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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十五章 艱難時日(五) 文 / 陶純

    聶榮臻走向一輛放下後擋板的卡車,張蘊鈺一揮手,幾個戰士過來,連拖帶拉把聶榮臻扶上車廂板。那天有五級風,氣溫降到零下,67歲的聶榮臻站在車廂板上,講了半個小時。他說,幾天前剛剛進行的兩彈結合試驗,響在羅布泊,卻打在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心上,我們爆炸的是物質原子彈,它產生的巨大威力,卻來自不知強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彈,這個偉大的力量,正在引起強大的連鎖反應,強烈地震動著全世界。西方人說,中國取得了閃電般進步,像神話般不可思議。其實,這一切都來源於黨中央、**的英明決策,來源於廣大科學家、工人、解放軍指戰員的無私奮鬥!你們參加了這次試驗,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發揮了高度的智慧,夜以繼日地不怕苦不怕累,兢兢業業,保證了這次試驗任務的完成,這是你們的光榮,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是全國人民的光榮,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驕傲!」

    人們熱烈地鼓掌。掌聲經久不息……

    這天傍晚,從場區回到基地的張潔,頭一件事就是來馬蘭烈士陵園看看丁健飛。冷風嗖嗖,陵園裡黃葉飄飛,沒有一個人影。張潔來到丁健飛墓前,伸出手,把墓碑上的黃沙拍打乾淨,從隨身帶的軍用挎包裡,拿出一瓶酒,一個酒杯,兩個蘋果,放好。然後打開酒瓶,斟滿酒杯。她有很多話想對他說,就揀重要的說了。她告訴他,兩彈結合任務圓滿結束了,不用再牽掛了,好好休息吧。本來約好,任務一完,就結婚的,就當今天是咱們大喜的日子,好嗎?來,你的妻子張潔,敬你三杯酒。

    她端起酒杯,往墳上灑了三杯酒。她的眼裡,灑下兩行清淚……

    這時候,陵園門口,停下一輛小車,聶榮臻、張蘊鈺下車,走了過來。兩人久久望著張潔的背影。張潔感覺到什麼,猛地回過身來。張蘊鈺說:「張潔,聶帥來看看丁健飛。」

    聶榮臻從張蘊鈺手中接過一束很樸素的小花,緩步走到墳墓前,彎腰仔細地把花放在墓碑上,然後,立正,抬起手臂,向著墓碑敬了一個長長的軍禮。

    張潔哭了:「聶帥,我代丁健飛,謝謝您老人家。」

    聶榮臻說:「丁健飛和你的事情我都聽說了,你們在羅布泊,經歷了風風雨雨,這是在和平環境中,進行的另一種形式的緊張戰鬥啊!丁健飛不幸犧牲了,我和你一樣難過。我是67歲的人了,在我眼裡,你們都是我的孩子,哪個孩子沒了,我這個做老人的,心裡都受煎熬,對不對?孩子,以後還會遇到很多艱難險阻,人生就是這樣,只要活著,就得堅強。你看那胡楊樹,大漠胡楊,什麼困難都壓不倒它。」

    聶榮臻眼裡噙著淚。張蘊鈺悄悄抹去眼角的一顆淚珠。張潔拚命克制著自己的情緒,用力點點頭:「聶帥,我堅強,我永遠都會堅強,請您老人家放心。在羅布泊生活過的人,再大的苦都能承受。」

    聶榮臻欣慰地說:「這就好,這就好。」

    黃昏,聶榮臻提著拐棍,在營院裡散步,看上去步伐很輕快。基地副司令張志善陪著他。張志善說,您走了有10里路了。聶榮臻說他一點不覺累,來這裡沒幾天,血壓降下來了,精神也好,吃飯也多,睡覺也香。這裡真安靜,全國恐怕已經沒有這樣安靜的地方了。張志善告訴他,基地除了文工團有人開始鬧,秩序基本是正常的。聶榮臻說,但願這裡能夠多安靜一些日子。

