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352章 文 / 淮南老雁

    第352章

    這樣的事情是在大唐歷史上，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沒有發生過的。所以交鋒也蔓延到了早朝上。首先是禮部侍郎韋執宜上奏此事，請求上諭對這種有失君子風度的攻擊是否要加以整治，宰相武元衡就出班上奏道：

    「斯時斯事，衣冠世家竟然至於斯文掃地，實乃商賈驕縱之過。孟子曾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如今看來，商賈們哪裡還有治於人的樣子，已然是要騎到士人頭上了。臣不反對商人賺錢，那是商人的本分，但是妄言國事，誹謗世家，這已經超越了本分。臣請陛下下詔，重申士農工商四民界定，各安本分，不得混淆越制，違者嚴懲不貸，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大唐上下尊卑分明，才能使得士人專心於國事，才能使得大唐像個國家的樣子。」

    武元衡這一番話立刻引起了朝堂的熱議。支持者高聲叫好，從每個毛孔裡都流露出憤恨，而反對者卻大都沉默不語。戶部侍郎、度支鹽鐵使程異見不是個事情，出班奏道：

    「臣以為武相公所言有失偏頗。臣是掌管財賦的，知道是什麼在支撐著大唐這個龐大的國家。朝廷現在所收的賦稅，有一半多來自於商賈，商賈為大唐所作的貢獻是每年大幾百萬緡。商賈為朝廷做了這麼大的貢獻，要求些權力，要求些尊重不是很正常嗎？反觀某些滿口倫理綱常，忠君報國的世家，千方百計偷逃賦稅，與國蠹無異，這樣的人憑什麼非議這些餐風露宿賺辛苦錢的商賈？商賈花的是自己的辛苦錢，即使有些過分也可以容忍。不像某些人身居廟堂不思為聖天子分憂。假如沒有商賈，請問各位大人，這幾年朝廷平定藩鎮的錢從何而來？」

    自然有人回應說：

    「四方之民供之。」

    程異冷笑道：

    「這位大人難道沒有看過李吉甫相公的《永貞國計簿》嗎？民力凋敝如斯，天下哪裡還能供得起王師征伐？若非聖天子英明，開源節流，只怕到最後藩鎮未平，而民亂先起了。反正有些大人是明裡踩著一條船，暗裡踩著幾條船，天下大亂他是不怕的。」

    這話說的，太誅心了。當時就有人臉紅脖子粗地問程異這話是什麼意思，支持程異的人當然也不相讓，結果雙方居然就在朝堂上互相推搡起來。倒是讓高坐在龍椅上的李誦看了個稀奇：

    從來只聽說明朝流行這種老拳相向的風氣，沒想到在唐朝也看見了。

    最後還是韓愈看不過去，出班大喝道：

    「天子駕前，諸公奈何作頑劣小兒態！」

    才把眾人嚇住，跪倒請罪。這時候程異的官帽已經被打掉了，臉上居然也多了兩道爪痕。氣得李誦呵斥道：

    「有辱斯文，有辱斯文，真正有辱斯文，毀了朝廷體面的是你們！」

    最後以君前失儀每人罰俸一月。至於武元衡所奏的問題，李誦道：

    「大唐國土萬里，土地有多廣，心胸就應該有多寬廣。怎麼能因言罪人呢？防民之口，這是亡國之君才做的事情，朕不會做。再說，新政推行了這麼多年，得失功過確實需要好好檢討一番，由他們爭論去，爭論個是非曲直來只怕比開一百次經筵還要管用呢。」

    皇帝既然做出了聽之任之的姿態，兩邊也就只好把心思放在了把對方駁倒上。保守的世家和新興的重商的勢力互相攻擊的風頭甚至蓋過了經筵，蓋過了在邊境厲兵秣馬的數十萬將士。因為這兩者的互相攻擊也就是兩種道路，新政和舊政的交鋒。當互相攻擊試探之後，交鋒開始升級為對新政得失的探討，一些隱藏於幕後的手紛紛走到台前來，執筆著文，互相探討或者辯駁，這倒是讓許多有志於學問的人從交鋒中獲得了許多啟示。就連三月中開的經筵中心也在這雙方的爭辯上。這種局面完全脫離了那些本來在背後玩陰謀的人的預料，甚至連這些人都不自覺地被捲入到了爭辯中來，完全忘了自己本來的目的是什麼。

    倒是李誦，看熱鬧看得滿心歡喜，肚子裡有了新的彎彎繞。

    三月底，萬眾矚目的經筵在興慶宮隆重召開，宰相大臣，親王勳貴，名流隱士、學者報人、甚至包括僧人道士都濟濟一堂，共商國是。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研討會自然觀點也是五花八門，有一個不知道那個旮旯被刨出來的隱士老眼昏花，頭一天就提出法先王，尊周禮，甚至感歎說如果不這麼改他是寧可去朝夕和飛禽走獸相伴，也不願生活在大唐的陽光下，一副不食周粟的模樣，招來了噓聲一片。大會主席李誦的評語是：

    「這位先生用自己富含感情地語言為我們描繪了一副人民少而禽獸眾的時代，朕也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時代，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食物，不會因為土地和財富起多少衝突，只是現在距離上古之世已經前年，人民是那時的萬倍，朕無法讓人民減少或者禽獸增多，只好勞煩先生您自己回到上古吧，或者您趕緊去找王莽也行。」

    這只是一個花絮，不過這個花絮也給這次經筵訂下了尚今求實的基調。主持大會的是已經致仕的司空杜佑，也是以尚今著稱的大家,不說當了十幾年宰相的功績，就是他的一部著作《通典》都是當世數得著的巨著，和李吉甫很是有得一拼。不過杜佑明顯藏有私心，把自己的兩個孫子司議郎杜悰和一個更小的才十歲的杜牧走私進了會場。

    雖然各家學派眾說紛紜，但是焦點還是集中在最近的新舊之爭上，具體的就是國本問題，以農業為國本還是以商業為國本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根基在土地的宗室勳貴和世家大族咄咄逼人，而從中分化出來的新派卻是見招拆招，強調商業的重要性。重農派推出的代表是侍中嚴綬，以及三省的數名郎官，還有國子監的幾位博士，從晁錯的《論積貯疏》一直談到當今的商人薄情的現狀，而重商派的代表是戶部侍郎度支鹽鐵使程異，出面的支持者有中書舍人白居易和校書郎李紳。

    有國子監博士諷刺白居易和李紳道：

    「白舍人可記得當初所作《觀刈麥》乎？李校書郎可記得當年所作《憫農》乎。」

    並當眾朗誦白居易的《觀刈麥》和李紳的《憫農》道：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當初某讀到這兩首詩的時候，真是拍案而起，心道一定要結識這兩位關注民生疾苦的大詩人。在國子監任教，也把這兩首詩推薦給某的學生。孰料今日一見，大失所望，早知道不見也罷。」

    吟誦者的感情拿捏地恰到好處，悲天憫人之感頓出。而話語裡的諷刺之意也很是濃重，和今天白居易、李紳的立場一對比，內中暗指二人背棄當初立場的意思不言而喻。許多旁觀者的眼光立刻不友善地集中到了二人身上。不過站在程異身後的白居易、李紳二人卻面色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