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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廣大人民反壓迫、爭民主的群眾運動此伏彼起，一流高于一浪。進步的詩歌和雜文、散文，由于反映現實較為迅速，在那時光明与黑暗、正義与邪惡的搏斗中發揮了很大的戰斗作用，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會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有些作家們的詩歌，雜文，成了群眾運動中的武器。”(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48頁) 詩歌在國統區民主運動中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其中既有久經戰陣的老詩人的詩作，也有初上沙場的年輕詩人的戰歌。 郭沫若這一時期除了繼續創作借古諷今的歷史劇外，也以詩歌為武器向法西斯統治宣戰。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詩集《蜩螗集》里的大部分詩歌《包括新詩和舊体詩》，都是這個時期創作的。在這位杰出詩人的創作道路上，這部詩集不是主要的代表作，但有些詩敏銳的反映了那時的重大事件，抒發了人民的情緒和愿望，正如作者所說，可以作為“時代紀錄”(注：郭沫若：《蜩螗集·序》，《沫若文集》第2卷第43頁)。《進步贊》、《為多災多難的人民而痛哭》、《挽四八烈士歌》等篇，都是針對當時的重大事件而發，寫出了人民對反動派的巨大憤怒，對革命者的無限崇敬。這部詩集里抒情詩占多數，也有政治諷刺詩。詩人不僅直接抒發對黑暗的憎恨、對光明的期待，熱情高歌“火中的鳳凰”，而且運用諷刺手法迂回地打擊敵人。如《進步贊》一詩針對國民党反動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在昆明鎮壓學生反內戰、爭民主運動的“一二·一”流血事件，用諷刺反語揭露敵人的法西斯暴行： 誰能說咱們中國沒有進步呢？ 誰能說咱們中國進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經進步成為“一二·一”了， 不信，你請看，請鼓起眼睛看看。 水龍已經進步成為了机關槍， 板刀已經進步成為了手榴彈，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劊子手們 已經進步成為了机械化的好漢。 詩人用“國會焚燒案又有了東方的翻板”這樣的詩句，一針見血地揭穿了國民党反動派的法西期主義實質。《這個就叫“最民主”》(注：發表于1947年2月26日《新華日報·新華副刊》，收入詩集中改題為《貓哭老鼠》)也是一首政治諷刺詩，辛辣地嘲諷了偽上海市長對被反動軍警槍殺的工人裝出貓哭老鼠似的假慈悲，揭露國民党玩弄“民主憲法”把戲的欺騙性。這些詩作表明，郭沫若對于當時已成為詩歌創作主流的政治諷刺詩，是積极參預和熱情支持的。 國統區政治諷刺詩創作熱潮是抗日戰爭胜利前后形成的，這同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國民党統治集團打著“民主”的招牌實行法西斯專政，廣大人民不但沒有享受到抗戰胜利的果實，反而再度被推進苦難的深淵。“詩人，從而抉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注：臧克家：《〈地層下〉序》)當時反動派的文化禁錮政策又异常嚴密，詩人們用自己的詩句作戰，不能不轉變斗爭的策略和方式，政治諷刺詩的涌現就是這种轉變的結果。同時，反動派的倒行逆施，构成了极大的自我諷刺，詩人們用詩歌形象地寫出這些“事實”，也就成了政治諷刺詩。 以政治諷刺詩貢獻于詩壇的詩人中，袁水拍和臧克家成就最高，影響最大。 袁水拍用馬凡陀的筆名在國統區報刊上發表的政治諷刺詩近二百首，絕大部分收集在《馬凡陀的山歌》及《馬凡陀的山歌續集》兩部詩集中，對當時國統區人民“反饑餓反迫害”的民主運動起過一定的促進作用，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過廣泛的影響。《馬凡陀的山歌》及《續集》中的詩歌，往往抓住某些社會生活現象加以描述，寓諷刺于敘事之中。