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博覽 (轉載)三國人物散論之袁紹(一) 文 / 藍色煙火
世族、豪傑、遊俠?袁紹的一個側面
袁紹出身於汝南袁氏，這是當時最大的世族高門之一。他的高祖父袁安擔任過東漢王朝的司徒，此後，袁敞任司空，袁湯任太尉，袁紹的父親袁逢、叔父袁隗(kui)也都是三公。「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袁紹在政治上有著這樣的憑借，按照當時通例，展現在他面前的，無疑是一片錦繡的前程。但是，他有憑借，也有弱點。這個弱點是，他不是袁逢的嫡子，而是庶出的。後來袁紹的政敵就利用這點，對他大肆攻擊。袁紹的從弟袁術看見豪傑大多歸附袁紹，憤怒之下，曾經說過：「群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他又寫信給袁紹的政敵公孫瓚，「雲紹非袁氏子」(《後漢書#袁術傳》）。也是這個公孫瓚，當他與袁紹爭奪河北地區時，又公開上疏漢獻帝，指斥袁紹："《春秋》之義，子以母貴，（袁）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後漢書『公孫瓚傳》）由於袁紹的生母是「傅婢」，在當時士大夫眼裡，這是關係到綱常的大問題。因此，袁術站在袁氏嫡子的立場，就可以稱袁紹為「家奴」，還可以說他「非袁氏子」，公孫瓚根據《春秋》原則，也可以作出袁紹「地實微賤」的結論。對自身的這個嚴重弱點，袁紹當然是深為理解的。為此，他刻意為自己製造名聲，凡是有損於他的輿論，更竭力加以避免。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日：『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單車歸家。」(《後漢書#許劭傳》）許子將即許劭，汝南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郭泰齊名，「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同時，他和從兄許靖，又是所謂「月旦評」的主持者。這種「車徒甚盛」的貴公子行徑，袁紹是不願為許劭所見的，否則將影響到對他的輿論。這是一個頗為典型的事例。此外，在東漢王朝以孝治天下時，袁紹也竭力表現出他是一個孝行的實踐者。《三國誌.魏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說："（袁紹）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塚廬六年。」《三國誌集解》引周壽昌說：「紹為庶出，此必其嫡母也。然漢臣久不服親喪，紹為母服三年喪，又能追行父服，此正紹少年養名之時也。」這個意見是中肯的。所謂「養名」，就是藉以克服本身的弱點。這又是幾個頗為典型的事例。早在廬墓之前，袁紹的母親「歸葬汝南」,「會者三萬人」(《三國誌#魏志，武帝紀》注引皇甫謐《逸士傳》），說明袁紹當時的名望，已經有很大的號召力了。這是袁紹的一個方面。
但是，在這個戰亂時代裡，僅僅作為一名世族的代表人物是不夠的。因此，袁紹還有他的另外一面。《三國誌，魏志.袁紹傳》注引《英雄記》說："（袁紹）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惠棟《後漢書補注》卷一七：「孟卓名邈，伯求名?(yong)，子遠名攸，子卿未詳其名。」伍德瑜為伍瓊或伍孚。除吳子卿不詳外，對其他四個所謂「奔走之友」，這裡有一一加以考察的必要。
《三國誌#魏志#張邈傳》說：「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後漢書『黨錮傳》將張邈列為「八廚」之一，「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後漢書#鄭太傳》記載鄭泰對董卓所說的一番話中，稱「張孟卓東平長者」。梁章鉅《稱謂錄》說：「漢人舊語，多以長者為富貴之稱。」張邈「振窮救急，傾家無愛」，正是遊俠行為的一種表現。
《後漢書#何?(yong)傳》說：「何?(yong)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遊學洛陽。?(yong)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仇未報，而篤病將終，?(yong)往候之，偉高泣而訴。?(yong)感其義，為復仇，以頭酸（錯）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yong)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yong)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何?(yong)和袁紹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
許攸是南陽人。《三國誌#魏志#崔琰傳》注引《魏略》說：「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曹操）善。」又《荀攸傳》注引《漢末名士錄》說：「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濟難則以子遠為宗。」這是陶丘洪在袁術座中為何?(yong)辯解的話。因為袁術曾公並指責何?(yong)「三罪」，其中之一就是「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何?(yong)）親之」。陶丘洪強調了許攸的『』赴難」、「濟難」，而許攸又是何?(yong)的好友，兩人志趣相同，是同一類型的人物。
