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京華煙雲 117我的祖國 文 / 光景
夜幕徐徐降臨。南京臨時大總統府門前已塞滿了各式車轎，孫中山正式宣佈解職的同一天，南京同盟會為其舉行餞別會。
明天，孫中山就要搬出南京臨時大總統府了。
「浮生難得半日閒。」黃興呵呵笑著，他現在是南京留守，真是羨慕死了孫中山。
宋大小姐見人都到了，將手一拍叫道：「開席！」
於是觥籌交錯，一百多桌豐饌從中堂排到兩廂耳房，上千的大小官員、簪纓貴胄，有的吆五喝六，有的交頭接耳，有的說笑打諢，有的串席敬酒，還有提耳罰灌的，確實熱鬧非凡。
剛入同盟會的唐紹儀此刻心裡有說不盡的得意，滿面紅光地手執酒壺挨桌勸酒，餞別會是他發起的，活動資金是袁世凱給的。
「叫戲班子開唱！」唐紹儀高聲道。
宋教仁扯住了唐紹儀道：「都是老掉牙的調子，誰耐煩聽！這裡現放著李大帥、於右任、蔡元培、黃克強，一幫子江南名下士，索性叫他們助一助樂，豈不大好？」
李想就坐在正廳第二席，早已聽見，忙假客氣的搖手笑道：「遁初兄別難為我，我弄個詩詞還湊合，哪裡會唱曲子，這破鑼嗓子要笑壞大家的！」
「我可李大帥都比不上，詩文更差遠了。」黃興也趕緊站出來搖腦袋。
同桌的幾個同志哪裡肯讓，便起哄道：「李大帥唱得最好的，我們在哈同的海上大觀園都聽過！莫不成把遁初兄的面子撂了？」
李想起身一揖，說道：「不好掃了大家的興，只得獻醜了，唱不好不許怪！」說罷，便清嗓子。
李想一向嬉皮笑臉的，這樣端莊嚴肅，不苟言笑的很少見，大傢伙見他這樣，都放了箸靜聽。
李想唱道：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
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
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這是美麗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明媚的風光
姑娘好像花兒一樣
小伙兒心胸多寬廣
為了開闢新天地
喚醒了沉睡的高山
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
這是英雄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
好山好水好地方
條條大路都寬暢
朋友來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來了
迎接它的有獵槍
這是強大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溫暖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和平的陽光
李想唱得認真，觀眾席上一片安靜。李想唱著唱著，看見前幾排都低下了頭，他以為自己唱出了毛病，太后現代了，心中有點不安，再往台前走了幾步，又看見後面的觀眾也低下了頭，最後，幾乎全場的觀眾都低下了頭。李想一邊演唱，一邊仔細觀察，果然動人的一幕映入了他的眼簾，那些低頭的觀眾都是在擦眼淚。他們在哭，李想也邊唱邊流淚。《我的祖國》是一首讓人永遠動情的歌，特別對為祖國流血pin命的革命人更是這樣。
掌聲雷鳴般響起。
黃興因道：「李大帥果然手段不凡，詞新曲新，更感人肺腑，激勵奮進，倒驚得老黃心癢癢，不等你來催，我也敷衍個曲兒，也是您的詞曲！」便接著唱道：
鍾山風雨起蒼黃
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距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未唱完，眾人已是投入合唱，氣勢磅礡。
歡鬧過後，孫中山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發表演說：
「諸君：
今日同盟會會員開餞別會，得一最好機會，大家相見，誠一幸事。
今日中華民國成立，兄弟解臨時總統之職，解職不是不辦事，解職以後尚有比政治要緊的事待著手的。
自二百七十年前中國亡於滿洲，國中圖光復之舉不知凡幾，各處會黨遍佈，皆是欲實行民族主義的。五十年前太平天國即純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後仍不免為**，此等革命不算成功。
八、九年前，少數同志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定三大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
社會革命為全球所提倡，中國多數人尚未曾見到。即今日許多人以為改造中國，不過想將中國弄成一個極強大的國，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罷了。其實不然。今日最富強的莫過英、美，最文明的莫過法國，英是君主立憲，法、美皆民主共和，政體已是極美的了，然國中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要想革命。蓋未經社會革命一層，人民不能全數安樂，享幸福的只有少數資本家，受苦痛尚有多數工人，自然不能相安無事。