    臨開核基地之前,聶榮臻召集開了一個小會,地點在馬蘭招待所他住的套間。他說:「為氫彈原理試驗而秘密建設的工程設施,我們都看過了,工程速度之快,令人滿意。兩彈結合搞完,氫彈成了當務之急。李覺同志,張蘊鈺同志,現在外面不太平,氫彈到了節骨眼上,千萬要抓緊,一旦放鬆要誤大事!」

    張蘊鈺表示,核基地保證按時完成試驗前的一切準備工作。李覺卻面有難色,他匯報說,青海基地那邊,一切都亂了套,黨委被造反派踢開了,他這個院長,說話恐怕也沒人聽了,副院長吳際霖成了「三反分子」,遭到造反派扣押,人給打得不成樣子,王淦昌、郭永懷、陳能寬等主要專家遭到圍攻,科研難以進行下去。他還聽說北京那邊,彭桓武、朱光亞、鄧稼先、周光召等人也受到衝擊,家屬被株連,還有的家被抄了。又聽說劉傑也上了批鬥台,部裡也亂了。還有,很多工廠停產,工人參加「四大」,氫彈裝置所需要的核部件,無法生產……

    當天深夜,聶榮臻給周恩來發出一封電報,大意是:「進行氫彈原理試驗的工程建設進展很快,11月下旬可全部準備完畢,力爭在12月或明年1月進行氫彈原理試驗。否則明年2月以後,基地的氣候條件會變壞,基地的工作也不好安排。」

    與其說是聶榮臻擔心氣候條件影響氫彈原理試驗,不如說他更擔心政治氣候變壞,從而影響整個的國防尖端科研計劃的實施,不光是氫彈,當時還有衛星、核潛艇等等,這些雄心勃勃的計劃都在節骨眼上,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一來,大家都有風聲鶴唳的感覺,如不抓緊,有可能半途而廢,葬送在這場政治風暴之中,因為越是拖下去,以當時的政治氣候而言,越是難以把握。設想一下,如果當時周恩來、聶榮臻等人不是抓得那麼緊,氫彈,包括人造衛星、核潛艇等等,就不知要拖到啥時候了。

    此時在北京的周恩來,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漩渦中,他當然明白,聶榮臻所說的氣候條件,主要是指政治氣候。時間緊迫,如果現在不抓緊突破氫彈,就會犯下歷史性的錯誤,這項工作必須放在第一位。因此,周恩來指示二機部,無論如何困難,都要抓緊進行氫彈原理試驗的準備工作。

    李覺離開馬蘭時,聶榮臻再三交待,讓他回去後,無論如何要穩住青海那邊的局面,氫彈原理試驗,不能推後。李覺表示,只要還有一口氣,就得把這口氣用到氫彈試驗上。

    李覺離開後,聶榮臻和錢學森做了一次長談。聶榮臻憂心忡忡地說:「我抓國防科研10年了,三年經濟困難,蘇聯撤專家那時候,都不像現在這樣,心裡焦慮得很。政治氣候會影響整個國防尖端科研計劃的實施,氫彈,還有衛星、核潛艇,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一來,想不受影響已經不可能。如果因此而徹底擱下來,將來子孫後代會怪我們的!」

    他們說起衛星的事。錢學森說:「衛星那邊,情況和氫彈差不多。衛星技術複雜,工程龐大,涉及多個研製機構,尤其是科學院,是搞衛星的龍頭,可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科學院鬧得很厲害,趙九章、錢驥等很多科學家被當成『牛鬼蛇神』,受到衝擊,批鬥、遊街、反省,科研工作,都被迫停下來了。」

    聶榮臻說:「衛星決不能半途而廢!三年自然災害時,已經下過一次馬,難道這一回,還要下嗎?真要那樣,中國的人造衛星,不知要拖到啥時候了。也許等我見馬克思那一天,也看不到衛星上天了。真要是那樣,我不甘心!」

    錢學森說起衛星研製遇到的困難。就說衛星的名字吧……東方紅……按說寓意很好,**像太陽,人人敬仰。這個命名很明顯,突出了政治意義。但這裡也潛藏著一種非常敏感的政治風險,如果成功了,皆大歡喜;但是,一旦失敗摔下來,可能就是一場可怕的政治事件。衛星上天後,會奏響《東方紅》旋律,一旦因電池壽命等技術原因,旋律停了或者跑調,可能也會被追究是否故意給社會主義抹黑。