《三國誌#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說："（伍）瓊字德瑜，汝南人。」又引謝承《後漢書》說：「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後漢書#董卓傳》注引《謝承書》：』,（伍）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裴松之說：「謝承記（伍）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為瓊之別名奮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三國誌集解》引何焯、陳景雲之說皆疑即為一人。
張邈「少以俠聞」。何?(yong)雖然是太學生，得到賈彪、郭泰的賞識，但他能夠代友復父仇，也應該兼有遊俠性格。許攸既能「赴難」、「濟難」,又為何?(yong)所「親」，如上所說，兩人是同一類型的人物。至於伍德瑜，「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當然也是一名遊俠。袁紹是「遊俠」，他的四個「奔走之友」也是遊俠，說明在這個戰亂時代，能夠大顯身手的，袁紹這種類型的遊俠之士，即是其中之一。
此外，袁紹還有一個重要的朋友，就是曹操。《三國誌#魏志#武帝紀》說：「太祖（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曹操也同袁紹一樣，是遊俠，《世說新語#假譎（jue）》中還保存著「魏武（曹操）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的故事。可以看出，袁、曹二人的性格當時是相近的，屬於同一類型。
所謂「遊俠」，荀悅《漢紀》卷一o有過論述，他說：「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又說：「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荀悅表面上論述的，是西漢的遊俠之士，而所指實際是東漢末年的情況。當時的遊俠，除去那些「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的以外，即所謂「武毅」，他們有的在朝廷做官，有的還像袁紹那樣屬於「累世公族」．有的則是產家富於財」的夢長者」。他們所異於同濟的，是能夠「以救時難而濟同類」，這與西漢的遊俠是有區別的。
東漢末年的遊俠、是這個戰亂時代的產物。關於袁紹的遊俠生涯，《後漢書）作者范曄有過這樣的描述：「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左車右並）柴?，填接街陌。」同時．如上所引《後漢書#何?(yong)傳》所說，當黨錮之禍黨人遭到急難時，袁紹對「變姓名，亡匿汝南」的何?(yong)，不但「私與往來」,結成「奔走之友」，並與「私入洛陽」的何?(yong)計議，為「窮困閉厄」的黨人進行援救，「以濟其患、至於「被掩捕」的黨人，他們又」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在袁紹、何?(yong)的想救下，當時遭到迫害的黨人，,』全免者甚眾」。這種冒著生命危險的行動，正是荀悅所指的，「救時難而濟同類」,是當時遊俠的一種最高準則。《後漢書#袁紹傳》說：「、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袁）隗(kui)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壓力來自外部，是權勢驚人的大宦官趙忠；壓力來自內部，是家族之長的袁隗(kui)。在嚴峻考驗下，「紹終不改」，說明了袁紹「以救時難而濟同類」的堅決態度。
這裡還得討論一下所謂「豪傑」的問題。「豪傑」本來是一個一般的概念，如《淮南子#泰族訓》所說：「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在這個戰亂時代裡，這個詞卻具有特殊意義，所謂「豪傑」，即是豪族中的傑出人士。《後漢書#何進傳》說："（何進）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袁）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袁）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征智謀之士逢紀、何?(yong)、荀攸等，與同腹心。」這是袁紹應大將軍何進之辟，為什麼得到重用的原因，主要的一點，即是袁紹得到「豪傑」的擁護。《何進傳》又敘述袁紹等誅除宦官的建議，說：「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所召的有「前將軍董卓」、「東郡太守橋瑁」、』『武猛都尉丁原」,「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董卓、丁原儘管也具有遊俠身份，在這裡應該屬於「猛將」，不必多說。至於橋瑁等人，《三國誌#魏志#武帝紀》注引《英雄記》說："（橋）瑁字元偉，（橋）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從洛陽回到泰山發強弩的王匡，據《三國誌.魏志，武帝紀》注引《英雄記》:"（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從上引史料看來，橋帽、王匡當然不是「猛將」，而是在「諸豪傑」之列，王匡又是「輕財好施」的遊俠。以王匡為例，「豪傑」和「遊俠」兩者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
從上看來，袁紹在初露頭角的時候，除他的世族身份外，又是遊俠和豪傑，所結納的，主要也是這兩類，並得其擁護，成為他們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