中國民族、民權兩層已達，唯民生未做到，即本會中人亦有說：「種族革命、政治革命皆甚易，惟社會革命最難。因為種族革命只要將異族除去便了，政治革命只要將機關改良便了，惟有社會革命必須人民有最高程度才能實行。中國雖然將民族、民權兩革命成了功，社會革命只好留以有待。」這句話又不然。英美諸國因文明已進步，工商已發達，故社會革命難；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故社會革命易。英美諸國資本家已出，障礙物已多，排而去之，故難；中國資本家未出，障礙物未生，因而行之，故易。
然行之之法如何，今試設一問：社會革命尚須用武力乎？兄弟敢斷然答曰：英美諸國社會革命或須用武力，而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用武力。所以，剛才說英美諸國社會革命難，中國社會革命易，亦是為此。中國原是個窮國，自經此次革命，更成民窮財盡，中人之家已不可得的，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但因此時害猶未見，便將社會革命擱置，又不可的。譬如一人醫病，與其醫於已發，不如防於未然。吾人眼光不可不放遠大一點，當看至數十年、數百年以後，及於世界各國方可。如以為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後圖之，失之晚矣！英美各國因從前未嘗著意此處，近來正在吃這個苦，去冬英國煤礦罷工一事就是證據。然罷工的事，不得說是革命，不過一種暴動罷了，因英國人欲行社會革命而不能，不得已而出於暴動。然社會革命今日雖然難行，將來總要實行，不過實行之時，用何等激烈手段，呈何等危險現象，則難於預言。吾人當此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將來資本家出現，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君主還要甚些，那時再殺人流血去爭，豈不重罹其禍麼！
本會從前主義有平均地權一層，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則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推行平均地權之法，當將此主義普及全國，方可無礙。
但有一事，此時尤當注意者：現在舊政府已去，新政府已成，民政尚未開辦，開辦之時必得各地主契約換過，此實歷代鼎革時應有之事。主張社會革命，則可於換契時少加變改，已足收效無窮。從前人民所有土地照面積納稅，分上中下三等，以後應改一法，照價收稅，因地之不同不止三等。以南京土地較上海黃浦灘土地，其價相去不知幾何，但分三等，必不能得其平。不如照價徵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貴地必在繁盛之處，其地多為富人所有，多取之而不為虐；賤地必在窮鄉僻壤，多為貧人所有，故非輕取不可。三等之分，則無此等差別。譬如黃浦灘一畝納稅數元，鄉中農民有一畝地亦納稅數元，此最不平等也。若照地價完稅，則無此病。
以後工商發達，土地騰貴，勢所必至。上海今日之地價，與百年前相較，至少亦貴至萬倍。中國五十年後，應造成數十上海。上年在英京，見一地不過略為繁盛，而其價每畝約值六百萬元。中國後來亦不免到此地步，此等重利皆為地主所得。比如在鄉間有田十畝，用人耕作，不過足養一人；如發達後，可值六千萬，則成一大富翁。此家資從何得來？則大抵為鐵道及他業發達所坐致，而非由己力之作成。數十年之後，有田地者皆得坐享此優先莫大之權，據地以收人民之稅，就是地權不平均的說話了。
求平均之法，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如地價一百元時完一元之稅者，至一千萬元時則當完十萬元，此在富人視之，仍不為重。此種地價稅法，英國現已行之，經解散議會數次，始得通過；而英屬地如澳洲等處，則早已通行，因其法甚美，又無他力為之阻礙故也。
然只此一條件，不過使富人多納數元租稅而已，必須有第二條件——國家在地契之中應批明國家當須地時，隨時可照地契之價收買，方能無弊。如人民料國家將買此地，故高其價，然使國家竟不買之，年年須納最高之稅，則已負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價以求少稅，則又恐國家從而買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兩法互相表裡，則不必定價而價自定矣。在國家一方面言之，無論收稅、買地，皆有大益之事。中國近來患貧極了，補救之法，不但收地稅，尚當收印契稅。從前廣東印契稅，每百兩取九兩；今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定一平價，每百兩取三兩至五兩，逾年不換新契者，按年而遞加之，則人民無敢故延。加以此後地價日昂，國家收入益多，尚何貧之足患？地為生產之原素，平均地權後，社會主義即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能抬價，則收買土地自易。