    聶榮臻沉默了許久,才說:「這些可能性都存在。但這個衛星,是屬於中華民族的,是中國人挺進太空的第一步,是一個偉業,一個壯舉,無論有多大的風險,都值得去冒。」

    這話讓錢學森眼睛一下子濕潤了,點點頭:「我懂了,無論如何都不能放棄。」

    聶榮臻又說:「在風浪中推進,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學森,我帶你來這裡的目的,就是想聽聽你對衛星研製的意見。」

    錢學森認為,現在衛星工程最大的困難,是測控網,不建好測控網,就是衛星研製出來,也沒法上天,上去也沒用。科學院的701工程處,是專搞測控網的,已經在打砸搶中陷於癱瘓狀態,工程處的專家們更是人心惶惶,無法正常工作。得想個法子,把這支隊伍保護好。

    聶榮臻說起不久前,總理給他打電話,說科學院亂了套,總理希望國防科委加強對運動的領導,絕不能讓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衝擊701的正常工作。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把衛星測控網的問題解決好,也就是把701工程處的專家們保護好,讓他們一心投入科研工作。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聶榮臻決定,再去一趟導彈基地。

    按計劃,聶榮臻的專機應該從核試驗基地直接返北京,可他臨時決定,途中在導彈基地落一下地,讓人有點措手不及。

    1966年11月17日,一架伊爾。14飛機降落在導彈基地的專用機場。李福澤、栗在山、張貽祥等基地領導去接機時,摸不清聶榮臻突然到來是為了什麼。

    見了面,聶榮臻說:「我這次來,是有件要緊事和你們商量。」

    聶榮臻告訴他們,現在科委機關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亂了,為了不影響整個衛星發射試驗的進度,衛星地面觀測台、站的籌建工作,想把它交給導彈基地管。李福澤、栗在山頓時愣了,面露難色。李福澤說,衛星測控系統,工程浩大,技術複雜,其難度不亞於再建一個發射基地。

    聶榮臻說:「我回北京後,讓總參發個文件,各個台、站的工程建設,由各大軍區組織實施。你們只負責站址勘選、設備安裝等業務工作。」

    李福澤急了:「可我們這方面的技術力量,肯定不行,遠遠不夠!」

    聶榮臻說:「科學院的701工程處,現在已無法正常運轉,乾脆交給你們。701的技術力量,能夠勝任工作。」

    李福澤一聽更急了:「聶老總,這方面的工作,難度非常大。701工程處,屬於地方單位,任務協調、人員管理相當複雜,讓基地來接管,是很困難的,我們吃不下!」

    錢學森也急了:「科學院的人現在正忙於搞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北京沒法安安靜靜搞測控網建設,照目前這個樣子,衛星的事,恐怕三年兩載都難以走上正軌。」

    栗在山說:「接管701,我們就擔心消化不良,誤了大事。」

    聶榮臻說:「你們不妨先吃後吐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先接收過來,慢慢消化,以後情況好了,再交出去也行。」

    李福澤等人仍在猶豫。聶榮臻動情地說:「同志們,實話說,現在我們遇到了很大困難,但不管困難多大,我們的人造衛星,一定要如期發射!現在再不抓緊衛星觀測台、站的建設,就趕不上了。我知道你們難,所以專門跑來,和你們商量,你們就算幫幫我,幫幫錢學森,幫幫中國的衛星吧!」

    聶榮臻的話讓在場的人為之動容。李福澤一一朝基地的常委們看去,沒人說話,都在點頭。李福澤有些慚愧地說:「聶帥,我們剛才不該猶豫的。為了中國的衛星,再難,我們干!」

    離開導彈基地之前,聶榮臻特意來到「東風革命烈士陵園」。這裡埋葬著自基地開始建設以來犧牲的所有烈士。冷風呼嘯,沙塵撲面,聶榮臻拄著拐棍,在李福澤陪同下,在上百座墳墓間緩緩走動。轉了一圈,聶榮臻說:「李福澤,有件事情我想拜託你。請你想著,在這兒也給我留塊地方。」

