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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表現抗日題材的小說

　　抗戰爆發之初，小說數量不如詩歌、戲劇丰富，但也出現了不少反映戰時新气象、鼓舞軍民齊抗日的短篇作品，其中產生過影響的，有丘東平的《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蕭乾的《劉粹剛之死》，端木蕻良的《螺螄谷》等。隨著作家對現實認識的加深和生活經驗的積累，這類以寫正面形象、歌頌新事物為主的作品，也逐漸擴大了題材，并且出現了一批中長篇小說，較為深入地表現出人們在抗日斗爭中精神面貌的變化。
　　丘東平抗戰初年在《七月》等刊物上發表的短篇小說，大多寫出了浴血苦斗中愛國軍民的倔強性格。《暴風雨的一天》用側面烘托的手法，塑造了狂風暴雨中堅守崗位的少年抗日游擊隊員形象。《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以真實有力的筆触，正面描繪了連長林青史在日寇強大炮火面前主動出擊、英勇殲敵的崇高行動和堅毅性格。作者曾親身參加上海“八一三”戰爭，目睹中國軍隊抗擊侵略者的壯烈場面，對實際戰斗有較深切的感受，因此，無論是彈火紛飛的戰場圖景，直插敵陣的曲折遭遇，都在作品里得到逼真的表現，這在當時是頗為難能可貴的。這些短篇小說往往具有悲壯的時代色調，它們一方面反映出戰爭初期人民奮起抗戰、慷慨悲歌的感人情景，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國民党軍政當局的腐敗無能及其与全民抗戰形勢的尖銳矛盾。林青史的榮獲戰功的連隊沒有被日本侵略者擊敗，卻在上司命令撤退的過程中遭到覆滅，這個悲劇本身就是對國民党當局不抵抗主義的有力暴露。丘東平本時期除与歐陽山、草明、邵子南合寫了中篇小說《給予者》(由他執筆)外，還作有長篇小說《茅山下》。這是他根据自己參加新四軍以后的戰斗生活經驗創作的。作品雖然還只完成了前五章，但已經展示了以茅山地區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据地交織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廣闊的畫幅。作品在反映根据地軍民對日寇漢奸的斗爭的同時，還貫穿著知識分子出身的青年干部周俊与工農干部郭元龍之間的思想性格矛盾。周俊充滿革命熱情，工作積极，但存在著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和動搖性，缺乏斗爭經驗；而郭遠龍則富有軍事斗爭經驗，工作上有魄力，但他卻以此傲視知識分子，有嚴重的游擊習气。他們之間的矛盾沖突客觀上提出了人民軍隊建設和發展中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知識分子出身的新干部与工農出身的老干部之間的關系問題。作品結合對敵斗爭的主線正面描繪了革命隊伍的內部矛盾，說明作者已比較深入地接触了人民軍隊的斗爭生活。但在工農干部形象的刻划方面，則有時离開生活的羅輯，顯示了較多的弱點。關于郭元龍不分敵我、包庇坏分子的描寫，与這個人物的正面品質不很協調，几乎成為刺眼的一筆。在丘東平的作品中，從三十年代初的《通訊員》到這部《茅山下》，往往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將某种變態心理(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的投影)強加到人物身上，致使工農形象受到損害的缺點。這說明作家与群眾結合進行思想感情的改造是要經歷一個較長期的艱苦過程的。《茅山下》對周俊思想性格的剖析，表明作者正在努力實現這一過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令人無限惋惜的是，作者尚未寫完這部小說，就在一九四一年日寇進攻蘇北根据地時，為掩護學生撤退而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与丘東平抗戰初期一些作品題材相似，蕭乾發表于《文藝陣地》一卷四期上的小說《劉粹剛之死》，也是寫國民党下層愛國軍官的抗日事跡的。