於是將論資本問題。欲興大實業，而苦無資本，則不能不借外債。借外債以興實業，實內外所同贊成的。前日聞唐少川先生言，京奉鐵路借債本可早還，因英人不欲收，故移此款以修京張，此可見投資實業是外人所希望的。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酖毒，不知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美國之發達，南美阿金灘、日本等國之勃興，皆得外債之力。吾國借債修路之利，如京奉以三年收入，已可還築路之全本，此後每年所進，皆為純利；如不借債，即無此項進款。美國鐵道收入，歲可得七萬萬美金，其他附屬之利尚可養數百萬工人，輸送各處土貨。如不早日開辦，遲一年即少數萬萬收入。西人所謂「時間即金錢」，吾國人不知顧惜，殊為可歎！昔張之洞議築蘆漢鐵道，不特畏借外債，且畏購用外國材料。設立漢陽鐵廠原是想自造鐵軌的，孰知漢陽鐵廠屢經失敗，又貼了許多錢，終歸盛宣懷手裡，鐵路又造不成功。遲了二十餘年，仍由比國造成，一切材料仍是在外國買的。即使漢陽鐵廠成功，已遲二十餘年，所失不知幾何。中國知金錢而不知時間，顧小失大，大都如是。中國各處生產未發達，民人無工可作，即如廣東一省，每年約有三十萬「豬仔」輸出，為人作牛馬；若能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則華人不用出外傭工，而國中生產又不知幾倍。余舊歲經加拿大，見中國人在煤礦用機器採挖，每人日可挖十餘噸，人得工資七八元，而資本家所入，至少猶可得百數十元。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即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
然不可不防一種流弊，即資本家將乘此以出是也。如有一工廠，傭工數百人，人可生二百元之利，而工資所得不過五元，養家餬口猶恐不足，以此不平，遂激為罷工之事——此生產增加所不可免之階級。故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無外社會主義。本會政綱中，所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亦即此事。現今德國即用此等政策，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美國現時欲收鐵路為國有，但其收入過巨，買收則無此財力，已成根深不拔之勢。唯德國後起，故能思患預防，全國鐵道皆為國有。中國當取法於德，能令鐵道延長至二十萬里，則歲當可收入十萬萬，只此一款，已足為全國之公用而有餘。
尚有一層，為中國優於他國之處。英國土地，多為貴族所有；美國已墾之地，大抵歸人民，惟未墾者尚未盡屬私有；中國除田土房地之外，一切礦產山林多為國有。英國礦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於地主之手；中國礦山屬官，何不可租與人民開採以求利？
使中國行國家社會政策，則地稅一項，可為現之收入數十倍；至鐵道收入，三十年後歸國家收回，准美國約得十四萬萬；礦山租款，約十萬萬。即此三項，共為國家收入，則歲用必大有餘裕。此時政府所患，已不在貧。國家歲用不足，是可憂的；收入有餘，而無所用之，亦是可慮的。此時預籌開消之法，則莫妙於用作教育費。法定男子五六歲入小學堂，以後由國家教之養之，至二十歲為止，視為中國國民之一種權利。學校之中備各種學問，務令學成以後可獨立為一國民，可有參政、自由、平等諸權。二十以後，自食其力，幸者為望人、為富翁，可不須他人之照顧。設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則五十以後，由國家給與養老金。此制英國亦已行之，人約年給七八百元，中國則可給數千元。如生子多，凡無力養之者，亦可由國家資養。此時家給人樂，中國之文明不止與歐美並駕齊驅而已！
凡此所云，將來有必達此期望之日，而其事則在思患預防，採用國家社會政策，使社會不受經濟階級壓迫之痛苦，而隨自然必至之趨勢，以為適宜之進步。所謂國利民福，道不逾此，吾願與我國民共參之。」
孫中山強調現在尚有比政治更要緊的事，把實現民生主義稱為社會革命。
孫中山的社會革命到底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革命？大多數聽了他演講的人依然無從知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人民「全數安樂」的景象令人嚮往。
很多人都認為孫中山在放大炮，簡直就像神話故事，李想以前也是這麼想，他覺得今天應該改變這個觀點。
中山先生說「輸入外資，大興工作。」後來的毛zhu席也說「中國取得獨立之後，可能大規模引進外資」，最後小平同志就是這麼做的，創造了改革開放的神話！
孫中山缺少的是一個實踐他理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