    李福澤愣住了,不知說什麼好。

    聶榮臻說:「人總有一死。將來,我來這裡,來陪這些士兵、科學家、工人……」

    李福澤被強烈地震撼了,他眼裡噙著淚,用力點點頭。

    1992年,聶榮臻去世後,部分骨灰安放在了他親筆題寫園名的「東風革命烈士陵園」之中,在他的身側,陸陸續續安葬著他過去的老部下們……孫繼先、李福澤、栗在山、高震亞等等。這也許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墓地,因為這裡安葬的,既有元帥,也有將軍、科學家、普通士兵和職工群眾。

    114.氫彈設計不能停下來,再難也要按期完成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青海金銀灘核研製基地雖然極為偏僻,但是運動卻搞得「轟轟烈烈」,兩個造反派水火不容,踢開黨委鬧革命,整個辦公樓做了武鬥司令部,把裡面的人都給轟了出來。昔日寧靜的草原,變成了武鬥的場所,大喇叭整天高喊革命和戰鬥口號,零零星星的槍聲,讓人不寒而慄。

    科學家們就是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研製氫彈原理試驗的裝置,以求早日進行氫彈原理試驗,檢驗氫彈理論設計的正確與否。

    吳際霖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兩派輪流鬥他,給他戴高帽遊街批判,回到辦公室時,他時常腦袋上都是糨糊,他顧不上擦乾,就滿頭糨糊來開會。為了不耽誤氫彈原理試驗,並且為了確保質量,王淦昌、郭永懷、陳能寬等科學家建議,核裝置設計與製造緊密配合,邊設計邊製造,平行交叉作業,爭取時間。

    吳際霖後來活活被整死了。聽說他的事情後,他母親想不通,在大衣櫃裡上吊自殺。他夫人精神失常,跳河自盡了。他的兩個女兒來看李覺,給李覺帶來一封信,希望幫忙澄清吳際霖的問題。自身難保的李覺在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幫助他們一家。**結束後,吳際霖獲得平反,李覺又把信還給他的兩個女兒,說:「做個紀念吧。」

    吳際霖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噓。這位中國核工業戰線的有功之臣,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在北京的鄧稼先,也不能倖免。

    有一天傍晚,他回到北醫三院的家,看到家門前一片狼籍,屋門上,砸上了一塊塊煤泥,這些煤泥是用尿和的,臭哄哄令人窒息。推開門,家裡也是一片狼籍,窗子破了,書房裡,書籍、手稿滿地都是。他心疼地蹲下來,一張張地撿拾手稿。

    身後有響動,他回頭一看,是妻子許鹿希進來了。許鹿希一身疲憊,頭髮凌亂。鄧稼先問:「他們,批鬥你了?」

    許鹿希說:「硬說我是彭真、劉仁黑幫分子,可我根本不認識這兩人啊。」

    鄧稼先伸手攬住妻子,妻子眼裡湧出兩行淚,鄧稼先替她擦去,安慰道:「希希,要挺住,啊?挺過去,就沒事了。」

    許鹿希後來回憶說:「鄧稼先從事特殊工作,他本人受到的衝擊小一些,我那時是醫學院的教授,天天挨批,運動幾乎將我逼到絕境。那時我身體很弱。可以說,風一吹就倒。稼先常常騎自行車來單位接我,經常加班,他也很疲倦,沒有力氣騎著走,他就推著我走,一邊搖搖晃晃走,一邊寬慰我:希希,會好的,會過去的,要挺住……」

    北京花園路核武器研究院,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有批判周光召的,批判鄧稼先的,批判於敏的。說周光召是「推行***資產階級路線的代表」、「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

