼酸,能中和者,必久壽也」。

    可見,道家對於合理的飲膳也十分重視,對飲食有科學的見地。

    此外晉代還有得道高僧法顯(334年—422年),後趙平陽武陽(今山西省臨汾市堯都區一帶)人。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求法的大師,傑出的旅行家和翻譯家,比唐玄藏西天取經還早了數百年。

    他3歲出家做沙彌,20歲受比丘戒,常慨歎律藏殘缺,誓志尋求。遂於東晉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和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前往天竺求法。法顯等從長安出發,經西域至天竺,遊歷20多個國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經典,前後歷時14年,於義熙九年歸國。

    他寫出歷時15年遠赴天竺的旅行經過,兩年後增補為流傳至今的《法顯傳》,又稱《佛國記》、《佛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等。書中記述的地域甚廣闊,對所經中亞、印度、南洋約30國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產、風俗乃至社會、經濟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國和印度間陸、海交通的最早記述,中國古代關於中亞、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記,在中國和南亞地理學史和航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法顯是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回國,而留下記載的第一人,他還參加翻譯從天竺取回的佛經《摩訶僧祗律》、《大般泥洹經》等。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到了法顯時代,達到了一個關鍵時刻,一個轉折點,從過去的基本上是送進來的階段到主動拿進來的階段轉變。

    其實法顯並非西行第一人。中國西行遊歷第一人是公元260年西征的朱士行,他因讀《道行經》,覺得尚未盡善,遂往于闐,求得梵書正本九十章,遣弟子送歸,經竺叔蘭、無羅叉譯出,即今本《放光般若經》。最後士行終老于闐,所以法顯成為西行取經回國第一人。

    晉末宋初的西行求法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興起來的。根據《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統計,西行求法活動自朱士行而後,以晉末宋初為最盛。

    在中國,「第一」與「第二」之間的地位歷來懸殊,但之所以法顯名聲大不如玄奘,我們不得不感歎《西遊記》的文字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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