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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七月，在人民解放軍向南方各省勢如破竹的進軍聲中，在新中國即將誕生、中華民族歷史即將揭開光輝一頁的日子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舉行。這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文學歷史的結束和社會主義時期文學歷史的開始。 文代會籌備工作是在解放不久的北平進行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大批華北解放區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北平，不久，國統區許多文藝工作者也陸續到達這個文化古都，加上原來在北平堅持文藝工作的人員，這就形成了中國新文藝大軍的首批大會合。三月二十二日，華北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和“華北文協”舉行茶會，招待在平文藝界人士，郭沫若在會上提議：發起召開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以成立新的全國文藝界的組織。這一倡議得到全体与會者的一致贊同。 經過三個多月籌備，文代會在七月二日開幕。先后与會的各民族的代表達八百二十四人(注：籌委會原定邀請的代表為753人，大會開幕后，實際到會的代表增加至824人(見《大會籌備經過》一文))，代表著大約七万多新文藝工作者以及數以万計的分散在廣大城鄉的舊戲曲和曲藝人員。毛澤東同志親臨大會講話，朱德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了賀詞，周恩來同志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大會總主席郭沫若在會上作了《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的報告，副總主席茅盾、周揚分別作了國統區、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大會听取了各方面代表的一系列報告和專題發言，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交流，產生了“全國文聯”和文學、戲劇、電影、音樂，舞蹈、美術的部門協會以及戲曲改革協會、曲藝改進會等組織，至七月十九日胜利閉幕。 這次文代會是各路文藝大軍的一次大會師。它既是大革命失敗以來被迫分离在國民党統治區与革命根据地的兩支文藝工作者隊伍的會師，“也是新文藝部隊的代表与贊成改造的舊文藝的代表的會師，又是在農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隊中的這三部分文藝軍隊的會師。這些情形都說明了這次團結的局面的寬廣，也說明了這次團結是在新民主主義旗幟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藝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團結、大會師。”(注：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33頁)中國新文學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統一戰線的運動。在“五四”以后長期的民族民主革命過程中，雖然也有一些人經不住考驗而被淘汰，但卻不斷有成批新的分子參加進來，使新文學階伍得到發展壯大。參加這次文代會的，就不僅有歷來進步的文學工作者，也有不同傾向、不同階級、不同方面的文藝家。包括曾被新文學陣營作為對立面批判的鴛鴦蝴蝶派的某些代表作家，后來也在現實斗爭推動下投入了這個統一戰線，寫出了具有進步意義的作品。在一些國家里，無產階級革命的胜利曾使不少作家流亡到國外；而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胜利，卻使廣大文藝工作者感到無比歡欣鼓舞，連一些多年遠居國外的作家也紛紛歸來。這是中國革命的驕傲，也是中國文藝工作者的驕傲。周恩來同志在政治報告中曾指出：“抗日戰爭期間在國民党統治區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也就是今天的大會發起團体之一，除了很少几個反動分子被淘汰以外，那個團体的文藝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團結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之下，并且他們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來參加了這個大會。”這些事實充分說明：第一次文代會是我國文藝界的一次空前廣泛地團結、會師的盛會。 這次文代會又是我國新文藝成就的一次大檢閱。“五四”以來的新文藝，雖然只有三十年歷史，但卻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涌現了許多优秀或相當优秀的作品，有力地配合了各個階段的革命斗爭，教育影響了千千万万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對歷史發展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与人民大眾經歷著共同的苦難和戰斗，有著共同的命運和悲歡。“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國新文藝運動的主流都是當時的革命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的戰斗單位。為了取得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和文藝革命的胜利，曾經有許多文學藝術工作者和英勇的中國人民一起獻出了他們的血和生命。在土地革命時期，有一些左翼文學家藝術家為國民党反動派所殺害。在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時期，有更多的文學藝術工作者犧牲在戰場上，犧牲在監獄中，犧牲在特務的手里。”(注：郭沫若：《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斗》，《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41—42頁)朱德同志在賀詞中指出：“文學藝術和革命斗爭，有這樣一個不可分离的關系，這是中國新文藝的光榮。”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對新文藝工作者給予十分親切而崇高的評价：“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你們對于革命有好處，對于人民有好處。因為人民需要你們，我們就有理由歡迎你們。” 這次文代會也是“五四”以來新文藝基本經驗的一次大總結、大交流。新文學三十年的發展過程，可以說一方面是向世界進步文學學習，從文學內容到表現形式無不現代化的過程，另一方面又是文學同人民群眾日益結合，同民族傳統密切結合，逐步民族化、群眾化的過程。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真正起點是“五四”文學革命；經過這場革命，中國文學才開始有了稱得上是現代民主、科學的內容，才開始有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因素，才開始与世界進步文學取得共同的“語言”。然而，三十年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后的歷史經驗證明，文學的現代化又必須与文學的民族化、群眾化過程相結合；只有實現這兩者的結合，新文學才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才能在人民中生根，真正為廣大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正如《大會宣言》所說：“這些年的經驗證明了毛主席文藝方針的卓越的預見与正确。文藝工作者和勞動人民結合的結果，使中國的文學藝術的面貌煥然一新。”也因為這樣，解放區許多代表在大會發言和紀念文章中所講述的他們与人民群眾、与工農兵相結合的許多經驗体會，受到了与會代表的极大重視和熱烈歡迎。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与郭沫若關于新中國文學藝術運動的總報告，都為全國文藝工作者提出了今后的任務，這就是：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指針，加強團結，加強學習，深八工農兵，熟悉工農兵，重視普及工作，切實改造舊文藝，使文藝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這些任務体現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初期對文藝工作的基本要求。它們受到与會代表的一致擁護，大會決議并號召全國文藝工作者盡最大努力貫徹執行。 在新中國誕生前夕舉行的這次文代會，是文學史上一次繼往開來的重要會議。它總結、發揚了新文學三十年中積累的成績和經驗，确認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為文藝界遵循的“共同綱領”，組織起一支規模宏大的建設社會主義新文藝的隊伍，開創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胜利以后文藝工作的新局面，將我國革命文藝推進到一個前程更為遠大的新時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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