    周光召邁著沉重的步子上樓,來到自己辦公室門口。辦公室門上,也貼滿了大字報。他小心翼翼地推開辦公室的門,鑽進屋,生怕把大字報碰破了。

    就這樣,一到辦公室,他顧不上別的,坐在桌前,拿起一組數據,用一個計算尺進行計算。

    那段時間,周光召也是因為出身不好,父母在國民黨時期幹過,一開始就被當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家被抄了三四次之多。可他並沒有放鬆對氫彈的研究。

    周光召回憶道:「那時正好在突破氫彈的一個關口,我雖然也有一些消極的情緒,但是我想無論如何要把事情做下去,因為如果中國的氫彈不能夠爆炸的話,顯然我們的歷史使命沒有完成。我就想,把這個做完了以後我就要退出了。」

    他又說:「我想我有錯誤大家盡可以批評,我還是問心無愧的,儘管我對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很理解,但我不想停下工作。」

    有一天,鄧稼先在辦公室哭起來。於敏、周光召推門進來,都愣了:「老鄧,怎麼了?」

    鄧稼先說他剛剛接到消息,他的三姐夫被打成特務,三姐受不了,打開煤氣,自殺了。

    大伙都知道,鄧稼先和他的三姐感情最深。三姐突然沒了,他萬箭穿心,難過得不行,抱頭痛哭,哭了很長時間。眾人都過來安慰他,他悲憤無言,兩眼癡癡地瞪著天花板……

    儘管一切都亂糟糟的,很多事情想不通,但鄧稼先、於敏、周光召、胡思得等人仍然爭分奪秒。鄧稼先說:「氫彈設計不能停下來,再難也要按期完成。」

    於敏說:「現在不搶時間,將來會後悔的,子孫後代會抱怨我們的。無論如何,我們的計劃要加速進行!」

    周光召提出,為了搶時間,也為了安全、保密,他建議,以後加班,就在辦公室,盡量晚回家,或者不回家。

    這個時候,劉傑被打成「叛徒」,人給拉到北京工人體育館的批鬥場示眾。錢三強幾次被抄家。劉西堯被周恩來任命為駐科學院聯絡員,可他也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被勒令到核武器研究院接受批鬥。張愛萍乾脆給抓了起來,一關就是五年……

    前面曾經提到***的大兒子劉允斌,他為第一顆原子彈最初的攻關,作出了自己的貢獻。1962年,要在包頭核元件廠建立鋰材料研究室,為以後的氫彈研製打基礎,需要從北京調人過去,有些人不想去,劉允斌主動報名,他說:「我爸爸總是教導我們好男兒志在四方,要幹事業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闖才行。」

    劉允斌去了包頭核元件廠,到了後,把一些社會關係不好、原來準備遣送走的技術人員通通留了下來,團結大家一起研究氫彈聚變材料,並很快取得了成功。

    就是這樣一個極為優秀的人,「**」爆發,***被打倒後,劉允斌被誣為***的黑孝子和蘇修特務,慘遭厄運,愛到種種侮辱和非人折磨。1967年11月21日晚上九點多鐘,他被批鬥了一整天之後,滿身傷痕,一瘸一拐地回家,和衣而臥。第二天凌晨,他在家屬區西北方向的路軌上,臥軌自殺。

    好人不見得有人報。很多人談起劉允斌,愛用這句話。

    造反派衝擊二機部的專家,很快被周恩來知道了。周恩來為此氣憤地拍了桌子,要求中央軍委嚴肅處理,國防科委、二機部要認真做好善後工作,對一些專家該道歉的道歉,該賠償的賠償,並將處理結果報告中央軍委。他還嚴厲要求,以後,一些從事機密工作的專家,名字不許上大字報。

    周恩來發火之後,核科學家們的處境,相對好了一些。

    聶榮臻也在想盡一切辦法保護與兩彈一星有關的科學家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是他在晉察冀的老部下,**期間,衛戍區司令這個位置十分重要。1966年下半年、1967年上半年,聶榮臻兩次找到傅崇碧,給了他一個名單,叫他派兵保護名單上的科學家,還特別叮囑,一定要保管好涉及到國防尖端的機密材料。