作者對當時國統區內城市市民朝不保夕的生活處境和晝夜不宁的政治環境有著深切的感受，許多詩歌“從城市市民現實生活的表現中激發了讀者的不滿、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緒”(注：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第51頁)。例如，國統區通貨膨脹、物价飛漲給城市市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詩人抓住這一現象寫了《抓住這匹野馬》、《上海物价大暴動》、《長方形之崇拜》、《關金票》、《活不起》、《大鈔在否認發行聲中出世》、《如今什么都值錢》、《紙頭老虎——法幣》等許多詩篇，運用詩歌形象，對國民党禍國殃民的財政經濟政策從多方面加以揭露和諷刺。《抓住這匹野馬》一詩，把飛漲的物价比作橫沖直撞的野馬： 撞倒了拉車的，挑擔的， 撞倒了工人，伙計，職員， 撞倒了讀書的孩子， 撞倒了教書的先生。 …… 作者在詩中呼出了國統區人民強烈要求控制住物价的共同心聲：“赶快抓住它！抓住這匹發瘋的野馬！抓住這飛漲的物价！” 馬凡陀山歌不是停留在社會生活現象的描繪上，而是透過現象努力挖掘它的本質，引導讀者認清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源，激發人們對反動統治的不滿。馮乃超在評論中指出：“馬凡陀把小市民的模糊不清的不平不滿，心中的怨望和煩惱，提高到政治覺悟的相當的高度，教他們嘲笑貪官污吏，教他們認識自己可怜的地位，引導他們去反對反動的獨裁統治。”(注：馮乃超：《戰斗詩歌的方向》，《大眾文藝叢刊》第1輯)如《三万万美金的神話》、《大人物狂想曲》、《主人要辭職》、《一只貓》、《發票貼在印花上》、《万稅》、《海內奇談》、《這個世界倒了顛》等篇，諷刺鋒芒都指向國民党統治集團，對它的反動性和腐朽性作了有力的揭露。在《主人要辭職》一詩中，詩人寫道： 我想辭職，你看怎樣？ 主人翁的台銜原封奉上。 我情愿名符其實的做驢子， 動物學上的驢子，倒也堂皇！ …… 我親愛的騎師大人！ 請騎吧！請不必作勢裝腔， …… 針對國民党官僚假惺惺稱老百姓為“主人”，裝腔作勢自稱“公仆”，詩歌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引導人民認清自己所處的被壓迫被剝削地位，投入改變現實的斗爭。那時國民党政府巧立名目，用苛捐雜稅盤剝人民，詩人用“万歲”的諧音寫了《万稅》一詩加以嘲諷，詩中說： 印花稅，太簡單， 印葉印枝也要稅。 交易稅不夠再抽不交易稅， 營業稅不夠再抽不營業稅。 此外，抽不到達官貴人的遣產稅和財產稅， 索性再抽我們小百姓的破產稅和無產稅！(注：《馬凡陀的山歌續集》，第109頁) 詩歌勾畫出國民党統治下“万稅”的景象，表達了人民對反動統治者的憤怒。國民党統治集團打著“民主憲法”的招牌推銷法西斯獨裁政治的反動貨色，馬凡陀的山歌中不少詩篇針鋒相對地予以諷刺和抨擊。《這個世界倒了顛》一詩寫道： 這個世界倒了顛， 万元大鈔不值錢， 呼吁和平要流血， 保障人權坐牢監。 這個世界倒了顛， “自由分子”抹下臉， 言論自由封報館， 民主憲法變戒嚴。(注：《馬凡陀的山歌續集》，第128頁) 馬凡陀的山歌政治性較強烈，但不是標語口號的堆積，而是運用詩歌形象反映現實。詩人從魯迅的諷刺詩及雜文吸取了養料，運用“大抵倒是寫實”(注：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論諷刺》)的手法，往往選取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凝煉為詩歌形象，用來概括和表現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如《主人要辭職》中的“主人”，《公務員呈請漲价》中的“公務員”，《王小二歷險記》中的“王小二”，《大人物狂想曲》中的大人物”，都是作為形象出現在詩歌中，反映當時社會矛盾的某一個側面；《抓住這匹野馬》中的“野馬”，《一只貓》中的“貓”，也都加強了詩歌的形象性。在《一只貓》中，作者寫道： 軍閥時代水龍刀， 還政于民槍連炮， 鎮壓學生毒辣狠， 看見洋人一只貓： 妙嗚妙嗚，要要要！ 從“水龍刀”發展到“槍連炮”，這些形象已經尖銳揭露了國民党所謂“還政于民”的真相，加上“一只貓”，更把國民党對人民血腥鎮壓、對帝國主義獻媚乞討的內外政策描繪得維妙維肖。許多詩歌還選取富有典型意義的事實，用漫畫式的手法加以渲染，构成詩歌形象。如《發票貼在印花上》一詩，不但諷刺了國民党的苛捐雜稅、通貨膨脹，而且形象地揭露了國民党統治者依靠帝國主義瘋狂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 腦袋碰在槍彈上， 和平挑在刀尖上， 中國命運在哪里？ 