作品以空軍少尉劉粹剛這個真人為主人公，表現他在困難條件下頑強作戰、壯烈犧牲的故事。劉粹剛自“八一三”以來接連鏖戰七十多天、擊落敵机十四架之后，第一次休假回家見到久別的妻子。但在回家的當天，他又毅然接受任務，帶領兩架友机掩護八路軍反攻娘子關，奪回失地。在經過重重艱險飛向太原時，因机場沒有燈光設備，夜間無法降落，只好返航。中途飛机油盡，劉粹剛打出最后一顆照明彈幫助飛机下降，自己則為保護飛机而堅持不跳傘，結果保住了机身，本人卻英勇獻身。劉粹剛的事跡与丘東平筆下林青史等人的英雄行這一樣，反映了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推動下國民党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抗日熱情，它表明了中華民族不甘做亡國奴的頑強戰斗精神。小說題材新穎，事跡感人，洋溢著抗戰初期特有的時代气氛。從戰前較少關心政治到寫出這樣有飽滿愛國熱情的作品，顯示了作者的進步。不足的是，蕭乾這篇作品對導致劉粹剛犧牲的國民党當局的腐敗無能缺少暗示，多少影響了小說反映現實的深度。蕭乾還寫有其他一些小說和報告文學作品，但都已不如這個短篇影響那么大了。
　　姚雪垠在抗戰初期以成功地運用北方農村口語，寫出農民在戰爭中的覺醒變化而受人注意。短篇小說《差半車麥秸》主要寫了一個綽號叫“差半車麥秸”(注：意即“不夠數儿”，不夠聰明)的農民游擊隊員，非常憨厚、純朴、善良，卻又帶著農民的某些落后意識和習气。他抱著“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認識參加了游擊隊，但時時惦念著家庭和土地。開始到游擊隊時，他稱呼人不叫“同志”，叫“二哥”；他相信“槍子儿有眼睛的。只要不做虧心事，怕啥呢？”因為愛惜燈油，晚上悄悄熄掉營房的燈，以致造成宿營隊伍的混亂；還在一次戰斗中偷拿了老百姓一根牛繩。但他終于被共同的艱巨戰斗吸引到集体中來了，逐漸習慣于集体生活，成為同志們“最有趣的好同伴”。他勇敢作戰，在一次激戰中身負重傷，卻仍然掙扎著要“留下來換他們几個”，關鍵時刻表現了不怕犧牲的英勇精神。這篇小說一九三八年在《文藝陣地》上發表后，以反映現實的迅速和刻划人物的真實生動獲得了廣泛的好評。中篇《牛全德与紅蘿卜》同樣寫了農村出身的人物在抗日戰爭中的變化。牛全德長期在舊軍隊中當過兵，他爽浪、講義气，卻沾染了嚴重的流氓無產者習气；外號“紅蘿卜”的王春富，是他同村的一個老實、膽小的自耕農；兩個人在縣城淪陷后同時參加了共產党影響下的一支抗日游擊隊，形成了性格上的鮮明對比和尖銳矛盾。但正如作者所說，這個中篇’決不僅止于刻划性格，它的主題是表現舊時代的江湖義气向新時代的革命責任感的漸漸轉移，偉大的同志愛終于淹沒了個人的恩仇。”(注：姚雪垠：《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及其他》，見怀正文化社1947年5月出版的《牛全德与紅蘿卜》第二版)牛全德盡管原先對“紅蘿卜”積有私怨，但在戰斗最激烈的時候，他深明大義，不僅保護了同志，并為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說的人物形象鮮明，語言生動，結构和諧；經修改后，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轉變過程顯得更為細致合理。它与《差半車麥秸》一起，都是作者自覺地實踐文藝大眾化方向的可喜收獲。姚雪垠在這一時期還寫有《春暖花開的時候》、《戎馬戀》(《金千里》)、《新苗》(《夏光明》)等長篇，大多反映抗戰爆發后的青年運動，有的還以少年儿童為主角，表現了民族苦難時代年輕一輩的救國熱情。其中《春暖花開的時候》雖然只完成了第一部，卻在比較廣闊的前景上，寫出了台儿庄戰役前后大別山下一個青年抗敵工作講習班的活動，較為真實地表現了國民党軍政机构的腐敗，地方封建惡勢力的猖獗，以及特務統治网的綿密黑暗，這一切扼殺著抗日救國的生机。作品中有不少心理描寫和寫景抒情頗富匠心。但作者筆黑過多地集中于青年人愛情的生活，有時流于“抗戰加戀愛”的俗套，加之“且寫且排，病在急就”(注：姚雪垠：《春暖花開的時候》第三分冊書前《致讀者》，1944年10月)，不及細加斟酌，顯得過于倉促粗糙。姚雪垠的創作后來有較大的發展。