    一天,中央**小組的人命令造反派去揪斗七機部的專家。聶榮臻得到消息,馬上給傅崇碧打電話,下令「無論如何要保護這些人」。於是,任新民、梁守盤等科學家們,被請到七機部的一座僻靜的樓上。傅崇碧先是派一個連在樓下警戒,感到還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個加強連在此保護,對其它一些科研機構也加強了警戒。結果,造反派的計劃落空了。

    **很快知道了這事,她責問傅崇碧:「誰叫你保護這些『臭老九』的?」

    傅崇碧將軍晚年回憶說:「我也不能講是聶帥要我加強警戒,保護他們的。我就打了周總理的旗號,也打了**的旗號。**給我說過,不能叫知識分子『臭老九』,還說:『老九不能走』。就是這樣講的。」

    傅崇碧就這樣把**頂了回去。

    115.一點小病,已經好了,什麼都不耽誤

    1966年12月11日上午,周恩來在京西賓館主持召開中央專委會議,商討國防科委和二機部關於氫彈原理試驗各項準備工作的安排。周恩來頭天夜裡開會開到天亮,上午又去八寶山參加了一個追悼會,接著趕到京西賓館,早飯都沒有顧上吃。他剛坐下,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說:「總理來了,開會吧。」

    周恩來疲倦地說:「你讓我喘口氣嘛。」

    服務員端來一杯牛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周恩來端起來,默默喝下,說:「可以開始了。」

    李覺、張震寰匯報了氫彈原理試驗各項準備情況。匯報中,李覺打開一張氫彈試驗裝置示意圖,放在周恩來面前的地毯上,請他過目。圖紙上面,左角上印著**像,右角上印著「最高指示」。周恩來指著**像,嚴肅地說:「這樣把**像放地上,我心裡很不安,怎麼你們也搞這一套啊?」

    李覺搖頭:「總理,是造反派提出來的,不這樣不行,他們不依不饒。」

    周恩來說:「圖紙就是圖紙嘛!把**像印到這上面,不嚴肅嘛!如果誰不小心撕破了,滴上點墨水,不就又說不清了?又是一個政治事件!回去給他們講清楚,這樣不妥。」

    李覺說:「好的。」

    周恩來指指胸前:「我對**是很尊重的,你們看,我就戴這一個『為人民服務』。」

    這次會議,原則同意國防科委和二機部關於氫彈原理試驗各項準備工作的安排,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進行氫彈原理試驗。

    會議即將結束時,周恩來問葉劍英和聶榮臻,還有什麼要說的。葉劍英說,對於這次試驗引起的放射性沾染問題,要嚴格控制,要選擇適當的氣象條件,掌握好高空氣象,盡量避開、減少對試驗場區下風附近地區的污染。聶榮臻則說:「沒什麼可說的了。我請求中央,批准我到核試驗基地,主持這次試驗。」

    周恩來久久地望著聶榮臻,然後默默地點點頭。

    1966年11月下旬,寒風刺骨的羅布泊大戈壁灘,又一次迎來了參加核試驗的大軍,理論、設計、試驗、生產、裝配等等各路人馬彙集到這裡,準備進行氫彈原理試驗。羅布泊再一次沸騰起來,嚴寒似乎退卻了,政治風暴也暫時退卻了。

    1966年12月21日,氫彈裝置空運到試驗場。

    但在場區指揮部,張蘊鈺、張震寰、程開甲等人望著外面的風雪,卻是眉頭緊皺。因為各方面都準備得差不多了,就等天氣了。這幾天,場區雲底高度只有600至800米,還下著間斷性的小雪。

    離年底不到10天了,還能抓住一個好天嗎?