挂在高高鼻子上。 馬凡陀的山歌在新詩的民族化群眾化方面作了新的嘗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作者從民歌、民謠、儿歌中吸取了藝術經驗，采用了五言、七言等多种群眾喜聞樂見的詩歌形式，語言朴素通俗，而且可誦可唱，形成了獨具一格、新鮮活潑的山歌。有些詩歌曾被譜成歌曲在民主運動中傳唱。有些詩歌被改編成活報劇上演。總之，馬凡陀的山歌在詩歌創作上代表了一种新的進步傾向，當時進步報刊發表了不少文章加以肯定和贊揚，如林默涵在評論中指出：“馬凡陀的山歌的方向，就是用了通俗的民間語匯和歌謠的形式，來表現人民(在他主要是市民)所最關心的事物，來歌唱廣大人民的感想和情緒。這是使詩歌深入人民，和人民結合的方向。”(注：《關于馬凡陀的山歌》，《新華日報·新華副刊》1947年1月25日)《馬凡陀的山歌》中也有一些內容淺薄誦俗、玩弄民間形式之作，如《洋孤孀哭七七》等篇，當時的評論者曾及時加以批評，建國后重印這部詩集時作者作了刪節。 袁水拍這個時期除了創作政治諷刺詩外，還出版了抒情詩集《沸騰的歲月》、《解放山歌》。《沸騰的歲月》中有一些國際題材的詩歌較為新穎。但這兩部詩集的成就和影響遠遠不如《馬凡陀的山歌》。 臧克家繼《泥土的歌》之后寫作了詩集《寶貝儿》、《生命的零度》和《冬天》。《寶貝儿》出版于一九四六年，收政治諷刺詩十七首。《生命的零度》出版于一九四七年，收短詩和長詩共二十九首，其中第一輯十首全是政治諷刺詩。同年出版的《冬天》，收抒情詩十九首，其中不少詩屬于政治抒情詩。現實中扑鼻而來的奇臭掩蓋了泥土的芳香，血和斗爭“已經驅逐了田園詩”(注：臧克家：《叫醒——給南國的一個陌生的農家的女孩子》，《冬天》第54頁)，詩人自覺地用詩歌參与了那時光明与黑暗的斗爭，用火与劍似的詩句“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注：臧克家：《向黑暗的‘黑心’刺去》，《新華日報》1945年6月14日)。詩人根据現實中發生的許多丑得不堪入目、臭得令人掩鼻的事件，寫出了《胜利風》、《人民是什么》、《槍筒子還在發燒》、《裁員》、《寶貝儿》、《謝謝了‘國大代表’們！》、《‘警員’向老百姓說》、《發熱的只有槍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許多諷刺詩篇，表達了對黑暗現實的強烈憎恨，憤怒地鞭撻了國民党統治集團禍國殃民的反動行徑。在《胜利風》一詩中作者寫道： 政治犯在獄里， 自由在枷鎖里， 難民在街頭上， 飄飄搖搖的大減价旗子， 飄飄搖搖的工商業， 這一些，這一些點綴著胜利。(注：臧克家：《寶貝儿》第4—5頁) 這是對抗戰胜利后國統區社會面貌的真實寫照，也是對國民党標榜“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尖銳諷刺。在詩人筆下，反動派下死勁喧嚷的“民主自由”，只不過是“擋不得雨，也遮不了風”的“破草棚”(注：臧克家：《破草棚》，《寶貝儿》第51頁)。統治者的“炫人眼目的那些什么告，什么書”，盡管“美麗得象一朵紙花”，但是“好話說三遍狗也嫌气”、“畫的餅儿充不了饑”，人們只相信“事實”才是真正的“寶貝儿”。自然，詩人十分明确，在反動統治下這樣的“寶貝儿”不可能“請出來”，詩歌只是揭穿反動派用謊言編織的面紗，還它猙獰丑惡的面目。《槍筒子還在發燒》一詩寫道： 掩起耳朵來， 不听你們大睜著眼睛說的瞎話， 癩貓屙了泡屎， 總是用土蓋一下。 …… 大破坏，還嫌破坏得不夠徹底？ 大离散，還嫌离散得不夠慘？ 槍筒子還在發燒， 你們又接上了火！ 和平，幸福，希望， 什么都完整， 人人不要它，它卻來了—— 內戰！(注：《寶貝儿》第19—20頁) 在迅速反映現實方面，在政治性和藝術性相結合取得較好成果方面，臧克家的政治諷刺詩和袁水拍的政治諷刺詩是相似的，但兩者的詩歌創作風格則不一樣。《馬凡陀的山歌》往往寓諷刺于敘事之中，比較接近敘事詩；《寶貝儿》、《生命的零度》則充滿濃郁的抒情色采，詩人火一樣的熱情熔化在詩中，既是政治諷刺詩，也是政治抒情詩。如《裁員》、《發熱的只有槍筒子》、《生命的零度》等許多詩篇都是詩人對黑暗現實強烈的憎恨和憤怒的控訴。 為了便于群眾接受，臧克家在創作政治諷刺詩時改變了過去注得雕琢近于典雅的詩歌語言風格，力圖把詩句寫得朴素自然。他說“雕琢了十五年，才悟得了朴素的美，從自己的圈套里掙脫出來，很快樂的覺得詩的田園是這么廣闊！”(注：《生命的零度·序》)《謝謝了‘國大代表’們！》