　　在反映戰時農民生活方面，另一個有顯著成績的作家是艾蕪。他對勞動人民的生活比較熟悉，而且感情較深，因此抗戰后便很自然地將注意力集中在勞動人民這一抗日的主要力量方面。除中篇《江上行》寫知識分子在抗戰中的變化外，短篇集《秋收》及收在《荒地》中的部分短篇，都熱情洋溢地表現了戰爭在人民生活和性格上所引起的變化。《秋收》与《紡車复活的時候》兩個短篇在發表的當時有很大的影響。前者寫駐扎在一個村庄中養傷的一隊士兵在他們副官的帶領下幫助老鄉收割稻子的故事。作者沒有拔高國民党士兵幫助群眾的行動，描寫真實，有分寸；而且，抗屬姜大嫂一家對這些過去沒有好名聲的“糧子”看法的轉變，也寫得具体、細微，富于生活實感。小說生動真切地表現了全國抗日高潮影響下國統區軍民關系的某种變化，這是反映了生活真實并具有鼓舞軍民團結抗日的作用的。但是，那個國民党軍隊的副官動員士兵幫助老百姓的原因沒有寫出來(這在當時可能受發表條件的限制)，卻容易導致讀者產生對國民党軍隊階級本質的模糊認識。后者寫戰時洋貨傾銷暫時停止后農村手工業一度复興的情景。小說中一群農村少女，有的心高好胜，有的沉著朴實，各有性格特色，她們共有的勤勞、活潑和來自生產實踐的聰明才智，有力地渲染出戰時農村某种興旺景象。但作品沒有直接點明戰爭對農村生活的影響，也沒有一點關于階級矛盾的描寫，因此多少有些田園牧歌風味。除了上述兩篇較有影響的作品以外，《春天的原野》中在日寇屠刀面前威武不屈的農民游擊隊員滿天星，《受難者》中与投敵丈夫決裂的普通農婦尹七嫂，都表現了勞動人民的崇高的民族气節。這些短篇真實地反映了人民團結抗日的要求和抗戰初期社會生活中欣欣向榮的气象，在藝術上保持著作者慣有的人物描寫生動、生活气息濃郁、語言風格清新的特色。但因作者過于樂觀地估計了抗戰形勢，筆触未能深入到錯綜复雜的抗戰現實中去。《荒地》集里大部分作品開始轉向暴露國統區現實中的种种黑暗現象。作者說：“不幸寫這些短篇的時候，無邊無際的這种荒涼的景色，總圍繞在我的周遭，仿佛自己的影子似的，簡直沒法叫它退開……我要把周遭的荊棘、茅草、刺藤，盡量拔去。”(注：《荒地》集前《序言》，作于1941年11月12日)從這些敘述可以看到，作者對抗戰現實的觀察已日趨人面。但這些作品大多停留在一些表面黑暗現象的揭露上，描寫也比料瑣悄，与這個時期許多以暴露諷刺見長的作家作品比較，有著一定的差距。
　　在表現農民民族意識覺醒的作品中，比較突出的還有吳組緗的長篇小說《鴨嘴嶗》(后改名《山洪》)。這部作品以抗戰初期的皖南農村為背景，刻划了青年農民章三官的質朴、倔強、粗野的性格，寫出他逐步克服落后意識、投入民族解放斗爭的歷程。作品開始時，章三官便和在階級壓迫中逆來順受的他的大哥和奶奶不同，凡事不賣保長的賬，對這個地頭蛇十分鄙視。在對待日寇侵略是主和還是主戰的重大問題上，他反對保長的和平妥協的主張，堅持中國人要“爭口气”，是一個主戰派。他對保長和日寇的這种態度固然反映出他爭強好胜的倔強性格，卻更顯示了他的自發的階級意識和朴素的愛國心。但是，章三官由這個思想起點到投入抗戰尚有一個不小的距离。他有一個幸福的小家庭，自己勞動力很強，有多种謀生的技能，經濟上并不算最貧苦的。因此在戰爭中要拋棄這樣的生活上前線是不容易的。他曾一度想离家出走躲避抽壯丁，只在后來當戰火燒到了他的家鄉，不反抗日軍侵略便無法保衛家鄉和土地的時候，他才經過游擊隊的政治工作的啟發，決定參加抗日隊伍。作品深入到章三官的內心世界，通過細密的描寫，合乎現實生活和性格邏輯地寫出了章三官的轉變和成長。小說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人民群眾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偉大力量，對于地方頑固勢力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和他們對戰爭所持的消极態度也作了揭露。