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鐵馬冰河 明代營兵制(三) 文 / 魏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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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軍與兵的區別

    軍與兵並存，是明代獨特的軍事制度。顧炎武指出，「判兵與農而二之者，三代以下通弊。判軍與兵而又二之者，則自國朝始」。目前學術界對明代軍兵的研究，存在著一個比較普遍的錯誤，即認為兵即是募兵。這樣，軍與兵的區別就在於召募、是否世襲了。而實際上，軍與兵在組織形式上的不同，是軍與兵的根本區別。

    軍屬衛所，由小旗、總旗、百戶、千戶、衛指揮使、都指揮使，上而至五軍都督府統轄。衛所軍及官世襲，僅五軍都督府官及都司不世襲，為流官，由世職衛所官及武舉選授。衛所軍及官屬軍籍，攜帶家屬，世居一地，並代代相傳，基本上不再變動。每一衛所的駐地固定，軍士數額固定，將官設置亦有定例。總之，衛所制下權力分散，兵將分離。但景泰以後，兵部權力上升，兵部尚書總督軍務，奪五府之權，五府官變動虛銜。

    兵屬營，由什長、隊長、哨官、把總、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總兵統屬，直屬兵部。兵一般不世襲，但由衛所軍轉為兵者例外。兵無戶籍的規定，兵服役期限不長，一般不終身服役，多戰時創設，事畢汰兵撤營，但在重要的軍事防禦衛則常川戍守。營兵不隨家屬，更接近現代兵制。營伍官無品級，有者則是衛所制下的官品，無定員，不世襲。營兵與營將相習，戰時不需要朝廷任命，直接由總副參游統帶出征。將權相對提高後，兵可由將自行召募，召者與被召者關係密切，甚至在主將發生變故時，兵即散去。

    軍與兵在餉給形式及數量上也不相同。軍餉由屯田解決，屯田廢壞後，補以鹽課及民運，後亦部分取給於京運年例。而兵之糧餉全數取足於京運年例銀，或加派之新餉。數額也不相同，兵有安家、馬價、衣裝、器械等銀，月糧也較豐厚，而軍只有月糧，戰時或出征時才有行糧。

    軍與兵在使用上也不相同。兵漸漸取代了軍的作用。兵主戰，軍主守、主屯。「兵禦敵而軍坐守，兵重軍輕，軍借衛於兵，壯軍乃復充兵」。但兵並沒有徹底取代軍的地位，衛所制一直到明朝滅亡。清初改衛所軍為屯丁，部分保留了漕軍的職能，衛所作為一個軍事組織才徹底消失，而衛所作為一個地理單位而行政管轄機構取消的時間則更晚。

    明營兵制與衛所制官職常有同用之情況。一般(不很嚴格)地說，總兵、副總兵由公侯伯等勳臣及都督等官充任，參將、游擊多由都指揮使等官充任，守備、把總則由衛指揮及千、百戶充任。

    洪武年間的48衛所還只是一種備操編製，到永樂以後72衛所的五軍營和以前在性質上有所區別，不僅是備操編製，同時還是戰鬥編製，如永樂八年以後的北征。

    參將、游擊將軍等職，早已有之。太祖北伐之時就在正將軍、副將軍下置，為出征體制之常設官（常以總兵加將軍銜之舉）。只不過明初出征之兵常由衛所調發，待中葉以後營兵製成，乃分兩途，殊不為怪。

    明中葉以後衛所軍逃亡甚大，正統二年九月兵部統計，天下都司衛所逃亡軍士達120萬人，相當於全國額定兵員的一半左右。而至正德，據兵部尚書王瓊估計衛所逃亡數已佔額數的十之**。逃亡者多為精壯，未逃者儘是羸弱，故衛所軍毫無戰鬥力，不難理解。

    鎮戍兵的營制看來沒有統一，從總兵到把總均可獨立成營，人數參差不齊，編製規模懸殊。比如：

    《明經世文編》卷四一六中言：「五十人為隊，隊有管帖二人。五百人為司，司有把總一人。千人為哨，哨有干總一人。三千人為營，營有中軍一人。」同書中的卷二五二中又言：「伍人為伍，二伍為什，外立什長一名。三什為隊，立隊長一名。三隊為哨.外立哨官一員。五哨為總，外立把總一員。五總為營，俱屬主將一員」。

    何良臣的《陣紀》裡稱：「臣之編法，五人為伍，五伍為隊，五隊一百二十五人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為總，五總三干一百二十五人為營，五營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人為鎮。」

    嘉靖年間，山東鎮戊軍基本上以3000人編一營。據萬曆《明會典》記載，「嘉靖三十二年(年)議推，將山東民壯快馬步精選六干，分為二營」。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又議准，山東民兵自四十三年正月為始，務選足三干之數，推參將一員訓練」。

    戚繼光在隆慶年間(1567年一1572年)以都督同知銜總理薊州、昌平、保定、遼東四鎮練兵，以其步兵營為例，即按部、司、局、旗、隊序列編製。以12人為一隊，每隊設隊長1人；3隊為一旗，每旗設旗總1人，全旗官兵37人；3旗為1局，每局設百總1人，官兵共112人；4局為一司，每司設把總1人，官兵共449人；2司為一部，每部設千總1人，官軍共899人。3部為一營，設將官1人，中軍1人，火器把總1人，加上部以下官兵2697人，總計全營2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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