、《‘警員’向老百姓說》等詩篇都是運用通俗的群眾語言對國民党的假民主真獨裁作了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 除了政治諷刺詩外，臧克家繼續寫作抒情詩和敘事詩。詩集《冬天》和《生命的零度》中的第二輯主要是抒情詩，《生命的零度》中第三輯是敘事詩。這些詩都寄托了作者對黑暗的憤懣和對光明的向往。在《冬天》一詩中詩人描繪“整個中國的土地，土地上所有的人民，一齊凍結在冰冷之中了”，大地“破碎”、“頹敗”、“凋零”，但詩人堅信：“這該是最后的一個嚴冬。”(注：《冬天》第8頁) 除袁水拍、臧克家外，綠原、鄒荻帆也寫過政治諷刺詩，但他們主要以創作政治抒情詩見長，運用不同風格的詩歌語言，抒寫人民深重的苦難及要求解放的強烈愿望。綠原的第一本詩集《童話》，列為“七月詩叢”之一，出版于一九四二年，收抒情短詩二十首。抗日戰爭胜利后又出版了詩集《又是一個開始》，收抒情長詩及短詩七首，還有不少詩散見于國統區的報刊。《童話》中的詩歌浪漫主義气息較濃，帶有某些童話色采。其中有歌頌勞動創造、贊揚革命進取的詩篇，如《霧》、《旗》等篇，剛健清新，有一定的感染力，但不少詩篇抒寫一個流浪到异鄉的青年的哀愁，調子比較悒郁。《又是一個起點》中的詩篇則思想明朗，視野開闊，現實主義精神大為增強，通過感情深沉的詩句，抒寫中國人民在三座大山壓榨下所遭受的深重的苦難，如《悲憤的人們》、《軛》、《你是誰？》等篇，具有較強的感染力。在《你是誰？》這首抒情長詩中，作者用感情色采濃重的詩句描繪了歷盡苦難但巍然挺立的中國的形象。詩歌寫道： 暴戾的苦海 用饑餓的指爪 撕裂著中國的堤岸， 中國呀，我底祖國， 在苦海怒沫底閃射國， 我們永遠記住 你底用牙齒咬住頭發的影子。(注：綠原：《又是一個起點》第167頁，海燕書局出版) 顯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何等悲壯的圖景！詩人對那些給中國人民制造苦難的侵略者壓迫滿怀著仇恨，在《軛》一詩中寫道： 是呀！兄弟 中國是滔滔的大海 有的人給水淹到頸子 有的人坐在他們底頭上茹毛飲血呀 中國是炎炎的火山 有的人焦頭爛額 有的人在用人皮做風扇呀(注：綠原：《又是一個起點》第167頁，海燕書局出版) 詩人不是停留在抒寫人民的苦難，而是激勵人們起來參加戰斗。要复仇，要反抗，是這部詩集中許多詩篇的主調，如《复仇的哲學》、《悲憤的人們》都貫穿了這個主調。在《复仇的哲學》中作者寫道： 燒吧，中國！ 只留下 暴君底 那本高利貸的帳簿， 讓我們給他 清算！(注：綠原：《又是一個起點》第32頁，海燕書局出版) 燒毀舊的是為了建設新的，詩人在抒情長詩《終點，又是一個起點》中充分展開了這個主題。詩人認為八年抗戰用鮮血換來了胜利，是一個“終點”，但又是一個“起點”，要用戰斗保衛“用多少回傷心的失敗換來的胜利”(注：綠原：《又是一個起點》第21頁，海燕書局出版)，用新的戰斗迎接未來。詩人用簡練而絢麗的詩句描繪了中國未來的圖景，盡管這些圖景較為空泛，但在黑暗的日子里能給讀者以鼓舞。 綠原的詩作在形式上接受了外國現代詩歌的影響，多數詩篇采用不拘一格的自由体，有些詩句還采用蘇聯無產階級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常用的階梯形式。從詩歌民族化群眾化的要求衡量，自然有不足之處，但作者注意詩句口語化，音節自然，便于朗誦，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產生過積极的影響。 鄒荻帆繼寫作《木厂》、《意志的賭徒》、《青空与林》、《雪与村庄》等詩集之后，這個時期繼續創作了許多詩歌，抒情詩后來大部分收集在《跨過》這部詩集中，政治諷刺詩則以史紐斯的筆名出版了詩集《惡夢備忘錄》。詩集《跨過》收錄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寫的詩歌十八首，其中多數是戰斗性較強的剛健有力的抒情持，較之詩人抗戰前期的詩歌作品調子更明朗高昂，詩句更朴實凝煉。長詩《中國學生頌歌》用感情熾烈的詩句描繪了“一二·九”以來中國學生運動壯麗的戰斗歷程，憤怒地揭露和鞭撻法西斯主義特務統治對學生運動的摧殘和鎮壓，把革命的學生比作勇敢的海燕和高翔的天鳥，熱情洋溢地歌頌了他們前仆后繼、英勇不屈的斗爭。詩歌寫道： 你們 站起來， 象海燕冒著暴風雨， 象天鳥 展翅在天郊， 我听見了你們的呼嘯啊。 …… 你們已經替反動派 撞響喪鐘了， 你們所呼喚的 已疾奔著來了， 燦爛的明天 永遠是你們底！