    氣象室報告,他們經過反覆研究預測推算,得出結論,陰雪天氣維持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短時好天。就是說,年前有希望讓氫彈裝置爆響。

    氫彈裝置吊到了110高的鐵塔上,進入待命狀態。

    短時好天什麼時候出現,是個必須說准的問題,因為」零時」定得比好天出現的時間早,就會出現全場焦急地在現場等天氣;」零時」定晚了,短時好天過去了,就失掉了良機。

    這一次,天氣把指揮部的領導折騰壞了。

    幸好,氣象小組綜合研究得出結果,預報12月28日中午,場區陰雪天氣可能一度好轉,出現適於執行任務的短時好天。

    程開甲認為,」零時」選在中午最好,因為當放射性煙雲到達下風方向的居民區時已是深夜,居民都在室內,不致受到影響。

    在現場坐鎮指揮的張震寰提出,那就給聶榮臻和周恩來報告,將試驗」零時」,定為28日12時。眾人均同意。

    不巧的是,聶榮臻臨出發前幾天,心臟病又犯了,他靜臥了兩天。周恩來辦公室來電話,說是總理擔心,怕聶帥出去身體吃不消。聶榮臻趕緊讓秘書回話,就說一點小病,已經好了,什麼都不耽誤。

    聶榮臻乘坐的飛機在馬蘭機場降落,聶榮臻拄著拐棍出艙門,眼前的景象令他一愣。迎接他的人,分成了三部分,最前邊是張震寰、張蘊鈺、李覺、程開甲、朱光亞等領導和專家,他們身後,是基地或其它參試單位的群眾代表,一看便知,這是兩派,他們中間留著好大的空地,這是在互相較勁,互相不服氣,這邊喊「歡迎」,那邊不做聲;那邊喊「歡迎」,這邊馬上閉嘴。

    聶榮臻不由得搖搖頭。

    坐進車裡,張蘊鈺介紹說,基地這兩派,平時搞大辯論、大鳴大放,互相較勁,不服氣,寫對方的大字報,但是一旦上了崗位,工作起來,還能夠做到互相配合,以工作為重,暫時並沒有影響到試驗準備和其它日常工作。聶榮臻憂心忡忡地說:「軍委命令,部隊不搞『四大』,可是很多單位已經不聽招呼了,這樣下去,怎麼行呀!」

    這一次試驗,核武器研究院的領導及主要專家李覺、朱光亞、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鄧稼先、陳能寬、周光召、於敏等人都來到了現場。但是因為周光召、於敏正受批判,沒有把他們安排在基地招待所,而是安排他們住進一間干打壘的土房子,房間極其簡陋、狹小,只有兩張床。時值寒冬,房間裡很冷。

    聶榮臻聽說後,指示有關部門,馬上安排他們住進有暖氣的招待所房間。見到周光召後,聶榮臻問他:「光召,哮喘病好了沒有?」

    當年他從蘇聯回國時,就患有哮喘病,生活最困難的時候,聶榮臻曾派警衛參謀給他送去一籃水果。七年過去了,聶榮臻還記得他的病,這怎能不使周光召感動?他的眼淚都快要下來了。

    27日夜,場區仍是雪花飄飄,天空陰沉。張蘊鈺、張震寰、李覺、朱光亞等人披著大衣,在雪地上走來走去,他們一夜不曾闔眼。在馬蘭招待所,聶榮臻站在窗前,望著外面飄飄灑灑的雪花,眉頭緊皺。

    黎明時分,依然在下著雪,天空陰沉沉的。張蘊鈺打電話給氣象室,問天氣到底怎麼樣。回答:「小股冷空氣的變化完全符合預報,現在天氣變壞,正是小股冷空氣加強靠近的反應,我們認為,可以按時進行試驗。」

    張蘊鈺興奮地說:「好!好!有什麼不利變化,及時報告!」

    張蘊鈺放下電話說:「可以進場了!」

    推舉氫彈裝置的鐵塔,在流雲飛雪中挺立著。周圍沒有一個人影。接近中午,雪漸漸停了,雲變薄且出現了裂縫。又過了一會,鐵塔上空,雲彩散去,出現了一片藍天。

    1966年12月28日12時,隨著一道強烈的閃光,蘑菇雲翻滾著直衝九霄,雷鳴般的轟鳴震撼著戈壁荒原……

    爆炸後取得了大量的測量數據,特別是取得了熱核反應過程、聚變威力等重要數據。根據對多種測量數據的綜合分析,此次爆炸的威力為12.2萬噸梯恩梯當量。氫彈原理試驗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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