由于作者熟悉皖南農村各階級、階層人們的的心理、風習和生活，加以成功地運用方言，因而展現出鄉土气息濃郁的畫面。但作者當時生活在大后方，對于戰時皖南農村的變化和游擊隊的活動情況不夠了解，缺乏第一手的生活材料，加以寫作后半部分時，因故多次中斷，“耽擱日久，情思不屬”(注：吳組緗：《贅言》，見1943年3月時与潮印刷所出版的《鴨嘴嶗》第一版)，因而作品的后半部在揭示人物与環境的關系上不夠飽滿充分，結构前后不夠勻稱，尤其是關于游擊隊政治工作的描寫缺乏真實的生活內容，顯得比較貧乏、無力。作者本時期還寫過几個短篇。(鐵悶子)一篇寫蘆溝橋事變后不久几個在部隊中搞宣傳工作的文化人乘坐“鐵悶子”——一种裝貨物的車箱撤退途中所遇到的事。在崇高与丑惡，人民群眾高漲的抗日熱情与軍政當局阻礙抗戰的种种惡行相交織的圖畫中，作品寫到了各种人物，有憨厚質朴、熱心抗戰、愛憎分明的勤務兵，有在极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辦報、宣傳抗日的知識分子，有忠于職守、為人正直的部隊副官等等；其中又著重刻划了一個逃兵粗獷、憨直的性格，揭露了舊軍隊的惡劣習气對他的腐蝕，突出了他在火車被日寇飛机轟炸的關鍵時刻拚死搶救列車的英勇事跡。作者稱他筆下這些人物是“當時感覺到的腐朽中的‘神奇’”(注：《吳組緗小說散文集·前記》)。正因為作品把這生活中的積极一面表現了出來，所以能夠積极鼓舞人們對抗戰的信心。
　　在正面描寫抗日游擊活動的小說中，端木蕻良的《螺螄谷》是出現得較早、人物刻划也比較成功的一篇。這個短篇發表于《抗戰文藝》二卷九期上。作品通過一支游擊隊被困于絕境，終于依靠集体智慧殲滅了敵人的故事，寫出了几個頗具性格的人物，其中外號“山柴禾”的年輕游擊隊員馬亮的形象，塑造得尤為鮮明可愛。端木蕻良本時期還出版過長篇《科爾沁旗草原》(第一部寫成于戰前)和短篇集《風陵渡》等。其中《科爾沁旗草原》以“九一八”前十年間東北農民“推地”斗爭為題材，表現了農村的階級對立和人民的抗日要求，有較濃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
　　抗戰爆發后來到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小說作家，在創作上同樣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除前已敘述的丘東平以外，這些作家中還有丁玲、劉白羽、、楊朔、周而复、歐陽山、草明等。他們生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這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環境里，參加了各方面的實際工作，獲得了真正与工農兵群眾接触的机會，因而使自己的創作面貌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党領導下抗日軍民的斗爭生活，充溢著根据地蓬勃的新气象，出現了新的主題和人物。他們在表現農民和士兵民族意識的覺醒時，往往交織著階級矛盾的線索，作者的階級觀點比較明确，勞動人民的生活、斗爭和思想感情，較之國統區同一主題的作品表現得更為真實。但是，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進入根据地与工農兵接触的時間還不長，文藝工作者必須在与工農兵結合的過程中改造世界觀并獲得創作源泉的認識還不明确，對于工農兵新人物的思想感情還不很熟悉，因此，一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存著缺陷。