(注：《跨過·中國學生頌歌》，原載1948年12月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第5輯) 詩人為紀念魯迅而寫的《跨過阿Q》一詩，熱烈呼喚著歷盡苦難而還未覺醒的人們，“從土谷祠里走出來呀”，“堂堂皇皇地象大樹一樣站起來”，“象山一樣站起來”，“走在光天化日的大路上”。作者寫道： 多夢的阿Q已經被壓抑死了， 讓我們從他底尸体上跨過去！(注：《跨過》第56頁) 《跨過》這部詩集中還有不少詩篇，是人民翻身的頌歌，如《宣化店之春》、《致家鄉》等篇。 政治諷刺詩集《惡夢備忘錄》是蔣家王朝末日到來時种种丑態和劣跡的寫照，諷刺鋒芒直接指向國民党統治集團的“大人物”。如《幽默的人》嘲諷蔣介石在人民解放戰爭打擊下陷入眾叛親离、狼狽可笑的境地。《我底遷都計划》勾畫和諷刺國民党反動政權的土崩瓦解。這些政治諷刺詩不僅刺向黑暗，而且反映出胜利即將到來的喜悅情緒。 在抗戰胜利后創作政治諷刺詩和政治抒情詩的熱潮中，黃宁嬰(1915—1979)在香港出版了詩集《民主短簡》和長詩《潰退》。詩集《民主短簡》收短詩三十三首，除《憤怒篇》這首抒情詩外，其余都是以書簡形式出現的政治諷刺詩。這些詩歌內容涉及很廣，從各個不同的側面揭露和抨擊國民党統治集團在抗戰胜利后變本加厲推行的反共媚外政策。如《給剿共的英雄們》、《給“愛國”的志士們》等篇，用諷刺性反語撻伐了反動派的“巢匪”、“戡亂”。《給剛開過的廣東省參議會》嘲諷統治者玩弄的假民主。《潰退》是一部近兩千行帶有強烈政治諷刺性的長篇報告詩，描述一九四四年三千日本侵略軍長驅直入我國西南數省，而國民党數万軍隊“只顧亡命不打仗”、“轉進又轉進”，大后方一片恐慌和混亂，人民遭受了一場巨大的災難。長詩通過這一“轉進”過程，有力地暴露和諷刺國民党統治集團的腐朽性，戳穿了國民党“領導”抗戰的神話。長詩中有風暴描繪、人物速寫以及各种小故事的穿插。詩句采用自由体，但多數詩句押韻，有民歌風味。 由于環境拂逆，詩人同群眾的實際斗爭往往被隔絕，在國統區難于產生象解放區的詩歌那樣正面歌頌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的長篇敘事詩，但詩人從自己所熟習的生活出發，也寫出了一些优秀的長篇敘事詩。除力揚的《射虎者及其家族》這篇著名的長詩外，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也是一篇富有特色的作品。這篇長詩最初發表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出版的《文藝雜志》，隨后出版了單行本。長詩有曲折的故事情節和鮮明的人物形象。故事從貧農的儿子然福和他的情人瓊枝在一個“村庄和田野熟睡了”的黑夜秘密相會開始。第二天然福离開了家鄉，去當了壯丁。瓊枝怀了孕，絕望地等待著“那不可知的災禍的來臨”。詩歌回敘了瓊枝和然福各自處于壓迫和被壓迫地位的家庭。瓊枝的父親山耳“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一個刻薄寡恩的老頭儿”，殘酷地剝削農民，逼死了然福的父親，拉走了几乎成為他家唯一財產的牛。山耳同有錢有槍的鄉長胡玉廷有利害沖突，為了緩和沖突，不惜犧牲女儿，把瓊枝許給胡玉廷的儿子，“那數目也計算不清的傻東西”。“第二年桃子花開的時候”，瓊枝被迫嫁到胡家，五個月后生下了孩子，立即被婆婆摔死。瓊枝在封建家庭的摧殘和鄉村輿論壓力下被逼成瘋子，“她飛跑在田野”，“哭叫在田野”。山耳為了挽回名聲，把瓊枝綁回家，“用繩子套著女儿的頸子”，暗中勒死，然后放出空气說瓊枝“哭著吊死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山耳，在家里卻奸污了自己的儿媳婦。封建地主階級的丑惡嘴臉，通過山耳這個形象暴露無遺。長詩最后以山耳在外鄉讀書的儿子認清了“家，污穢的，罪惡的淵藪”同地主家庭決裂作結束。作者通過這個悲劇強烈地控訴了封建地主剝削制度及其虛偽道德的罪惡，正如馮雪峰在《序》中指出：“作品所能給予的暗示，除了革命以外，再沒有別的能夠超脫的路了。”(注：馮雪峰：《〈大渡河支流〉序》)長詩悲劇气氛濃重，有時用景物加以烘托。在描寫瓊枝的嬰儿被活活摔死，瓊枝万分悲痛時，詩歌寫道： 風不要來！ 老鴉不要叫！ 梧桐葉子 不要哭號！ 曠野靜靜地 听這含羞的母親 訴苦吧！訴苦吧！(注：《大渡河支流》第七章) 盡管長詩在思想上藝術上有不足之處，但作者用感情激蕩的詩句不僅描述了一個令人悲憤的故事，而且描繪出一幅富有四川內地地方色采的舊農村畫面，顯示了作者在詩歌創作上的才華。繼這部長詩之后，玉杲在一九四八年又完成長篇敘事詩《人民的村落》。 除以上詩歌作品外，任鈞、方敬、金近、徐遲、蘇金傘等許多詩人在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也寫了不少詩篇。許多進步報刊陸續發表詩歌作品，顯示了在嚴寒的政治環境中詩歌之花仍然開放。此外，國統區還流傳過不少表現民不聊生的悲慘境況的民間歌謠。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更有反映湘西、黔東南苗族人民起義的敘事長歌轉輾相傳。納西族老歌手和錫典一九四四年參加了抗租斗爭，被捕入獄，作《獄中歌》，描述麗江文峰寺喇嘛迫使佃戶不得不起而斗爭的整個過程，具体入微，成為人民口頭創作的重要文獻。 在那些“四處都彌漫著飛揚跋扈的舊時代的陰魂，然而四處也都閃耀著圣洁無私的新時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沫若文集》第9卷第576頁)的年代，雜文、散文同詩歌一樣及時地配合了當時的民主運動。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抗戰文藝》、《文哨》，在桂林出版的《文藝生活》、《文藝雜志》，在香港出版的《野草》、《大眾文藝叢刊》、《華商報·副刊》，以及在上海出版的《文聯》、《文匯報·副刊》、《人世間》等許多報刊，登載了大量雜文、散文，運用迂回曲折、聲東擊西的戰術，向黑暗勢力進擊。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馮雪峰、何其芳、聶紺弩、林默涵等許多作家，都曾以雜文、散文為武器，抨擊“舊時代的陰魂”，迎接“新時代的晨星”。在反動派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禁錮下，雜文、散文不能不更加隱晦，但思想內容更堅實，筆鋒更犀利，對法西斯主義獨裁統治的憤怒之情溢于言表，而且表露出黎明即將來到的胜利信心。 郭沫若在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發表的雜文、散文，分別結集為《沸羹集》、《天地玄黃》兩書，出版于一九四八年。這兩部文集中有一部分是文藝評論和學術性論文，而大部分是針對時弊而發的雜感隨筆，密切地配合了當時的現實斗爭，洋溢著反法西斯主義的戰斗熱情，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民主的強烈要求，成為那個時代的剪影。民主戰士李公仆和著名詩人聞一多被反動派暗殺后，進步文藝界和廣大人民掀起了抗議、聲討反動派的怒潮，郭沫若奮筆寫了《讓公朴永遠抱著一個孩子》、《悼聞一多》、《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羅斯福》等義正詞嚴的文章，憤怒揭露和控訴反動派的罪惡，熱烈歌頌為人民民主而英勇獻身的戰士。《沸羹集》和《天地玄黃》兩書中的許多文章，不但气勢磅礡，而且表達了作者卓越的見解和深邃的洞察力。例如，在《學術工作展望》一文中提出“努力科學的中國化，中國的科學化，以科學的思維和方法來領導中國的一切，盡力爭取中國的民主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作徹底的斗爭。”(注：郭沫若：《天地玄黃》第356頁)把“五四”時期提倡的“民主”和“科學”精神提到新的思想高度，表現出作者的遠見和卓識。許多文章運用形象、比喻，對國民党反動派旁敲側擊，如《啼笑皆是》、《黑与白》、《天地玄黃》等篇。在《天地玄黃》一文中，作者以“天玄而地黃”來比喻那時國民党統治區混濁的政治局面，指出“療治時代瘧疾的奎宁或阿特布林，便是民主團結与和平建設，要用這藥劑來徹底消除法西斯細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注：郭沫若：《天地玄黃》第299頁) 除《沸羹集》和《天地玄黃》外，郭沫若這個時期還寫了回憶錄《洪波曲》以及報告文學《蘇聯紀行》、《南京印象》。《洪波曲》主要描述作者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歷。《蘇聯紀行》以日記体裁記敘他一九四五年赴蘇聯考察時見聞。《南京印象》用散文体裁抒寫他一九四六年以舊政協代表身分到南京為和平而奔走時所見情景。這些書內容堅實，有不少优美的篇章。在《南京印象》中有“梅園新村之行”一節，作者滿怀深情地描繪了為挽救民族危亡日夜操勞的周恩來同志。 