　　這個時期生活在延安的丁玲，她的短篇小說都收在《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和《我在霞村的時候》兩個集子中。与三十年代初期作品較多地表現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不同，此時丁玲的藝術視野更開闊了。不僅在《彭德怀速寫》里以簡練朴素的筆墨，生動地寫出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戰友，中國第一代無產階級軍事專家的威武平易的形象；而且在她的小說中，對工農群眾的描寫也有了更為真實的生活內容。例如，《夜》表現了一個公道正直的農村干部的优秀品質，寫得深刻感人，富有教育意義。《入伍》在与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怯弱性格的對照中，歌頌了戰士楊明才純朴、堅強的革命品質。曾被選入《解放區短篇創作選》(周揚編)并列為第一篇的《我在霞村的時候》，寫抗日根据地農村中一個名叫貞貞的姑娘，在被日本侵略者擄走并受到侮辱后仍然堅持送情報的工作。后來她回村時受到組織和同志們的關怀、照顧，她也平复了自己精神上所受到的創作，在組織的安排下离家學習，走現了新的生活。人物刻划生動真實，顯示出作者長于細膩的心理描寫的特色。除了這兩個集子以外，丁玲發表在《谷雨》創刊號上(后由《文藝陣地》轉載)的短篇小說《在醫院中時》，通過年輕女醫生陸萍在一個新建醫院中的所見所聞，揭露和批評了根据地某些部門中存在的管理不善以及小產生者的冷漠，自私，愚昧，也顯示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雖然敏感，熱情，然而缺少韌性，容易流于孤獨和脆弱，強調把希望寄托在知識青年与勞動群眾的結合上。小說的客觀意義在于，較早提示人們去注意一個經濟文化都很落后的國家會在革命過程中遇到怎樣的困難和障礙。不足之處在于：前半部分寫消极面過多，体現正确方向的老革命戰士出現得過晚，結尾過于匆促，因而讀來使人稍感壓抑。延安文藝座談會后，丁玲在深入群眾過程中逐步克服了創作中這類缺點。
　　戰前寫過短篇集《草原上》的劉白羽，進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寫了《五台山下》、《龍煙村紀事》、《幸福》等短篇集。其中大部分作品也以農民的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的覺醒為主題。《龍煙村紀事》一篇寫一個參加過雜牌軍隊伍但尚未失去貧苦農民勞動本色的庄稼人，如何擺脫舊軍隊給他的羈絆，清除惡劣習气而參加人民子弟兵的過程。《歌聲響徹山谷》在抗日反漢奸的斗爭中表現了一個農村少女是怎樣在党的教育下成長為基層干部的。《槍》一篇在嚴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矛盾的复雜關系中，通過一個貧苦農民由對地主漢奸的個人复仇到具有革命覺悟的成長歷程，突出了農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槍杆子的重要性這一尖銳主題。《金英》一篇合乎生活邏輯地寫了一個曾經被迫在日軍中工作、后來被俘的朝鮮女性的覺醒和成長，表現出中朝人民在反帝斗爭中的共同立場和戰斗友誼。作者在表現新的社會制度下真正覺醒起來的農民時，感情飽滿真實，階級觀點鮮明，而且大多注意了人物性格的刻划，思想變化過程寫得較為細致，敘述描寫中不時輔以抒情筆調，直接抒發對人物的由衷贊美。缺點是用語艱澀，人物動作性不強，心理描寫常失之孤立冗長。
　　楊朔(1913—1968)的中篇《帕米爾高原的流脈》以清除托匪漢奸的斗爭為中心情節，反映經過士地革命后邊區人民高漲的愛國熱情，將党領導下的邊區譽為中華民族复興史的起點。作品常出現优美的抒情筆調，雖未寫出成功的新人物形象，但人物的質朴心靈及西北高源自然景色的描寫，都能喚起人們對邊區生活的向往。
　　周而复的短篇集《高原短曲》中，寫于一九三九、四芳年的《開荒篇》、《播种篇》、《秋收篇》三個連續性的短篇，速寫式地勾勒出邊區開荒生產運動的一組畫面，描繪了新型的勞動及人們在勞動中的新的精神風貌，題材新穎，格調清新，雖然反映現實的深度不足，但有較為濃郁的生活气息。