同郭沫若的《蘇聯紀行》相類似，茅盾寫了《雜談蘇聯》和《蘇聯見聞錄》兩書，記述他訪蘇經過以及描繪在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建設面貌，在當時情況下起了一些宣傳作用。茅盾這個時期寫的雜文、散文大部分收集在《速寫与隨筆》、《見聞雜記》、《時間的紀錄》、《生活之一頁》、《脫險雜記》、《歸途雜拾》等文集中。其中《時間的紀錄》一書主要是諷喻現實的雜文和追悼怀念之文，其余各個集子多數是記敘性散文。茅盾從“五四”以來經歷過無數瞬息變幻的風云，對現實的觀察深刻而透徹，因而能以小見大，用小文章針砭“大時代”。他在《時間的紀錄·后記》里說：“這些小文章倘還有點意義的話，則最大的意義或亦即在于此。命名曰《時間的紀錄》者，無非說，從一九四三年——四五年，這震撼世界的人民的世紀中，古老中國的大后方，一個在‘良心上有所不許’以及‘良心上又有所不安’的作家所能記錄者，亦惟此而已。”(注：《茅盾文集》第10卷第438頁)作者在許多文章中告訴人們一個真理：無論是外國的還是中國的法西斯主義，其壽命都不可能長久。如《東條的神符》、《狼》、《雜感二題》等篇，明鞭國際的法西斯主義，暗中也捶擊中國的法西斯主義。除政論性雜文外，茅盾這個時期還寫了許多文藝評論和序跋，如《五十年代是“人民的世紀”》、《為詩人們打气》、《談歌頌光明》等篇，不僅筆致清麗，可以當作优美的散文，而且反映了文藝界的民主要求，批駁了文藝上反民主的思潮，在當時反壓迫爭民主的文藝運動中起了鼓舞作用。 在“五四”時期就以清新优美的散文稱譽于文壇的作家朱自清，這時期繼續勤奮地致力于散文雜文寫作，發表于《大公報》、《燕京新聞》、《知識与生活》、《新生報》等許多政治色采不同的報刊上，編成《論雅俗共賞》、《標准与尺度》兩書。《論雅俗共賞》主要是文學評論。《標准与尺度》有評論、雜記、書評、書序，談文學和語言問題的占多數，但也有諷刺黑暗現實的雜文。他面對殘酷的現實，以實際行動支持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党反動派的進步學生運動。他這個時期寫的雜文，如《動亂時代》、《回來雜記》、《論气節》、《論吃飯》等篇，以簡約而通俗的筆法，描述那時的社會生活現象，選取了人們司空見慣的事例，含蓄地抒發了作者對黑暗現實的憤懣。 國民党反動派在加強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治的同時也殘酷迫害革命的進步的文藝工作者。但進步作家并沒有屈服于反動政治壓力而放棄文藝這個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三十年代以來以魯迅為師、与魯迅并肩戰斗過的作家馮雪峰就是這樣。他在皖南事變后被國民党反動派監禁在“上饒集中營”，但走出這個人間地獄后仍然繼續參加戰斗，除了致力于文藝理論批評工作外，也積极從事雜文散文寫作，先后出版《鄉風与市風》、《有進無退》和《跨的日子》等雜文集以及《寓言三百篇》。《鄉風与市風》、《有進無退》和《跨的日子》收錄了作者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后在重慶、上海寫作和發表的雜文約一百二十篇。《鄉風与市風》、《有進無退》兩本集子中的雜文，往往把政治揭露寓于社會批評之中。如《再論“靈魂”》一文，談論所謂“靈魂”、“良心”、“惡”，但進一步追究“惡”的根源，就順藤摸瓜聯系到統治集團和社會制度，指出“不合理的社會支配勢力”是“一切的社會的惡的根源”(注：《鄉風与市風》第148—149頁)。《簡論市儈主義》、《論平庸》生動而細致地分析批判了市儈主義、平庸主義這類普通存在的社會現象，熱烈地贊頌了為人民利益而勇往直前的革命者。《跨的日子》一書中多數是短小精悍的政論，如《法西主義的特性与中國的法西主義》、《武力》等篇，諷刺和鞭撻了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統治。在雜文創作上，馮雪峰學習了魯迅雜文的戰斗經驗，注意把堅毅不拔的斗爭精神和靈活机動的作戰藝術結合起來，往往把尖銳的政治鋒芒隱藏于漫談、泛論之中。雜文的語言也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正如朱自清所指出：“著者所用的語言，其實也只是常識的語言，但經過他的鑄造，便見得曲折，深透，而且親切。……文中偶然用比喻，也新鮮活潑，見出詩人的本色來。”(注：《歷史在戰斗中》，《朱自清選集》第158頁) 國統區的黑暗現實，同革命根据地、解放區的光明景象形成了強烈而鮮明的對照，許多作家從這种對照中感到光明之可貴与黑暗之可憎。