　　本時期寫作的長篇小說中，齊同(1902—1950)的《新生代》是出現得較早的一部。作者原計划寫三部連續性長篇，“將從‘一二九’到‘七七’北方青年的思想變動忠誠地告訴讀者”(注：《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發刊小引》，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生代》)。當時已經寫完兩部，只發表了第一部，內容主要寫“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學生示威游行和下鄉宣傳等重大歷史事件。作者認識到：造成偉大的“一二九”運動的“奇跡”的，“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人類”，他所要寫的“是當時所應的實情”，是“有优點，也有缺點”，“會進步或者落伍”的“平常的人”(注：《新生代第一部“一二·九”發刊小引》，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生代》)。從這种現實主義的創作思想出發，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藝術地再現了“一二九”運動的許多真實的圖景，如這個運動發生前北平知識界的思想風貌，運動爆發時示威游行的壯麗場景，都寫得真實生動，富有時代气息。在運動逐步壯闊地展開的過程中，作品表現了各种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有“越打擊越斗爭越有力量”，性格各自迥异的堅強的革命者，有夸夸其談，害怕實際斗爭以至背叛革命事業的“學者”，有積极參加愛國運動，但理論不能聯系實際的教授……。主人公陳學海，是個由最初不問政治到后來積极投入斗爭的青年學生。小說對他的思想轉變過程，寫得真實而細密。這個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一心想通過讀書出國留學鍍金，但動蕩的時代使他無法安心讀書；他被抗日救亡的浪潮卷進了斗爭的風暴，卻間或還有些懦怯、動搖，也還不能丟開對反動政府的幻想。然而，他誠實、坦率，不斷地在實際斗爭中，從周圍同志的身上吸取力量，鑒別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思潮，也糾正自己的錯誤，終于經過一步一個腳印的認真探索，成為最早的“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隊員之一。陳學海的思想轉變歷程，對于抗戰爆發后知識分子繼承革命傳統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斗爭，很有教育意義。因此，這部作品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作品的缺點是：后半部寫學生下鄉与農民接触，因作者缺乏這類生活体驗而不夠充實有力，藝術上也有以冗長的敘述代替描寫和結构粗疏平板的缺點。盡管如此，《新生代》仍是抗戰前期較好的長篇之一。
　　抗戰前期的中長篇作品中，從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抗日武裝斗爭的，除前已提及的谷斯范的《新水滸》外，還有碧野寫于荊門前線的《烏蘭不浪的夜祭》和《三次遺囑》，于逢、易鞏的《伙伴們》，陳瘦竹的《春雷》，程造之的《地下》；寫知識青年戰時生活歷程的，則有田濤的《潮》，嚴文井的《一個人的煩惱》，碧野的《風砂之戀》等。這些作品的成就和傾向各不一致。從戰爭進入第二年起，特別是國民党對抗日人民實行高壓政策之后，另一類題材——即揭露國統區黑暗的篇什開始增多，并且出現了一批較有成就和影響的作品。小說創作又在別一方面呈現出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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