何其芳繼《星火集》之后寫作的《星火集續編》，抒發了這种思想情緒。這部散文雜文集收錄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間在重慶《新華日報》和其他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四十多篇，分為“自由太多”叢話、回憶延安、憶若飛同志及其他、雜談三篇等四輯。作者在抗日戰爭期間兩次往來于重慶与延安之間，對兩個不同的地區所代表的兩個歷史時代有著深切的感受；由于參加過延安整風，思想感情起了很大的變化，因而《星火集續編》較之《星火集》思想更明朗，筆調更洒脫。“回憶延安”及“憶若飛同志及其他”兩輯文章，熱情歌頌延安的新人新事，歌頌無產階級革命家，歌頌革命烈士。這類文章在當時國統區出版的報刊上是不可多見的，對國民党反動派的反共宣傳和“戡亂”政策是有力的駁斥。《星火集續編》中也有暴露与諷刺黑暗現實的雜文，如《“自由太多”叢話》、《异想天開錄》、《理性与歷史》等篇，雖隱晦含蓄，但對反動報刊顛倒黑白的宣傳報道進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駁，憎惡黑暗現實之情溢于言表。 抗戰胜利后，國民党反動派加緊了對進步文藝界的壓迫，大批作家被迫轉移到香港，利用當地特殊環境，創辦刊物，發表文章，出版書籍，繼續同反動派作斗爭。在香港發表的雜文散文，由于脫离國民党的文化禁錮圈，往往變隱晦曲折為明快暢達。聶紺弩的《血書》、林默涵的《獅和龍》等雜文散文集都是在香港出版的。《血書》一書收錄了作者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所寫雜文四十篇。分為上下兩輯，上輯文章總題為“禮貌篇”，主要是對文化界一些人士所散布的荒廖言論的批駁；下輯總題為“血書”，“主要的是對于舊世界的政治現象和執政者的一些訕笑，諷刺，撻伐。歸結為‘血書’者，一面表示以赤誠寫出，并無批評家認為‘玩世不恭’之意；一面也用‘血書’所談的對象和那些東西作一強烈對比，以襯映出舊世界如何丑惡。”(注：聶紺弩：《〈血書〉序》)這部雜文散文集中多數文章語言清新，文筆潑辣，說理透徹，常用富有諷刺含意的反語，如《狗道主義舉例》一文，主要用反語批駁“私產即人格”的資產階級觀點。《血書》是一篇熱情洋溢的散文，贊頌中共中央發布的土地改革文件是“用血寫的圣書”(注：《血書》第280頁)，盡管論述有不准确之處，但作者對解放區農民砸碎封建土地所有制獲得翻身解放表露出熾裂的感情，有較大的感染力。《獅和龍》一書大部分文章發表于香港《華商報·副刊》、《野草》等進步報刊，觀點鮮明，語言明快，在當時文化戰線的斗爭中起了積极作用。《獅和龍》這篇雜文，以龍象征反動統治者，獅子象征人民的力量。文章描述獅和龍的決斗，“胜利屬于獅子，是已經決定的了。”(注：默涵：《獅和龍》第105頁)向讀者暗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胜利即將來到。 此外，這個時期結集出版的雜文散文集還有：靳以的《人世百圖》，李廣田的《金壇子》《日邊隨筆》，夏衍的《邊鼓集》，唐濤的《識小錄》，秦牧的《秦牧雜文》，以及野草社編選的《論肚子》等等。 從上述詩歌、雜文和散文的創作情況可以看出，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許多詩人和作家，用文藝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服務比過去更自覺，詩歌、雜文和散文的主要內容從前一時期反對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揭露國民党的腐敗，轉向反對國民党法西斯獨裁統治，作品的基調從鼓舞人們反侵略斗爭的熱情，轉向激發人們對黑暗現實的憎恨。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胜利，許多詩歌、雜文和散文作品在諷刺撻代黑暗的同時，越來越清晰地表露出光明即將來到的信息。它預告著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奮戰，終于迎來了人民的新世紀，跨入了偉大的新時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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